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文物的分类研究

土族文物的分类研究_中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物补充研究

（一）不可移动文物

1.遗址类

土族先民遗址主要分布在民和三川、互助、大通、都兰热水等地。

民和三川境内有很多考古遗迹和已有的考古发掘证实，地处上川的喇家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石磬及其他文物属于齐家文化，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被称为“东方庞贝古城”。1999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喇家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清理出规模巨大的环形壕沟、供人们集中活动的小型广场、结构独特的窑洞式建筑等重要遗迹，包含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的遗存，呈现出多学科的研究价值。遗址中发掘出的因非自然性、突发灾难事件而死亡的群体人骨遗骸，揭示出前所未有的齐家文化时期的灾难遗址，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同时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陶、石、玉、骨等珍贵文物，特别是反映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磬王”、玉璧、玉环、玉斧、玉锛等玉器，对研究齐家文化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三川境内还有多处，如马家窑、马厂、齐家文化等文化遗址及汉墓群、古城堡“丹阳城”等。在中川的胡李家、前河的白崖沟、官亭的胡热等地已经发现多处属仰韶文化的遗址，是迄今在青海省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种文化类型。通过调查和试掘，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重唇尖底瓶、弧线三角纹彩陶曲腹盆和骨、石用具及装饰品等文物，与河南、陕西、甘肃一带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几乎完全一样。

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距今6000年左右，河湟地区进入了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因1923年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村而得名，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向西发展而形成的具有西北地域特色的新石器时代。

马家窑类型彩陶罐出土于互助县哈拉直沟、加定、塘川等地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提供

在河湟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存很多，仅海东地区达781处。主要遗址有民和县的阳洼坡、核桃庄、阳山、马场垣，乐都县的脑庄、柳湾，循化县的苏乎撒，互助县的总寨等。马家窑文化的人们大体以氏族为单位过着定居的生活，其聚落多位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他们的房屋多半为地穴，平面呈圆形或方形，房内有灶。

具体而言，马家窑类型在民和的民和川口、中川、马场垣、官亭、核桃庄、巴州、前河、杏儿、松树等14个乡（镇）已发现47处。半山类型在川口、官亭、核桃庄、柴沟、前河、古鄯等16个乡（镇）已发现了28处。马厂类型分布最广，全县20多个乡（镇）均有分布，截至1986年已经发现140多处^[2]。

从民和三川地区的考古发现及分析，可以发现齐家文化时期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墓葬随葬品可见人们对财产占有出现较大差异，除石、陶、骨器外，铜器开始使用，作为货币的海贝、石贝也开始增多。而到马家窑文化时期，这时已经开始有了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还饲养猪、狗等家畜。民和县境内还发现了青铜器时代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唐汪式陶器，人们称之为“青铜文化”。1978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三川核桃庄发掘出360多座辛店文化墓葬，经专家鉴定认为“核桃庄类型”可分3期：第一期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时期；第二期相当于战国时期；第三期相当于秦汉之际。由此可见，从古代起，民和三川土族地区历史上就是人类的劳动、生息、繁衍之地。

1980年8月至1981年11月，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新民乡下川阳山的阳山地发掘半山—马厂类型墓葬218座，圆形祭祀坑12座，出土各类随葬器2589件。其中马厂类型螺旋纹彩陶壶，通高37厘米，口径10.8厘米，底径11.4厘米，广口短颈，圆鼓腹，腹双耳，泥质红陶，器表打磨光滑，绘黑红两彩，口沿直线连珠纹，肩部饰黑红两彩平行条纹，肩腹部饰竖向连作“S”形螺旋纹，下绘平行条纹和垂帐纹。器型十分规整，器壁厚薄均匀，圆度极好，经青海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转导乡阳洼坡（铺）村东，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东西长350米，南北宽80米。1980年发掘其中850多平方米的地方，发现房屋基址5座，还有窑穴、灰坑等遗址，出土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遗物3000多件。出土文物既具有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点，又有马家窑文化的主要成分，发掘者认为归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3号方形房子可复原成四面坡式屋顶，对研究中国古建筑有重要意义。

热水古墓群分布在青海省海西州柴达木境内，距都兰县察汗乌苏镇10公里处的热水乡附近。墓群分布在一公里长的范围内，共有古墓200余座。据考证是中晚唐时期的吐谷浑大型墓群，也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吐谷浑墓葬。各个墓葬均有数量不等的牛、羊、马、鹿等陪葬物骨骼，还有大量的其他随葬品，其中织锦袜、丝织品极为珍贵，是我国1996年十大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热水古墓群　辛宇玲提供

这墓葬群中的血渭1号大墓系全国十大古墓之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坐落在察汉乌苏河北岸山前洪积扇平台上，高出地面30多米，远望如城阙一般宏伟壮观。这座墓冢封土堆高11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封土堆最底层，用石头砌有三层坚硬的石墙，每层高1米，宽3米，使墓冢更加牢固。石砌围墙只是墓冢的“地基”，上面有泥石混凝分层，砂石混凝分层和夯土分层，层层加高，形成高而坚实的幕墙。墓冢从上而下，每隔一米就有一层排列整齐的柏木“横梁”，共有九层之多，此墓群藏语称作“咯图合”即九层之意。这种独特的构造形式和墓室规制，在我国考古发掘中为首次。

墓冢葬室自上而下排列，呈楼阁式，二楼约在封土顶部往下约6米，呈长方形，是一座动物陪葬室。墓室由石块砌成，墓口用柏木镶垒。墓室内有马、羊、狗、鹿等70多具动物骨骼。

吐谷浑铜壶、铜炉　都兰热水古墓出土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吐谷浑银错盔甲　都兰热水古墓出土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最底层的“一楼”是一座“十”字形陪葬墓。墓室长21米，宽18米，距封土顶部约9米多，宽敞宏大，结构复杂，有墓门，门口有照壁，墓室又分为中室、东室、西室、南室。各室间有回廊贯通，各有门户。中室为木棺室，其余各室均为石砌陪葬。东室西室有大量兽骨。中室南室以及回廊中有大量的木制品、毛制品、丝织品等，随葬品极为丰富。在众多的随葬品中，有陶罐、金牌、金饰、铜铃、木牍、木勺、木碗、木碟、木车、木鸟兽、兽皮帽、皮鞋、铁器、玛瑙、石珠、粮食以及大量丝绸等。

随葬品中的丝绸织品品种繁多，色彩绚丽。这些丝织品由于墓室寒冷，当地气候、土质干燥得以保存下来，世所罕见，是柴达木盆地古老文化中的瑰宝。这些丝织品有棉、绮、绢、刺绣等，丝绸图案清晰，色泽鲜艳，花纹绚丽，质地良好。图案有各种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车马人物等。既有大唐王朝广泛流行的连珠对马、连珠对鸟等纹饰，还有唐代并不多见、我国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发现的菩萨出行、人物猎兽、西域人图像等物品。

2.藏传佛教寺院

土族民众原信奉多神教，也有一些人信奉道教。元、明以后普遍崇信藏传佛教，土族地区有寺院40余座。互助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有佑宁寺、却藏寺、松番寺、馒头寺、金刚寺、章嘉寺、天门寺等。

互助佑宁寺　辛宇玲提供

佑宁寺，公元1604年建，位于今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五十乡，该地为明清时期西藏经青海去内蒙古各地的重要通道，杂居着土、藏、蒙古、汉各民族笃信藏传佛教的群众。佑宁寺系土族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藏语全称“郭隆弥勒洲寺”，简称“郭隆寺”，下辖16寺院。佑宁寺在青海佛寺中的地位非同寻常，由于该寺名僧辈出，加之章嘉等五大活佛的宗教地位甚高，它在历史上的规模、影响曾一度超过塔尔寺，被誉为“湟北诸寺院之母”。

互助土族人居住较多的村一般有小喇嘛庙，除供奉宗喀巴、达赖、班禅等佛爷外，还供奉有民间普遍信仰的一些神佛，如德松桑吉、尼达克桑、丹木煎桑等诸多山神、护法神等。

民和地区的佛教，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个系统。汉传佛教在明代时盛行于这一地区，青衣僧（和尚）属汉传佛教僧人，他们吃斋念佛，不娶妻室，遵守五戒；青衣僧各寺有和尚二三人不等，信徒多为汉族群众。现在民和的佛教寺院多为黄教，如莲花台寺、弘化寺、灵藏寺、卡的卡哇寺、白家藏寺、朱家寺、文家寺、崩康滩寺等。其中建寺年代较早、规模影响较大的是弘化寺和卡的卡哇寺，两寺始建于明代。据《河州志》（明嘉靖本）记载：“弘化寺，州西北百二十里，正统六（七）年奉敕建。规模壮丽、金碧交辉。有僧世袭佛子，常住地百余顷，官兵五十五名守之。內有钦赐銮驾。”弘化寺在鼎盛期，辖有宗教活动点十处，僧众百余人。

卡的卡哇寺，位于民和甘沟乡静宁村，寺院有城一座，占地六十余亩，大小经堂十三座，辖有本县卧佛寺、宝和寺、诺尔哇寺和化隆的自家寺、塔家寺及甘肃武威地区的六处寺院。鼎盛期有僧众近千人，在蒙藏地区也很有影响。

同仁“五屯”地区几乎每村都有一座寺庙，如年都乎寺、郭玛日寺、下庄寺院、吴屯下寺、吴屯上寺等。

位于乐都县城西北16公里，今达拉土族乡春洒村的静觉寺，当地人称“春洒寺”。《青海记》作“京觉寺”，藏语称“春洒拉康”。该寺寺主春洒佛（亦译作琼察佛），系互助佑宁寺九小昂活佛之一，属佑宁寺松布昂管辖。据《乐都县志》记载，该寺是明朝万历年间从甘州（张掖）迁到甘肃天祝县境，后迁至乐都春洒。在春洒村也历经三次变迁（第一次是在今址南侧，第二次在西约100米的柏树处，今址是1989年重修时选定的）。清末有寺僧7人，清政府每年给该寺10两银钱，作为其香火钱。1958年时，经堂1座3间，僧舍20余间，活佛罗桑，俗称“刁佛爷”。耕地有40亩，树林20亩，水磨、油房各1座。该寺于1967年拆毁，原藏有珍贵的大藏经108卷也随之被毁。1986年8月11日批准重新开放。该村刁国栋（原喇嘛）组织当地群众捐资和募化，筹资两万余元，于1989年重修一转三经堂1座，坐东望西。小经堂3间，香房3间，僧舍2间。寺内供有三大古佛，并珍藏有清朝时期帧子十余幅。现有一俗人住寺看护。院内有松、柏树五棵，使该寺显得幽静肃穆^[3]。

