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研究的相关论著

第三节　土族研究的相关论著

土族研究作为土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早在清末民初时便在一些国外考察家和学者的调查研究中蹒跚起步，民国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族研究日趋兴盛，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持续拓展，研究方法和理论日益多元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正以独特的方式为土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出积极贡献。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

20世纪40年代前后，国外研究土族的学者和成果，主要是国外一些探险家、旅行家、博物学家、传教士的旅行、探险日记和田野调查报告。他们有的在土族地区进行了短暂的停留和考察，有的长期定居在土族地区。他们重点从土族的语言构成、历史起源、社会组织和婚姻家庭、宗教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回国之后，用英文、俄文、法文、德文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有关土族的论文和著作。

1885年冬，俄国伊尔库茨克博物院副院长坡塔宁（G.N.PoTanin）在青海省民和县官亭地区收集土族语民和方言，后著有《中国之唐古特吐伯特边地及蒙古中部》。1881～1892年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柔克义（W.W.Rockhiee）在土族地区旅行时，也收集了一些土语方言材料，收录在其撰写的《蒙藏旅行家》卷末。到了20世纪30年代，比利时天主教普爱堂神甫德斯迈和孟塔尔，依据互助沙塘川那林沟语言材料撰写了以《甘肃西部蒙古语蒙古尔方言》为题的3部著作：《音韵》（载《Anthroplos（人类）》杂志1929年第24期、1930年第25期、1931年第26期）、《文法》（1945年北平单行本）、《土语字典》（1933年北平辅仁单行本）。这3部著作从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初步确认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20世纪20～30年代，比利时神甫许让(LeP. L.Schram)在传教之余对土族婚姻制度、民族历史、宗教生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甘肃土人的婚姻》，后来在美国费城出版《甘肃边境的土族》三大册，包括《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1954年）、《土族的宗教生活》（1957年）、《土族族谱》(1961年），2007年，《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青海民族大学李美玲的译本。1960年，匈牙利学者罗纳塔斯（A.Rova-Tas）撰写《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与古代藏族方言的演变》一文，探讨了藏语及藏文化对土族的影响，原苏联学者施罗德尔和托塔叶娃在莫斯科发表了《蒙古儿语》（土族语）的专著。

20世纪80～90年代，久居青海的美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KevinStuar与胡军、祁慧民、Limusishiden、朱永忠等土族文化研究者合作，先后出版和发表Minhe Mongghuer Wedding Songs Musical Characteristics（1999年）、Huzhu Mongghuer Wedding Songs Musical Characteristics（1998年）、Kukurjia（1999年）、Huzhu Mongghul Folklore(1998年)、Popul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Mongols, Tu,Baoan,Dongxiang,and Yugu in Gansu'(1990年)、Huzhu Mongghul Language Materials(1999年)等专著与系列论文。这些著作多是从民俗、语言、音乐等角度对土族文化进行了挖掘和整理。在此期间，日本学者角道正佳和庄司博士先后对土族语言及其他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论著

（一）民国时期的研究论著

民国时期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记者、学者从土族的人口分布、民俗风尚、土司制度、民族族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并撰写出大量的游记、报道。如孙翰文《青海民族概观》（1929年）、韩宝善《青海一瞥》（1931年）、乐天《青海之土人》（1933年）、丘向鲁《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1933年）、魏崇阳的《西北巡礼》（1934年）、黎小苏《青海民族状况》（1934年）、竟凡《青海之政治区域》（1935年）、张其昀《青海之山川人物》(1935年)、张德善《青海种族分布概况》（1935年）、西陲宣化使公署调查科《青海北部喇嘛及寺庙调查表》（1936年）、庄学本《互助县塘巴堡土人》（1936年）、祁世绩《西祁土司的今昔观》（1937年）、陈万言《西北种族史》（1938年）、卫聚贤《李克用后裔族谱》（1941年）、陈秉渊《青海李土司世系考》（《西北日报》1942年、1943年）、杨《甘肃土人的婚俗》（1943年）、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1944年）、陈寄生《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1945年）、卫惠林《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1947年）、童秀清《青海土司史略》（1948年）等。这些论著虽然由于受社会历史背景等条件制约，除少数问题研究得较深入外，多数尚停留在介绍叙述或研究的初期阶段，但为我们研究当时土族概况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具有较高资料性价值。

