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生存性智慧、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张乐天　陆　洋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一、问题的提出

1988年，海宁市有关部门检测了联民村一带的井水质量，发现井水中含有多种致病物质，不适合人们直接饮用了。村里传出许多人莫名其妙得癌症可能与井水有关。

2010年，我在联民村村民家里吃饭时得知，村里几乎没有人家会吃当年打下的稻谷，因为谷子里有很多农药残留，所以他们要把谷子存放一年以上，让农药残留挥发了才敢食用。

这两个例子着实让我震惊。

联民村处于长江三角洲，人类在这里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学会了种植稻谷。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精心维护着充满生机的土地，尽情享用着甘甜的井水。为什么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这里的井水就不能喝了，这里的稻谷也不能吃了？假如我们连最起码的生存环境都破坏了，那么所谓的发展又有何意义？我们又怎能面对子孙后代？

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二、生存性智慧：一种日常生活考古学的发现

为了解答今天的疑惑，也许我们应该先解密历史：半个多世纪以前，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从事劳作的农民们是如何生存的———让我们进行一次日常生活的考古学探索。

20世纪40年代，联民村一带几乎不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东西：没有电，没有农业机械，没有水利设施，也基本没有农药与化肥。60年代，当我（张乐天）作为知识青年回到老家联民村的时候，我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古老的村落。

农民们住在传统的砖房、泥房或者草房中，斑驳的墙面、泛白的门板、屋顶上褐色的瓦松，这一切都提示着岁月的沧桑。农民们使用扁担、粪桶、铁耙、镰刀，几乎所有的农具都可以在1637年刊印的《天工开物》里找到其原形，几乎所有的劳作都依靠人的体力。这里的土地高低不平：高处是地，地里种桑，但难抗旱；低处是田，田里种水稻，却难排涝。村里、村外的道路蜿蜒曲折，下雨天路面泥泞，一些农民挑着重担，艰难地跋涉。日复一日，农民们饭桌上吃着自家做的冬菜；年复一年，农民们身上穿着农家纺制的土布衫。

当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理解还十分浅薄。今天，当我重新回忆起那段乡村经历，尤其是那些让我不解的村里“有本事的人”，我似乎渐渐地体悟出这种“再教育”背后的真正含义。

在传统的村落中，许多农民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们真的很厉害，让我这个上海名牌中学的高中生自愧不如。陈青风识“水性”，是当时生产队里最优秀的放水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去给水稻放水，只要用耳朵倾听，就知道水“走”到了哪里，甚至还知道某一块田里的水已经有多少深浅。他去给早稻谷催芽，总用手去测水温，还准确地知道温水洒到谷子中以后，多少时间谷子会出芽。陈林宝是个蚕业技术员，走进蚕室，他用眼睛看一看，用手摸一摸，准可以告诉你很多有关蚕的情况，包括什么时候催青⁽¹⁾，什么时候吃叶，睡过几眠，生过什么病等。当然，他还会提出进一步养好蚕的建议。陈仲裔识“人性”。他三岁时双目失明，但是，周围方圆数里的人，只要在他窗口走过，他都能准确地告诉你这个人是谁，甚至这个人的一些情况。由于他具有更好的洞察人的本事，他成为远近有名的“算命先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仍然“挡也挡不住”有人慕名前来。

在联民村，他们都是有“本事”的人，但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因为村里有许多农民也像他们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本事”。有人识天，看一眼天上的云彩，就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下雨，甚至会下多大的雨；有人识猪，每次都会把猪养得肥肥胖胖的；有人识羊，产出的羊毛质量特别好；有人识地，最清楚什么样的地里适合种什么庄稼；有人识鸡，能准确区分一般的瘟鸡与禽流感；有人识阴阳，最能体察来自彼岸的灾异谴告；有人识礼仪，婚丧嫁娶都要请他指导；如此等等。

这些“本事”没有文字记录，甚至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但恰恰是这些“本事”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农民们应对大自然的历史与传统，构成了他们的生活与社会，更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观———这就是农民的生存性智慧。