3.土族民居

土民每个家庭均有自己的庄廓。“庄廓”一词为青海方言，庄者村庄，俗称庄子，廓即郭，字义为城墙外围之防护墙（民和土族称作“昂图”，互助土族称作“日麻”）。庄廓一般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占地多在半亩左右、方形，围墙以土夯筑而成，高度4米上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和三川土族村落的村庙门一律朝向北方。庄廓内部的布局，一般在北方建大房（正房），是最好的房屋，具体依个人条件而有差异。东西两边为厢房，规格低于大房，东北角多建厨房，西北角多为仓库，而西南角、东南角多为畜圈、厕所等。有条件的人家建南房，多为草房。为了强调正房的地位，正房要高于其他房，将门窗做得大而精致，两侧的厢房的门窗要逊于正房，而南房等门窗是简易、粗陋。庄廓大门的方向依山而定，一般坐南朝北或坐北朝南，但特别注重选择照山，大门必须对准正前方最高大、最雄伟、最完整的山，若无此种理想之山，则立照壁，以为屏蔽。门面刻有各种花纹图案，门前的墙壁多用白土泥或石灰水抹光粉刷；围墙墙头续砌60～90厘米高的梢墙，墙腰用白卵石镶嵌宝塔形图案数处。庄廓的宅基一般要请活佛、法师、阴阳先生选定。

庭院是家庭的公共活动中心，土族庄廓庭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设于庭院正中的嘛呢台上。台由黄土筑成，圆形，直径2米左右，高1米左右，正中竖有一高达数米的嘛呢杆，上挂经幡，台上设有小煨桑炉，终日香烟缭绕。像民和三川土族就非常讲究“中宫”，在庭院正中位置请喇嘛或阴阳先生埋设“崩巴”（宝瓶）以镇家宅。庄廓墙头四角放置白色卵石用以辟邪。

土族先民的生计方式以牧业生产为主，住在帐篷，居无定所。随着由游牧民族向农耕定居民族的转变，草原那种毡帐相环、游荡不定的居住方式已经成为土族的历史记忆，定居的村落堡寨成为土族居住的基本形式。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限定，他们或者邻近水源，或者位于山脉北边，聚族而居。

传统的庄廓建筑都采用土木结构，房屋的基本框架都由木头组成，冬暖夏凉。庄廓的分布相对集中，耕种的田地分散在居民区的四周以及村庄附近的山上。从村落的空间设置来看，最初的村庄（指自然村）由共同祖先的后代构成，并且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分成了不同的支系。同一个宗族支系倾向于毗邻而居，分家另户的也要在老房屋的附近盖屋居住。他们属于同一个宗，当地人称作一个“家伍”。每当婚丧庆典之时，他们之间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协作和互助。无论在日常生活交际还是各种生产劳动中，这些家户的交往也相对密切。土族的这种居住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古老的宗法制度。

土族对庄廓的设置反映了其文化内涵。就住宅建筑而言，单门独户的正方形四合院是土族的传统型民居。庭院的围墙由土夯筑而成，四角的顶端各立一个白色的圆石来镇邪。围墙一般建造得都比较高。房屋建筑以平房为主，房顶为平台，用砖覆盖，比围墙略低。正房的位置面南背北，采光较好，是长辈居住和招待客人的房间。东西各有厢房一间。连接正房和东房、西房的角房为厨房、草房；东房和西房另一侧的房子，一般是草房或者牲畜圈。厕所的安置有的在庄廓之外靠近一侧围墙的地方，有的位于庭院的西南角。这和当地汉族有些相似，因为庄廓的一些设置是土族向农业民族学习的结果。

4.建筑雕刻

土族的建筑多为传统造型。土族地区一些古老的建筑物，如互助的佑宁寺、钟鼓楼、五峰寺等，都是土、藏、汉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有许多殿宇、经堂、僧舍的佑宁寺，吸收了藏、汉建筑的特点和甘肃“河州砖雕”的艺术成就，充分显示了土族人民的建筑和雕刻艺术水平。土族地区寺院的木工、油漆、石刻等，多出自于土族工匠之手。这些土族工匠做工精细，技艺娴熟，有较高名望，特别是民和赵木川的木匠，在青海较有名气，他们曾远赴西藏、甘肃，甚至尼泊尔、印度等地修建寺院。

土族砖雕　辛宇玲提供

土族的雕刻艺术多种多样，要有木雕、石刻、砖雕等。土族群众在住宅、寺院的门楣、栋梁、椽、柱头上雕刻着各种花草树木与飞禽走兽，常见的花草树木有牡丹、莲花、梅花、菊花、兰花、竹子、箭兰等，动物有龙、凤凰、鹿、蝙蝠、喜鹊等，这些花草树木与飞禽走兽互相搭配，形成了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吉祥图案。砖雕多见于庙宇寺院建筑的屋脊花边、飞檐兽吻、墙壁浮雕等，花样有龙、狮子、花卉、吉祥八宝、敬长图、鹿鹤同春等。石刻主要有阴刻，在石板上和墙壁上雕刻上佛像和猛虎雄狮，也有一些铭文雕刻。

（二）可移动文物

1.服饰类

土族服饰带有青海高原的地理环境特色，体现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诸多史籍中保存了有关吐谷浑人服饰的记述，如《南史·夷貊传》载：“著小袖袍，小口裤，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北史，吐谷传》载，“（吐谷浑可汗）夸吕椎髻毦珠，以皂为帽，……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隋书·西域传》：“（吐谷浑）其主以皂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其王公贵人多戴幂胄，妇人裙襦，辫发缀以贝饰。”《新唐书，西域传》：“（吐谷浑）其王椎髻黑帽，妻锦袍织裙，金花饰首。男子服长裙缯帽或冠幂霄，妇人辫发萦后，缀珠贝。”所有这些都可视为土族服饰的渊源。

皇清职贡图　辛宇玲摄

清代《皇清职贡图》《广舆胜览》等都记载并描述过土族先民服饰，《皇清职贡图》中有关土族土司和土民的画像十余幅。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土族先民服饰习俗的演变过程，亦可窥见其一些历史情况。如：西宁县土指挥祁宪邦等所辖东沟等族番民^[4]“男戴白羊皮帽，著长领褐衣。妇女以红布为额箍，上嵌碎硬，后插银铜凤钗数枝，杂垂珠石。衣裙俱用红绿布，而裙与衣齐。裹足著履多类民妇。性淳朴，勤于耕作”。西宁县土指挥佥事汪于昆^[5]所辖土民“男毡帽布衣，妇盘发戴红布箍，垂蠕，覆额中贯铜簪，系以珊瑚、水珠，衣裙间也多以玉石、砗磲缀之。裹足著履与东沟等族番妇相似。风俗质朴，勤于耕稼”^[6]。从当时的记录可以看到毡帽、布衣、褐衣、红额箍、红、绿衣裙等服饰特征，流传至今，保留在各地土族服饰中。其中，以红布为额带，缀以银、铜凤钗的头饰基本上是后来土族扭达的写照。服饰中“系以珊瑚、水珠”、“上嵌砗磲”的特征，也体现了主体先民时代的“妇人以金花为饰，缀以珠贝”、“妇人皆贯珠束发，以多为贵”。以金花为饰，多缀珠贝的服饰情景。《大通县志》记载：土族“妇女戴帽”、“衣服不论绸布杂以五彩，束之大带”。这些装束仍见于今。

互助土族服饰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提供

清代，土族妇女用牛羊毛纺织已相当普遍，因而有“苦于纺织”记载。土族妇女擅长刺绣，历史悠久，一般是以母女相传、姐妹互授方式传承发展。刺绣是土族女子的必备技艺，亦为土族普及的家庭手工业。

至20世纪30年代，土族妇女还有在脑后拢起高高发髻的习俗，发髻上还要佩戴各种饰物。土族妇女称头饰为“扭达”，见记载的有七八种之多。如形似圆饼状的称作“吐浑扭达”、形似簸箕的称作“什格扭”、形似三支箭的称作“捺仁扭达”、形似铧尖的称作“加斯扭达”、形似漏凹槽的称作“雪古郎扭达”等。其中以“吐浑扭达”最为古老和尊贵，有说是因袭历史上吐谷浑的习俗。

土族服饰因分布地域的不同，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互助土族妇女的服饰以色彩鲜艳、花团锦簇为特征。妇女一般穿高领大襟绣花上衣，高领或翻领斜襟宽大长袍，青壮年妇女穿右衽彩花袖衫袍，短衣或长袍以斜襟绲边，绣花或花边装饰的小翻领为征，彩色衣袖以连接黄、绿、红、蓝、黑等颜色布圈做成。长袍上多套紫红色镶黑边的坎肩，腰系绣花大包腰带，腰带两头缀有三寸见方图案精美的绣花腰带头，绣有花、蜂、蝶、鸟、彩云、富贵不断头等图案。脚穿各式“恰绕”（女鞋总称），头戴织锦翻边毡帽（解放前还戴各式“扭达尔”，即土族头饰）。近年来，许多心灵手巧的土族妇女还把“秀苏”的彩条移到上衣的制作中，使土族女装上衣也和衣袖一样五彩缤纷。许多青年妇女喜欢头戴礼帽，帽箍正中央别一面小镜子，左右两边插朱红色、粉色系列为主的绢花数枝，与花袖衬衫搭配一体，别具风韵。青年女子梳三根发辫，婚后改梳两根发辫，末梢相连于背后，多以金花为饰物，发辫上常缀有贝、珊瑚、石等，并以多为美，也带绣工精美的辫套。

