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式”的评价

(一)对上述“模式”的评价

一是“模式”后续产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差。因石漠化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限制，土壤薄肥力差，不易蓄水保水，石漠化后续产业发展普遍存在种植物生产能力相对较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等问题。

二是“模式”产业区域的规模化不够。不管是“晴隆模式”的草地畜牧业和“坪上模式”的金银花种植，还是“者楼模式”的早熟蔬菜和“顶坛模式”的花椒种植，从总体看，规模效应都不够，主要是以村为单位的相对零星的产业发展模式。

三是“模式”产品科技含量还不够高。虽然全州石漠化地区几大产业的发展粗具规模，但各地几乎都没有很有实力的相应产品开发、包装和加工企业。对产品的价值开发也不够，许多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作为初级产品出售，研发力度不够，产品附加值很低，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有限。

四是“模式”产业发展的链条不衔接。黔西南州石漠化地区农业产业没有形成或者完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经营体系，特别是生产和加工脱节，即使有加工也是粗放型加工，原料浪费大，甚至缺乏对产品的精深加工，农户种植的产品主要以零星销售为主，企业化运作欠缺。

五是“模式”产业的复合耦合待开发。这里包括产业发展的季节耦合和产业本身的耦合两个方面。一方面，产业季节链的不衔接乃是全州产业发展的普遍问题所在，几乎所有产业都不是全年经营的，即使是畜牧业也存在冬季的水草保障问题。调查发现，许多农户在一年中一旦经营某一产业，时间久了，其土地就又回到原来的无产业化经营状态，在土地上随便种上一些符合季节的农产品。另一方面，我们的惯性思维认为某种模式下就单一种植某种产业，其实，研究探索和尝试同一块土地的产业混合思路更加有利于土地的利用。

六是“模式”农民素质与农业产业发展对知识科技的需求不相适应。以顶坛花椒种植为例，虽然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开支都靠花椒，但大多数群众重收轻管的思想严重，投放在花椒管理上的精力还不到原来种玉米的三分之一，土地肥力下降，保水能力差，椒树营养不足，影响花椒的产量，缩短椒树的寿命，造成花椒单产和农户收入差距巨大。管理粗放的每亩年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管理精细的每亩年收入3000元左右。同样面积的花椒地，有的农户因种植密度不合理，管理粗放，年收入有的只有10000多元，而有的农户因管理精细而年收入高达50000多元。

七是政府对的“模式”投入与发展的需要存在不小差距。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而当地农民又无力加大对农业产业的科技引进投入。特别是在国家对食用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认证体系，努力实现产品的绿色无公害所依托的高新科技，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加工配套设施体系，投入大量的资金。

八是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模式”发展的需要。以册亨早熟蔬菜为例，其基本上年产三季，蔬菜本身周期短，保鲜储存设施较少。而册亨县又处于我省边远地带，距离较大城市较远，运输时间较长，无形中增加了蔬菜的销售成本。运输不及时，将可能造成成熟蔬菜无法及时卖出，给农户造成损失。另外，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水的存储问题，特别是蔬菜种植、花椒种植在关键的时期内都有不能缺水的问题。我们的调查表明，全州许多地区的农业产业种植都靠下雨支撑，现有的水窖不能满足需要。

(二)“模式”的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耦合

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存在的任何系统，其运动都需要动力。动力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作用力，是普遍存在的。“模式”经济系统的运行也需要动力，所不同的是推动该模式经济系统运行的动力既有生态学的规定，也蕴涵着经济学的解释。因此，“模式”经济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可以抽象为自然动力机制和经济动力机制。“模式”经济系统运行的自然动力机制是指对该模式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能够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条件所构成的，并且能够促使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力量，其核心就是自然生产力。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各种自然因素及其组成系统自身运动的生产能力；二是各种自然因素及其组成系统运动所形成的对社会的助推器作用，是一种条件性的生产能力。这两种能力不可缺一，共同维系和推动整个“模式”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现代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生产力是人力和自然力的合成，生产力的活动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相交换的一种双向活动。生态经济系统是以生态资源为经营对象的，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使生态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又取决于生态经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1.“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要紧紧依靠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同时还要依赖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合理循环。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耦合形成的复合大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就成了决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而推动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就是生态经济生产力。所以，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生态资源自身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生态要求和物质条件，又要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最佳的生态经济物质和生态环境的持续能力。因此，现代生态经济的发展就是要解放并发展生态经济生产力。

