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为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关企业“走出去”问题的批示精神，我们先后在京召开三个座谈会，邀请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座谈，并赴深圳市实地调研。经认真研究，梳理出一些初步意见。

一、现阶段企业“走出去”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中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伴随着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和经济快速增长，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规模日益扩大，领域逐步拓宽，水平不断提高。1985—2004年20年间，境外投资从无到有，2004年中方协议投资达5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从小到大，完成营业额分别增长25倍和21倍。当前企业走出去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从动因看，拓展国际市场空间依然是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目的，而获取技术和资源的动机也在增强。拓展市场的动因可分三类：一是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如TCL集团年产彩电2300万台，居全球第一，但品牌和销售渠道长期控制在外商手中，企业“走出去”是为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和更大利润。二是受国外贸易壁垒限制的企业，如纺织企业到墨西哥、柬埔寨等国办厂，主要为躲避欧美市场的配额限制；而家电企业“走出去”，则是为规避欧美市场高额的反倾销税。三是通信、电站、铁路机车、船舶等大型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企业，因其技术含量较高，项目开发、安装调试、工程建设和售后服务都离不开中方人员参与，在当地设立项目公司是最佳选择。

此外，获取核心制造技术，是企业“走出去”的另一个重要动机。许多企业反映，靠引进外资，得到的往往是二流技术，而“走出去”与那些技术先进、但经营不佳的企业合资或并购，就可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如沈阳机床集团收购德国濒临破产的希斯公司，实现了高端机床的进口替代。浙江华立集团以58%的股份控股美国太平洋控制技术公司，迅速缩短了与世界一流公司在计量仪表领域的技术差距。

（2）从方式看，大规模投资办厂和雇佣外籍员工并不是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和主流，企业在境外主要从事最后一道工序的组装加工。主要原因是，“中国制造”的优势明显，TCL在波兰组装一台彩电的成本为20欧元，而在国内只需20元人民币。虽然目前华为公司海外有6000名员工，但绝大多数都是从事营销和售后服务，其销往海外产品价值的90%是国内生产的；中集集团收购美国企业后，当地生产组装集装箱的80%工作量是在国内完成的；深圳华丝集团在澳门设小型服装加工厂，也只是在当地缝口袋或钉扣子，衣服的领、袖、身及裤子的前后片都是在境内制成。

随着中国企业资金实力逐步增强，与外国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包括合资或并购），也逐步热门起来。这样组成的新企业，研发中心和销售网点在境外，生产制造逐步转移到中国，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进入目标市场很快。

（3）从对象国看，企业“走出去”主要选择与我贸易额增长较快、当地同行竞争对手较弱的市场。境外投资和并购主要集中在香港、东盟、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市场进入相对较少。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主要涉足周边地区和中东、非洲等地，这些市场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较大，且需要大量中低端设备，跨国公司难以形成垄断势力。企业境外上市首选香港，其次是新加坡，为避开中国证券会审批，越来越多企业通过到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注册公司，达到境外上市的目的。还有不少企业走出去是为走回来，以外资身份享受优惠政策。

（4）从主体看，国有企业依然是“走出去”的主体，但民营企业已成为“走出去”的生力军。走向境外的民营企业接近70%来自浙江、福建两省，浙江境外投资项目数和金额80%以上来自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同行中一般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海外或有工程与技术合作项目、或有订单与客户渠道、或有较好的技术与设备。在实力不足和信息不畅的情况下，一些民企为避免“单兵突进”的盲目性，开始选择“抱团走出去”。绍兴县准备在巴基斯坦建一个园区，选择10家自营出口在500万美元以上的纺织、印染、服装企业，共建加工基地；华立集团拟在泰国建一个中国工业园，打造一条比较完整的仪器仪表产业链条。

（5）从实际效果看，在境外经营较好的，是那些产权清晰、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拥有一支优秀国际化团队的企业。华为、中兴、中集、万向、华立、远大空调是其中的代表。相反，那些国际分工定位不准、公司经营机制不完善、产品核心竞争力不强、国际化人才匮乏的企业，在“走出去”中步履艰难，仅仅是出去走一遭，有的甚至回不来。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虽然实力较强，但由于经营机制不灵活，激励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外人员放不开，在家人员不放心，旗下境外贸易窗口要么已撤回，要么变成母公司的境外接待站或沦为空壳公司。康佳集团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地打造的境外基地，已全线亏损，被迫收缩战线。