土族妇女装饰品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提供

土族妇女装饰品辫套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提供

青年妇女的七彩花袖已成为土族服饰的主要特征。这种衣袖，当地叫“阿拉肖梢”。袖筒一般过手，所以民和等地又称之为“罩袖”：袖筒多种样式有的由里向外一截比一截窄瘦，有的呈宽长的直筒状，袖口里子缝半尺长的红边，穿上后将红里翻出外面。据说早年的花袖是用七色彩布缝制的，后来演化为五色。五彩袖用红、黄、绿、白、蓝等五色彩布或彩绸拼制而成，其色彩的排列是按照大自然彩虹的颜色调拼而成的，看上去协调鲜艳。土族也因此被称为“穿彩虹花袖衫的人”。民间传说女子衣袍两袖各种颜色都有象征意义，红色代表太阳，蓝色代表天空，黄色代表五谷，白色代表乳汁。互助、大通、乐都一带土族妇女穿小领斜襟长袍，两袖用黑、蓝、绿、黄、红五色，有记载说，黑色，象征着土地；蓝色，象征着蓝天；绿色，象征着满川青苗；黄色，象征着滚滚麦浪；红色，象征着普照山河的太阳。

土族女服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提供

互助土族男子多穿白色绣花短褂和小领斜襟长袍，长袍袖口镶有黑边，胸前多缝缀一块4寸见方的刺绣图案作为装饰，外套黑紫色或褐色的大襟坎肩，系绿色绣花长腰带。腰间别黑色布绣花烟袋。冬季外套大领光板皮袄，领口、襟边、下摆、袖口等处均有镶边。劳作时穿白色或棕色羊毛捻线制成的圆领大襟毛毡褐子，黑色或蓝色布镶边。有的还穿绸缎长袍和大襟绸缎坎肩及马褂。下着蓝色或黑色大裆裤，外出时佩戴色彩鲜艳的绣花围肚。围肚上常绣有“富贵长春”、“鸳鸯戏水”、“孔雀戏牡丹”等吉祥字样图案。戴白色翻檐毡帽，后檐上翻，前檐展开，被称之为“鹰嘴啄食”。过去，有的土族男子小腿扎有上黑下白的绑腿带，扎绑时将黑色一边置于上面，称作“黑虎下”，绑带常被青年男女当作爱情信物。早年土族结婚时伴郎还穿一种质地细软的宽大白氆氇褐子，称作“纳什金”，中间开襟，大翻领，无钮扣，类似阿拉伯男子穿的白色长衣，土族男子还戴一种红缨帽，用羊毛绒擀制成蘑菇形状，下檐上翻，黑羔羊皮镶边，帽顶端缀有一绺红穗，传说这是由古代官帽演变而来的。穿绣花白袜、云纹双梁鞋或长筒布靴。老人的穿着较为简单朴素，一般穿圆领斜襟长袍，外套黑色坎肩，系黑或棕色腰带，戴黑色卷边圆毡帽，穿双楞布鞋。

土族男服　青海省博物馆提供

近代民和土族妇女的服饰自1938年前后被强行革除后，基本与本地汉族服饰相同。据有关资料和老人回忆，解放前三川土族妇女的服饰情况大致如下：头戴“素不都扭达尔”，因此种扭达尔上饰有用珊瑚、玛瑙等物串缀成的穗子和细银丝制成的凤凰，戴在头上，走起路来上下摆动故称“凤凰三点头”。仅头饰就反映出三川妇女雍容华贵的气度。妇女上穿红绿色绣花开襟五节套缎褂，下着长裙，裙色按年龄不同分红、紫、黑三种。下身系红色百褶长裙。这种裙子像蝴蝶翅膀左右两扇，每扇前缘有五褶褶纹，后缘有七褶通裙，下沿贴白布沿边，两扇裙子用白布腰连接起来，前连后开，裙腰两端接红棉绳为系带。蓝、黑色衣襟和红色蝴蝶裙相配，形似蚱蜢翅膀，故民间形象地称土族妇女为“阿拉恰加”（花蚱蜢）。另一种是青海民和地区的百褶花裙，这种裙子较短，色彩按穿着年龄有红、绿、蓝三色相配。姑娘出嫁时，最体面、最高规格的贺礼为舅父送的绯红百褶花裙。

目前，三川地区男装与本地汉族已无差异。从三川有名的“纳顿”会手的着装来看，男子服装历史上曾以布袍为主、斜襟、外套黑色短褂，头戴礼帽。

大通土族聚居在北川河上游的“上四堡”一带，属于山区，宜农宜牧。目前大通土族服饰也与本地汉族大致一样。据《大通县志》载：历史上土族“妇女戴帽，辫发用红绳贯青铜钱，垂于脑后，耳缀大环银铜不一，足穿腰袜，衣服不论绸布、杂以五彩，束之大带”^[7]。以此记载来看，大通妇女服饰和互助、民和土族妇女的服饰基本相近。据老人们回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男装也大抵和互助男装接近。

同仁土族女性服饰别具一格，体现了土族妇女传统服饰的诸多特点。长袍右衽长及膝下，左右两侧开衩，圆形翻领宽17厘米，形如围眉，领边、襟边均镶水獭皮边，袖口处根据长袖使用面料中缀以羊羔皮，或缀以与长袍色彩对比明显的蓝色系彩宽边，形似袖筒，腰系彩色绸带结于肚前。由于长袍开衩，走起来袍襟摆动，内穿与互助、民和土族人相同的长裤，过去在裤筒以下要缀上“贴弯”（互助、民和土族妇女服饰中膝下裤腿部套筒）。可拆下来水洗，有红、黑、蓝、咖啡等颜色，从服饰身份标识功能说，“贴弯”是土族女性结婚与否的标识之一，红色是未婚少女的标志，其余色系象征女性已婚。如今“贴弯”已逐渐消失，代之以天蓝色长裤。妇女脚穿绣花鞋，鞋形似互助土族的“花云子鞋”，也绣云子纹，鞋尖部分微微上翘，也有些鞋子以满帮绣花为特征，色彩鲜艳。还有一种布筒高腰厚底绣花鞋，既有藏式靴子的风格，又留了土族“腰鞋”以布、条绒为面料与绣花等特点。女性头饰以中分头两侧梳两根长辫为特征，发辫梢子上也戴银盾。据说同仁土族妇女早年披发，佩戴名为“跑斗”的头饰。这种头饰系新娘及盛时必戴之物。同仁男装主要以羔羊皮、老羊皮、棉布、氆氇等制成类似藏袍的长袍，束彩色绸带，头戴毡帽、礼帽、狐皮帽及红缨帽，领口、袖口及边、摆边均饰以水獭皮镶边，以多为美。目前长袍讲究以织锦缎面，佩戴大颗多圈珊瑚项链、护身佛龛等。也讲究挂藏式长短刀，显得威风俊逸。

同仁土族妇女装饰品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提供

甘肃卓尼土族多居住在草场山地一带，男性服饰基本上与藏族一致，穿皮袄或“日拉”（布做的藏服）或“抽拉”（氆氇衫）。妇女服饰以两侧开衩口的长衫为主，镶有水獭皮或“十样景”氆氇滚边，袖口处缝制约16厘米长的红布，上套无袖长衫，裤筒边也缝有16厘米红布，与袖口相映成趣。足蹬平底高腰满帮花布鞋。

土族服饰中的饰品种类繁多、工艺精美。以下举例较有代表性的：

土族妇女制作盘绣腰带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提供

盘绣腰带　互助民俗博物馆提供

盘绣腰带：腰带的两端，也叫带头是盘绣部分，一种叫大带头，一种叫小带头。大的是5个眼，（一个眼为一块盘绣图案）小的是3个眼。大带头的每个长40厘米，宽20厘米，把5个眼衔接在一起，便是一个腰带头。小带头的每个眼长70厘米，宽25厘米，把3个眼横接在一起便是小接带的一个带头。无论大腰带还是小腰带都是两个带头，而且规格、图案色彩都是对称的。小腰带头横接好后卷成双筒带头的花面宽保持在35厘米。两个小腰带头缝接在一条4米长的黑色或绿色棉布带的两头，就成为一条完成的腰带。大腰带不再卷筒，也不缝接在棉布带的两头，而是做成活接头，在往腰上勒带时套到腰带布上，一片盘绣云纹、菱形、吉祥结、富贵不断头等图案，极富土族民族特色，使脖颈部位的色彩与衣裳的色彩统一协调。

土族绣花钱褡子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提供

跑斗：土族女性的特色头饰“跑斗”，以珊瑚珠串编方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样式，具体有包头、佛经、箭袋三种，其形状与名称所蕴含的宗教文化意蕴和军户崇尚习武的生活情状已很突出。妇女披发后梳，在脑后佩戴一木制中银质梯形板，此板用密缀珊瑚串的布料包包裹，布料两侧部分纵向延伸较长，佩戴时可卷入发内连接两头，起到固定板子的作用。珊瑚串两侧剩余布料上用土族传统盘绣针法绣着各种吉祥图案，装饰意味强烈。板子下延伸的披发，至腰部时，要在发间别上一枝银制或木制镶有玛瑙、松石的“尕特尔”，意为“射箭的弓”。其形片状，别入发间的柄部较窄，在披发一侧镶珠嵌宝的部分显得新颖别致，发梢处佩戴梅花形“银盾”（称“美浪”），其上刻有吉祥图案，镶有珊瑚。发梢用红色丝带系上后别入“尕特尔”底下，再缀上两束红丝穗。头顶部连接板的地方还要挂上珊瑚串往前缀在发间，垂至额上，构成美丽的额饰。配上长穗或大圈金、银制耳坠、耳环及大颗珊瑚组成的多圈项链，显得朴实而又华贵。四寨子土族大约是在同仁隆务寺活佛夏日仓三世时逐步皈依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藏族产生过再造式的影响，成为藏族文化的中心，“一般的藏民男女老幼，大都身佩‘护身符’，就是佛像或是经文，或是‘舍利灵柩’。或装进精致的‘宝匣’，或包以珍贵的呢革，或佩带身上或在颈间，认为可以避灾免祸”^[8]。土族头饰中“佛经”饰物正是这种心理的再现。另外其头饰品“美浪”是一种梅花形的“银盾”，上刻佛教法轮的图案，这既是他们信仰的反映，也折射出他们向往平安、追求吉祥的民族心理。同仁土族妇女的传统头饰“跑斗”，正是以“贯珠束发”为总特征，显示出对传统服饰的传承。据说在解放前，同仁土族妇女没有佩戴“跑斗”就不能进寺庙拜佛求神，可见这种头饰不但是古老文化的象征，更是神圣、庄重等情感的载体。今天在隆务地区盛大的六月会上，我们可以看到盛装的土族妇女头戴跑斗、身着锦袍的古朴与美艳。

