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

政治哲学的论证性概念框架的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是因为在日常的政治思考之中，人们也常常进行着政治合理性的思考。虽然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不像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那样系统、严密甚或繁复、精细，但是两者却具有相似的结构和性质。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之间的这种差异与相似的两面性，恰恰是两者之间的意义关联得以可能的基础。

不过，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并不能涵盖日常的政治思考的全部内容，这正像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并不是政治哲学的全部内容一样，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和论证只是日常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只是，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只是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虽然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具有相似的结构和性质，但是两者合理性思考和论证的“对象”常常并不相同。一般来说，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更多关涉的是正义原则、制度框架或者治道，而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对象”，更多涉及的乃是具体的制度、规则、政策或者具体的事情等。换句话说，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常常是从“身边的政治”的感受和思考开始的，它更多关注的乃是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具体的制度、规则、政策或者具体的事情的合理性的体会和思考，而不是普遍性的正义规则、整体性的制度框架或者治道。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关涉的“对象”的这种具体性和切己性相关联，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所依赖的价值与事实，常常是更为具体和多样的。同时，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相比，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结构、思路、根据，也常常是模糊的，或者说，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和表现。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之所以具有这种模糊性，恐怕主要就在于这种合理性的思考常常是切己的，正因为它是切己的，所以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也常常是情绪性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情绪性的感受和思考。

与其模糊性和情绪性的特征相一致，在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之中，我们在不同的情景之下所做出的政治合理性的判断常常并不完全一致，甚或存在着原则性的歧异和冲突，即便我们的判断是思想了一番的结果或者深思熟虑的也罢。不仅如此，而且在具体的情景之中，我们自己的政治合理性的判断也常常与他人的政治合理性的判断，存在着差异甚或冲突。这一点对于政治哲学家或者政治哲学的研究者也是大致适用的，政治哲学家所创构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也许是“合乎情理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者所撰写的论文也许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与他们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却并非总是能够保持原则上和逻辑上的一致，当然更不用说与他人的日常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达成一致了。对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所表现出的这一特征，罗尔斯曾有明确的论述，他说：“不仅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经常与其他人的判断不同，而且我们自己的判断有时也相互冲突。我们在一个问题上提出了某些判断，在另一个问题提出了另外一些判断，而它们两者也许是不一致、不协调的。这点应该加以强调。我们许多最激烈的冲突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内部的。断定自己的判断总是协调一致的，这样的人是非反省的，或是武断的；或者他们是一些意识形态学家和狂热者，这种情况也不罕见。”^[1]

但这是否意味着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只是一种情绪性的表现或者个体的利益表达呢？不能这样说。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常常具有情绪性的特征，而且由于个体的社会地位和处境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利益趋向，也对人们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却并不能由此推断说，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仅仅是人们各自的利益趋向的表达，也不能说情绪性的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或者完全不具有“合乎情理”的性质。当然，极端情绪化的例子无疑是存在的，陷于自我利益的固执而丧失政治合理性的关切的情况也并非罕见，然而就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的整体状况而言，我们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把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仅仅看作情绪化的表现和个体利益的表达，无疑是过于极端和过于悲观了。当然，日常的政治合理性之思考的根本特性是什么，本身并不是一个理论论证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全面的经验观察来衡量和确定的事实。

虽然具有以上所说的诸多特征，但是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大致说来，依然具有其道理和理由，也不同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不过，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之理路、结构和根据等，通常并未充分地展开和表现；换句话说，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不同程度地是一种隐含的和简约的论证。同时，由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的特殊性和情景性，我们不可能通过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分析，来揭示和呈现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论证结构；为了做到这一点，唯一合乎其实情的探究方式只能是例证性的分析和讨论。读者自己可以通过对“身边的政治”之合理性思考的例证性分析，来体会和透视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之性质，我们这里则希望通过对《三国演义》之中的几个“故事”或“故事”片段的分析，尝试说明这一点。当然不用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所表现的无疑是日常的政治思考，或者曾经的“日常”。