（二）1949年以后的研究论著

1．研究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土族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土族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研究内容包括土族族源、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社会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些以土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影响较大的代表性著作。

《土族族源讨论集》，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2年编印。共分五部分，收录了1928～1982年50多年间有关土族族源、土族社会概况等方面的论述、时人游记等，是百年来土族研究的汇总。对我们掌握土族研究进展和动态，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吐谷浑史》，周伟洲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该书作者认为土族族源为古代活动在青藏高原一带的吐谷浑人，并对吐谷浑人的来源、吐谷浑政权的兴衰、吐谷浑社会的经济文化以及吐谷浑政权与当时周边政权的关系演变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

《土族简史》，系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一种，是根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统一规划，由青海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具体组织、指导，在1963年青海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土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实地调查，广泛征求意见，查阅资料，核对事实，邀请互助、民和、大通、甘肃天祝的土族干部以及民族研究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多次讨论，重新编写、定稿，并于1982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修订本。主要内容包括土族族源概述、土族形成、土族土司制度以及土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等。修订本对前版有关内容作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增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

《土族源流考》，又名《土族（蒙古尔）源流考》，李克郁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该书主张土族源于蒙古尔人，并对蒙古尔社会历史、语言等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提出了现今蒙古尔人是不同时期来到河湟及浩门河流域定居的蒙古尔人的观点。

《土族文学史》，马光星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该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详尽阐释了从远古至当代土族文学的历史流变及发展脉络，对土族远古、近古、近现代以及当代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对土族民间文学及现、当代作家创作文学从田野考察、文学评论等多种角度进行了展示，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土族文学历史演变、发展的理论专著。

《土族史》，吕建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以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口碑史料以及民族学资料为据，详尽叙述了土族部群的分分合合、往返迁徙、族群盛衰、社会演变及其文化传统，展现了土族人民在祖国大地上繁衍生息1700余年之久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土族与中国各民族之间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深厚关系，是一部系统论述和全面反映土族历史演变过程的通史性著作。

《土族婚丧文化》，李克郁、李美玲、李永翎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该书介绍了土族的语言文字、人口分布、宗教信仰、民族来源、婚姻观念、婚俗特点、生死观念及丧俗特点等，是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土族婚丧文化的著作。

《土族文化艺术》，曹娅丽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该书主要研究了青海、甘肃两省土族的历史、语言、服饰、婚礼仪式、节庆、音乐舞蹈、文学、绘画、法会等民族文化的渊源、变迁及功能意义，并提出了土族文化艺术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建议。

《河湟蒙古尔人》，李克郁、李美玲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仍认为土族族源为蒙古尔人，并分回顾、研究、源流、语言四编，叙述了土族史研究概况、土族史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土族的源流与形成、土族的语言与文字等内容。

《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祁进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该书在对“族群”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西北甘、青地区几个土族聚居农村和两个城市土族散杂居社区历时近一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配合主位和客位的观察研究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比，进行地域、民族、国家等角度的群体认同意识探讨。

《土族民间信仰解读——地方信仰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研究》，鄂崇荣著，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该书从信仰与仪式、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祭祀圈与信仰圈、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等不同角度对土族民间信仰问题进行了审视，不仅在学术视角和材料内容上具有较宽阔的视野和一定的新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学术界在青藏高原民间信仰研究中的不足，回应了欧美和港台学者在相关领域内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根据大陆和土族社会的具体语境对文化人类学进化论、传播论、功能主义流派和台湾祭祀圈等理论中的个别观点提出了修正和补充。

除上述著作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产生了一批有关土族语言、历史、民俗、音乐、文学等方面的著述，如：照那斯图的《土族语简志》（1981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歌行的《土族风情录》（1983年），李友楼的《祖国大家庭丛书——穿彩虹花袖的人》（1983年），哈斯巴特尔等的《土族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清格尔泰的《土族话语材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土族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永瑜的《沙陀李晋王及后裔》（1994年），崔永红的《青海史话——土官与土司》（2004年），马占山的《土族音乐文化实录》（2006年），李逢春的《土族女诗人李宜晴诗词注释》（2005年）等。

2．博士、硕士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族及其文化成为许多高校相关专业博士、硕士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优秀博士、硕士论文，成为近年来土族研究中的亮点。