青海黄南同仁地区妇女头饰“跑斗”　青海省博物馆提供

扭达：是土族妇女过去戴的帽饰的总称。因地域不同，式样有八九种之多。扭达用彩布制成，装饰以银、铜等长针，缀上云母片及彩色丝穗。戴扭达时，将头发梳披于两侧，发梢上折，绾在两鬂间，呈扇形。

适格扭达　青海省博物馆藏

适格扭达又称“簸箕头”。其制作工艺是用当地的一种柔软而有弹性的芨芨草扎编成簸箕状骨架，再用硬纸和碎布裱糊成胚，使其丰满牢固。其正面贴上金银箔纸，再粘贴上数道摺的五色彩布，周围镶一圈3厘米见方的云母片，边沿垂吊两层红、黄丝穗，边沿插数百枚铜针，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托欢扭达又称“吐浑扭达”。其制作工艺与适格扭达相同，以红、白小珍珠串盘绕其面，边镶一周小贝壳缀为圆形，径四五寸，垂悬于背上形似圆饼，这种头饰又称“干粮头”，据说“吐浑扭达”头饰被看作土族最古老、最尊贵的头饰。佩戴这种扭达的地区范围很小，仅限于红崖子沟、土观村等几个村庄。

托欢扭达　青海省博物馆藏

捺仁扭达　青海省博物馆藏

加斯扭达　青海省博物馆藏

捺仁扭达又称“三叉头”、“尖尖头”。即在帽上插铜剑一枝，耸起顶上约半尺高。箭头分三叉，上挂小红绒球二枚。劳动或不戴扭达时，用一条4米长的绣花头巾将它包裹起来，以防止日晒雨淋。佩戴扭达据说是镇魔驱邪，同时标志着女性已结婚成年，老年妇女不戴扭达。

加斯扭达。加斯扭达的制作工艺与适格扭达相同，正面一圈缀满红色丝线的穗子，形状像一只犁铧，倒过来又像马鞍，所以既叫“铧尖头”又叫“马鞍翘”。

“拉金锁”毡帽：土族青年男女喜戴帽檐翻卷，织锦镶边的“拉金锁”毡帽和帽檐不翻卷的礼帽。毡帽颜色多为黑色、金色、蓝色等。原料用上好的羊绒、牛绒，由专门的毡匠精心制作而成。男子“拉金锁”毡帽是白、黑色，以绒毛制成蘑菇状，下檐上翻，后高前低，谓“鹰嘴啄食”式绒毡帽。女子“拉金锁”毡帽多为棕色，亦有白色，翻檐高而平，周围饰以黑绒布、织锦，以及金丝花边。

礼帽：女子所戴的礼帽，其正面和左右两旁插一朵大红牡丹、芍药等鲜花和“喜鹊探梅”等式样的绢花，中间镶一块长方镜，相互映衬，这种礼帽，一般在参加节日盛会或走亲访友时穿戴。

土族礼帽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凤凰三点头　青海省博物馆藏

凤凰三点头：又称“凤凰单展翅”。它是民和三川地区土族妇女佩戴的头饰，用黄铜制成，铜箍前面挂一排7件工艺精细、展翅欲飞的凤凰，再在其上挂满珊瑚串成的穗子。从造型上看，妇女脑后挽起高高的发髻，上盖一条黑色的头巾，再戴上这种头饰，走起路来随着身体的摆动而摆动，所以形象地称它为“凤凰三点头”。

土族女式绣鞋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女式绣花鞋：土族女子喜欢穿布筒高靿绣花厚底鞋，一般用黑布为原料，剪好鞋样后，垫上几层过浆的布料，鞋底用细麻绳密纳，鞋面、鞋帮上用五彩丝线绣上色彩斑斓的牡丹、彩虹、莲花等花纹图案。其式样美观，穿起来舒适、耐用。这种绣花鞋通称“恰绕”，依据形状和绣法之异可分为“腰鞋”、“过加鞋”、“拉云子鞋”、“其吉得鞋”、“仄子花鞋”、翅尖绣花鞋等。腰鞋按彩虹的颜色排列，密密错缝，鞋帮上彩线斑驳，鞋口和鞋腰之间夹许多彩布条。“拉云子鞋”在鞋帮上用彩线盘绕云纹图案。“其吉得鞋”即刺绣各种花卉的鞋。“仄子花鞋”在鞋帮上用彩线挑绣菱形格子的鞋。翅尖绣花鞋亦称船形翅尖绣花鞋，是一种裹足式鞋，相传是唐代丹阳公主遗留。各种“恰绕”都缝接及膝的布靿，所以古称靿袜，鞋尖饰以上翘的彩线短穗，鞋后跟缝合处有两寸见方的红布溜根，土语叫“叶弯”。

男式绣花鞋：土族男子也喜欢穿“拉云子”的绣花鞋。此鞋制作精致，以白布或黑布为原料，用黑布做面，把剪成图案的白布镶在鞋面上，中间用各种丝线绣上花、鸟等图案。此鞋还是姑娘赠给男方的定情礼物，在姑娘迎娶的当天，由娘家人当众给女婿穿上“拉云子”绣花鞋，以显姑娘的刺绣手艺。

加西吉：土族妇女贮针用具。有钟形、圆形、船形、葫芦形、桃形等多种。制作时，先剪底样再贴面料，用彩线绣各种花鸟及盘线图案，取相同图案两片缝合两侧及上部，顶端留一小孔，成套筒装，然后做一个形似套筒的芯子，上端接系绳，系绳穿过套筒顶端小孔，芯子下端接两条彩布飘带，飘带尖饰以小铃铛或铜钱，既可以插针，又可作佩物。

绣花针扎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2.生产生活用具

（1）生活用具

堂屋陈设：传统土族堂屋中间一般摆放三官匣（由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组成的家具），三官匣上放置7个、6个、12个、21个数量不等的装净水的杯盏。正上方挂福禄寿三星图或宗喀巴、班禅活佛的照片。有的供奉弥勒佛，俗称巴勒老汉。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多挂毛主席巨照，现在土族家堂的摆设中仍多见毛主席的画像。

炕：青藏高原冬天苦寒，老百姓家均以烧炕取暖。炕是一种长宽可随居室长度而定的砖石结构的建筑设施。搭建炕在西北方称为盘炕，其内是用砖建有炕间墙，炕间墙中有烟道，上面覆盖有比较平整的石板（或者大块砖），石板上面覆盖以泥（一般为黄土添加碎麦秸和石灰混合而成的特种黄泥）抹平，泥干后上铺炕席，有的地区上面还铺一层厚羊毛毡，毡上再铺一张专用油布，之后就可以使用。炕都有灶口和烟口，灶口是用来烧柴，烧柴产生的烟和热气通过炕间墙时烘热上面的石板产生热量，使炕产生热量。烟最后从火炕烟口通过烟囱排出室外。在中国北方一般炕的灶口与灶台相连，这样就可利用做饭的烧柴使火炕发热，就不必再单独烧炕。土族人家室内的大部分平面空间都被炕占据，所以人们的室内生活主要是在炕上。家里进来客人，首先请到炕上坐；平日吃饭、读书写字都是在炕桌上；孩子们玩耍也是在炕上玩。

炕　辛宇玲提供

木炕柜：木质，油漆彩绘，上部敞口，并雕花装饰，内可放被褥。下部双开门，在门面上置有黄铜折页和铜穗拉手，用于放置衣物等。炕柜也是土族妇女常用陪嫁之物。

火盆：火盆是冬日取暖不可缺少的器物，在旧时青海民间很常见，是农家必备的生活用品。一个火盆，配有一件铁质扒火铲和铁夹，一般放在主卧室的炕上。火盆兼有一盆多用的功能，既可供人取暖又可炖茶，还可供妇女烧烙铁熨烫衣服。

炕柜　辛宇玲提供

手推石磨：主要用于磨制青稞炒面。用花岗岩等坚硬岩石凿制而成，灰白色，圆形，由上下片磨盘组成。上磨盘侧面雕刻鱼纹，侧边凸出部位凿出竖孔，可装手柄，用于推磨，盘面偏离中心部位有孔，便于注入研磨谷物。

手推石磨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酥油桶：酥油桶制作十分讲究，一般用红桦木或红松木制成。桶口镶置圆木板，圆板中心钻孔，竖插一根比桶长30厘米的木棍，木棍把手处以铜皮包镶。顶板上凿4个小气孔，以便搅拌时，气体可以上下流动。桶外围用多道铜箍间隔加固，既增强了牢固性，又增加了美观性。

酥油桶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大板车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大板车：木质，因车的轮子比较大，故通称为大轱辘车。其材料主要用耐磨、韧性强的黑桦木或柞木等阴干后制作而成。由车筐、车辋、车毂、车轴等组成，具有轻便、耐用、易拆装等特点。长轴、高底盘，适宜山地等复杂路况运输，既可载物，又可坐人，是传统简便的畜拉运输工具。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轱辘车深受土族人民的喜爱，也受到其他民族的欢迎。

铁焜锅：焜锅是青海民间常见的制作面食工具，铁质，圆形，平底，有大、中、小之分，是一种用来烤制馍馍的日常生活用具。烤时将已加有鸡蛋、食用油、香豆、胡麻等揉好的发面放入焜锅中，将其埋入未燃尽的麦秆草火堆中烘烤，待馍馍烤成金黄色，取出食用，其味香酥可口。

铁焜锅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木升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木升：传统计量粮食的器具。木制，方形或长方形，底小口大，口部有一横木提梁，一般一斗10升，每升约15市斤。过去土族群众普遍使用这种木升作计量容器使用。

青稞酒：土族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和灿烂的酒文化，远在上古的神话故事里土族先民就已开始酿制青稞酒，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土族青稞酒文化。河湟谷地风物繁盛、富足，土族人家或放牧或精耕细作，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和谐的生息于此，这是这片土地独有的魅力，世代生活在此的土族人民热情、奔放，同时也谦逊、恭谨。长期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养成了仁爱、礼貌、节俭的美德。因此，土族人虽钟情于青稞酒，但绝不酗酒，平时一般不饮酒，但饮起来却总要酣畅淋漓，饮酒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青稞酒作坊　辛宇玲提供

