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刀》与《春风夜》的文化价值选择

对比分析《铸刀》和《春风夜》，我们会发现，两篇小说均具有中国两种文化当代发现的深刻意蕴。解读这两篇小说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当今农村的文化生态与现实困境，有助于我们更加意识到挣扎于传统与现代的农村妇女的尴尬处境，也有利于我们继续深入探索当今农村妇女的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是坚守古老农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生态，还是融入到现代都市的文化与生活之中？古老农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生态究竟能否坚守？农村妇女甚至农民能否融入到现代都市生活之中呢？这些显然是中国两种文化中梁启超路线的当代发展。

一、固守传统的农村妇女的执着与艰辛

苗族作家吴国恩，以其少数民族作家的气质与生活际遇，在《铸刀》中以略带神秘色彩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按照当地的习俗给自己即将成年的儿子打造佩刀的执着与艰辛。“女人”雅玛卡的执着体现在她周围的人均放弃了这种习俗，只有她一个人还在独自坚守。雅玛卡的艰辛则来自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政府的刀具管制政策，尤其是连自己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儿子阿幼卡也不理解她的行为，甚至觉其愚昧。

雅玛卡坚信，“阿幼卡，我的孩子，你长大了，该举行成人礼了”^[30]。而在当地习俗中，举行成人礼的关键是，把自出生之日起每年铸造一次又深埋地下的男儿铁铸造成佩刀，挂在成年男子的腰上。所以，小说就围绕着女人“铸刀”展开全部的叙述。但是，这种代代传承的习俗，在现代社会中，却很难抗拒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毕竟整个社会的时尚与潮流早已打破了宁静的农村生活。所以，连村长都说，打佩刀“现在不时兴了”^[31]。雅玛卡自己也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巫师的年迈与铁匠铺生意的清淡，均暗示了这种习俗的逐渐过时。铁匠自己也说，给雅玛卡的儿子打造佩刀，“会是我这一辈子打的最后一把佩刀”^[32]。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中，雅玛卡坚持给自己即将成年的儿子打造佩刀的行为，必然遭遇到多方面的艰辛。来自外部的压力是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政府的道具管制政策，体现为村长和派出所对其行为的制止。然而，雅玛卡站在习俗的角度，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甚至其自发的抗辩令派出所人员也无语以答。当警察责问她“铸造和拥有管制刀具都是犯法的，你应该知道”时，雅玛卡却反问道，“我只知道，孩子大了，要把他的男儿铁打成佩刀，这是从古传下来的规矩。就像女人长大了要佩戴银饰，这也犯法？”警察的回答是，“银饰不犯法，”“刀具是可以杀人的，所以要管制。”雅玛卡的反驳却一针见血，“这不对，”“杀人的是人，不是刀。”“拿着刀不一定就要去杀人，杀人也不一定要用刀，佩刀只是一个护身符”^[33]。警察对雅玛卡的反驳无言以对。放大来看，雅玛卡古老淳朴的思维方式，对现代社会的法制合理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然，这种挑战并未动摇法制政策的有效性。派出所依然还是拘留了欲为雅玛卡的儿子打造佩刀的铁匠，这为整个小说营造了一条悲情的实线。

但是，雅玛卡打造佩刀的更大艰辛来自另一条悲情的虚线：儿子阿幼卡的不理解，甚至耻笑。小说围绕“铸刀”这条实线展开，但自始至终均有儿子阿幼卡这条虚线相伴。而这条悲情的虚线对雅玛卡的打击确实是最为深刻与无情的，甚至是无法反转的。与母亲的坚守不同，儿子阿幼卡积极拥抱这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积极更新理念，融入到社会观念的变革之中，甚至对落后的农村生活产生了厌恶的情绪。

暑假，儿子阿幼卡带了一个女孩子小茜来家乡，女孩子对这里风土人情的好奇与新鲜，丝毫没有引起阿幼卡内心深处的自豪感。而是不无厌恶地说，“你玩几天就会腻的。”“我都腻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鬼地方”^[34]。这无疑对雅玛卡的坚守，是一个晴天霹雳。儿子离开家乡，接受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本无法理解母亲的文化坚守与内心深处的信仰。所以，当母亲恳请他回家接受成人礼的时候，儿子阿幼卡毫不留情地笑话自己的母亲。“娘，你真滑稽，都什么年代了，你还那么迷信？还打什么刀子？”“娘，我是现代大学生，又不是中世纪的武士”^[35]。自己一手抚养长大的儿子，竟然都不能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这种打击对执着的雅玛卡，无疑是致命的。此中的悲情，更加映衬了雅玛卡个人文化执着的悲壮。