博士论文中，祁慧民的《音乐文化交融环境中的个性与共性——青海互助土族民歌的调查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3年）一文，借助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青海互助土族民歌的全面调查和研究，从歌唱语言环境切入，将土族民歌分列为原生型、混合型和融合型三种类型，并认为原生型、混合型和融合型是土族民歌音乐本体形态方面的个性与共性的序列展现，其根源是土族固有的民族性和现实的地域性——对民族母源文化的坚持和对民族杂居地域内他民族文化的融合；祁进玉的《不同情景中的群体认同意识》（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一文，通过地域、民族、国家等角度探讨了土族的群体认同意识，该文后经作者修订，增补为专著，于2008年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文忠祥的《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兰州大学，2006年）一文，通过对土族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灵信仰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巫术为基本逻辑的各种祭祀仪式、禁忌、占卜等活动的研究，认为土族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是区别于正式宗教的一种较低层次的信仰方式，并在概述土族及其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土族民间信仰的发生空间；裴丽丽的《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一文，以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一个土族聚居的自然村——辛家庄为考察对象，以互助县五十乡五十村的合尔郡自然村以及其他邻近村庄作为参照，论述了自20世纪起尤其是1949年至今的时段中土族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在文化层面发生的传承和变迁的过程中，探讨了土族文化发展变化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向；白晓霞的《性别语境中的土族民间叙事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一文，以20世纪80年代土族地区的民间叙事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将民间叙事置于性别语境中进行了相应的文化分析。

硕士论文中，杨正君的《青海、甘肃河湟地区民族杂居地土族民歌研究》（华南师范大学，2004年）一文，对土族民歌进行了新的综合性分类尝试，并对其“互助”“民和”两大色彩区的区域性特征进行比较研究；贾霄锋的《元明清时期西北与西南土司制度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一文，基于土司制度的整体性特征，比较研究了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区域性特征；邢海燕的《土族口头传统的确认》（西北民族大学，2005年）一文，运用影视调查的手段，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土族口头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并将土族口头文学形式放回到相应的生活场域中，考察其与民俗生活的关系及变化过程；徐长菊的《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土族民间多元宗教信仰》（西北民族大学，2005年）一文，主要对甘青地区土族的原始宗教、藏传佛教信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李端的《土族“纳顿”民俗活动中的舞蹈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一文，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舞蹈生态学的方法，对“纳顿”舞蹈进行了系统考察与研究；白锦绣的《青海土族文化资源与文化旅游开发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一文，在对青海土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全面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青海土族文化旅游开发的现状和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土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思路和策略；胡芳的《仪式与展演——土族纳顿节仪式的文化展演研究》（青海师范大学，2007年）一文，从仪式的展演过程和表演艺术入手，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土族纳顿节的仪式过程和表演体系，并对其仪式展演的特性、文化意蕴、功能和现阶段的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归纳和分析；赵英的《李土司家族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一文，从李土司家族的婚姻与家庭、宗族管理体制与土司承袭、军事与经济制度、丧葬与祭祀、文化与信仰五个方面对该家族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宏观描述与微观论证；苏娟的《青海土族婚礼曲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一文，采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互助县东沟乡大庄村婚礼曲的音乐形态特征、音乐文化特征等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王金霞的《土族民间音乐》（西北民族大学，2009年）一文，对甘青地区土族民间音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宋铮的《土族〈格萨尔〉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一文，从传播、比较、文本程式分析三个角度对土族《格萨尔》的形成与自身特点、传播现状等进行分析，探讨了史诗这一民族口头艺术形式在逐步式微现状下的拯救对策。

3.研究论文

历史政治土族族源问题一直是土族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对此见仁见智，他们的观点体现在相关论文中。其中主张和支持吐谷浑说的有顾颉刚的《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的古代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芈一之的《从李土司族谱谈到吐谷浑与土族的关系及土族族源问题》《土族族源再考》，辛存文的《民和土族东伯府李土司世系考察》，李文实的《霍尔与土族》，马光星的《从土族的风俗以及口头文学看土族族源》，吕建福的《关于土族族源诸问题之管见——评土族简史有关论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等；主张和支持蒙古说的有李克郁的《土族族称辨析》（《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杜常顺的《史籍所见明清西北地区的“土人”与“土达”》（《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李生华的《土族绝非吐谷浑后裔——对土族族源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杨沛艳的《关于土族族源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等；陶克塔乎的《土族源流新议——兼谈土族的历史斗争》（《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土达原叙》（《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二文主张土族来源于明代的土达。此外，关于土族地区政治制度、人物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秦永章、李丽的《明清时期土族地区的流官统治》（《青海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崔永红的《明代土族名将李英》（《中国土族》2004年第1期），张生寅、崔永红的《由〈西夏李氏世谱〉看李土司宗族内部的组织管理体制》（《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等。

