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利益激励手段

司马迁在《史记·食货志》中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里的“利”即利益。人类社会历来存在两种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物质利益是第一位的，它是人们生存、生活和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所以，在人的利益格局中，物质利益是首要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物质利益原则，运用物质利益激励手段充分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人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等智能动物，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生活、劳动的。人们除了有物质利益的追求外，也必然有对精神利益的追求。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除了与他拥有、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多少有关外，还与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多寡及他的精神形象有关。相对于有形的物质财富而言，这种无形的精神财富(有时也有其有形的代表物如奖章、荣誉证书等)对社会和个人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影响往往会更深远。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已有所论述，只是大家尚不习惯于接受“精神利益”和“精神激励’，这一类用语，在概念上也还有些模糊和混乱。这一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是，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确实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

依据人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价值和其对社会的贡献大小，给以相应的物质报酬和奖励，这就是物质利益激励。它作为一种激励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使用，且在不同的国度里有基本类同的共性，但因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应用的方式、广度和强度又有所不同。在我国，它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并行不悖的。相比之下，精神利益激励手段的应用就复杂得多。它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等都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背景下有很大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提倡什么?贬惩什么?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也不完全相同。恩格斯说过:“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化得这样厉害，以致于它们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以及同一国家和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精神利益激励的内容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人们把精神方面的追求和需要作为一种利益来考虑，在人们意识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步加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建立利益激励机制方面，曾走过曲折坎坷的道路。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把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唯利是图等腐朽思想，宣传集体主义思想作为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还应继续做好这项工作。但是，我们过去进行的这种批判，有时的确存在着片面性。例如:一个时期，把人们正当的个人利益追求混同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结果往往把个人利益完全消融到集体利益之中。把物质奖励斥为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应该对那些为社会和集体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给以物质奖励。实践证明，这样做是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的。邓小平在批判那种空唱政治高调而不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左”倾思潮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革命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运用物质利益激励手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入探讨并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有效地利益激励机制，以推动我国经济文化建设更快地发展，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