土族的酿酒技术历史悠久。明朝末年土族已有酿酒技术。清代土族有十几家酿制烧酒的小烧坊，以青稞加曲酿制而成，制作工艺精致，称为“酩酼”，色香味淡，极易上口。清朝初年，山西客商到威远堡，采用杏花村汾酒的酿造工艺酿造了清香爽口、醇厚绵甜的“威远烧酒”。此后各地商贾纷纷到此驮酒，有“千里驮酒一路香，开坛十里游人醉”的美称。这种酿酒工艺一直流传下来，据调查1932年前后，威远镇有7家酒坊，到1940年增为12家，实行雇佣劳动，每个酒坊一般雇长短工十多人，多者达二三十人……酒坊年产烧酒约15万斤，畅销甘、青各地。^[9]

青稞酒土族语称“斯贝都拉斯”。青海互助是青藏高原著名的酒乡，驰名的青稞酒就盛产在这里。距西宁东北38公里，便是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县城威远镇。威远镇位于巍峨的龙王山下，滔滔的松多河畔。威远镇在素有中国的“乌拉尔”之称的祁连山东段南麓一块三角洲里。祁连山湿润洁净的空气为这里带来充沛的云雨和清新的甘露，高原特有的灿烂阳光又使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热，一年四季凉爽宜人，宜于万物生长。踏入这个小镇，一阵阵扑鼻的酒香迎面而来。

传说神奇的威远古井水正是由北部龙王山的冰雪融水与天然林区的溪泉相汇合，经数十里地下潜流，使之极为纯净甘甜，软硬适中，是世上难得的优质天然矿泉水。还有这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粒大，皮薄。主要产在西藏、青海等地，可做糌粑，又可酿酒，是高原上特有的一种耐寒耐旱、生命力极强的古老作物，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大自然严格的优选与高原人民辛勤栽培，使它成为品质优良、营养丰富的宝贵食粮。其蛋白质含量一般在14%以上，淀粉含量高达60%。很久以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各族人民一直以它为主要食物，在高原人民心目中，青稞是珍贵的也是圣洁的，可以说它是高原人的生命之根，希望之树，不仅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它，就连寺庙敬神也是必不可少的供品。

互助一带在地理上属于青海高原东北部边缘，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特别适宜于青稞的生长。土族民间很早就有用青稞酿酒的传统。这种酒的乙醇度约在30度左右。其酿造历史悠久，早在明末清初，互助民间就有土法酿造青稞酒的历史。这种土法酿造的青稞酒，气味醇香，清爽甘润，酒香绵软，可口舒心。青稞酒的具体酿造方法是：先将选好的青稞浸湿碾去外皮，簸净，去杂质，入锅煮熟，直到青稞裂口开缝后，沥出风凉，配以用中草药制成的酒曲，调和均匀，装入瓷坛或缸中密封，盖上棉被等物进行发酵。发酵时保持恒温，以手摸缸壁不凉为宜，一般将温度控制在摄氏15度左右最为合适。发酵时间随季节而定，夏季5～7日，冬季8～10日，直至散发出浓浓酒香味。然后将发酵好的青稞原料，加上草药，装锅，加水，盖上锅盖密封，锅盖上留一小孔，用一根管子从小孔通向“缸哇”。“缸哇”实际上是一个有夹层的水缸，缸内盛水或冰块。那根管子就是通向“缸哇”的夹层。用文火加热锅，产生的蒸汽通过管子进入“缸哇”的夹层，经“缸哇”内的水冰冷却后，形成蒸馏水，制成青稞佳酿。

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中开放、兼容地吸收了汉地先进的技艺，是汉土及其他民族共同勤劳智慧的结晶。明末清初，山西的客商到威远堡贩卖烧酒时，发现这里的黑青稞是酿造美酒的上等原料。于是，便在威远堡安家落户，将杏花村汾酒和当地的酿酒技艺融为一法，以青稞为原料，精心酿制，终于酿出醇香透亮威名远扬的威远烧酒。

土族民间酒具的制作与运用，是绚烂多彩的土族酒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独具特色的酒具，不仅体现了土族先民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和特色，而且体现出对生存环境的认知以及审美趣味等精神文化的特质。青海土族的酒具，亦具有悠久的历史、浓厚的地方特点和独特的民族色彩。

金银酒具：青海解放前，西宁的手工业工人和湟中鲁沙尔、湟源县城的银匠们都精于制作，但因原料昂贵、做工繁杂、价较贵，一般人家买不起，只少数有钱人家有。

土族酒具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提供

土族酒具　辛宇玲提供

铜酒具：民国年间，西宁手工业名匠祁满贵手工制作的红铜火锅酒壶（俗称酒嗉子），有半斤装和1斤装两种，并在酒壶外底部砸上“祁满贵”三个字的钢印，作为标记，以示区别。这种酒壶，独具地方特点，每喝酒时，先向酒壶内灌满冷酒，向酒壶中间火筒内夹上几块燃着的大通煤火，酒很快就热了，热酒好喝，然后一边喝热酒，一边不停地加入冷酒，酒壶内的酒始终是热的，深受酒客们的喜爱和珍藏。西宁解放前的其他铜匠和湟中鲁沙尔、大通衙门庄和戴家庄的铜匠们都会制作火锅酒壶。

玉石酒具：青海解放前，当地的手工业雕刻工人，采用青海河坝等地的玉石原料，手工刻制酒具，以格尔木的白玉、祁连的祁连翠、乐都的中坝玉石、湟中的丹麻彩石、互助冰糖玉雕刻的酒具，其工艺精湛，冰清玉洁，古典雅致。收藏价值较高。

牛角酒具：土族先民早期使用的酒具，独具收藏价值，猎人在牛角酒具里灌满美酒，揣在怀里，在感到寒冷或疲乏时，拿来喝上两口美酒，顿觉全身温暖，精神焕发。

葫芦酒具：传说八仙铁拐李装琼浆玉液，用的就是宝葫芦。因而土族人喜欢用葫芦装酒。

陶瓷喜酒瓶：由青海大通瓷器厂生产，其将两只半斤装的酒瓶横烧结为一体，是专门定亲用的酒具，土族人民在瓶颈上拴一撮白羊毛，表示吉祥如意。若有男方看中女方，就请媒人带上双喜酒瓶，装满酒，到女方家去提亲，若女方家有意定亲，就当着媒人的面，将双酒瓶内的美酒共同喝完，再装满女方家的美酒，请媒人带回男方家。否则，就将原装双喜酒瓶请媒人退回男方。

木碗：采用质地细密的木材车制而成。所刻装饰纹样以云纹为主，间以水纹、如意纹，风格质朴，其寓意与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有关。流行于青海土族民间。

（2）生产工具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生产工具，土族百姓家多为简陋的工具如锯、斧、锤、针、刀、剪、盆、缸、犁、耱子、榔头、铁锄、铁锨、木锨、铁铲、铁叉、镰刀、口袋、背斗、木轮大车、石磙、连枷、推拨等，用手工操作，很少使用机械。加工工具有水磨、手推磨等，这些工具为土司、商贾大户人家所拥有。

铁口犁：土族耕作农具。由犁辕、犁柱组成，在犁辕与柱之间有一加固杆。犁辕前方有一立木，供拴犁使用，犁铧呈铁口状，套在犁柱下方。由二牛抬杠式牵引。

耙：土族碎土平地农具。长方形，在木框上编制柳条，由两牛挽拉，可使被犁过的土破碎，使耕地平坦利于播种。二牛抬杠式牵引，架牛的犁杠呈梯形，用时将两牛脖颈套入木框中。

镟机：土族木工机具。用于镟制木制品的半自动机械。木身，以脚踩为动力带动。

3.交通工具

皮袋：是黄河沿岸土族群众的水上交通工具，由整张羊皮或牛犊皮经水腐脱毛后用盐和硝鞣制而成，再用清油使其柔软坚韧。渡河时，内部充气，使其膨胀，浮于河面，夹在腋下，然后用手和脚划水渡河。有时还将一人装进一只牛皮袋里，吹足气，另一人骑在皮袋上拨水前进，渡河后将皮袋内的人放出。

羊皮筏：土族水上交通工具。将长木棍绑成密度较小的方格架子，底部捆扎8～10个脱毛的羊皮袋，吹足气以一根桨引渡，一次可乘坐12人。

4.游艺器具

秋千：土族民间竞技用具。在春节期间，土族村民除在麦场上或利用两株大树架设秋千供男女玩耍之外，家家户户都在屋檐下架设简易秋千，专供小孩玩耍。在各类秋千中，最有特色的是轮子秋千。架设时将大板车的车轴和车轮拆下来，择一宽地，竖起车轴，在下轮上压以重物，上轮用绳索固定一架梯子，在梯子两端拴上等长的皮绳即成。一般由四人进行表演。两人推转轮盘，两人悬荡，在旋转如飞的轮子秋千上表演高难度的动作。根据这些精巧编排的运动姿势，用一些民间传说或典故来命名这些动作，如“嫦娥奔月”、“金鸡独立”、“猛虎下山”、“寒雀探梅”等。另有数十余人在轮子秋外围成一圈载歌载舞。

作若：土族民间竞技用具。用硬木做成长3厘米、直径约1.5厘米的木球。比赛时，备1米左右的木棍若干，场地选在平坦的地上，画一长方形的格叫“隔档”，前面画一个半圆的小圈叫“门道”。一般由2～6人分组进行。开始甲乙组的代表抽签，谁抓到木棍的尖端谁先开始。由守方全体队员每人拿一根木棍进入隔档区，攻方在场地里摆好位置；守方的第一人在门道里右手拿木棍，左手将作若向上抛起打出去，攻方把打出去的作若对准隔档扔过来。守方拦阻，用木棍将作若打回去，然后用木棍量其隔档与作若之间的距离，在地上画线记分。如果拦打失败或攻方作若扔入隔档之内，则转到守方第二人进行。双方依次循环轮打，最后得分多者为胜。每10分罚一次“走”，即将作若拦打出去，负者憋足气喊“走”，跑步过去把作若捡回来。若在半途换气，停喊“走”，则须将另一方背到起步点。另外还有抢作若、挑作若等其他竞赛法。