农民生活在村落中，从自然中获取生存的资源。他们对自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直觉与感悟影响着他们的实践；而实践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又反过来不断建构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般来说，田地高低不平会影响水的排灌。岂不知，在农民们的眼中，高低不平的田与地恰恰是世世代代留下来的自然遗产，改造意味着破坏，保持原有的风貌才是正道。我下乡的时候，每年都要跟当地农民干一种农活，叫“挑稻干泥”。这是把水稻田里的部分土挑到较高的桑树地里。一开始，我心里很纳闷：田本来就低，为什么还要挑走田里的泥土？地本来就高，为什么还要加土？原来，长三角地区雨水较多，会把高地里的土冲入到低的田里。为了使田与地的高度保持原来的水平，需要把被雨水冲到田里的泥土重新挑回到地里。当然，对于桑树地来说，稻干泥可以增加肥力。同样的道理，还有罱河泥。每年雨水都会把田地里的一部分泥土冲入河塘里，这样农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罱河泥，以便把冲入水中的泥重新运到田地里，而河泥则是最好的肥料，它可以增加田地的有机质，保持土地的肥沃。

回想这些下乡插队的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生存性智慧是农民对周遭环境的前逻辑的、非推理的直觉，是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省式的感悟，也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感性实践。生存性智慧深深地植根于人对于自身作为“类”存在的领悟中，是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博弈中形成的一种世界观。其中的真谛在于，人唯有在生生不息的自然系统中保持适当的位置，才可能代代平安，世世昌盛。正是这种生存性智慧，确保了乡村生存环境的安全与宜人。

三、现代技术引进的制度性由来

然而，到了人民公社时期，所有这一切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被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打破了。而这场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并不仅仅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其背后的政治强制性推动，让农民们被迫选择了与传统的决裂。

1949年4月，浙北的解放开启了村落变迁的一个新时代。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按照中央关于农村发展“先农业集体化，后农业机械化”的指导方针，联民村一带先后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62年以后，人民公社过渡到“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体制，这种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体制，大大促进了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首先，新技术的引进基于集体土地所有制。在传统农业中，土地是农民家庭最重要的财产，每一个农民都十分珍爱自己家里的土地，以造福子孙后代。因此，农民对于新技术的使用十分谨慎，如果对其效用不十分清楚，农民是不会冒险采用新技术的。而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的好坏与农民家庭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农民对新技术的风险意识较弱。就这样，没有太多抵制，现代农业技术被大批引进农村。

其次，新技术的推广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压力。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被纳入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中，上级的意志层层贯彻下来，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制和政治的干预。生产队不得不服从上级的指示，因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为新技术的推广一路开启了绿灯，哪怕是那些不能推广的技术。例如，小麦的“深沟阔畦”技术在红江公社推广时，造成了深沟沟壁坍塌，麦田中的水排不出去，最终导致小麦减产。⁽²⁾

其三，新技术满足了人口增长对粮食的大量需求。人民公社把所有生活在村落中的农民“关”在村落中，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村落对粮食的需求也在增长。这样的刚性需求自然有利于能增加产出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农民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些技术对环境的影响，甚至对人体的危害。

因此，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过程首先是一种政治强制式的社会变迁，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然后才是从技术上改进传统农业。值得关注的是，“先农业集体化，后农业机械化”的中国农村发展战略极大地加速了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到人民公社解体的时候，村落已经形成了对农作物新品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依赖，这种依赖又有力地促进了新技术的引进。

四、强大的技术霸权，弱小的生存性智慧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去看，现代农业技术远远优于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人们有一百个理由选择抛弃传统的生存性智慧，采纳现代农业技术。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传统的生存性智慧中，与施肥相关的智慧占据着相当的位置。施肥要看天、识地，要知肥性、懂庄稼，要感知寒与热，顾及湿与干。其中包含的价值观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施肥不仅要做到让庄稼长得好，更要确保土壤本身的肥力。但是，化肥却以单一成分的有效性和节省劳动力等优势把传统的智慧边缘化了。以最常用的氮肥为例，碳酸氢铵、硫酸铵和氯化铵的含氮量分别为16．5%—16．8%、20%—21%和24%—25%，而农家最常用的猪粪含氮量只有0．5%—0．6%。从施肥所需要的劳动力来看，所有农家肥料的施用都十分麻烦，施化肥就方便多了，只要用手洒到田里就行了。然而，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如果用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形成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

