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教师发展面临的诸问题

乡村教师发展的许多问题，似乎根深蒂固、举步维艰、顽固不化，已经成为农村教育改革的顽症。早在1989年，陈逖先、纪芝信（1998）在其成果《中国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研究》中就指出我国农村学校师资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似乎积重难返，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一是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学校教师相对短缺，而县镇学校教师超编；二是我国乡村教师质量不高，影响了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三是学校的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影响到学校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1]余永德（2000）在《农村教育论》中也提出了与以上大致相同的问题：一是教师数量相对不足；二是地域分布不合理；三是教师结构不合理；四是民办教师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五是教师队伍不稳定。[2]田慧生（2003）在《关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思考》中也为乡村教师发展状况忧虑，提出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数量问题、效益问题和素质偏低问题等。[3]目前，虽然有的问题有所改善，但又有新问题出现的苗头，有的新问题似乎是老问题的变种。如“民办教师”似乎在2000年以后不复存在，但“代课教师”作为其变种，以新的问题形式出现，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笔者（2005）在《中国乡村教师发展研究》中，就归纳出了乡村教师发展一直存在的难以克服的难题，包括“超编与缺人”、“人才溢流”、“人力资本贬值”、“素质提高难”、“劳动效益低：产品无出路”及“发展投入不足”等六个方面。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是广大关心农村教育的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袁桂林（2009）与笔者（2005）具体地描述了“超编”与“缺人”的问题：“一是有些省存在县城学校教师超编而农村学校的教师缺编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城乡教师的待遇存在较大差别。虽然随着‘以县为主’教育体制的推行，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财政统一发放，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绝大多数农村的小学教师处境依然艰难。”“二是有些省存在小学教师超编而初中教师缺编的现象。这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初中生逐年增多，从而导致初中教师缺口增大。”“第三，有些省部分学校存在教师超、缺编现象。造成超编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效已初步显现，造成入学适龄儿童逐步减少，学生生源普遍有所下降，从而造成教师资源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有部分人员不合理占用学校编制。”“有些省存在编制不合理现象。比较典型的是广西和新疆，这些地区某些偏远学校教师编制虽然数字上是达标了，有时甚至超编，但由于地广人稀，整个学校的学生人数少，年级多，而教师如果按一般编制标准来安排的话，往往是一个教师要带好几个年级的好多门课。”[4]

袁桂林（2009）、笔者（2005）分析了乡村教师的流动问题，教师流动本来有利于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共享城乡教师的特殊经验，有利于提高双方教师的整体素质。然而当前由于城乡差距较大，城乡教师的流动主要是优秀教师或有社会关系的教师向城市流动，并且这种倾向十分严重。乡村教师通过各种途径调往城市。这部分乡村教师的流动给农村教育带来了更大的困难，通常把这种流动现象叫教师流失。一般城市教师不愿意调入农村，由于这种意向的流动，给农村教育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第一，使原本就教师不足的农村学校教师严重不足；第二，农村流向城市的教师往往是农村优秀的骨干教师，是农村教育的主导力量和先进分子，骨干教师流向城市使得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教育质量更差。[5]

魏峰（2009）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乡村教师。他对中国乡土中的民办教师的产生及其转正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考察，对民办教师这一乡土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如何任免、考核、资格审查、合同签订、辞退与反辞退、职称改革、工资待遇与转正等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特殊群体对乡村教师整体素质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感与人情因素对国家民办教师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些文化特征如情感与人情因素，似乎在中国人文语境中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但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它对长期以来乡村教师整体素质的伤害是不容低估的。或许说，它已经折射出乡村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的真正历史原因。他说道：“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民办教师总是能从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和智慧，谋取与国家政策进行博弈的资本……在情感、人情和情境三者共同构成的政策网络中运行，民办教师的既定政策效果难于完全实现……国家关于民办教师队伍素质改善的政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被悬置。”[6]应该说，魏峰的结论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乡村教师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关联密切，在处理民办教师问题的对策中，具有强烈的“情感、人情与情境”因素，故而从现代化的水平上讲，乡村教师的许多问题如“素质低下”的问题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也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乡村教师发展中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与本土化博弈的痛苦过程。从某种角度上说民办教师的历史，是乡村教师遭遇现代化的一个真正的痛苦过程。这一过程的内在矛盾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乡村教师发展上的冲突。一方面，民办教师要顺应代表现代化的国家教师政策的要求，而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自身现代化的塑造，以适应现代化的政策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适应政策的要求时，如学历与考试不过关等，他们就会利用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资源与国家政策进行博弈。所以王铭铭（1997）曾指出：“传统力量的存在必然或者说很可能导致现代化的失败。”[7]当然，我们说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事件与必要过程，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的阵痛。我们对这一过程中的许多政策与执行，很难做一个价值判断，甚至于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乡村教师的种种问题是历史的、文化的、关系的。这就是为何笔者在绪论中所强调的，我们对乡村教师的分析，必须以时间与空间为本质，从整体上去分析、去理解、去把握他们。

笔者（2005）在《中国乡村教师发展研究》中提出人才溢流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是整个农村的人才溢流问题，即城乡差距导致的城乡人才的自然流动。这当然是乡村教师整体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从这一角度上讲，乡村教师素质的整体提高就不是一个教育学问题，不是通过教育与培训就能够解决的。与此相关，许多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如沈亚芳等（2011）在《中国农村教育贫困与教育补偿机制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对乡村教师及其发展表现出极度的同情，乡村教师发展问题的本质是城乡差距的问题，是公平的问题。他指出了一种溢出性教育贫困，即“持续性大规模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对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外溢效应表现得非常显著”，“劳动力净输出地为福利损失，而劳动力净流入地为福利受益[8]”。这就是说，农村的人才溢出效应使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流出的大多是年轻人、知识者与技术工人，他们的流出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损失。其结果“势必会导致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程度不足，城市发展受益而农村发展受损，城乡差距拉大[9]”。这正如英国诗人狄更斯所诅咒的，我们处于一个最伟大的时代，我们也处于一个最渺小的时代！现代化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它也是一个坏东西；它使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也使社会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