5．宗教民俗器物

土族人家供奉的民间神祇，意象纷繁，崇拜指向及神灵想象也颇为复杂。作为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底蕴丰厚，既有民族性，也有地方性。

家神：互助、民和等地土族除了在家供奉有财神、灶神、门神、天地君亲师、菩萨等以外，每家还供奉一位特殊的家神，作为一家的护佑者。家神是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朝夕相处”的神。所供的家神中有祖师爷、灶君娘娘、白马天将、金丝绵羊（即羊头法、羊头人身）、牛头护法（是阴阳的祖师）、丹煎他母爷、他母爷等。其中，丹煎他母爷和他母爷都是喇嘛神，平时神像卷起，旧历除夕时展开，供奉到正月十五日再卷起。供奉有喇嘛神的人家必须有出家当喇嘛的人。对于家神除了初一、十五烧香点灯和年节上供外，每隔3年还有一次烧纸大祭。大祭时，必须请师跳舞请神、点香烛、烧黄表纸等。

崩巴：崩巴是民和县土族每家都必有的镇宅之神。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其灵验的护佑神物，用一个没有上彩釉的陶罐，里面装有青蛙、蜈蚣、槟榔、穿山甲、石燕等五腥；麦、青稞等12种粮食；12种药料；10样大补的药物。主人看好日子，上香、点烛、烧黄表纸，由喇嘛或阴阳师念经，埋在院中。有的人家，除了在院中埋有“崩巴”外，在大门前或墙脚也埋着“崩巴”。埋着“崩巴”的地方不许人踏。所以差不多每家的“崩巴”上面都修一个小土台，台上种些花。每逢迁居新宅院时，必须请喇嘛或阴阳师埋一个新“崩巴”。据说经过多年后成道的“崩巴”可以化为一罐清油，没成道的便一无所有。

护法神箭：土族民间宗教信仰物。土族称“五台护法”或“巴嘎尔桑”。是一根高约1.3～1.6米的柏木棍，两端镶铁箭，箭杆前端绑神箭及其他神物，上套红花绸缎布条缝制的箭衣，挂有许多哈达、布绸巾、小铜铃、铜镜，开光后供于寺院。每日早晚由庙煨桑、点灯祭祀。关于“神箭”崇拜有这样一则传说：古时，当土族先民首领成格王与郎桑千打仗胜利回到营帐时，发现自己的矛头挂有一颗人头，便认为是神矛保佑自己获得胜利，便供奉起来。其统治下各个地方和部落也效仿起来，并以各部落首领的姓名为神名。群众每有疾病灾祸，便带灯油、香表前往寺庙里求神，专司神箭的“什典增”向护法神箭祈求治疗禳解之法，有时还需专门请护法神箭到家中施治。护法神箭被土民认为是保护万物生灵之神，供施香火不断。

杨达日：土族民间宗教信仰物。互助土民家家供奉。即一支长约一尺的木箭，上系一二条哈达。平时供于中堂或插于中堂后梁，唯有出嫁姑娘举行“夫热道达”（叫吉祥）仪式时才请下来，由姑娘父亲手持，绕女儿头顶左右各3次；在大门口迎接新媳妇时，也要请下来插在金斗银斗里放在供桌上，礼毕放回原处。

嘛呢堆：土民求佑地面平安的神祇。在土族庄子附近的高山上或山坡旁常见有嘛呢堆，用黄土堆成一个柱形土堆，上插几根树枝，挂着几块经布作为他们的山神。有时土民要向它磕头或由左向右绕着它行，相信这个堆可以保佑地方平安免受灾害。

嘛呢杆：传统土民家的庄廓中宫要立高3丈左右“嘛呢杆”，庄廓的大门或者四角的墙上要插一杆印有经文的幡，每当微风吹拂，嘛呢杆迎风飘扬。土民认为这样相当于经文得到了传扬。通过庄廓中宫是否立嘛呢杆就可以判断出居住的人家是否是土族。

嘛呢杆　辛宇玲提供

崩康：土语，意思是“十万佛”。土族庄子附近的大路旁、山坡上或庄子中间以及寺院附近，一定要建立许多“崩康”。崩康一般是四方形的亭子，周围有许多根柱，中间是一个土砌成的没有门窗的土屋，里面放着三四千个一寸大小的泥佛叫“擦擦”。一般土族人民相信它能挡住冰雹等灾害，又可保佑这一带地方平安。这种“崩康”本来在藏族地方的喇嘛寺附近也有，但土民修建的更多些。有的甚至一个庄子要修三四个到四五个。初一、十五日，常有许多土族百姓绕着它转，同时口诵六字嘛呢做祈祷。

拉康：大多数土族村庄都有座小型的喇嘛“拉康”（寺庙），里面供宗喀巴、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的佛爷以及一些民间普遍信仰的神佛。这些庙有庙官一人负责守护，没有僧侣。遇到疑难疾病的时候，土人也会到“拉康”中去磕头、烧香、许愿。

鄂博：是在土族村庄的三岔路口或者山坡、涧沟旁的一种设置，犹如土族村寨的门户，多用木桩围成正方形，栏内放置好多小石块，上插有木制的“神剑”、树枝等物，悬挂有红布和印有经文的白布以及哈达。它是镇守和护佑一方村寨的标志，具有神的法力。逢旱灾时，村庄的老人率领全体村民在“鄂博”前求雨。“鄂博”旁有一溜石堆，多用白色的鹅卵石堆砌而成，即嘛呢堆。规模较大或者年代久远的村庄，嘛呢堆相应增多，一般为9堆到15堆不等，一般都是单数。它是“鄂博”法力的延伸和补充。土族群众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清晨，恭敬地向代表本村守护神的“鄂博”进行焚香礼拜，顺时针绕行一圈，祈求神的保佑。土族群众经常围着嘛呢堆顺时针而转，口诵六字真言做祈祷，认为可以保佑地方平安免受灾害。

苏克斗：在土族的田野中，常常发现五六尺到七八尺高，直径四五尺的圆锥形土墩子，或一丈多高直径七八尺的土台子，称为“苏克斗”（意为挡雹台）。这是由活佛摆的，土族人民称之为“安阵”。相信它可以挡冰雹灾害。土族认为，某一个村庄如果请活佛“安阵”了，那么对附近的村庄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常常有某一个村庄的土族请这个活佛“安阵”，另一村庄的土族便要请另外活佛来“安阵”与之进行对抗，双方经常为“安阵”的事发生冲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安阵”相互争斗的事情才渐渐减少。

勒木与路易加勒：是供在乡村的小庙或喇嘛寺院中的白脸泥像。求神治病时，由患病人家找4个人到庙中去抬这两个佛像中的任何一个。抬的这4个人必须是男子，又必须不是居父母之丧的，不是家中正有产妇的人。到庙中要先在佛像前点灯，向佛像磕头，然后由4人用小轿将佛像抬到病人家中供起。这时要点灯煨桑磕头。然后再将佛像抬到外面或院中。这时患病的家人要叩头求问，例如问病是否能好，这是什么病，是否要请“钵伯子”（巫师）念经或求药，或应该做些什么功德，如给哪个佛上些什么供物等。问话都必须只用“是”或“否”来回答的。他们认为如果回答是“是”，佛像便要向前倾，抬像的4个人便也随像向前动；如果是“否”，佛像便要向后仰，抬像的4个人便也向后退一步。

尼答克桑、柴俩布桑与丹木煎桑：这三个神都是供在庙中或某些人家中。形状如铁矛，矛杆上点缀有许多布条。三个神的外形都相仿，作用也相同。请这种神时必须是专请神的人，即“颠真”。将神请到家中后，必须由“颠真”两手抱着神矛，然后头点灯煨桑，以后便由人来问，问的话也与请勒木或路易加勒时相同。如果回答“是”，则这个佛便在抱着它的“颠真”手中大摇动起来；如果是“否”，便静止不动。于是病家便按其示去处理。当然，像的摇动与否，“颠真”是起决定作用的。患病的人家对“颠真”的报酬是留他吃一顿好饭，病人好时再送些礼物致谢。

打拉尕：民和县土族很多人家也都供有“打拉尕”，是一根箭形的木杆，上有羽毛，箭头向下，不过现在一般已经看不到有铁的箭头。这根箭杆插在一个升子形的木斗中，木斗内装有各种粮食以及制钱、棉花、茶叶等。“打拉尕”一般都供在菩萨旁边，象征五谷丰登，粮食钱财如箭一般飞入家中。养羊的人家，也有在羊圈中供有“打拉尕”的，以保佑羊畜平安。

勒木桑：“勒木”即骑骡天王，藏语称贝丹拉莫，在汉文佛经中译为吉祥天女，“桑”为佛爷之尊称。大庄村麻姓、牛姓、何姓等八大姓家族将其作为家族神供在祖房的佛堂中。其画像多为唐卡，画面是一位法力高强的女战神，头戴五头骷髅冠，面如蓝靛、双眼暴突，左边耳环为蛇、右边耳环为狮子，口中咬着夜叉，右手执降妖伏魔的两头饰以金刚的短棒，左手托着用来盛妖魔血的脑盖骨，脐上画有太阳，充满了力量和肃杀之气。乘骑一匹健骡，骡子快如闪电，臀部长有一只眼睛，能飞速绕转于天、地和地下三界。关于骡子天王信仰，据《佑宁寺志》载，四世达赖派迦色端约曲吉嘉措活佛修建佑宁寺之时，将骑骡天王莫哈色拉玛作为护法神。在大庄村每年春节前后，供有骑骡天王的家族都要从佑宁寺请喇嘛念“端茶经”；如果家中有难时，还要请喇嘛念“吉祥天女满愿经”，以祈求勒木桑的帮助。