庄稼的病虫害从来都令农民十分头痛。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们想尽各种土办法防治病虫害。例如，农民用深埋或者水淹的办法消灭稻根中越冬的螟虫，用洒油的办法来除虱子，用引蛾灯来消灭飞蛾等。但是，这些办法既花劳力，效果也较差。农药的引进为农民们带来了福音。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的高产很大程度上与农药的使用相关。然而，这些农药的药效虽好，可降解性差，农药用量增加会直接威胁粮食食用的安全性。此外，一些剧毒农药对人的身体也会造成危害。

农业机械的引进也受到农民普遍的欢迎。半个多世纪以前，联民村一带几乎所有的农活都靠人的体力。翻田用铁耙，脱粒用稻桶，浇水、施肥用扁担挑，运输用船摇。垦一亩田，就靠双手把660平方米的土壤翻个个儿，即便是有经验的老农也会磨破手上的老茧；浇一天肥料，全靠双肩挑担，息工时双肩的肌肉疼痛难忍；插秧是面向稻田背朝天，做完“双抢”⁽³⁾，谁的背上不晒脱一层皮？农业机械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活儿中解脱出来，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自然受到农民的追捧。1969年，几个回乡工人在会龙桥的一间草棚里，靠着简陋的工具，敲敲打打造出了一台稻麦脱粒机，这在当时是天大的喜讯，《海宁日报》用长篇报道的形式刊登了名为《草棚里飞出了金凤凰》的文章。然而，机器在解放农民劳动力的同时，也让农民疏远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土地，以往通过身体力行的农业劳动所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的亲近与呵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理念已不复存在了。

化肥、农药和机械，这一切都以无与伦比的单一效率霸占了传统农业劳动的生存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谁曾经反思过这一切背后所包含的工具理性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谁又曾经反思过简单地抛弃祖先们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生存性智慧可能导致的灾难？

五、技术“侵入”造成“无技术”后果

在传统村落中，生存性智慧的分布呈现出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分布实现着双重价值，两者都有利于维护村落内部的秩序。

在村落层面上，生存性智慧的非均衡分布形成了村落内部多元的权威结构。在联民村，农民们遇到稻田灌水的问题，总爱去请教陈青风；农民养蚕时看到蚕吃叶少了，睡觉太久了，都会让陈林宝来“识一识”。各种农活都有一两个特别擅长的人，当年的生产队长陈康颐每天就是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来派农活的。除了农活以外，其他方面的生存性智慧也是如此。陈双明是泥水匠，他不用任何仪器，仅凭双手与眼睛，就可以砌出笔直的二米高的墙，徒弟请教他，他就说：“只要用心去砌，就可以砌得好。”顾彩林是“佛头”⁽⁴⁾，村里有什么与佛、祖宗相关的事，大家都爱听她的。

在农民个体层面上，具有更多智慧的人可能获得更多的尊敬与满足感，而缺少智慧的人则有了榜样与努力的目标。这种尊重赋予人们生命的意义。联民村的竹匠陈林风曾经就是这样一个在村里不可小觑的人物。回忆起过去的风光，他的眼睛里仍旧神采奕奕。

我60年代拜师傅学竹匠，学的时候真是苦得很。劈竹篾，每天晚上双手都是血；编竹器，常常蹲得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经过三年的苦练，自己也做了竹匠师傅。那个时候，竹匠师傅吃香得很。竹匠的活很多，谁要做生活，得来请好几次。我呢，有的时候还摆摆架子。我不管到私人家里做竹器，还是到生产队里编竹匾，每天晚上都有酒喝。那时很多人想学竹匠，我收徒弟可以挑挑拣拣。隔壁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想学竹匠，还两次提着酒给我送礼。你看，那个时候我神气哇！⁽⁵⁾