二、走向现代的农村妇女的困惑与无奈

铁凝的《春风夜》围绕着俞小荷与丈夫王大学在“春风”旅馆的短暂相会而展开。与《铸刀》中的雅玛卡不同，《春风夜》中的俞小荷，同样是农村妇女，却主动地迎接农村社会的变迁，积极投身到现代都市生活中来。雅玛卡的铸刀行为着实悲壮，而俞小荷的都市生活却又悲怅无奈。在远离了农村的大都市，虽然她的语言颇有都市的韵味，但却又不能摆脱来自家庭、经济能力等多方面的身份认同。

俞小荷夫妇在现代都市中的无根相会，遭遇到了来自都市生活的无情嘲弄，“春风”旅馆并未给他们的相会带来春风沐浴般的夜晚。其中透露出的，是农村夫妇在都市生活中的无根追求。都市生活不过像旅馆一样，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不能给予这对农村夫妇最终的归宿感。俞小荷精心准备了和远道路过的丈夫，进行甜蜜柔情的相会，却因为旅馆严打时期的身份查证而不能如愿以偿。由于“俞小荷恰恰忘了带身份证，她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服务员说那就对不起了，你不能和他进房间”^[36]。入住旅馆需要身份证，是件很普通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却有深刻的寓意。一对农村夫妇，由于证件不全，在都市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中，所遭遇到的身份尴尬，寓意了他们在一个无根的时空中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自己的农村家里，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俞小荷“没有这个概念”。作为一名来都市打工的农村妇女，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之中，却很难在精神的层面真正融入到都市的生活里，本质上是都市生活的边缘化。而在《铸刀》中的“女人”，是不存在这方面问题的。

对于自己都市生活中的边缘化处境，俞小荷似乎有些自觉。她一方面羡慕务工主人家的豪华与富有。他告诉自己的男人，“赵女士家是大户，开着好多家超市，北京，外地都有。她男人一年有八个月在天上飞，是给外国银行做事的。”“就是做卫生辛苦些，上下三层楼，十好几间房”^[37]。另一方面，十分渴望自己能在北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着自己的男人，俞小荷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每进一间屋子擦家具洗地板，都忍不住琢磨，往后闺女要是能落户在北京，咱什么时候能给闺女混上一间房呢？哪怕就我和刘姐那样的，10平方米吧……唉，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唉”^[38]。其中的一声三叹，显示出了俞小荷意欲立足现代都市生活的无限惆怅。

当然，都市生活的浸染还是令俞小荷发生了些许改变。一方面体现在，其语言同化上的不自觉。就连她的男人王大学也不由得感慨，“北京就是养人哪，说话的调调都绵软了，从前你可是粗声大嗓。”“还有什么‘晓得’啦，‘喉咙’啦，‘哇塞’啦，还有什么‘得了你呐’‘找补找补’，听着不顺当”^[39]。同时，俞小荷乐意接受都市生活中的新词汇，自己男人电话中的“宝贝儿”令其回味无穷。所以，在分别的时候，要求自己的男人再当面说出来，后来，男人还是用短信发给了她，这令俞小荷感动流涕。语言是心灵的窗口，语言的同化体现出了心灵深处的微妙变迁。

俞小荷的改变另一方面体现在，内心深处增加了对自己男人的猜忌。这种猜忌与担心是在她梦的无意识之中展开的。“她梦见王大学带了她一块儿出车，车开到一座山里，天忽然大黑。路边恰有一家旅店，他让她在车上等着，自己下车去登记住店。她左等右等等不来，就下车进了店。”“她的老公正伏在一个女人身上”^[40]。这种猜忌与梦幻是有原因的，因为“二孬媳妇在村里就给她讲过梦里那样的事”^[41]。或许，在潜意识之中，俞小荷已经感受到现代都市的繁华打破了自己以往农村生活的平静。这种梦境也再次显示了，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无根困惑。

三、文化坚守与他乡寻梦

如果说《铸刀》反映了时代变迁下的农村妇女的文化生态及文化坚守的执着与艰辛，那么，《春风夜》则剖析了都市生活中的农村妇女的生活境遇与他乡寻梦的飘零与尴尬。这是挣扎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农村妇女的现实处境，两者均将农村妇女推向前台，却均未给予她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无论是《铸刀》，还是《春风夜》，在题名与结局之间，均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铸刀”的反讽表现在，“女人”雅玛卡的铸刀行为的执着与最后结局的无边等待。在排挤多方压力的情况下，“女人”终于将埋藏十七年的“男儿铁”打造成了儿子的佩刀，但是走向现代的儿子却并不接受这一传统习俗的洗礼。“女人想起铁匠的儿子说的话，阿幼卡会回来的。是的，她相信，她的阿幼卡会回来的，不管他走得多远，他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42]。所以，雅玛卡付出所有努力打造的佩刀，也只能在这种期待之中求得未来的某种可能性。