土族丧俗各地不同，互助土族多实行火葬，民和土族除非正常死亡和夭折小孩火葬外，均实行土葬。

斡东：土族丧葬用具，即火葬灵轿。形如一座三间两层殿堂，精雕细刻有悬梁吊柱、花卉草木、着色油漆，色彩斑斓。其顶盖中央嵌日月模型，金光灿烂。死者殓入后，置于堂屋中央祭奠。一般由死者的亲属在灵轿内放两个蒸馍，轿顶放一函经卷，吊唁者由孝子磕头迎入院中后，要对此灵轿磕头，但其意是为放在灵轿顶的经卷磕头，孝子们也要对吊唁者磕头，以示替死者回礼。对每个吊唁者，主人都有两角钱的回礼，意为替死者放布施。对死者的女儿、外甥等亲属，要回较重的礼，如布料等。出殡之日抬至野外火化处，尸体移放到火化灶上，浇酥油，砸碎灵轿火焚之。

土族火葬灵轿　青海省博物馆藏

面具：土族语称“面古子”，是土族在表演某些舞蹈时用以表现一定内涵的一种道具。按形制可分为假面和假头两大类。土族假面面具首先塑好泥模，泥模干透后用纸、布和其他黏合材料裱糊，取出泥胎，然后根据角色的不同涂色，最后上清漆。由于表演时演员要用面具将脸部遮盖，因此为了不影响视角和呼吸，眼睛、鼻子等部位要雕空。它的制作需要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和艺术造型能力。土族假头面具是立体中空的套头式面具，佩戴时一般都将整个头颅罩住，只在眼睛和嘴巴的部位留出孔穴，以便说话、唱歌和朝外视物。

土族面具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纳顿”节日当中的面具。“纳顿”盛行在青海民和三川的土族地区，又称“庄家会”、“七月会”，藏族称之为“周格勒柔”，均有迎吉逐邪的含义。“纳顿”在每年秋收后的农历七月至九月举行，历时两个月。一般以村为单位，单独或两村合办，依次举行。

民和三川历史悠久，秦汉以前有羌人在此繁衍生息，汉武帝和汉昭帝时期正式纳入大汉的版图，中央王权在此建制，置允吾县。汉宣帝时，名将赵充国屯田河湟，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始传入，民和地区进入了农耕时代，并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河湟农耕文化。“纳顿”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文化符号，表达土民庆祝丰收，对天地、地方保护神的护佑的感激之情，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心愿。

“纳顿”祭祀的主要神灵为二郎神和各地方保护神。其主要活动为献供、请神、祭拜神灵、献舞、送神等。舞蹈有会手舞、面具舞、神舞三部分。

面具舞内容：有反映农业生活的“庄稼其”（“其”即意人），反映早期畜牧业生产的“杀虎将”和传入的三国人物舞蹈等。

“庄稼其”表现的是长辈教晚辈务农的内容。表演者戴面具，角色有父、母、子、媳和牛。儿、媳上场驾牛耕田，表演对农事一窍不通滑稽笨拙的动作，然后父母上场示范。整个舞蹈动作细腻、幽默，惹人发笑。

公公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婆婆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儿子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媳妇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杀虎将”反映的是当地视为山王爷的杀虎将为民除害，降伏老虎的内容。面具角色有牛、虎、猴、杀虎将。牛象征农民，代表善，虎和猴象征祸害。表演牛和虎、猴激烈打斗，当牛被打败倒地时，杀虎将持剑上场，打杀格斗等场面。此时场外观众上场助战，直至将虎降服。整个场面热烈紧张。

杀虎将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牛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反映三国内容的舞蹈有“五官”、“三将”、“五将”、“关老爷”等内容。面具角色有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吕布等。表演动作急缓有序，再现了三国时骁将驰骋疆场的场面。

关羽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张飞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曹操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吕布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纳顿”祭典以村庙为中心，依惯例按固定时间轮流举行。主持操办者为“总家”、“牌头”，牌头下又设若干小牌头，由选举产生或轮流担任，任期一年。农历七月十二日在庄稼成熟最早的下川宋家村开始，时间1天，每村间隔一天或数天。经中川、赵木川，最后至中川的朱家村于九月十五日结束，历时两个月。各村也依例互访客演共祭，迎送往来。

村庙前方立一顶帐篷，内设神案，主神二郎神神轿居中，二郎神亦即“清源妙道护国崇宁真君川蜀大帝威灵显化天尊”。当地人普遍称其为“二郎爷”，年长者则多称“河州帝帝”（“帝帝”系土族语，意即爷爷）。九天圣母娘娘、河池龙王神轿置于两侧，三国人物面具刘备、关羽、张飞等放于轿顶，供村民跪拜。祭场立蟠杆，上挂纸“钱粮”、幡幢。

祭祀当天，迎神队伍将二郎神轿迎请到庙前帐篷内，安座、献供，村民放鞭炮、鸣锣打鼓，烧香磕头致祭。身着长衫、礼帽，手拿扇子的老人迎神队伍开始跳“会手舞”，口呼“大好”。舞毕跪在二郎神轿及其他诸神前，唱“喜神曲”，赞美神的服饰、坐骑、器具，感谢神灵降临尘世，与民同乐，赐福人间。然后由他人跳面具舞。首先跳“庄稼其”，接着跳三国人物故事舞“三将”、“五将”等，然后跳“杀虎将”。最后法拉（巫师）们插钢钎于腮、背、胸等起舞，手持月刀，将垂挂在蟠杆上的纸“钱粮”砍下，投入火中焚烧，众人起轿送神，在齐呼“大好”声中结束。

在民和土族地区，除7月“纳顿”活动，尚有喇嘛“纳顿”。喇嘛“纳顿”显然是藏传佛教“羌姆”在土族地区的异变。与7月“纳顿”不同的是，喇嘛“纳顿”及其面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土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土族地区喇嘛“纳顿”是以宗教舞蹈表现宗教故事的表演艺术。其面具有护法神、骷髅、鹿头等等。土族地区每年正月的喇嘛“纳顿”是由寺院举办，由喇嘛们表演的，届时参与表演的喇嘛们戴上夸张粗犷的面具，以奇特的舞姿在铿锵的鼓乐号中表现出一种威慑力，使观众深受这种气氛的感染。

民和土族地区“纳顿”舞蹈中面具虽然数量不多，但表现的文化蕴含极为丰富，贯穿于僧、俗“纳顿”娱乐活动的全过程。

互助佑宁寺每年举行的祈愿法会——观经会，不仅是寺院的重要宗教盛会，还是当地民间文艺活动的盛会。在观经会上，除了信教群众的施食茶、布施、点灯、煨桑、背经卷转“过拉”等一般宗教活动，还要“跳欠”，即寺院傩舞的表演，如“法王舞”、“马首金刚舞”、“神猴变人的故事”等。其中出现的面具堪称经典。

该寺于每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六月初八举行两次规模宏大的观经会。群众习惯地称“郭隆蓝迦”（即佑宁寺法会）。

“跳欠”可译为跳神舞。“欠”指藏语“欠姆”，通常译为“羌姆”即舞蹈，但它有自身独特的佛教文化内涵和形式特点、艺术风格，不同于一般舞蹈。其不仅传播佛法“诸行无常、诸法皆空”、“止恶从善、培育菩提、出离轮回、求得解脱、饶益众生”等方面的基本教义，还有驱病、祛灾难、保泰安、求丰收等意义。

跳欠的形式是面具舞，其中面具有：牛头黑面、法王、刚日哇（骷髅）、巴吾（天界勇士）、夏雅（鹿和牛面人）、骡子天王、马首金刚，阿杂（游方僧）、森格（黄面雄狮）、曲生（蓝脸水怪）、乌鸦等角色。其造型生动、逼真、精致，“跳欠”表演中的每个角色都象征着某一位护法神。

面具分为四种类型，有怒像和静像两种：一是诸佛、菩萨、天王、法王、罗汉、本尊、明王等，多为愤怒猛相；二是皈依佛教的各种苯教神祇；三是武士等；四是鹿、乌鸦、牛、龙等各种动物。其中主要角色有切加法王、山木次郎天王、南木次仁天王、骡子天王及土族地区的大护法神格尔公等。跳欠舞蹈有法王舞和天王舞两种。法王舞主要在农历正月十四日、四月四日、六月初八日演出；骡子天王舞在腊月二十三日演出。法王大威德金刚或明王，梵名“阎曼德迦”，藏名“久协”或“曲吉丹加”，是文殊的化身、无上瑜伽宝生部本尊、藏传佛教五大金刚之一，内常作护法神供奉，有塑像、镏金铜像以及彩绘或堆绣的唐卡像等。

跳欠共有八个舞蹈，别称南木次仁、刚日哇、夏雅、阿扎拉、格尔公、乌鸦护法神舞、金刚护法神舞、咒师舞。演出时配有铙钹、喇叭等打击乐和吹奏乐，气氛热烈而肃穆。

牛头黑面。顶前饰五骷髅，牛角最上部呈黄色，表智慧；两只弯角，貌似阎王，表二谛即真谛与俗谛；面目狰狞、寓示降伏阎王之残暴。

骡子天王。其也称作马头明王，藏语谓“丹正”，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为密宗本尊之一，尤为宁玛派所崇拜。其像马首人身，头饰马头，形象愤怒威猛。面具红脸阔面，头饰骷髅牌，顶部前有马头三颗，作鸣叫状。

贡布才加。头顶上有一对绿色长角，且长有三只眼睛，阔嘴利牙，手持法器，容貌可怖。

羌姆中的面具一般是由骨或石制成，也有一些面具以泥为坯，采用纸浆、漆布制作而成。其制作过程最后都要赋彩精绘，刷漆定型，装戴各种佩饰，涂色和装饰。常用之色有蓝、黄、红、白、黑五种，代表五智五蕴佛之系统。蓝色象征威猛和正义，红色象征权力的庄严，黄色象征肃静和忠实，黑色象征凶厉和罪恶。

羌姆面具的制作有严格的规定。《藏经》工巧明部的《造像量度经》中有其尺寸、相法、形态、标识等制作规则与方法，但出自不同艺人手中的羌姆面具却千差万别。羌姆面具有皮、木、泥、纸、布、铜、铁等各种材质，以纸泥胎、布胎最为多见。

羌姆面具的配色首先考虑上述色彩的象征意义，同时也顾及艺术表现效果，如同一角色有多人上场、其面具的颜色便各显差异。涂布面具的颜料，必须采用藏地或外地出产的矿物、植物制作，不可用现代的化学颜料。制作的步骤是先研磨，再兑水、胶调制，有的还要放在火上熬。调好的颜色呈液体状，用毛笔蘸着往面具坯上画。画好后，涂一道清漆，再镶上珠宝，系上彩带如同制作神像一样。面具做好之后也须填充圣物，如在面具里面书写经文等。

