现代化变迁背景下乡村共同体衰落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用“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分别意指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中，在长期休戚与共的生活中，大家形成了一致的价值观、信仰，基于共同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认同，形成了“共同体”。在这种生活中，血缘、地缘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家族成员、邻里、亲戚是主要的交往对象，在共同的价值信仰与生活依赖的基础上形成了守望相助、亲密无间的人际交往模式。而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发达，人与人之间差别日趋扩大，基于理性、契约形成了异质性很强的“社会”。传统的农村村庄是共同体的代表，新兴的商业化城市则是社会的代表，由此也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滕尼斯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工商业及城市的发展，现代社会关系将瓦解并取代传统自然关系，由此出现“社会”取代“共同体”^[1]。

在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农村的封闭性被打破，农村日益呈现出开放与异质的新特征。在城市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农村的单一、传统、同质的特点受到冲击。农民的价值观呈现出分化与多元的新特征，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路径与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由单一走向多元，现代性因素使得农村社会呈现出复杂的新局面。城市社会的特点在乡村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农民个体的独立性逐渐增强，人们的理性在不断的成长。与此同时，受城市现代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乡村的认同逐渐减弱，传统的乡规民约、伦理道德对农民日常行为的规范作用在逐渐降低。在离农的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年远走他乡，与农耕生活决裂，到城市从事非农生产，体验现代生活方式。曾经作为精神归属与情感依赖的共同体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些乡村地区，“空心化”、“离散化”与“衰落化”成为农村共同体的发展趋势。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道德、习俗等发生不同程度的裂变。农村居民对传统的认同度大大降低，现代性的因素不断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实践中。农村的社会秩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重建农村秩序，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保持农村的稳定发展，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一）乡村共同体的转型与乡村文化的衰落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维持乡土秩序的是代代相传的道德和习俗。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礼治社会，是一个给人以充分的“在家”感的乡村世界，以人伦关系为依托建构起来的共同体。家庭、家族及村落等初级群体是村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这些初级群体中，依靠亲情和乡情的支撑，人们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互相支持、彼此沟通，在长期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对生活生产方式和所处的环境达到高度认同，最终形成农村社会公认的价值伦理。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自下而上、自然形成的内生秩序，这种秩序体现了人类的共同需要，在这种秩序中能帮助人们找到除金钱之外的幸福感与社会支持。乡村社会主要通过民间自发形成的传统习俗、乡规民约、宗族文化等非制度性的规范来自我整合和管理^[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现代文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农村居民在媒体宣传的影响下、在务工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模仿城市生活习惯与价值信仰，逐渐习得了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一定的理性分析能力。受城市现代文明的影响，农村居民的思想由封闭走向开放，狭隘的地域观念被打破，权利意识、自我观念得到增强。但是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给乡村带来理性意识的同时，也逐渐在消解维持乡村传统秩序的乡土文化。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乡村文化变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逐渐被农村居民所抛弃，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秩序遭受到破坏。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观念被带到农村社会，影响着农民的价值信仰。由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不平等的地位，城市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向乡村渗透，改变着农村居民朴素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农民原有的消费习惯、人际交往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乡村共同体的文化基础逐渐离散化。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生活阅历的限制，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接受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对于现代文明的科学、理性，部分农民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相反，城市的世俗文化、享乐主义的消费方式、功利主义思想，在农村社会迅速蔓延开来，逐渐淹没了农村居民淳朴的生活观念。农民的生产方式与日常生活行为日益商品化和市场化，部分村民逐渐放弃了一直秉承的朴素道德要素，传统道德呈现碎片化、边缘化态势。“金钱至上”、“利益第一”成为一些人指导个人行为的价值准则之一，在不断追求物质的过程中，传统的诚实守信、宽容大度等传统的民风在逐渐退化。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认为，纵观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现代化的“后果”，要么是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要么是传统失落带来“享乐主义”盛行。中国是一个缺乏抽象信仰的国家，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快速失落，“无公德个人”自然就生长起来^[3]。

（二）生产方式多元化、权利诉求日趋明显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形式非常单一，农民主要是以耕作农作物为主，在生产组织方面，主要是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与外界的联系非常少，生产呈现自给自足的特征。在农村封闭的场域下，形成了传统农民对乡村共同体的高度生活依赖、情感认同。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民谋生的唯一方式。参与工业生产、从事服务业经营等逐渐成为农民主要的生存方式。生产的多元化使得农民不再仅仅依附于土地，视野的开阔、生活的变迁使得农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周围的事务。同时在市场要素的驱使下，农民的生产、生活与城市社会的联系增强，不仅生产要素、生活元素等来自于城市社会，而且在文化方面也逐渐受到城市社会的影响。在市场交换、信息流动等的影响下，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呈现出与传统方式全面背离的新特征。在行为选择多元化、生产方式多样化的境况下，农民面对的是日趋开放的生活境遇与人生选择，他们不再局限于乡村世界，他们的未来选择更多的是在乡村之外。在这种情境下，农民对于乡村共同体的依赖与归属逐渐弱化，虽然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农村是他们的“家园”，但这个“家园”的意义已经今非昔比，农民对农村的资源依赖、价值依赖、归属依赖逐渐弱化，农村作为农民生活的共同体、情感的共同体、利益的共同体的作用逐渐被离散。

随着生产方式的多元化、资源获取渠道的多样化，集体以及村庄在农民心中的地位下降，农民与乡村共同体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被打破，个体从共同体的庇护中抽离出来，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全新选择。一方面是自由度的增大，另一方面带来的是共同体对农民个体的“庇护”越来越少。面对生活路径的多元化，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他们的理性化日趋明显，权利意识逐渐彰显。尤其近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农民已经同当前的现代化转型紧密连接在一起，他们的个体意识、公共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当前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显然落后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其未能建立起针对农民利益需求多样化的管理方式与策略，从而使得目前的社会治理机制无法应对农村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4]。

（三）共同体变迁下农村社会面临无序化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村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乡村文化衰落了。长久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采用的“乡政村治”的模式。村级组织作为管理的载体实际上大多是在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来农村基层的稳定与乡村秩序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随着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解构，“一切向钱看”“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影响着农民的思想，随着传统乡村文化的衰落，维持乡村基层秩序的“序”丢失了。共同体作为农民个体的精神寄托失去了认同的基础。转型期的农民不知用什么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生活的目的、人生的追求等更多来自于现实利益的驱动。在农民的法制观念、理性思维、规则意识等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农民个体的行为选择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还非常有限，面对纷繁复杂的变迁社会，农村居民的行为“无序化”成为农村的重要问题。传统道德的碎片化、居民行为的功利化、舆论监督作用的下降，农村居民的“越轨”行为日趋增多，这也使得近年来农村社会的犯罪率呈上升状态。

现代化是一个破坏传统社区（community）的力量，它以经济理性和社会流动的力量冲击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意识和情感性联系，并造成颠覆性后果^[5]。农村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分化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增多等一系列因素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城市化的冲击下，由于社会流动的增加以及农民异质性的增长，乡村熟人社会内部的共同价值认同与同质性社会需求与利益结构亦随之正发生分化，农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生活基础发生了变化，这对当前农村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的任务。相比之下，当前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仍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管”“控”模式，以较强硬的手段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随着基层社会实践的变化，目前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目标，无法保障与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也难以有效应对农民个体出现的日益增长的权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