“春风夜”的反讽表现在，俞小荷和远道路过的丈夫的相会，本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件，却最终在现代都市中不能如愿以偿。“春风”旅馆的“春风夜”并未给俞小荷带来春风沐浴般的夜晚，这是小说最大的反讽所在。作者似乎最后有意点拨出，这种反讽存在的物质根源在于，主人家“也不是她的家，但这里能够让她休息”^[43]。在现代都市里，农村妇女可以找到休息的寓所，却难以得到家的温馨与甜蜜。至于其中深层次原因，也只能在作品中细细体会。

上述反讽的意义在于，农村妇女的文化坚守与他乡寻梦，似乎在两位作者看来，均不是现实可行的。那么农村妇女发展的未来在哪里？两部作品均不约而同地设置了一个走向现代的儿女，这或许代表了作家对农村未来发展的美好祝愿。“女人”雅玛卡和俞小荷，两者均哺育了已是大学生的子女。其中的隐喻，或许暗示了现代都市化的生活洪流，如滔滔长江之水，势不可当。传统与现代的困惑，终究会在子嗣代代传承的过程中，转化为对现代生活的拥抱与适应。这是当今转型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留给一代人的困惑与阵痛，也终究会消融在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里。

两位作者虽然均肯定了农村未来发展的希望，但还是将小说的现实关怀聚焦在当下的农村妇女。一方面，农村妇女的勤劳与朴实，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之中得到传承。俞小荷夫妇通过自己的勤劳与节俭，从农村到城市，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其中的朴实精神，无论是在农村还是都市，至今依然是值得大力推广的优良传统。例如，在农村的“那些年，真是连滚带爬。俞小荷怀着孩子也一天没有偷过懒，结果儿子就生在苹果树下”。“起早摸黑赚了些钱”，“落了一身毛病”。丈夫劝她扎针灸，“因为要花钱，俞小荷死活不去”^[44]。

另外，农村的文化生态，不是对都市生活的复制，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雅玛卡是农村文化生态的忠实守护者，她不能理解儿子阿幼卡对自己家乡的厌烦之情。当儿子告诉他的女同学，在家里待几天就会玩腻了时，“她当时一震，儿子怎么会腻了呢？她感觉这不像儿子讲的话”^[45]。雅玛卡的农村情感是十分朴实的。她没有接触到现代都市的繁华世界，独自守护着那片属于她自己的生活时空，没有像俞小荷那样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身份尴尬问题，更没有产生像自己儿子那样的叛逆情绪。从中也可以见出，转型时期农村妇女的未来发展，关键是在传统文化与生活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寻找到传统与现代的融会贯通，以及特性与共性的完美结合。

总之，《铸刀》中的“女人”雅玛卡和《春风夜》中的俞小荷，代表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农村妇女两种文化发展的两个典型方向。一者是农村文化生态的忠实守护者与拥有者，一者是在现代都市中的他乡寻梦与边缘化；一者敢于对抗政策的当下有效性，一者却只能做客居异乡的政策服从者。两者的结局均构成了对小说本身的反讽，从而为挣扎于传统与现代的农村妇女文化的未来发展，增加了几分沉重。也许就像《春风夜》中“土鸡汤”的隐喻，曾经的拥有一不小心，可能会转变为如今的奢望。农村妇女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两种文化当下发展的一个缩影，任重而道远。

【注释】

[1][瑞士]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见《荣格文集》，冯川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2]薛永刚：《基于传统农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见《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

[3]严绍璗：《“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见《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

[4]西川：《代序二怀念》，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8页。

[5]海子：《麦地与诗人》，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6]彭金山：《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对现代农业之意义》，见《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7]海子：《麦地与诗人》，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

[8]海子：《麦地》，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9]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10]海子：《麦地》，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11]樊志民，卫丽：《道家学说与农耕文化》，见《农业考古》2012年第1期。

[12]董仲舒：《立原神第十九》，见《春秋繁露》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9页。

[13]冯达文：《个人·社群·自然——为回归古典儒学提供一个说法》，见《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

[14]海子：《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5]海子：《麦地与诗人》，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16]海子：《麦地与诗人》，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

[17]邹诗鹏：《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见《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8]海子：《麦地》，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18—119页。

[19]海子：《麦地或遥远》，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10页。

[20]海子：《麦地》，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21]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22]海子：《麦地》，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23]同上，第118页。

[24]董迎春：《“大诗写作”：普世性写作——论海子的诗歌写作》，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5]海子：《麦地》，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18—119页。

[26]海子：《麦地》，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27]海子：《麦地与诗人》，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

[28]海子：《五月的遥远》，见《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09页。

[29][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页。

[30]吴国恩：《铸刀》，见《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

[31]同上。

[32]同上。

[33]吴国恩：《铸刀》，见《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

[34]同上。

[35]同上。

[36]铁凝：《春风夜》，见《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

[37]铁凝：《春风夜》，见《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

[38]同上。

[39]同上。

[40]同上。

[41]同上。

[42]吴国恩：《铸刀》，见《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

[43]铁凝：《春风夜》，见《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

[44]铁凝：《春风夜》，见《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

[45]吴国恩：《铸刀》，见《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