互助佑宁寺羌姆演出中所用的服饰，主要有以下几种：

咒师黑帽。为黑色宽檐帽，顶饰骷髅、刚杵、上插孔雀翎，两边装饰着金色祥云。

骷髅五佛冠。由五个骷髅图案连成冠前的装饰。

长袍。除骷髅鬼卒、尸陀林主少数角色外，大部分表演者，尤其是主尊和护法神，登场时都穿彩色绣花大袍，形似京剧中的大袖袍服，十分华丽。佑宁寺土族羌姆的袍服与其他寺院“羌姆”服饰十分相似，很像戏剧服饰，这与“羌姆”的形成有关。相传，在藏王朗达玛时，拉萨知合叶洼寺在表演“羌姆”时，该寺主持喇嘛为了刺杀灭佛的藏王，就利用每年在拉萨会演的机会下手。演出者个个身穿特制的三角形大袍戏剧服装，将弓箭藏于袖中，当藏王在观看时，表演者突然从袖中拿出了箭，一齐射向朗达玛，终于将朗达玛射杀。从此，羌姆和羌姆服饰流传后世。

披肩。为绸、布镶拼成各种图案（多为兽面），缀于前胸、后背及两肩。

围腰。用丝织锦缎做成。凡咒师和怒相护法神的围腰上，都饰一凶厉的面孔，叫作“卓哇”。

靴子。寺院羌姆中的角色，大都穿长筒或短筒藏靴。佑宁寺羌姆中的角色所穿的靴子，脚尖及腿部均饰有铃铛。

同仁土族地区的傩舞“於菟舞”，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至今尚盛传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畔的土族群众中。

“於菟”在汉语典籍中解释为“虎”，是古羌虎图腾崇拜的反映，土族文化中还有古羌文化的遗存，因为古羌人有着“虎崇拜”的习俗，据史料记载青海黄南地区在古代是党项羌、吐谷浑活动的地域。

土族群众跳“於菟”活动是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举行。土民相传这一日为“黑日”，是一切妖魔鬼怪兴风作浪的日子，所以要由“老虎”到各家去驱鬼逐邪。“於菟”节上，土族小伙子在法师的带领下，边歌边舞，赤裸的上身画满白虎的花纹，涂满油彩的脖子上缠绕着羊肠，到每户村民家为其家人祈福消灾。

“於菟”由7名赤裸上身、画满白虎花纹、涂满油彩的男青年扮演，他们到每户村民家为其家人祈福消灾。表演中由一名头戴五佛冠的巫师击鼓诵经，先祭二郎神，“於菟”在院里舞蹈片刻，同时场外鸣枪放炮，“於菟”闻声惊跳，四处狂跑，行驱妖邪的动作，意在驱解灾祸，保佑来年平安吉祥。随后由两名年长者扮演的“於菟”在村口鸣锣击鼓，诵经跳舞。其他“於菟”越墙入屋，见食就叼，见馍就拿，若见病人，便从病人身上跳数次，驱赶病魔。

同仁土族地区“於菟舞”　青海省博物馆供稿

於菟面具有狮、虎、豹、匝拉（印度游方僧）、宰热（滑稽逗乐的）等。有以高跷、武术的表演形式。浪加村的龙舞面具不戴在头上，而是舞者左手执木面具，右手持一小木斧“达日”。该村的面具有五神、阿密拉日、阿密磕都乎、勒（即龙，当地视为水中之王）、巴蛙（青蛙）等。银扎木村的虎、豹木面具，舞蹈时也是拿在手里，由头戴牛犊头“吾因果”的人领舞献神。各村面具各有传统，由专人戴跳，在家族内传承。

“於菟”巫师使用的神鼓　青海省博物馆藏

“於菟”巫师使用的钢钎和开山刀　青海省博物馆藏

军舞即“莫合则”，又叫军傩。中国历史上早在北齐就出现了戴着凶神恶煞的面具作战的先例，可以视作最早的军傩。其目的就是不让对方看清自己真实面容，同时给对方以震慑，造成心理优势。郭麻日村每年会表演规模盛大的军舞。军舞的队伍通常由百余人组成，所有舞者身穿白色衬衣，腰间裹藏袍，头扎氆氇方巾，打有绑腿，蹬传统双梁花鞋，一副出征作战的“武士”装束。舞队为首一人左手执摊面，右手持“战斧”（木制短柄小斧，柄长约80厘米），称作“衡台”。衡台后面是4位锣手，之后便是舞队。舞队中有4名擎彩旗的旗手穿插其中，其余舞者各手持“军棍”依次排列。在锣声节奏的伴奏下，舞队呈一行不停地绕圆场行走，大锣每敲击8拍，舞队全体右腿向后抬一下，表现军队翻山越岭、行军打仗。每绕场一圈，众人高呼“阿哈啦啦”一次，“衡台”随着呼喊声用“战斧”向另一手的傩面作砍杀动作。如此共绕场十三圈后变换一次队形。最后，队形变为并行的两列，两列相对，做“拳击合”（意为“打拳”）的舞蹈动作。

郭麻日村在跳军舞之前要先运来泥土，堆起一个直径约2米的矮土堆，上面放上哈达、绸面、干草，再抬来一只神羊，神羊用酥油糌粑做成，有真羊一般大。在军舞过程中，点燃神羊，浓烟四起，人们向空中抛撒风马隆达，欢呼呐喊，把军舞推向了高潮。据郭麻日的村民讲，这个特殊的仪式是对自己祖先故乡的怀念。这和郭麻日村“外来说”有着直接的联系。据记载和考证，在隆务河谷沿岸，郭麻日村、年都乎村、吾屯、浪加这4个村的村民，都是明代初年由内地调来屯田官兵的后代，因而他们祖先的军旅身份留在了集体的记忆中。

6.文献古籍

（1）家谱

土族是非常注重编修家谱的西北少数民族之一。土族大约自明代起开始仿效汉族纂修谱牒，至清代及民国时期达到鼎盛。土族历史上一般修家谱的大多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族群头人，如土司，他们因为出身高贵、地位显赫又蒙得皇恩浩荡而需要修订家谱，延续家族的荣耀和昔日的辉煌。另外，也有一般土族人家立有家谱的，这些家族一般都有迁徙的历史，即他们很多是祖上从中原或汉地迁来，与当地土族通婚结亲遂转化为土族的。在调查中发现，现在也有土族人家修立家谱的，但许多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李土司家谱、印信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李土司家谱中狩猎图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土族家谱有《李氏宗谱》《李氏家谱》《祁氏家谱》《辛氏宗谱》《赵氏宗谱》《纳氏宗谱》《邓氏宗谱》《重修鲁氏家谱》及《鲁氏谱》等。内容一般有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传记、祠堂、坟茔、家规家训、恩荣录、像赞、艺文、字辈派语等。

辛氏宗谱　辛宇玲提供

（2）宗教典籍

土族宗教典籍多集中在藏传佛教经典方面。如三世章嘉、三世土观、三世松巴、五世王佛等高僧的论著。

三世章嘉，名章嘉·若白多杰，又名章嘉·益西丹贝仲美，于藏历第十二绕迥之火鸡年（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十日诞生在多麦宗喀北部汉藏杂居地区的凉州游牧部落（今之甘肃武威西莲花寺附近）一牧民家中。其父祁家仓巴·古如丹增，原是青海湟水流域祁土司的属民，后举家迁往凉州放牧。三世章嘉是佑宁寺著名的土族高僧，为清代驻京呼图克图之一。三世章嘉通晓满、汉、蒙古、藏四种语言，博览藏、汉、蒙古、满文佛学典籍，曾受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翻译藏文大藏经，后编修《正字贤者之源》《同文韵统》，校《四体合璧清文鉴》《首楞严经》满文《藏经》，指导藏译《金刚经》，写《喇嘛神像集》《佛菩萨圣像赞》，厘定《造像度量经》，撰有《七世达赖喇嘛传》等。三世章嘉一生著述颇丰，约计有170多种。

土族宗教典籍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

三世土观洛桑曲吉尼玛（1737—1802年），藏族，是乾隆、嘉庆时期安多地区与三世章嘉、三世松巴益希班觉齐名的高僧。一生著述宏富，其中许多著述与土族历史及宗教息息相关。著《佑宁寺志》成书于1775年，是一部反映佑宁寺早期历史的专门著述。

（3）金石碑刻

土族有两件金书铁券于2003年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之中，同时也是中国存世的四件铁券之一。金书铁券又叫丹书铁券，封建帝王颁赐给有功之臣并世代保持优遇及免罪等特权的证件。此制始于汉代，为后世王朝所效仿。铁券用铁铸成，或砂书写，或刻字而嵌以黄金。土族的金书铁券主要有明颁赐给会宁伯李英和高阳伯李文的两件金书铁券。铁券内容主要是明廷对李英、李文守边保土成绩的肯定，规定他们享有的特权，并以此鼓励他们及其部属更加效忠朝廷。明廷颁赐给会宁伯李英的金书铁券已遗，券文录于《李氏世谱》。而高阳伯李文的“金书铁券”实物现存青海省档案馆。该铁券由生铁铸成，长37.5厘，宽21.2厘米，厚0.25厘米，重达1.3公斤，凸面为正面，镌有195字的明英宗诰命制文。

（4）契约文书

青海省档案馆除保存有关于土族政治、田赋、税收、人口等方面的册籍外，还有20世纪30年代的“丈地”文册，这些档案是研究民国时期土族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尤其土地制度变化方面的重要史料。20世纪30年代初有关土司制度废止的一些来往呈文、批示等，现均保存在南京“近代史资料整理处”的民国政府档案中，是研究近代土族土司制度的珍贵史料。此外，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一些有关土司制度废存的文件，如李承襄等所上《青海省土司李承襄等呈请将土司制度另易名号不轻事改革文》、民国青海政改府《青海省政府咨请蒙藏委员会取消青海土司呈文》等文件，后者是废除土司制度的决定性文件，也是研究土族土司制度的珍贵资料。

光绪年间互助土族民间买卖契约　互助土族民俗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