从发展趋势初步分析，“十一五”期间企业“走出去”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走出去”将由兴办贸易窗口公司为主向建立生产基地、营销网络、研发中心为主转变，由传统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向投资信息技术产业、服务业和资源开采业转变，由设立加工组装企业向并购或控股当地企业转变，由走进发展中国家向走进发达国家转变，由以国有企业为主向民营、国有共同发展转变。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走出去”依然处于学习和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阶段，要形成著名跨国公司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二、企业国际化经营遇到的主要问题

可将企业国际化战略归结为“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三个阶段。“走出去”，就是企业走出国门，建立窗口公司，产品进入当地市场；“走进去”，就是在境外建造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采购当地原料并雇佣当地员工；“走上去”，就是企业进入上层社会，产品进入主流市场，成为当地著名品牌。这三个阶段遇到的困难是不一样的。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依然是一些“老大难”问题：一是多头管理，审批手续繁杂。绝大多数企业反映，虽然境外投资审批做了不少改革调整，但仍存在层次过多、内容过细、时间过长的问题。设立一个3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要经过发改、商务、外汇管理三条线和县、市、省、国家四个层次审批；企业设立后的用汇，不仅要经过这三条线、四层次的审批，还要征求驻外使（领）馆的意见。一个项目办下来，往往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正门”难进，企业怕丢商机，纷纷走“偏门”、“歪门”。二是随着企业“走出去”层次的提升，外汇管理不仅面临放松管制的问题，而且面临提高服务水平的问题。如要求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不得超过上年度外汇收入的20%，不仅增加频繁购汇成本，而且工程承包企业还会因外汇过少而影响信誉，在国际招标中陷入窘境。三是国外对我入境签证限制过多。如中兴公司国外常驻人员超过5000人，平均每天约有150人搭乘国际航班，很多项目都要1—2年完成，但不少国家在入境签证上对我仍实行严格限制，提出过多要求，我商务人员一次签证有效期往往只有3个月，迫使企业为获签证费时费力，造成诸多不便，甚至失去商机。

制约企业“走进去”的主要障碍包括：一是企业对当地投资环境不熟悉，往往因对当地法律、会计、税务、审计、用工等方面的要求缺乏了解，带来了很多麻烦。如联想收购IBM，先后要得到美联邦反垄断委员会、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同意，还要与美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签署《国家安全协议》，该协议对联想在美发展设置了一系列限制条件。二是名目繁多的资格认证、准入政策、专利标准成为企业走进去的“拦路虎”。如欧盟通过提高环保、安全和能耗标准来阻止境外家电产品进入市场；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家电企业，制订家电安全标准SEPS，公开宣称此举可延迟海尔等国外公司进入澳洲市场3—5年。三是面临竞争对手的打压。如海尔拳头创新产品Mike冷柜，一度在美国市场热销，美国惠尔浦等三家公司立即以无能耗对应标准为由，要挟连锁店停止销售。

企业“走上去”面临的困难最大，主要包括：一是缺乏核心竞争力。与跨国巨头相比，中国企业的优势主要在加工制造，最大弱点是缺乏品牌、技术和销售网络。中国企业开发的产品，大多是缝隙市场产品，不具备革命性卖点，难与跨国巨头匹敌。而培育品牌和创新技术则需投入大量资金，超出企业承受范围。海尔预计建成全球营销网络需投资5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集团利润的4倍；联想投资12.5亿美元并购IBM，只能租用其品牌5年。二是跨国经营中的文化融合绝非一日之工。许多企业指出，“走上去”不是商品输出，也不是资本输出，而是文化的输出和融合。许多实施并购的中资企业经营失败，都是因为企业管理和文化难以融合。海尔在美国设厂后，很快发现“早上升国旗”、“宣誓”等管理经验在当地行不通；TCL老总到法国后，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摆老板的“谱”；联想收购IBM后，个人电脑虽仍是IBM品牌，但在美、日、台湾等市场的销量明显下滑。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在如何确定战略的具体目标、步骤和措施，如何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等问题上，部门、地方和企业的认识尚不一致，思路也不十分清晰。我们认为，推动企业“走出去”，亟需在以下问题上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1）正确处理拓展我经济利益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对外经济活动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讲求政治效益；既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效益，又要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发展。只有坚持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企业才能真正走进当地市场，为当地社会接受和欢迎。对发展中国家尤其要着眼长远，有取有予，必要时适当让利。

