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路径的多元回归分析

在验证了住宅福利满意程度与个体因素、工作组织作用和宏观政策影响等三个不同层面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之后，不同变量对于住宅福利提升的贡献可以形成不同的模式。在不同阶层中来自于不同主体的贡献有着高低差别，这就形成了以阶级阶层为依据在同一阶层内探讨住宅福利提升模式的可能。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根据理论假设，对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满意度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住宅福利提升的可能模式。

回归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描述、解释和预测，在回归分析中如果自变量有两个以上，则称为复回归分析或多元回归分析。由于住宅政策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行动者对于住宅政策的满意程度也与多个因素相关联，所以需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选择何种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方面，学者Hower（1987）综合多人意见，提出如下看法：①使用者应该优先使用强迫进入法或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若是预测变量不多，则应优先使用强迫进入法，使用此法时可经由共线性诊断统计量得知线性相依的情况。②使用强迫进入法，可根据研究规划时的相关理论，决定变量投入的顺序。根据SPSS 所提供的选择变量的方法，结合统计学者们的研究经验，本书的研究使用强迫进入法进入回归方程式。

根据前面对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考察结果，以“住宅福利满意程度”为因变量（也称效标变量或反应变量），“学历”“职称”“家庭人数”“家庭收入”“工作组织作用”以及“宏观政策效果”为自变量（也称预测变量或解释变量），进入SPSS回归分析界面，SPSS输出七个变量间的积差相关矩阵，在相关矩阵中可以看出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强弱与方向，也可检视变量间是否有共线性相关问题。

若自变量间具有高度的线性组合关系，回归所估计的参数值的变异量变得很大导致在统计推论时产生下列三种现象：①参数的置信区间扩大，导致在参数显著性检验时，错误拒绝虚无假设的概率大为提高；②在高度线性重合时，若观察值稍微变动，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统计推论结果，即使整体回归模型检验的F值达到显著，但对个别参数进行显著性检验时会发现大部分或全部参数的t值均呈现不显著的矛盾现象；③可能使个别参数的符号出现与理论不符合的怪异现象，即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与原先理论不符合（王宝进，2002）。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回归方程中最初有一个关于当前居住总体状况的自变量设定，但在进行检验时就发现了上述现象，因而做了最初的删除处理，仅选择了当前住宅福利满意程度这一自变量来表征当前住宅状态。

诊断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多元共线性，常用的评鉴指标，如容忍度（tolerance；TOL值）、方差膨胀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条件指标（condition index；CI）、特征值（Eigen value）。在回归模型中如果TOL值小于0.10，VIF值大于10，CI值大于30，特征值小于0.01，则预测变量间可能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相对的，在回归模型中如果TOL值大于0.10，VIF值小于10，CI值小于30，特征值大于0.01，则预测变量间多元共线性问题不存在^[1]。本书回归分析各项指标显示（见表7-17、表7-18），条件指标小于30，特征值中均大于0.01，容忍值均大于0.10，VIF值均小于10，证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回归模型中自变量本身并无高度相关关系。

表7-17 共线性诊断

a Dependent Variable：住宅福利满意程度

表7-18 回归模型摘要表

a Dependent Variable： 住宅福利满意程度

***p＜.001

在回归模型摘要表（见表7-18）中，6个自变量与住宅政策满意程度的多元相关系数为0.597，决定系数（R2）为0.356，显示6个自变量共可解释“住宅政策满意度”因变量35.6%的变异量。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摘要表中变异量显著性检验的F值为20.470，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0.000，小于0.05的显著水平，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水平。在回归标准化残差值的直方图中显示，标准化残差的次数分布接近钟形曲线，样本符合正态分布；在样本标准化残差值的正态概率分布图中，标准化残差值的累积概率分布基本呈一条左下至右上的45°角直线，样本的观察值符合正态性假定；交叉散布图中观测点在0值上下呈水平的随机分布，显示样本观察值符合正态性及方差齐一性假定（残差等分散性假定）。

整理输出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复回归分析摘要表，得出标准化的回归模型如下：

住宅福利满意程度=0.138×年龄－0.136×学历－0.058×职称＋0.204×家庭收入＋0.173×家庭人数＋0.319×工作组织作用－0.045×宏观政策效果

七个自变量中：“工作组织作用”、“家庭收入”、“年龄”和“家庭人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显示它们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因变量的影响均为正向；“职称”“学历”和“宏观政策影响”为负数，显示它们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因变量的影响为负向。