民间文学改革开放以来，土族民间文学研究迎来春天，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如：席元麟、黎大琦的《土族民间文学简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马占山的《土族民间音乐介绍》（《人民音乐》1982年第2期），席元麟的《简析土族民间故事中的文化内涵》（《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2期），叶积德、景朝德的《土族民间文学浅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蔡西林的《土族民间文学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云汉的《土族的“花儿”》（《满族研究》1997年第4期），昝登龙、张明海的《大通土族婚礼曲点滴赏析》（《青海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星全成的《土族民间故事刍议》（《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论土族史诗〈格赛尔〉》（《中国土族》1999年总第8期），陈景源、庞涛、满都尔图的《青海省同仁地区民间宗教考察报告》（《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1期），胡芳的《土族神话的分类及其内涵》（《青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土族婚礼歌探析》（《中国土族》2001年第1期）、《文化重构的历史缩影——土族创世神话探析》（《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土族原始文化的活化石——土族蟒古斯故事研究》（《中国土族》2006年第2期），蔡秀清的《试论“花儿”中的土族民俗风情》（《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李永丛的《浅论土族民间文学的审美观》（《中国土族》2002年第3期），马光星的《创世神话：土族格萨尔的一种特殊叙事结构》（《民族古籍》2002年第4期），毕艳君的《话说土族民歌“库咕笳”》（《中国土族》2003年第2期），邢海燕的《试析土族民间叙事诗中的形象体系及特征》（《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土族民间故事及其母题类型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蔡秀清的《话说土族生活歌谣的民俗学价值》（《中国土族》2004年第2期)，董思源的《土族酿酒歌及敬酒歌》（《中国土族》2006年第1期)，陈佳丽的《土族民间文学中的人与自然》（《中国土族》2006年第1期），王国明的《土族〈格萨尔〉及其研究状况探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徐秀福的《三川土族情歌“库咕笳”》（《中国土族》2009年第1期），张静的《浅析土族情歌的音乐风格》（《中国土族》2009年第2期），苍海平、马占山的《土族音乐文化概述——以互助方言区为例》（《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刘姝、郭晓莺的《土族婚礼歌的艺术特征及文化内涵》（《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等。

语言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土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便随即展开，但并未形成相关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土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并产生了许多论文。如：照那斯图、李克郁等的《土族语民和方言概述》（载于《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6月版），李克郁的《试析土族语词汇的组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席元麟的《土语构法凡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土族命名习俗及语言特点》（《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同仁地区土族方言——年都乎等村方言调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土族惯用语浅析——兼议惯用语的土译汉问题》（《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布和、陈乃雄的《同仁保安语概要》（《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陈乃雄的《年都乎土语的“数”》（《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李美玲的《试论土族文字中解决新词术语的方法问题》（《青海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乔生华的《土族文字创制述略》（《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李克郁、李美玲的《土族语、蒙古语对照词表（一）、（二）、（三）、（四）、（五）》（《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1997年第1、2、3、4期），李美玲、李永翎的《〈蒙古秘史〉语音与土族语音比较》（《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坚赞道杰、贡保草的《土族语天祝话亲属称谓简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王远新的《城镇边缘土族村庄的语言生活——青海同仁县年都乎村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青海同仁土族的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

