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

信息化时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旧的城市管理方式和城市社区管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有效应对新形势下治理困境的重要举措。浦东新区在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中走在了探索的前列，尽管实践中仍有多方面的不足，但是这些探索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必要的过程。下面以金杨街道网格化管理建设为例分析。

金杨街道辖区面积8.02平方千米，共设有48个居委，98个自然小区。由于区域面积大，造成社区管理幅度过大，在服务管理上存在许多“盲点”和“真空”地带。街道常住人口多达21万。街道内60%是动迁小区，社区内人口组成较为复杂，涉及多项管理事务，给社区服务管理带来一定难度。虽然社区内有1个近2500平方米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2个公园及若干休闲健身绿地，但是其他公共服务资源少、公建配套不完善，难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街道作为一个城市化社区，辖区内还有3个城中村和2个二级旧里未实现改造，社会综合服务管理和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难度还很大。由于管理幅度过大，资源较分散，经常出现条线部门办事效率不高、小区工作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造成老百姓有怨气，对政府工作不满意等。

街道党工委针对街道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创新思路，探索建立了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即根据地理特点、居民特性、历史沿革、管理重点等情况，将整个街道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块，每个块成立综合服务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汇总各方信息，分析居民需求，梳理问题矛盾，研究解决方案，协调工作资源，落实责任部门等，推动块区内“小问题（矛盾）不出居委，较大问题（矛盾）解决在块区，难问题（矛盾）协助街道解决”。

一是坚持“三化”，推进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优化、运作流畅。按照提高工作效率、激发工作活力、提升服务能力的原则，金杨街道不断完善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首先，服务管理机构设置的科学化。根据特点相近、人群相似、地理相邻、任务相关、需求相同，并协调派出所、工商、城管、房办等相关单位根据街道块区管理模式，调整管理区域划分，将辖区划分为金杨、罗山、黄山、香山等4个管理块区，每个块区12个居委。其次，机构设置实体化。金杨街道成立社区块区综合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任组长、办事处主任为副组长，成员由街道班子成员及双管单位负责人组成，全面领导块区综合服务管理工作。四个块区分别成立综合服务管理委员会，每个块区综合服务管理委员会由2名街道班子成员任主任，副主任由辖区派出所副所长、城管、工商、房办负责人和科室负责人、部分居民区书记等担任，成员由派出所、城管、安监、综治社保队、社区保安队、综合协管队、房办、工商、居民区书记、机关联络员、物业经理等相关人员组成，全面落实块区内所有综合服务管理工作。每个块区都设立一个集中办公、商议问题的场所。每个块区成立一支常态化的综合服务管理队伍，队长由派出所警长担任，副队长由城管小队长、综治社保队小队长、综合协管队小队长、社区保安队小队长担任，负责日常的事务协调和解决。最后，实现综合管理制度化。明确相关职责，块区综合管理委员会主要是全面指导块区内各居民区工作，督促块区内各居民区完成社区（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协调块区内城市管理和综合治理方面的应急处置，负责块区各相关队伍的协调配合，牵头组织需多部门联合的集中整治活动等。各块区内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的职责是牵头负责居民区管理，实施小区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听取各块区管理委员会工作汇报，部署相关工作；各块区管理委员会每月召开工作例会，研究工作，协调力量，安排分工，抓好落实。明确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在负责各自分管条线工作的同时，还要通过块区责任制，承担块区综合服务管理的责任。

二是不断深化，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成效显现、作用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街道的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不断发展、日渐成熟，取得了初步成效。首先，街道和综合服务管理机构的合力进一步增强。推行块区责任包干机制后，每个班子成员已从街道分管领导转变为块区工作总体负责人，条线部门的科室长与其他街道领导进行协调，职能部门也将块区工作变为“名分上的工作”，使各项工作在班子成员层面形成了合力，职能部门增强了工作动力。其次，工作人员的活力进一步增强。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不仅使力量下沉、责任清晰，也使块区之间形成了工作竞争，块区各项工作赶学比超，千方百计创先争优，大大增强了基层工作的活力。在2014年举行的居村换届选举工作中，各块区之间充满竞争意识，积极配合民政部门，现场督阵，共同做好直选、海选工作，直选率达到100%，38个居委“海选”全部一次成功。再次，解决问题的动力进一步增强。过去，街道由于管辖范围大、管理人口多、涉及事务多，在管理服务上一度存在许多“盲点”和“真空”地带。由于没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居委干部许多精力耗费在与各条线的沟通协调上，往往耽误事情的解决。实行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后每个块区都成立了综合服务管理委员会，每个块区都有自己的权限、经费，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工作机制和奖励措施，人、财、物都派到了块区，块区内部就可以协调解决问题，增强了块区想做事、做好事的积极性。最后，社区问题的解决效率得到一定提升。块区直接面对老百姓，发现问题更加及时，解决问题更为高效，社区管理更为精细。如，金台三居某小区有个“门房间”，5年来一直被一外来人员占用，白天卖水果，晚上设大排档，堵塞了小区进出通道，影响居民出行和周围环境。实行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后，居委联合块区内城管、派出所、工商等多支队伍，强制其搬走，收回了“门间房”，交给社区保安队和服务管理队作为夜间巡查点，彻底拔除了这个钉子户。

