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福利困境引发阶层危机

阶层危机的第一个表现就是阶层内的极化加剧。在高校教师群体内部，对于住宅福利水平差异的不公平感增加。同一工作高校内不同住宅福利水平的高低使得同为职业中产的高校教师整体发生分化，大多数调查对象陷入住宅福利困境，无法获致与阶层身份匹配的居住福利，对于那些已达到良好住宅福利水平的个体有被剥夺感。

阶层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阶层认同整体下滑与跌落。这一点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及，住宅福利困境不仅使中产阶层自身在主观认同上感受到挫败和滑落，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中产阶层主观认同困境也投射到社会其他群体身上，使得他们对于高校教师阶层身份的社会评价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大学教师比想象中要差远了，没想到教授工资也那么低”是社会评价的一种反映，主观认同反映于客观事实，客观现实影响社会评价，社会评价反过来影响中产阶层阶层认同的主观建构，导致阶层认同的降低。

阶层危机的第三个体现是阶层内既得利益者的住宅消费方式进一步固化阶层。中产阶层内部分化的另一极是阶层内既得利益者的财富积聚。财富的积聚使得“有房者恒有房”，并将财富增值的对象锁定在住宅上，最大限度地放大住宅的投资属性。这种住宅消费方式如若没有相应的制约，对于住宅福利属性的压制会加剧其住房弱势群体的福利鸿沟，成为阶层内流动的障碍，使得阶层内部的流动停滞，在客观上固化阶层。

“社会断裂”理论认为，急剧转型下的社会断裂是结构性的、全方位的。由于转型太快，很多社会阶层都被淘汰或抛弃了。社会断裂与阶层消失的危险已不再仅仅是学者们的悲观预测，其背后的警示意义应当为更多人所认知。

中产阶层的“被中产”与“被消失”貌似都是在一夜之间，但其表象下所涌动的暗流却不是概念的更换或数字的消减那样简单。一个健康的中产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一个“被消失”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就有多大伤害^[1]。社会学研究者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忧虑。他们既期待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队伍的健康稳定扩大，又担心社会转型背景下中产阶层社会作用的全面失效。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当住宅福利引发阶层危机，中产阶层的发展目标将无法实现，中产阶层所能承载的社会缓冲器和减压阀的功能将失效，这些都有可能抵消辛苦累积的社会发展成果。

社会是一个系统，只有开放的系统才具有持久的活力。阶层间的正常合理流动是开放系统活力表现的一个层面，如果中产阶层遭遇阶层认同危机，开放的社会系统有可能失去活力走向封闭。

中国几乎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真相，都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中产阶层也许是一个谜团，但在“被中产”与“被消失”过程中引发的危机却是昭然若揭，“被消失”的或许不仅仅是中产。

中产阶层的“被消失”不是数字的缩水，而是中产阶层发展制度性依托的缺席。当政府需要一个发育良好、日渐壮大的中产阶层队伍时，一切蒸蒸日上；而当中产阶层需要有政策性的关注和制度性的保障作为其发展后盾时，“被消失的中产”只不过以自身作为高房价牺牲品的角色被推到了摆在最前面的那一块多米诺骨牌的位置。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曾说他一直想写一篇《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文章。他认为目前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政府对于房子的政策本来应该有两个：房地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们社会学概念叫住房社会政策，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购买房子，它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似乎只有房地产政策。而且，中国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止是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担忧。再者就是养老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另外，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带来稳定感的话，也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感。

无论是中产阶层还是中产社会，都不仅仅是一个只和财富相关的经济现象，其从本质上，更是和权利相关的社会问题^[2]。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权利都是平等的，也是能够得到完善保障的，这是开展中产阶层的任何讨论前要明确的前提。“被中产”是强加的，“被消失”却不应该被认定为荒诞的必然，其中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明晰与追求，没有权利基础的中产注定是脆弱的。没有权利从根本上加以保障，中产阶层还是难逃“被消失”的命运。透过“被消失”的中产阶层阶层认同危机，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背景下为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寻找切实可行的提升之路显得迫切且关键。

注释

[1] 庞清辉.“漂流者”中产[OL].中国新闻周刊，2010（3）-01-15].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0-01/15/content_19239051_2.htm.

[2] 于德清.中产社会只是一个传说[N].中华工商时报，2010-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