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变迁的多维动力分析

（一）动力之一：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市场化进程

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原始起点和中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开启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变迁的序幕，而且也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项改革的最大功绩在于重建了农村经济，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为解放农村生产力，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从集体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农民有了自主安排生产的权利。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不仅使得农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增强，而且重新建立了农民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的依附关系，使得农民不再受村集体的全面管控，同时这种生产模式也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形塑了中国小农经济的基础，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市场经济模式进入农村社会，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农民有了交换的意识。同时市场化进程中，国家进一步推进各种政策，破除了城乡流动的壁垒，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到城市中寻找就业机会。20世纪80年代末，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这不仅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极大改变了农村封闭的状态。在市场经济的助推下，农村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增强，农民的就业形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既活跃了农村经济，也提高了农民收入。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农民的竞争意识增强，交换动力提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生产要素焕发了更大的生机，农村的活力增强，农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空前高涨，市场经济也助推了农民的开创精神与自主意识，交换逻辑也被推演到其他行为领域，朴素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发生改变。

（二）动力之二：工业化进程

改革开放后，城市开启了快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步伐，在这一进程中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等获得发展，与此同时也使得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农村市场化的进程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城市的拉力与农村的推力，使得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寻找就业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到城市就业，一方面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他们把打工获得的收入寄回家乡，改善家庭成员的生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把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带回乡村，给封闭的乡村文化注入了大量异质因素。但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外流，造成了农村发展的“空心化”困境。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在家中的多是老人和儿童，村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农村经济萧条，传统的乡土文化难以传承。

造成农村转型的因素一方面来自于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农村地区当地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在国家一系列的政策下，我国部分农村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农村工业化有力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农村生产方式的全面转变，一些农村地区通过农民开办工厂、发展工业，农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投身于非农领域，一部分成为私营企业主，一部分则脱离农业受雇于当地的非农企业。随着生产经营模式的变化，农村的社会结构、组织状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大转型。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一部分农村社区迈入经济发达地区的行列，改善了农村的面貌。农村在工业化的进程影响下，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通过参与工业生产，农民的规则意识、法律观念逐渐提高。同时通过参与工业生产，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大大扩展，同事关系等新的业缘关系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上升。在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大大提升，部分农民通过开办工厂、组织生产，成为现代企业精英。通过农村的工业化，部分农村地区成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典范，在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都有很大提升。

（三）动力之三：城市化步伐

乡村的转型和变迁与我国改革开放后日益推进的城市化路径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在官方的话语中，城市化与现代化成为我国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扩大城市规模、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市民化成为城市化的多维途径。在国家大力城市化的政策推动下，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大量农村地区被城市化，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城市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农村人口离开原来的农村地区而在城市就业与生活。在城市化的强势话语下，城市文明成为社会推动的主流文化形式，城市生活方式成为模仿的对象。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他们逐渐习得了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据2014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在全部农民工中，16425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比2013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6%；5793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比2013年增加93万人，增长1.6%；5105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比2013年增加154万人，增长3.1%。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主要由于就近就地转移加快。与2013年相比，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数量增长了4.1%。^[2]

当代农村发展已经和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化对农村的多维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务工，使农民收入有了提高，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打工收入成为很多家庭收入的主体，并成为促进社区发展的经济来源。在城市化的巨大吸引力下，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务工，同时在务工过程中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在返乡与回城的不停流动中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到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年长者，因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乡村传统秩序处于瓦解之中。伴随着外出务工，经济成为农村社会的强势话语，追求经济收入的增加成为农民的主要目标。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务工，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在部分农村，由于年轻父母流向城市，无暇顾及子女教育，在此过程中过分依赖学校教育，造成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在城市化的语境中，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是一种“城市导向型”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中，通过城市取向的知识传授、价值引导，更加强化了农村青少年儿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乡村生活的背弃。由于大量人口外出，原本和谐、熟悉、稳定的乡村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现居于农村的多为老人、孩子以及闲散人等，曾经熟悉的乡亲逐渐变成“半熟悉”的陌生人。^[3]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也表现在生活模式的改变。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当代的农村发展处于尴尬境地。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意识的提高，强烈冲击着农民传统的道德意识和精神世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受市场经济的熏染，农民的市场意识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各种商品逐渐增多，各种利益需求被激发，金钱的交换价值逐渐凸显。各种物质诱惑从根本上动摇了乡村原本朴素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日益变化的社会潮流，冲击着乡村的“文化场”，年轻人、“新思想”逐渐成了乡村社会的主宰。^[4]

很多研究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家大力推进城市化及社会转型的发展背景下，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转移，导致农业经济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引发了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产业、农村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空心化。如“人才空心化”“建筑空心化”等，因农村优质人力资源的外流而引起的经济社会建设人才资源缺乏，最终导致农村发展陷入困境。一些学者也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人才大量流失，不仅使农业，而且还使整个农村地区的工副业、文教科研和卫生部门的人才出现严重空缺的现象。^[5]

（四）动力之四：现代文化的浸染

传统农村社会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天然的“共同体”，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中，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动，形成了邻里守望相助、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村落文化与传统伦理道德秩序。

由于小农经济对自然的依赖性，形成了农民对自然的深深敬畏与对土地的深深依恋，在这种基础上，农民热爱自然也自觉保护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的生态观。梁漱溟先生认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这种熟人社会中，家庭、家族以及村落等初级群体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在这种社会中，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和基础，形成了比较亲近的情感，大家彼此互助、沟通，并对村落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习俗等产生一致的认同，形成群体内公认的价值核心和伦理性社会舆论。由于多年共同生活形成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最终成为维持乡村社会和谐有序的伦理性约束，作为非正式的制度内化到社会成员的头脑中，成为行动的指南。这些非正式的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作为乡规民约成为人们相互间自觉遵循的社会交往准则与社会行为规范。这种非正式的规范作为乡土文化给予了传统农民生活意义与精神世界的最基本的支撑，同时形成了农村社会秩序的基础。传统乡村文化是建立的传统农业基础上的，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不一样的城市文明与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在带给农民对权益追求的同时，也以自身的优越地位与强势话语冲击着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农民的权益意识逐渐增强，狭隘的小农意识被破除，农民的主体意识与参与意识得到强化，农村社会的封闭性与同质性被打破，农村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与活力。但是现代文化对农村的影响是多面的，现代文明给农民带来科学、理性的同时，也在以强劲的态势改造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同时也逐渐消解着传统的乡土文化，带来了传统与现代的多种冲突。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人们，在享受现代城市文化带来的富足、文明与进步的同时，其内心也承受着文化冲突与价值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6]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乡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乡土性”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同义语与代名词。随着现代文化不断向乡村渗透，农民的科学、理性观念逐渐增强，现代农民的自主性被激发，在农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进入非农领域。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观念已经与传统农民有了很大不同，法律意识、规则意识日趋增强。随着现代文化的进驻，农民的生产、生活呈现出现代性的部分特征，“为自己而活”成为部分农民生活的价值理念。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乡土文化逐渐被消解，农民的经济理性日趋突出，金钱意识、消费观念日趋增强。在现代化的强势话语下，现代文化不断地浸染农村，农民不仅追求科学、独立、自主，而且追求生活的富足与经济收入的提高，享乐主义、金钱意识也浸染着农民的头脑。现代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村传播，改变着农民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消解着传统的生活模式与行为方式。这不仅造成了国家与个人相遇方式的变化，而且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