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注：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转型研究”，（10CXW015）的阶段性成果。】

杨星星　孙信茹

摘要：本文将乡村社会变迁置于媒介化社会的基本背景下，认为在关注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结构变动、经济生活发展、文化差异及变迁等问题时，应该把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纳入到考量的范畴之内。文章以几个深入调查和研究的个案为基础，观察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及传统乡村社会转型的不同路径或方向。尝试发现和解析媒介与乡村社会生活互动、变迁的一些基本规律。

关键词：媒介化社会；传播；乡村社会；变迁

一、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与乡村研究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点话题。在这些研究领域，既有从宏观层面对乡村社会文化、传承或其社会整体发展、变迁进行的阐释，也有立足于微观社区的基础上，探析某个具体民族或某类专门性问题对社区带来的影响和形成的冲击。相较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将社区文化和发展置于其生存的基本社会空间——村落的研究较为普遍。这一方面是因为就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村落”（或村寨）作为乡村社会成员生活的基本单元，有着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习俗、教育等情境与特质，在这样的微观层面上展开研究比较容易把握迥异于国家“大传统”的“小传统”，更能深入触及不同社会类型的生活本质；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急剧的变动，单个的村寨并非独立于大的国家和社会背景而超然的存在，它们往往也主动或是被动地被裹挟进宏观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当中，对它们的观察，实则也是洞悉当今中国社区或地方文化变迁，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结构发生整体性转变的背景下，地方村落改变或文化转型的一种重要途径。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它们大多限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似乎较少专辟话题对现代传媒展开讨论。虽然也有学者对传媒、信息传播在少数民族村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影响或作用略有涉及，但基本上更多像是信息的汇总和整理，至多也只是作为村落研究中一种基本性的背景而出现。而近年来，一些传媒研究者有意识运用这些社会学、人类学、社区发展等学科和理论资源，自觉将传媒与乡村社会文化相连，试图探究传媒对传统乡村社区文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传统乡村社区如何在社会变迁中寻求新的文化发展之路等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主要聚焦于现代传媒对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该领域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大致归为以下几类：一是关注媒介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发展与传播的问题。如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注：张宇丹主编：《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方晓红对苏南农村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注：该研究成果为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南农村大众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注：姚君喜：《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和《中国乡村传播学》【注：谢咏才、李红艳：《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等。此类研究多从宏观的层面分析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就我国的情况来看，近些年来传播和乡村社会发展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领域。这些研究或者采用抽样调查等质性研究的方式，或者站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从媒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等问题展开调查和分析，其核心在于了解农村和民族地区媒介的发展现状，进而探讨大众传播如何促进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如何改变当地文化、甚至如何建立乡村传播学的理论框架等问题上。二是关注现代传媒对乡村社会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如有学者关注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建构问题，认为现代传媒通过传播多样的异质文化从而在村落中建构起一种多元的文化格局。【注：参见谭华：《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建构——对现代媒介影响下的村落变迁的反思》，《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有学者观察在现代传媒文化的影响下，文化表演被置于一种跨文化的场域中，被无限放大和仪式化、戏剧化，使日常生活方式的呈现具有了一种文化表演的性质。【注：参见朱凌飞、孙信茹：《传媒语境中的文化表演》，《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有学者发现大众媒介在充当着少数民族社区中“文化修补”的工具，通过记录和再现使得当地传统文化得以存续。【注：参见张瑞倩：《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以青海“长江源村”藏族生态移民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还有学者以贵州黔东南为例，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中展现出“文化工具”的功能，为民族原生态文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注：参见刘祥平：《论大众传播媒介与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此类研究聚焦于现代传媒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传承方式的改变、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融渗透、民族文化新的发展变化等问题上。可以说，这类研究是目前传媒与少数民族的相关研究中最为集中，成果也最为丰富的。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研究者大多采用了相似的研究路径和调查方法，即将研究对象放置于特定的少数民族社区和微观的社会生活中来进行考察，试图探寻现代传媒与民族文化多元和复杂的文化互动、形象重构甚至社会转型等问题。三是关注现代传媒与传统乡村日常生活的互动。国内学者如郭建斌以中国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作为研究个案，借用布迪厄的“象征资本”概念，追问“象征资本”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以及它对乡村社会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注：参见郭建斌：《电视、象征资本及其在一个特定社区中的实践：独乡个案之田野研究》，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吴飞将传播看作一个网状模式，认为人们会选择不同的传播方式来编织他们的信息传播网络。【注：参见吴飞：《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径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孙信茹以一个哈尼族村寨为例，探究哈尼村民对手机使用的独特语境。试图阐释手机使用者生活语境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使得手机媒体在村落中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活动及文化表现。【注：参见孙信茹：《哈尼族村寨手机使用的传播人类学考察》，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11年第18期。】此类研究更多从微观的层面考察具体场域中民族社区和日常生活的变迁。这类研究相较第二类成果来说，研究者自觉地借用了其他学科，如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从而使得这类分析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