“故事”之一是这样的。曹操领兵征讨袁术，与袁军相拒月余，操军粮食将尽。于是，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第十七回）。

不用做什么解释，读者就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是中国传统“治术”实践的一个鲜活例证，而它关涉的恰恰是这样的政治哲学问题：是否应该通过不道德的甚或恶的手段和方式实现道德的目的？“故事”中的主角曹操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当然“故事”中的王垕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恐怕与曹操会有所不同。对于曹操及其军事集团而言，消除小斛分配军粮所导致的嗟怨，无疑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消除众怨无疑也是必须实现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道德的；但是通过“杀一不辜”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和手段，无疑又是不道德的甚或恶的。同时，“故事”告诉我们，曹操通过“杀一不辜”的方式却达到了“众怨始解”的效果。这个“故事”无疑也有几分沉重，它呈现了这个政治哲学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思想的两难处境。对于这个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而言，这个“故事”似乎比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相关论说，更为耐人寻味。读者也可以通过“思想实验”来丰富和变更这个“故事”，并对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问题思考一番。

“故事”之二。东吴吕蒙用计攻占荆州，关羽战败被杀，后刘备欲尽起西蜀之兵讨伐东吴，大将赵云以为不可，故与刘备有以下这番对白：

赵云谏曰：“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先主曰：“孙权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马忠皆有切齿之仇：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云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先主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遂不听赵云之谏，下令起兵伐吴。（第八十一回）

在以上这个“故事”片段中，赵云与刘备对于到底应该伐吴还是伐魏这个事情的看法发生了分歧，而他们各自也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合理性给出了理由和解说。那么，到底伐吴合理还是伐魏合理呢？当然，不管伐魏还是伐吴，本身并不是目的，这里的“目的”乃是报“汉贼之仇”而“有万里江山”还是报“兄弟之仇”，但是赵云与刘备所追求和着重的“目的”却并不相同，这一“目的”认同的差异导致了他们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和判断的歧异。而如果说赵云对伐魏与伐吴的可能态势和结果的推断较为符合实际，那么刘备则由于对报“兄弟之仇”的目的的专注，相当程度上无视或者“忽视”了事情发展的可能态势和结果。众所周知，西蜀讨伐东吴的结果否证了伐吴的合理性。当然，这一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并不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我们关注的乃是这一“故事”片段所呈现出的，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根据、结构和性质。而这一“故事”片段说明，人们所追求的目的和历史处境的实际状况，是其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主要根据，同时，对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之合理性的强调，也使人们常常无视、扭曲或者夸大相应的历史处境的实际状况的“事实”，并影响和作用于人们对事情的可能结果的思考和判断。

另一个“故事”片段，更是进一步凸显了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和判断的分歧及其深层根源。这个“故事”片段，就是西蜀姜维第九次伐魏之前与大将廖化的如下一番争执：

姜维临兴兵，乃问廖化曰：“吾今出师，誓欲恢复中原，当先取何处？”化曰：“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将军强欲行难为之事，此化所以未敢专也。”维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为国也。吾今八次伐魏，岂为一己之私哉？今当先取洮阳。如有逆吾者必斩！”（第一百十五回）^[2]

在以上这个“故事”片段中，姜维和廖化都有点答非所问。姜维先问的是“当先取何处”，廖化答的是伐魏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姜维接下来强调的则是自己伐魏的动机和目的的合理性。而姜维对自己伐魏之动机的高尚和目的合理性的固执，使得他对廖化所说的伐魏之效果（军民不宁）和可行性的质疑（难为之事）视而不见。不过，这个“故事”片段既说明了，“目的”对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规范和定向作用，以及“目的”对“事实”和效果的判断的影响和扭曲，也说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不能背离和无视“事实”的限制和约束。同时也说明“效果论”是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一种基本方式。

