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的技术体现

三、技术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的技术体现

文化就是人化。远古技术文化与现代技术文化体现了不同的文化选择取向，通过技术也能发现不同的文化。远古技术是渗透更多人文因素的技术文化形式。“在植物与动物驯化过程当中，需要有发明创造，这是从技术用具开始的，科学原理也从中产生。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村落里，心灵手巧的人都会制作出基本工具。他们发明的很多小物件很有创意，从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在人类的攀升当中跟物理学中的仪器设备一样重要：针、锥子、陶罐、火盆、锹、钉子与螺丝、风箱、绳子、结、纺织机、马具、钩子、扣子、鞋——人们可以一口气列出一百多项发明来。这样丰富的发明起源于各种发明的相互影响。一种文化就是多种思想的倍增器，每一种新的用具都能加快和扩大其余工具的力量。”^[52]而现代技术在现代理性基础上是以去魅的形式表现的工具和机器。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丧失。只追经济利益的技术，不考虑文化的因素，是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人为因素。这种情况在中西技术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西方早期，在古希腊时代之后两千年的时间里，西方的技术是落后于中国的。古希腊人对实用性的忽视也带来了对技术的忽视。“他们认为机械技术是低贱的。他们对于机械技术中所必然包含的大量知识，不加理会，而只是在每一个希腊上等人可以看出的问题上进行推理。”^[53]技术的空白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分离——对希腊实用技术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由泰勒斯开始的自然哲学经过数百年之后又终结于自然哲学，没有能看到它向近代实验科学的方向发展。而现代西方文化却强化了希腊理性并加入了实用性获得了别样的发展。“西方文化由三个东西组成，一个是希腊的理性，一个是希伯来的上帝，一个是罗马的法律，这三个东西在历史发展中必须结合在一起。”^[54]结合在一起的西方三个文化组成，形成什么样的历史合力呢？成中英先生有明确的论述：“罗马影响挂帅、希腊理性奠基、基督教作后盾，这是西方文明的三种结构，但是在罗马精神之下，理性也好，宗教也好，都变成工具，它就是征服，霸占，它主要占领市场，用各种方式来进行权利的掌握，权力（power）的把握，有既得利益之后不能放松，一定要占有，这点尼采看得很透彻，尼采说基督教也好，道德也好，背后都有一个权利，都有一个非理性的意志存在，所以理性都是非理性的外衣。”^[55]在爱因斯坦看来，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试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56]苏联学者米哈伊洛维奇在分析中国哲学世界影响时指出：“西方哲学在关于全面的体系或者个性化行为问题上有摇摆趋势，所谓个性化——就是促成道德思考的基础。这样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基本的关注分给总体性，而康德和休谟研究了道德的个性行为。但生命不是像机器一样的整体系统。个体行为本身未必有什么意义。生命——这是许多毗邻的时刻连接的完整的一连串的过程，因而带来的部分意义和完整的人类生活。”^[57]近代西方科学精神成为至上的精神，科学精神拥趸的文化有着超强的科技文化氛围。

中国古代产生过卓越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发出熠熠光辉。从远古神话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到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已由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奴隶社会，在这期间社会迎来了大转变的时期，历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对野生动物和植物进行了人工驯养和种植，历代王朝一直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在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实际经验，掌握了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创造了比较先进的农业工具。汉初已经使用了铁犁，东汉末年发明了龙骨水车；养蚕和缫丝技术也起源于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大规模分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代，我国就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在秦王大一统之后的几千年里，地理环境自成一体，疆界基本没有变化。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高峰。一是秦汉时期（前221年—220年）；二是唐宋时期（7世纪—12世纪）。一些主要的学科体系和数学、天文、医学、农学等已基本形成，冶金、纺织、化工、建筑、造船等重要技术在南北朝已趋于成熟，到隋唐宋元，则有了更大的发展，直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以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能不谈中国的“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和火药。四大发明对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58]

6至12世纪的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占54%以上，是当时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中国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与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但从13世纪起，中国技术发展的脚步已经明显落后于西方。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和探讨这个“李约瑟难题”。基于文化层面的论述，这和中国偏重人伦的人文文化有很大关系。