就笔者十年来的研究经历而言，一直关注的都是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的问题。特别是从2010年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转型研究”以来，笔者更是组织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研究团队，比较系统地对媒介与乡村文化转型和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探析。该研究团队的研究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采用个案和人类学田野观察的方法对传统乡村社会展开分析，同时，借助于云南拥有多个少数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独特优势，研究者将目光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研究。在此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很多独特和鲜活的个案，同时，对主要的田野点进行深入调查和延伸个案的研究之后，研究者进一步明确了研究中应该确立的基本研究语境，即媒介化社会。尽管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说的少数民族社区不论从其存在的地理区域，还是其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显然都处于较为弱势的状态，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了媒介化社会的影响之中。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村民们对现代传媒的认知、使用和熟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亚于城市人。因此，媒介化社会不仅是研究者对当今时代特征的一个重要表述，也是民族传播研究中首先要面对的一个基本背景。

时至今日，没有大众传媒和传播活动介入的社会生活已然无法想象。无论基于何种角度对社会与传媒的关联做出解析，对于这种关系的描述都已然离不开“媒介化社会”的基本背景。由于传媒和传播活动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广泛渗入，人们不仅对传媒的依赖程度加深，而且很多社会事务的处理、群体或个体权利的争取和发声、文化资源的转换与博弈等都必须要借助一定的传媒，并辅之以相应的传播活动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化社会或许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分析概念，却更如一个研究现代社会时就必然要面对的基本背景和分析语境。进一步来说，媒介化社会的具体语境提醒人们，在关注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结构变动、经济生活发展、文化差异及变迁等问题时，应该把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纳入到考量的范畴之内。

二、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个案

在此研究背景下，我们尝试对几个田野点进行深入调查和解读，从而观察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及传统乡村社会转型的不同路径或方向。

在对怒江大羊普米族村寨的调查中，我们把视角置于媒介化社会的基本背景下，认为在关注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结构变动、经济生活发展、文化差异及变迁等问题时，应该把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纳入到考量的范畴之内。对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少数民族村寨来说，其信息传播和媒介应用较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现象，但各类大众传媒的对传统社区的介入和影响也呈现出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少数民族村民能否积极有效地运用大众传媒并展开相应的传播活动，进而为自身权益的声张和自我发展道路的发掘寻求新的渠道或方式，就成为媒介化社会中少数民族村寨发展的一个思路。由此，研究者选取普米族村寨作为“媒介试验田”，采用社区发展中参与式传播的理论及方法指导普米村民开展媒介的接触和制作等实践活动。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活动及理念的提出，其核心就是要让村民认识到作为独立的个体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媒介化的社会之中，从而自主地认识和运用媒介、自主地生产信息和传播信息，自主地把信息传播活动与实现社会建构有机结合，最终达成参与式的媒介和传播实践的目标。研究者将在开展“媒介试验田”一年多的时间里，分析了村民们在媒介参与实践过程中的得失利弊。指出：村民媒介参与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增强边缘性群体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进而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发掘当地人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发掘在国家统一发布声音体系之下的其他传播模式。【注：参见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手机作为当今社会传播范围最广、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程度最深的传播媒介之一，对传统乡村和少数民族村寨的人们带来日益深远的影响。然而，在新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互动的研究中，对媒介使用者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文化差异以及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媒介使用者所存在和形成的某些“关系”，以往研究并无太深入和系统的关注。我们以处在社会急剧变迁的云南箐口哈尼族村寨为例，描述在最近5年左右的时间里，该村落的手机普及和发展情况。研究发现：近年来，箐口哈尼族村不论在社区自身的发展，还是当地人与外界的接触及流动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这个原本偏远和封闭的少数民族村寨也不可避免地被更密切的金融贸易活动和更高效快捷的通讯方式裹挟进其中。结合这一具体背景，可以探究箐口村民对手机使用的独特语境。手机使用者生活语境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使得手机媒体在箐口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活动及文化表现。【注：参见孙信茹：《哈尼族村寨手机使用的传播人类学考察》，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11年第18期。】