然而，现代技术的“侵入”把传统的生存性智慧挤压出村落生活的空间，由此对生存性智慧的尊敬丧失了，与生存性智慧相关联的权威结构消解了。陈林风现在已经不能靠竹匠手艺吃饭了，他说：“现在可不行了，养蚕不用匾，运谷子都用车，我这个竹匠没有用场了。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篮子、草篓，到街上去卖都没人要。我所有的徒弟都改行了，竹匠这碗饭没法吃了，我这个师傅也没人睬了。”“没人睬”的不仅仅是一个竹匠师傅，几乎所有原先熟知农业技术的老农们都已经“过时”了。

过去与生存性智慧相关联的乡村内部权威结构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与现代农业新技术相关联的外部权威在支配着乡村的农业经济，因为现在的农业是“傻瓜农业”。一位老年妇女说：“现在种田，你只要听着广播就行了。广播里告诉你今天应该下种，你就去下种，广播里说要洒农药了，你就去地里洒一下么好了。”实际上，现在田地里干活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新的种子、农药、化肥，只能照葫芦画瓢———跟着干；而年轻人不屑于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更不愿意下地干活，他们一心只想在工厂打工，寻找更快的发财途径。随着那些过去“有本事的人”渐渐作古，当地的生存性智慧也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文字记载，便意味着这些生存性智慧将无人知晓，成了一种传说———乡村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农业无技术的空间。

六、结论

50年以前，当浙北地区大力引进化肥、农药以及各种现代农业技术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为农业产出的不断提高而欢欣鼓舞。50年以后，这里的水不能喝了，谷子、蔬菜上都残留着有害的化学物质，大家再也高兴不起来了，脑子里满是一个个大大的问号。

农业新技术引进的后果太出乎预料了。原因在哪里？事实上，几十年来人们既误读了现代农业技术，也误读了传统农业生产。

其一，人们往往只看到现代农业技术可能大幅度增加产出，并过度赞扬现代农业技术的优越性，而忽视了它作为一种商业社会的原则，对农业生产领域的渗透，这是片面的工具理性向传统乡村社会的扩张。伴随着农业产出的增加，现代农业技术带给农村的还有难以预测的巨大风险。

其二，很多现代农业技术都只是把自然界看成可以不断榨取资源的容器，甚至是可以无休止掠夺的宝藏。其实，人和动物一样，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则是人的身体的延伸。现代农业技术对自然界的过度榨取不仅破坏着自然界，更伤害着人作为“类”的生存。

其三，在现代农业技术面前，传统的农业生产统统被认为是落后的、低效的、应该抛弃的。人们没有看到传统农业生产中所包含的生存性智慧。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话为生存性智慧中所揭示的世界观作了最恰当的注释，“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⁶⁾

其四，不管是对传统的农业生产，还是对现代农业技术引进，人们通常都忽视技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当农村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时，我们听到的是夹杂着各种理论概念的论辩，虽然吵得热闹，但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却又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多少人意识到村落本身所蕴含的生存性智慧可以为我们解开更多的疑惑，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如果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解构了传统历史观，强调每一种知识是依托于具体确定的话语实践之中的，那么今天我们解构现代农业技术，是为了重构人类智慧的结晶，让消散在村落中的生存性智慧重新回到历史舞台上，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也许我们真的应该踏踏实实进行一场“日常生活的考古学”，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挖掘其中隐藏的几千年来积淀在乡土社会、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生存性智慧。

【注释】

(1)催青：指将蚕卵放在适当温度下使其孵化。孵化前的卵壳是透明的，带色的胚使整个卵显有蓝色，催青一词系由此而来。

(2)1975年，小麦的“深沟阔畦”技术在红江公社推广，但有些生产队一开始并没有执行上级的指示，因为红江公社靠近杭州湾，属于沙性土壤，根本不能开深沟。然而，当公社党委书记视察工作时发现有些生产队只在路边“装装样子”，没有切实采用新技术，就立即召开现场会，批判生产队干部的“阳奉阴违”。第二天，这些生产队干部只得布置农民开深沟。几天以后，深沟沟壁坍塌，麦田中的水排不出去，后来造成小麦减产。不过，没有人向书记汇报后果，而书记向上级领导汇报的是推广“深沟阔畦”的成功经验。

(3)“双抢”：指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这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时间紧，劳动十分艰苦。

(4)“佛头”：指当地组织大家念佛的人。

(5)2010年1月张乐天、陆洋对竹匠陈林风的采访记录。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