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对哲学的影响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对哲学的影响

日常生活政治化是新中国前30年的主要特征，这是由当时新中国面临的经济建设和思想解放重任决定的：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需要强烈的精神和政治鼓舞；同时，马克思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也需要日常生活政治化来推动。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人除了“公民”身份之外，还有一个“政治（或阶级）”身份，例如在农村作为地主、富农，还是作为中农和贫农是有着严格的政治区分的，并且这种政治区分贯穿着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政治化还表现为价值观的同质化，例如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阶级斗争的清醒意识，等等。新中国前30年的日常生活政治化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工农兵学哲学、学习雷锋精神等一系列事件就是这种群体性的表现。

以工农兵学哲学为例，它作为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典型案例，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工农兵学哲学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这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人民”，他们作为学习主体与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要求是一致的；第二，从学习的对象来看，当时所学的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直接体现了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政治要求；第三，工农兵学哲学的目的除了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之外，还包括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也正说明了当时日常生活政治化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领域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以及学习雷锋精神也具有类似的性质。

在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过程中，哲学是其中介和武器；哲学有时是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理论先导，有时候却又转而被日常生活政治化所操控。因此，在新中国前30年，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对哲学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