宗教信仰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更加关注土族宗教信仰和婚丧文化，产生了一大批论文。如：李钟霖、李敏的《土族宗教习俗与藏传佛教》（《中国土族》1998年总第7期），白晓霞的《从“丰产”信仰看土族文化》（《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李巍的《土族神话中蕴含的萨满文化成分》（《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翟存明的《简述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发展历史》（《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张宏莉的《藏汉民族对土族宗教信仰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何吉芳的《民和土族民俗中的尚火文化浅谈》（《青海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土族禁忌文化浅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文忠祥的《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与文化整合》（《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马海寿的《从辛家“法会”看土族萨满遗风》（《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杨卫的《土族命名中的文化蕴含——对互助县两个村庄的调查》（《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鄂崇荣的《浅释民和土族村庙中的“装脏”仪式》（《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土族法拉“发神”的宗教人类学解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徐长菊的《话说土族的太阳崇拜》（《中国土族》2004年第1期)，杨卫、杨德的《土族“神箭”崇拜初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文忠祥的《三川土族“纳顿”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民和三川土族“纳顿”体系的农事色彩》（《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祁进玉的《文化多样性与宗教认同——民和三川地区土族宗教的多样共存性考察》（《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1期），胡芳的《土族纳顿节仪式展演的文化象征与功能》（《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苍海平的《土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2期）等。

民俗文化土族地区民俗文化资源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研究论文有：李存福的《七彩纷呈的土族妇女服饰——土族服饰的文化发微》（《中国土族》1992年创刊号），何峰的《民和土族丧葬习俗之调查与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潘乃谷的《土族婚姻家庭的变迁》（载于《甘肃土人的婚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坚赞道杰、贡保草的《土族语天祝话亲属称谓简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张成志的《浅谈土族独特的婚姻习俗及其社会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李美玲的《从“kurgeen”一词看土族古代婚姻制度》（《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何吉芳的《民和土族婚姻制度初探》（《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曹娅丽的《试论土族服饰中蕴含的原始信仰审美观》（《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毕艳君的《论土族民俗文化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中国土族》2001年第2期），廖扬的《土族宗法文化初探》（《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胡廷的《土族礼仪文化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张佩成的《积石山土族求子习俗的功能分析》（《甘肃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吕霞的《土族婚礼的艺术意蕴》（《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祁桂芳的《大通土族婚姻习俗文化意蕴初探》（《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胡芳的《土族纳顿节仪式展演中的表演艺术》（《中国土族》2007年第4期），贺喜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土族婚礼传承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杨晓燕的《土族妇女传统头饰“扭达尔”》（《中国土族》2009年第1期），曹娅丽的《青海土族“纳顿”舞蹈哑剧》（《中华艺术论丛》2009年），桑吉仁谦的《土族的禁忌文化》（《中国土族》2009年第2期），唐仲山的《从同仁土族“於菟”看民俗仪式的功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等。

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关于土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秦永章的《明清时期土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翟松天等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综合研究报告》（《中国土族》1992年创刊号），朱公甲等的《民和民族经济改革实验区的调查》（《中国土族》1992年创刊号），席元麟的《互助土族农村经济生活的调查与思考》（《青海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吴承义的《土族地区的忧与思——来自互助、大通土乡的诉说》（《青海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汪春燕的《新时期土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简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孟航的《浅析中国土族人口分布格局及其社会发展》（《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等，另外还有宋玉龙的《明晰互助发展思路》，马成龙的《加快民和跨越式发展》，包福元、焦文明的《立足当地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大通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祁兴月的《互助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几点意见》等发表在《青海日报》《民族经济与发展》《中国土族》《青海民族宗教工作》等省内刊物上。

关于土族教育方面主要有：青觉的《土族基础教育事业现状及对策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鲜占海、范彬清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三十年人口状况分析和今后二十年发展趋势预测》（《社会科学参考》1982年第13期），李友楼的《青海土族老人》（《青海高原老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老龄问题委员会1992年编印）、《互助土族少年儿童记忆特点初探》和《互助土族自治县女童教育研究调查报告》（载于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青海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研究》和1994年出版的《青海民族女童教育研究》），白光远的《互助县土族群众教育需求调查》（《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6期），蔡相德的《在改革和探索中发展的土族女童教育》（《中国民族教育》1996年第6期）等。

土族文化变迁方面主要有：高丙中的《文化影响与文化重构》（《社区研究与社区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乔文良的《大通土族文化变迁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马光星的《土族文化简论》（《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话说土族的文化资源》（《中国土族》2001年总第9期），胡廷的《土族礼仪文化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吕建中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和三川土乡商品观念的转变》（《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鄂崇荣的《多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从土族神话传说看民和土族认同的历史变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桑吉仁谦的《研究土族历史发展土族文化》（《中国土族》2009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