（2）正确处理政策鼓励与加强监管的关系。既强调“走出去”前的政策支持，又重视“走出去”后的政策保障；既强调简化程序、便利快速，又重视加强监管和统计分析，防止资本外逃和国资流失。对民营企业应尽可能宽松一些，对国有企业则需要严格把关，建立健全风险控制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不计成本，盲目投资，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企业决策者必须追究责任。

（3）正确处理企业自主决策与政府统筹协调的关系。企业“走出去”是商业行为，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和发展需要，企业自主选择开展跨国经营的领域和方式。同时，“走出去”又是国家战略，要坚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有序推进、注重实效的方针，不可一哄而起，不顾条件，盲目投资、并购、上项目。既尊重企业自主经营决策，鼓励支持企业抓住商机，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又强调宏观政策的指导，在重大项目上要遵从国家意志，在重大问题上要服从外交整体大局；要加强协调，防止企业在境外低价竞标和销售，恶性竞争；要改善和加强宣传工作，尽量多做少说，避免泛“政治化”，受到对象国的攻击。

（4）正确处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都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就具备了“走出去”的经济实力，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的平均比例为1∶3左右，远远高出我国1∶11的水平。要改变目前“引进来”政策明显优于“走出去”的状况，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改变片面强调“市场换技术”的思维，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找技术。对一些国内企业已经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行业，不应片面追求“引进来”，更不应以优惠政策将竞争对手做强做大。当前应特别警惕一些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吸收外资的优惠政策，通过购并侵吞我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

四、政策建议

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必须全面加强对“走出去”的组织、协调、服务和管理，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整和完善现行政策，突破各种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1）加强引导，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走出去”是国家战略，涉及面广，问题复杂，且关系国家形象。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有法律、组织和政策的有力保障。建议：①尽快制定并出台《对外投资法》等法律法规，让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②尽快成立国家协调小组，可由国务院有关领导主持，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③制定实施“走出去”战略指导意见，明确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目标、方向和任务，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及中介组织等方面的积极性。

（2）深化改革，营造有利于各类企业“走出去”的良好环境。改革境外投资的审批体制和人员出入境管理体制，进一步简化核准手续，实行“一条龙”服务。一是建议取消对非国有企业审批中有关商业风险的审查。二是国有企业“走出去”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监管，重点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加强对境外企业的跟踪监管；三是进一步扩大地方的审批权限，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备案和监管主要由地方负责；四是简化对商务人员的出入境审批手续。加快与有关国家商签双边或地区性互惠的商务人员出入境便利化协议或安排，适当延长我企业出国人员的护照期限。

（3）完善政策，加强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撑。在审慎做好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对优势企业和重点项目的金融支持。一是对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建议比照境外加工贸易和中俄森林开发做法，实行贷款贴息。二是应根据我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实际，合理确定国别风险额度和信贷保险费率，建议适度提高与我友好国家的风险额度，并适当降低保险费率；三是提高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用汇额度；允许境内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直接对境外中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允许境内企业购汇为其境外企业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解决境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四是将政策性出口信贷与商业信贷结合、国内商业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结合，扩大混合贷款规模，增强对境外投资的支持能力。五是可考虑国家与企业共同出资，建立境外资源开发专项风险基金，用于企业境外资源勘探和可行性研究；发挥对外援助对“走出去”的带动作用，重点利用我政府对外优惠贷款，配合企业在受援国承包工程、合作开发资源等。

（4）创新服务，促进“走出去”协调健康发展。要整合国内各种信息机构的资源，鼓励各级商会、行业协会和中介咨询机构等利用多种手段，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海外商情、项目信息、政策咨询、法律支持、翻译保障等综合服务。积极开展经济外交。驻外使领馆应及时向国内提供准确的法律、经济、宗教、文化等信息，加强与驻在国政府的交涉与协调，维护我企业合法权益。有关部门应适应新情况完善《境外投资指南》和《对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建立东道国经济、法规、风险、投资等数据库。加快境外中资企业协会的建设，维护企业在外合法利益，规范境外企业的经营秩序；进一步加强对特大型海外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的协调，遏止企业竞标过程中的恶性竞争。

（此文系与国务院研究室工贸司陈全生、王检贵同志合作，刊于国务院研究室内刊《室内通讯》，2005年10月28日第52期，此调研成果获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度课题评比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