相较其他传播媒介而言，摄影和照片似乎是更为传统和“古老”的媒介，然而照片作为承载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乃至社会记忆的一种媒介形式，既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等静态的展现，同时也是保留和凝聚个人或群体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我们在对云南德宏州瑞丽的一个傣族村落进行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对摄影和保存照片抱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以具体的傣族家庭照片作为切入点，讲述当地傣族人家庭照片背后的故事，探究照片所展现出来的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文化，并尝试追问这些记忆产生的村落社会机制、文化背景和傣族价值信念之间的关联，从而分析该社会内部成员的自我认知、人与社会、群体间的互动等问题。【注：参见孙信茹、杨星星：《家庭照片：作为文化建构的记忆——大等喊傣族村寨的媒介人类学解读》，《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

在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生活的互动中，年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等各方面的差异会使得人们在接触和使用媒介上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同时也会影响到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我们在大理石龙白族村发现，在媒介化社会的深入影响之下，大众传媒成为该地区民族文化承传的重要语境。受到来自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思想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本应作为文化承传中流砥柱的年轻人身上却出现了断裂，文化的发展承传也进而随着这种“断裂代”出现“断裂带”。【注：参见孙信茹、薛园：《媒介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断裂代”——剑川县石龙白族村的个案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作为探寻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传媒的深层互动，并关注传媒对村落带来的社会整体性影响的研究来说，社会空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研究者借助这一理论资源，具体考察了怒江大羊普米族村寨的社会空间变化，尤其是这个传统的普米村寨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原有的社会空间如何发生变迁以及在新的社会空间中，人们的想象和认同如何得到拓展，人们又是怎样借用媒介来扩大自己的社会空间等问题。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大众传媒在大羊个人、血缘、公共、仪式等四个独特的空间结构都产生了影响。对于传媒研究者来说，村民的日常生活与交往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和场所中的，因此，对大羊普米村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空间发生的变化进行探讨，从而分析少数民族乡村社会发生的整体变迁，这样的分析视角，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思路。【注：参见孙信茹、苏和平：《媒介与乡村社会空间的互动及意义生产——云南兰坪大羊普米族村寨的个案考察》，《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6期。】

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少数民族的传统社区，对于汉族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同时展开。如一些乡村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凝聚社区生活的新的文化符号是这些乡村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以云溪地区大营街村的村级电视台——汇溪电视台为个案，考察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历程及管理模式。这个原本从国家对广电系统的管理体制上无法存在的电视台，在当地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乡村电视台的出现就是一个建构社区文化符号的过程，汇溪电视台在承担传播信息等功能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具有加强社区凝聚力和塑造社区领导者权威的作用。因此，传媒在现代社会中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制定社区基本规则、传递社区声音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手段，很自然就被人们所使用。【注：参见孙信茹、马翀炜：《一个乡村电视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察》，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