2.“模式”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1）资源要素。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发展的起点。森林资源作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既是林业生产资源，又可以作为环境保护性资源。作为林业生产资源，它通过自然力和人力的相互作用，不断积累生产人类所需的各种木材及其他林副产品。作为环保资源，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和生态保护。我们在处理这一要素的同时，要按照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规律进行经营管理，保证其内部的生态平衡，就可以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

（2）人力要素。人力要素在生产力构成中是最活跃的要素。人的能动性决定了人力因素是推动和实现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更是推动林业生态系统科学发展和永续利用的最关键因素。

（3）科技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我国林业科技成果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科技成果在适应区的覆盖率非常低，说明林业的发展还没有完全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4）投资要素。投资要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贫困山区，由于缺乏投资，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经常会陷入“纳克斯怪圈”，改变这种状况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持续性增加投资。

（5）制度要素。制度是对人们选择的空间进行规制，进而约束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规则。发展现代林业，离不开对林业的科学管理，离不开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这些活动中，必然会涉及诸多的利益相关者，要妥善处理好利益相关者的彼此关系，制度要素起着绝对关键性的作用。

（6）文化要素。文化要素是生态经济生产力的诸多构成要素中最为隐性的，但同时也是对其影响最为深厚、最为持久的因素。人的任何行为都离不开文化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是难以测算的，且由于同其他因素相互作用而使得这一因素更加难以阐释，但它导源于社会经济条件又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事实是不争的。

(三)“模式”发展的原则

1.互利共生原则

由于区域生态经济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竞、互补及互助三种关系，区域生态经济要素之间具有同类相吸的特性，从而使生态经济区域表现出诸要素特有属性组合的结构类型和功能特征。这就说明在对生态经济区域的调控过程中，必须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和异类组合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而使要素之间在属性上相互协调、彼此相依，形成一种互利共生的组合格局。坚持互利共生原则的关键就是在对区域生态经济要素进行初建或重组过程中，既要考虑资源导向，又要适应市场导向，选择比较利益最大的产业、行业，做到因地制宜、因物制宜，做到综合利用、综合开发、综合保护。比较利益最大化即在产业部门与生物群落及无机环境要素配置之后，区域在实现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基础上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2.适度规模原则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并渗透于生产过程之中，这为社会生产规模广度上的拓宽提供了可能。而且，社会生产规模的深化也是以科学技术的应用为主导。然而，任何一个生态经济区域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适度规模的原则，即一方面生物群落生长量及在无机环境容量一定的条件下，通过要素配置使产业部门和社会群落的规模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要素配置必须注意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消除“瓶颈”限制。

3.立体布局原则

立体布局原则就是根据生态系统内各个因子之间在空间上呈现立体网络格局时，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最强，利用物质循环、能量转化及信息传递最优的原理，把它运用于生态经济区域的调控过程。按照生态系统的立体网络格局来配置生态经济要素，使得各个要素之间在区域内相互依存、彼此协调、互利共生，做到林农结合、林粮结合、林牧结合、林产结合、水陆结合、上中下结合、山区丘陵平原结合、农林牧渔合理布局，从而形成生态经济区域的立体网络格局。

生态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多变量的交互作用，使系统中的因果关系表现得十分复杂。

同一个结果，可由多种原因引起，同一个原团也可引出几个结果。例如，水土流失是风蚀沙化、森林减少、垦植过度、人口剧增、食物需求增多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森林被毁则可引起水源减少、气候变恶劣、风沙愈烈、水土流失等多种恶果。而且原因与结果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森林毁灭既是水土流失的原因，也可是水土流失的后果。不仅如此，众多的因果关系所构成的因果链条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圈。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态经济系统中因果之间的恶性循环。科学发展的人文生态“模式”能够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使得利益博弈的各方都能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