回归分析系数表（表7-18）显示，7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t值分别为：工作组织作用4.572（p=0.000＜0.05）、宏观政策效果-0.653（p=0.515＞0.05）、家庭收入2.892（p=0.004＜0.05）、学历-1.666（p=0.097＞0.05）、职称-0.593（p=0.554＞0.05）、家庭人数2.481（p=0.01.＜0.05）、年龄1.655（p=0.100＞0.05）。七个自变量中，工作组织作用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家庭收入和家庭人数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学历、职称、年龄、宏观政策效果与职称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回归模型，发现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正负与关系的强弱。证明了理论模型中最初的多个研究假设。对模型的解释过程如下图7-1所示。

年龄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一定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显著性较弱。住宅福利满意程度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自动提升，只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他影响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因素也会起到协同的作用。个体不能通过年龄的增加来提升住宅福利，常理也是如此。

图7-1 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整合模型的路径系数

注：***p＜0.01，**p＜0.05，*p＜0.1

学历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个体通过多年的教育积累获得了中产阶级的阶层身份，希望达到与阶层匹配的住宅福利水平，然而中国当前的高房价加大了实现这种希望的难度，于是这种落差就通过学历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负向影响表现出来，个人努力获得的高学历水平没有带来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提升，已经达到较高学历层次的个体行动者并没有随着学历的提升而实现住宅福利的提升，相反，在当前的住宅困境面前，多年的教育积累会显得十分单薄。个人无法通过降低学历来实现住宅福利的提升，学历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之间的悖论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

职称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的解释可能是职称的高低并不能直接影响住宅福利满意度，两个变量之间可能有中间变量的存在，也有可能职称变量与其他自变量间有同一性。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并不能否认这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关系，只能说明这个变量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因变量的贡献较小。在回归分析中，存在这样的情况，若自变量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则某些与因变量有关系的变量会被排除于回归模型之外，在本研究拟合的回归模型中，职称自变量与学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职称影响不显著就成了一个例证。

家庭人数与家庭收入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数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影响可以解释为：个体行动者可以选择不同的家庭结构来提升住宅福利满意程度，要不要成家？要不要孩子？要不要与父母合住？等等诸如此类的选择都会影响到住宅福利的满意程度。家庭收入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影响非常直观，个体行动者可以通过增加个人收入来提升住宅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住宅商品化的成效。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形成合理的家庭结构、获得更高的收入仍然是提升住宅福利的重要途径。

工作组织作用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影响为正且最显著。再次证明了工作组织作用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影响的研究假设。这说明对于中产阶层而言，其住宅福利的提升与工作组织的作用紧密相关，工作组织是提升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最重要的主体，通过工作组织作用提升住宅福利是中产阶层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宏观政策效果对于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这种结果可以解释为：当前宏观政策中没有针对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的明确举措，因而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提升无法从现有政策途径获得，国家和政府作为住宅福利提供的重要主体地位缺失，政府需要为提升中产阶层住宅福利履行相应的职能。这一实证结论与前面讨论我国住宅政策的阶层分化与中产阶层住宅政策的模糊性的理论论述一致且殊途同归：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的分析，体现了中产阶层政策诉求的合理性（见表7-19）。

表7-19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总体而言，在回归分析模型中显示，个体家庭人数、家庭收入、工作组织作用这三个自变量对于住宅政策满意程度因变量有较高的解释力。基于统计分析的回归模型是对于本书研究假设理论分析框架所进行的结论验证。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满意程度与工作组织作用有显著关联。若要提高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需要更多地通过工作组织作用来实现；同时，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提升还需要依赖明朗的住宅政策，了解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状态、制定切合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的住宅政策成为国家和政府提升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必要途径。

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满意程度会影响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同。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良好状态是促进中产阶层职业稳定发展的前提，同时，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满意程度通过影响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同进而影响阶层认同，没有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提升，中产阶层的阶层认同会受到冲击，其阶层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会因住宅福利而下滑，所以“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层”在中国当前的住宅现实中并非危言耸听。

回顾中产阶层住宅福利与个体行动者、职业/阶层认同以及政策影响等的整个实证过程，我们发现将个体置身于群体/阶层之中，将阶层的住宅福利置身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之中的重要性。只有在群体中探讨个体的住宅福利，才能建构出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福利主体的特征；只有在阶层的分类中探讨住宅福利与职业/阶层认同的关系，才能发现特定阶层的住宅福利本质及其与职业的重要关联；同样，也只有在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中去寻找中产阶层住宅福利提升的政策路径，才能在住宅福利供给和福利输送途径上理清福利三角理论之中所谓的多方责任。

注释

[1] 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