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观念变迁的时代背景

引言：财富观念变迁的时代背景

要理解改革开放25年以来人们财富观念的变迁，需要首先了解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背景。这里，我们从政策、舆论、民众行为、经济、社会五个方面，简要列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与现象。

背景1.政策层面：从“先富政策”到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对于社会财富观念与创富行为的影响无疑是第一位的。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通过发挥其示范作用和引导其致富思源、回报社会，以带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大政方针。1978年12月，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很显然，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打破原有的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一个有效措施。

为财富正名，确立财富追求的正当性，是中国人在财富观念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在一个有着悠久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传统的国家，在一个曾经把金钱看作万恶之源、鼓吹“穷过渡”的社会，人们的财富心理一度被严重扭曲。在改革初期，即使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少人还是心有余悸。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例如人应不应该重视财富，企业家应不应该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等等都成了敏感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经营管理者创造财富的动机并不强。最先开始财富追求的大多是当时的社会边缘人物。

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财富追求的正当性往往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语境中得到确认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被当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在为个人创造财富方面，不少企业经营者仍然有比较大的顾虑。人们对待财富排行榜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每年《福布斯》推出的“中国大陆100富豪排行榜”都引来一片议论声，按照媒体上的说法，“总有富人躲着那个排行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创造财富的正当性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明确认可，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段话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于打消人们创业致富的后顾之忧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策层面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修宪，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郑成思指出，过去讲“大河没水小河干”，其实应该说“小河没水大河干”才对。不重视保护私有财产，国家就难以富强。鼓励私有财产的积累，就会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毫无疑问，一系列的国家政策给了追求财富的人们一颗定心丸，但是，在不少具体问题上，还是存在不明确、不配套的因素，一些法规也还不健全，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对人们的财富观念与财富行为的影响还不可低估。

背景2.媒体层面：两种声音

作为党与国家的喉舌，我国的新闻媒体无疑会紧跟国家政策，对于财富创造积极肯定、大力提倡。《经济日报》2002年10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有下面这样充满激情的论述，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主流提倡的财富观念：

这个时代正处于变革之中，财富不再羞羞答答地退居幕后，而成为了衡量个人和组织价值的重要标尺。一个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为社会作了更大的贡献，理应让他获得更多的报偿，让他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为什么不呢？财富是支撑个人和社会存续的必需，是维持发展必不可少的要件，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财富还是个人和社会智慧和勤奋的结晶，是国家实力的展现，旧中国正是由于积贫积弱已久，才导致那段被奴役受摧残的历史。

财富还意味着人们的幸福安康，意味着不用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意味着能实现更高的社会理想，能为国家和民族担负更多的责任。

而且，财富的标尺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知识、信息、资本，以及其他许多看似无形但却能带来价值迅速提升的东西，正被赋予更深刻的财富意义，成为主导这幕财富大戏的主要角色。

不过，由于先富政策必然伴随贫富差距的出现，也由于在各种各样的财富故事中难免有负面的现象，媒体对财富人物与创富行为并非只唱赞歌。而且，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观念碰撞也必然在媒体中反映出来，所以，对于“富人”，包括对于企业家的批评甚至谴责也在媒体上屡见不鲜。其中当然有许多公允的评论，有许多建设性的谏言，但是，也难免主观臆测，难免夸大其词。可以说，媒体对于社会大众的财富观念的影响存在两面性，有积极的引导，也有消极的误导。

背景3.民众层面：各行各业的创业致富潮与富人的出现

改革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的一系列政策（如鼓励先富、鼓励人才流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等）激发了社会大众放弃求安求稳思想，投身商海，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下海潮”、“创业潮”、“经商热”、“炒股热”、“网络热”、“风险投资热”等各种创富行动席卷中国大地。这种几乎全民参与的致富浪潮对于人们财富观念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有学者指出，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有四次机遇造就了当今中国的“四代富翁”：第一次机遇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时期，即所谓“70年代靠劳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流通领域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待业青年、“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成为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主要力量。他们以个体户的身份存在，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成了万元户或几十万元户。第二次机遇是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时期，即所谓“80年代靠财力”。它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人从事更大规模的物资流通和企业生产，个人财富已从几万元发展到数百万元和数千万元。其中一些人利用“双轨制”提供的平台，钻制度的空子，打“擦边球”，运用各种关系，倒卖批文和钢铁、木材、土地等生产资料，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第三次机遇是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时期，即所谓“90年代靠智力”。这时房地产开发和股票买卖成为热潮，几年下来，地产精英的资产已经数以亿计。在蹒跚起步的国内证券市场上，从业人员、中介机构、上市公司以及股民们，在市场尚无配套法规制约的风险中，赚取着投资利益。第四次机遇是知识与技术市场化时期，它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所谓“21世纪靠‘知本’”。到了“知识＋人才＝资本”的年代，一批有知识、有商业头脑的人才脱颖而出，成为第四代富人。他们的财富将以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计。另外，受过良好教育或具有特殊专长的群体，如歌星、影星、球星、知名学者、教授、职业经理人等，利用自身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推动着中国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发展，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背景4.经济层面：财富总量增长与财富向民间的大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在财富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民间的大转移。根据《中国财富报告》提供的资料，截至2000年底，我国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到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占57%，国家占有26%，集体占有9%，港澳台及外商所有的占8%；2000年，政府、企业、住户持有的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增长幅度分别是1980年的82倍、236倍和130倍，占国内金融资产比重分别为18.6%、31.7%、49.7%。当然，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人均资本额为3673美元，占美国的3.65%，中国人均资本收入为174美元，仅占美国的2.21%；中国资本收益率极低，在资本使用上占41%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资本收益率仅为4.9%，乡镇集体企业最高，也仅有18.49%，仅占有资产总量8%的港澳台及外商在资本收入的分配中却得到了16%。

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的分析，民间财富的基本来源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其中既有国家政策调整造就的正常财富，也有通过倒卖指标等形成的不正常财富。

背景5.社会层面：贫富差距的加大

根据《中国财富报告》提供的资料，到2000年，国内金融资产总量为20万亿元，有30%左右的城市居民拥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增加到1998年的9.6倍，而且由于中国在过渡期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情况可能比调查数据所反映的还要严重得多。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39，逼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中国科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第二大矛盾，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各种扭曲的财富观，如“仇富”、“藏富”、“崇富”和“炫富”等。

如此丰富多变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当代中国人财富心理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在财富变迁中的不同命运，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不同格局，在财富链条上的不同位置，在不同时段所处的不同财富状态，必然使形形色色的人形成复杂多样且变化多端的财富观念。要描绘出当代中国人财富心理的全景图，显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这里，我们主要以企业家这个独特的群体，来透视中国人财富观念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