让我们就此打住，不再列举其他的例子。回头来看，从以上的例证性分析，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具有相同的结构和性质，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缺陷和困境。同时，虽然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常常是简约的、未充分展开的和一定程度上情绪化的，而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则更为系统、严密、精细和深入；但是反过来看，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则是根源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是以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粗糙地面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的不同套路，也常常是对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之中所蕴含的多样的角度、思路和取向，进行系统化的提炼甚或片面的拓展的结果。换句话说，虽然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常常更为系统和精致，但是它也常常更为抽象、片面和极端；与之相反，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则是具体的、复杂的和更具整体性的。比如，在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之中，我们恐怕很难看到类似于斯宾塞的以下这番雄辩、极端甚或荒谬的论说：“在整个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严格的戒律在起作用，这条戒律有一点残酷，可它也许是很仁慈的。在一切低级动物中保持的普遍战争状态使许多高尚的人大惑不解；归根到底，它们却是环境所允许的最慈悲的规定。当反刍动物因年龄而失去了使其生存成为乐事的活力时，被一些食肉动物杀死，比起苟延因虚弱变得痛苦的残生而最终死于饥饿，其实要好得多。由于毁灭了所有这类动物，不仅使生存在成为累赘以前结束，而且为能够充分享受的一代腾出了地方；此外，对于食肉动物来说，它们的幸福正缘于这种替代行动。请进一步注意，食草动物的食肉敌人不但除掉了它们群中那些已过壮年的，而且也把多病、残废、最不善奔跑和最没有力量的都全部除掉了。由于这种净化过程的帮助，也由于在配偶季节如此普遍的争斗，阻止了因次劣个体繁殖引起的种族退化，并确保充分适应周围的环境，因而使最能产生幸福的素质得以保持。”^[3]在斯宾塞看来，这一动物界的进化法则对于人类社会依然是适用的，人类种族的整体进化和人类普遍利益的实现，也要以这一痛苦而残酷的净化过程为中介和必要阶段。因此，“一个手艺笨拙的工匠，如果他做了一切努力也无长进，他就要挨饿，这似乎是严酷的。一个劳动者因疾病失去与他较强的伙伴竞争的能力，就必须忍受由此而带来的贫困，这似乎是严酷的。听任寡妇孤儿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也似乎是严酷的。可是如果不是单独地来看，而是把它们与人类普遍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这些严酷的命中注定的事情，却可以看作充满利益的———正如使有病父母的子女早进坟墓，及挑选放纵或衰弱的人做瘟疫的牺牲者一样。”^[4]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即便斯宾塞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类似动物界的进化过程，有利于人类种族的整体进化和人类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冷漠地听任有病父母的子女早进坟墓，任由寡妇孤儿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样的人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人类之进化及其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总体上看，虽然通过政治哲学的论证性概念框架的研究，我们可以熟悉和学会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从而使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更为明晰、系统和精细，使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具有反思性，但是我们也常常需要，不断地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回归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粗糙地面，并以之为基础来澄清和消除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之中所存在的片面、极端、荒谬和迷误。

最后，回顾以上所分析的三个“故事”片段，不难看出，不管是曹操与王垕、刘备与赵云还是姜维与廖化，他们具体的政治合理性思考所依据的目的并不相同，他们具体的政治合理性的判断也相互歧异，这一点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之中所存在的价值或目的的分歧，也并无本质性的差异。同时，不管是在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还是在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之中，价值或目的与事实及其判断之间也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那么，政治哲学的论证性概念框架的研究，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展开，是否可以改变甚或根本消除这种状况呢？大致说来，熟悉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提高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反思性，无疑可以使这种状况变得显眼和清楚，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分歧和冲突，但却不可能根本消除这种状况，这种状况恐怕是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和论证的永恒局限和处境，也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局限和处境。日常的政治合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之分歧和冲突的“解决”，只能是历史的，正像以上的三个“故事”片段所告诉我们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