葛兆光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术”被称为“方术”，是“方技”和“数术”的总称。方术的内容与范围是与天、地、人、鬼几个方面密不可分的。是人类生存的几大内容。与天有关的方术，如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站、风角五音。与地有关的方术，如形法。有研究证明，这类关于地理知识，除了地理的意味之外，常常兼有本草、博物、志怪的内容。与人有关的方术，包括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从方术的内容上来看，中国人是世俗主义者，所以，方术也是为了满足人们世俗的欲望。如追求荣华富贵，吃喝玩乐，长寿成仙，死后也要葬于“风水宝地”，庇荫子孙大富大贵；再如，中国人重视封建伦理尊卑，方术中也浸透了男尊女卑、官贵民贱、光宗耀祖、忠孝节义、帝王将相等内容。正是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有专门人员把持的方技知识，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象征天地的器物与解释宇宙的知识，由于前者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和后者拥有解释的‘权威性’，所以也含有神秘力量，并成为一种技术，但是这种技术并非人人皆有，只有同时拥有权利与知识的人才能拥有它，于是神秘力量也就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思想也就成了思想者的专利，‘巫’与‘史’的形成，及其与‘王’的卡里斯玛的合一，虽然破坏了上古平静的气氛，简单的心情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它却真正使‘思想’从实用的、个别的、具体的、一般的意识活动中分离出来，一方面提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的‘观念’，一方面具体化为制度性的、可操作性的‘知识’。”^[59]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也与知识分子分化有关。随着周王朝统治的衰微，随着王权分散到诸侯国，中央集权的思想和知识的垄断权也不断下移。尤其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知识从官府掌控走向了民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形成，并开始出现了分化。这主要归功于“士”阶层的出现，改变了文化的状况。“随着学术的分野和士人的分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文化成为一种利器，平民以文学进身也蔚为一种社会风气。”^[60]“士”既有继承古代传统的为己而学之人，更有新兴的为他人而学之人。葛兆光先生在谈到春秋时代思想与权利的分离以及思想与技术的分离时指出：“思想话语的承负者与政治权利的拥有者这时出现了分离，思想俯瞰政治，觉得它常常不符合人文价值或道德准则，于是就要给予批评，政治有时要借助思想，于是偶尔也听从这种教训，直到它完全不切合实际才把它抛开，思想脱离实用，似乎不再需要依赖知识证明它的合理性，于是可以超越制度、技术性的支持或羁绊，自己酝酿多彩的内容，……在普遍追求实利和实力的时代，价值的理性依据和意义的历史背景对于他们来说可有可无……”^[61]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始终是士与科学理论分离，工与技术经验结合的过程。这种现象表明了两点：其一，经济依据。即工这一生产实体的大部分活动成果应具有经济效益，否则其无法生存。其二，文化依据。工普遍有着良好的经验训练，但又缺乏必要的理论训练，这亦会使其受制于实用性的创造。葛兆光认为，“书籍的湮没与思想的退潮显然是同步的，而数术方技中的那些天文、历数、五行、医方之类，虽然著作数量很多，但这些数量已经膨胀了的知识与技术却被统统归并到了子部，这种数量增多而门类减少的反差显示了那五百多年中思想史的一个演变，即这方面的知识与技术依然盛行于世，甚至比过去更发达，但在观念上他们却在不断地边缘化，成为知识阶层和主流文化中被悬置的部分，而以文学、历史为主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文知识’却在不断地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成为中国知识世界的主流，这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命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62]墨家的主张一向注重实用，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以期维护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庶和个人的生存。技术是实用理性的重要体现。实用理性是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诉诸生存，是人的生存之本、生命之本。墨家还明确主张知识来源不外是“闻知”、“说知”与“亲知”，其中以“亲知”最为可靠，体现了务实的追求倾向。但墨家毕竟是当时社会的非主流，其思想即使具有合理性，但仍是摆脱不了边缘化的命运。在正统地位的儒家的著作中也谈到自然、技术问题，但其不是为了自然和技术本身而言，往往是为修身立德而服务。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孤立地看，这是讲工艺问题的，但这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比喻，是孔子在回答子贡“为仁”时的一句话，是为了说明怎样做才算是“仁”，最终目的还是修身问题，把“利器”作为“仁”的一种比喻性标准。“制器尚象”《周易》中说：“易有圣人之通四焉。以言者尚其词；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在这里“制器尚象”是圣人制易的“四道”之一。后来“制器尚象”成为儒家经典，制器者尚象就会远离技术。“当思想从知识中提纯自身之后，思想家常常不愿承认自己的出身而有意无意地淹没自己的知识背景，就好比黄帝之学在后世一直坚持知识与技术立场，于是被思想家放置在方技数术的分野，不能侧身于思想流派的花名册中，尽管它曾经是颇为流行的知识，而儒家成为思想流派之后，渐渐淡忘了自己与仪式的关系，把礼乐仪式都思想化了，‘礼仪’的‘仪’渐渐让位给了‘礼义’的‘义’……思想总是傲慢地将自己与那些形而下的知识背景隔开，造成思想史与知识史的‘分离’。”^[63]

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具有消遣性与精神追求。中国古代技术发展也曾用辉煌形容，但很多技术用在礼器上。中国博物馆中很多精美绝伦的器具，都和宗教仪式和祭祀有关，向人伦方面发展，却不是用作生产力。

【注释】

[1]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2]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4]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5]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6]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7]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8]［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9]钱穆：《中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

[10]韩震、孟鸣歧：《历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1]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12]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13]［美］雅·布伦诺斯基：《科学进化史》，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6页。

[14]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5]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6]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8]林德宏：《技术生存与自然环境》，《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9]林德宏：《技术生存与自然环境》，《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0]邹诗鹏：《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环境意识确立的基点》，《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21]邹诗鹏：《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环境意识确立的基点》，《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22]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23]［法］R.舍普等：《技术帝国》，刘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4页。

[24]冯契：《哲学大词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0页。

[25]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2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8]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3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31]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32]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33]［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4]［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5]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36]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37]П.Л.Капица.Раукаиобщество.ученик.载赵岩编著：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дляаспирантав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профл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38]肖锋：《哲学视域中的技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39]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40]М.С.Михайвич.Китайскаяфилософиявсовременноммире.载赵岩编著：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дляаспирантав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профл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41]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42]彭建祥、朱小尧：《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探微》，《中国陶瓷工业》2007年第2期。

[43]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44]引自复旦大学中西医研究所王文建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报告。

[45]吕乃基：《论意会知识、编码知识与中国现代化》，《学海》1999年第6期。

[46]吕卫文：《国外知识编码研究评介》，《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第4期。

[47]吕卫文：《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科研管理》2007年第6期。

[48]彭建祥、朱小尧：《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探微》，《中国陶瓷工业》2007年第2期。

[49]陈剑澜、邓文碧、叶文虎：《西方传统自然观的演变与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6期。

[50]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51]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52]［美］雅·布伦诺斯基：《科学进化史》，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

[53]［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54]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55]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56]［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4页。

[57]М.С.Михайвич.Китайскаяфилософиявсовременноммире.赵岩编著：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дляаспирантав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профл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58]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5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6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6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6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6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