三、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解读

从诸多个案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了媒介和乡村社会生活互动、变迁的一些基本规律。首先，大众传媒已经深深嵌入乡村社会生活，媒介化社会在乡村社会影响同样存在。当然，从乡村受众接触媒介特点来看，“电视独大”局面依然存在，但新媒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视，尤其是手机媒体的传播，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早在1999年，笔者参与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课题组，就对遍布云南省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近五十个村寨进行过全面调查，发现电视媒体在农村的信息传播格局中已占据压倒性地位。之后，笔者对农村信息传播状况保持了持续的关注，2010年至今，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转型研究”，项目组对云南省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具有代表性的四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持续性深入调查。发现时至今日，虽然有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不断加入，但电视媒体作为农村社会的“第一媒体”和“垄断性媒体”的传播格局，依然是云南省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信息传播的基本特点。

其次，传媒改变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从大的宏观层面来看，传媒的介入对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影响。凭借媒介这种权威性资源的掌握，来建立社区领导者能够控制的社区秩序或组织秩序。媒介也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仪式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不仅如此，媒介不仅可以再现仪式和凸显记忆背后的文化机制，而且它本身也可以成为仪式的一部分，甚至创造出某些新的仪式和新的记忆，从而构成新的文化表征形式。如在大等喊傣族村的调查中，傣族人表现出对照片极大的钟情，照片凝结成为结婚场景和回忆再现的最重要方式。当然，照片还不仅仅见证仪式过程那么简单，在某些时候，照片还参与到仪式活动中甚至直接创造着新的生活。从中观层面看，乡村社会组织运行方式、人们的社会交往等也在发生改变。社区精英借助传媒对乡村进行管理；村级组织对传媒的借用也比比皆是。传统的交往方式主要表现为地缘性的交往和血缘性的交往。在这样的交往格局中，信息的流动也主要在熟人社区或家庭中传播，信息传播的方式也更多表现为口头语言的传递。但是，由于手机等媒介的介入，乡村人际交往变得愈加复杂化了，在一定程度上，信息的交流突破了熟人社区的局限，大大扩展了信息流通的范围。从微观层面上，媒介对个人带来的影响尤其明显，特别是在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上更为突出。随着电视等媒介对乡村社会空间的介入，人们的话题与体验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和扩展。电视节目里各类消费内容的出现，不同生活方式的展现，无疑对村民产生莫大的冲击和影响。尤其对年轻人来说，这种诱惑更是随处可见的。村里不少年轻人在购买手机、服装，甚至语言的表达等方面，常常会受到电视内容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对个人生活空间的介入，更多是提供了当地人实现自我想象、情感认同拓展和改变的重要途径。

第三，乡村中民众运用和解读传媒能力较弱，但也不乏有效借用。在长期的田野观察中，我们获得大量的媒介参与文化形态建构的“故事”。比如，在云南大理石龙白族村，村委会就曾通过“村村通”工程搭建的有线电视网，创造性地建立了“乡村广播电视台”，播放村民喜闻乐见的当地歌手表演的“白族调”和村民自演的“白族大本曲”，很受村民喜爱。又如，在云南兰坪大羊普米族村，村里的普米青年今天大都能唱时下最流行的歌曲，并在节日里和青年文化活动中一展歌喉，同时，他们对各个电视台的娱乐节目、明星现象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和城里的年轻人对于流行和时尚的理解几乎同步。再如，在云南德宏大等喊傣族村，妇女们特别喜欢看时下热播的各种类型的电视剧，谈剧情已成为妇女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话题。又如，在云南德宏大等喊傣族村，由于村民家中VCD、DVD较为普及，加之傣族信奉佛教，当地寺院也会请人制作专门的佛教教义影碟并分发各家，使得佛教经典能够深入家庭。相比之下，普米村寨中的文化精英更是积极有效运用新媒体，建立村民信息发布的手机平台，并开通微博和博客，积极宣传本民族文化。透过这些有趣的“故事”，可以看到，媒介在乡村文化形态建构中体现出的实际效用和巨大的影响力。

从众多的研究个案中，可以说，媒介确确实实地介入到乡村文化形态变迁过程中。而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形成与转型变迁的角度来看，传播网络和现代传媒无疑成为一股重要力量。这种强势传播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影响着村寨文化的走向，甚至创造和建构着新的社区文化。

（杨星星，云南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孙信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人类学博士，云南大学新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