金杨街道探索实行的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进一步整合了社区资源、打破了条块壁垒、优化了管理服务，有如下几点启示：

一是党建引领。在实行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的过程中，金杨街道党工委发动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大结对、大共建、大服务，在块区内深入开展“千人大结对、双百大联建”工程，逐步实现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三化”，即“帮扶结对社会化”，社区2000多个困难家庭、贫困学生及1620名孤寡老人得到驻区7958名党员的帮困资助，108个社会管理项目被139个驻区党组织认领；“党建联建协议化”，社区党组织向街道党工委递交党建联建承诺书，加强社区单位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服务群众项目化”，通过征集居民服务需求，策划服务项目，如帮扶助学、帮困艰难、亲情陪伴、文化助乐等12大类、133个子项目，供社区单位志愿认领，按需“点单”，更加有效、有针对性的为群众服务。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发挥作用营造了好的环境，而且进一步凝聚了力量，明确了努力方向。在当前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区域化大党建凝心聚力、整合资源、协同社会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引领和带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从而推动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二是需求导向。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一个特点就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服务居民的综合平台，让居民需求成为社区工作的追求。各社区制定块区管委会工作制度，建立信息交流沟通平台，组建由各居民区、各条线管委会成员为主的核心骨干队伍，及时把居民需求和社区矛盾通过居民区块长和块区综合管理队伍队长汇总至块区主任和各位成员，逐步实现服务内容为居民量身打造、工作方式跟着居民需求走、工作成效由居民说了算。当前社区管理普遍存在着共性问题，就是居民成分多元、需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推进社区管理，关键在于找准居民需求。居民想要什么，社区就提供什么；居民不满意什么，社区就改进什么；不同层次的居民有不同的需求，社区就提供不同的服务。通过找准居民需求、提供多元服务培养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社区建设和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是资源整合。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内不仅存在着居委、派出所、城管、房办、物业等传统的社区管理部门，还有着不断成长壮大的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居民自治队伍等社区资源。加强社区资源的整合能有效解决因人口膨胀而产生的社区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和匮乏等问题，成为提升社区管理、促进社区发展的着力点。块区综合服务管理机制破除了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条线资源与块区资源之间的壁垒，在党委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综合服务管理委员会，把街道、派出所、城管、工商、房办、居委以及安监、综治社保队、社区保安队、综合协管队、物业等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搭建各类议事平台，协同条块密切配合，群策群力、联动联勤，形成了社区公共事务共同参与、社区管理难题共同治理、社区居民诉求共同满足的良好局面。如小区住户破墙毁绿、公用区域搭建鸽子棚、车库内开设棋牌室等各类老大难问题，都在块区联席会议平台上得到了破解。总之，在进行社区管理工作中，要勇于更要善于整合社会力量，使社会力量成为社区工作力量的重要补充，既要有意识，更要有方法，关键是要结合社会力量的特点，把平台搭好，让社会力量有用武之地、有展示形象的舞台，从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

【注释】

[1]江大海主编：《社区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页。

[2]刘晓旭：《城市街道办事处职能转变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人民路街道办事处为例》，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1—12页。

[3]《申城明年停止街道招商引资》，《东方早报》2014年12月27日。

[4]浦东新区政府：《浦东新区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意见》（内部材料），2015年1月30日。

[5]周平：《街道办事处的定位：城市社区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

[6]G.A.Hillery Jr..“Definition of Community：Area of Agreement”，in Rural Sociology.Vol.20，1955.

[7]［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页。

[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页。

[9]［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页。

[10]Barry Wellman.“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ies”，in Peter V.Marscleu and Nan Lin ed.，Social Structure and Net work Analysis.Bever lyHill：Sage Publications，1982，p.63.

[11]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文），《人民日报》2000年12月13日。

[13]张康之、石国亮：《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中国言石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4]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15]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9日。

[16]尹保华：《社区建设创新与社会管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4页。

[1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文），《人民日报》2000年12月13日。

[18]张康之：《论新型深化治理模式中的社会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19]洪波：《铜陵推行“区直管社区”体制改革打造多功能新型社区》，载中国广播网http://china.cnr.cn/，2011年8月5日。

[20]《浦东新区年鉴（2000）》，浦东年鉴社2000年版，第253页。

[21]《浦东新区年鉴（2001）》，浦东年鉴社2001年版，第263页。

[2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0—221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http://www.mca.gov.cn，2007年11月10日。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2005年7月29日。

[2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2005年7月29日。

[26]夏建中：《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5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http://www.mca.gov.cn，200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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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张康之、石国亮：《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36]张康之、石国亮：《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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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张康之：《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自治》，《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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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46]Word Bank，“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载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poverty/scapital/scindex.htm.2015年8月18日。

[47]［德］朱莉娅·杰尔默塔、哈穆·豪斯曼、朱莉娅·郎戈：《城市治理中的社会创新与公民社会：包容性城市的战略》，陆家欢译，载何增科、包雅钧主编：《公民社会与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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