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口素质及其提高路径研究

甘肃省人口素质及其提高路径研究_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成果汇编

人口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人口素质的高低不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正因为此，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低。虽然人口资源相对丰富，但人口素质偏低，这已成为制约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提高人口素质对于甘肃省人口战略的实现以及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本研究将采用离散系数法对2000—2010年甘肃省各年份人口素质水平进行测度和定量评价，以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甘肃省人口素质水平的现状，并拟就甘肃省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够为地方政府制定全省人口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一、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一）人口素质的概念

人口素质是多个学科研究的对象，在不同学科视野里，由于其研究视角的不同，经常会对其赋予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人口素质作为人口的质的规定性，是一个具有多维意义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和界定。本研究将采用1991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中把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看成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的观点，对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两个概念不再进行专门的区分。

有关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有定论。我国对人口素质内涵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较早的可能要数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把人口素质定义为“人本身具有的知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这与《人口学词典》中的定义———“人口学所讲的人口素质，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是一致的。梁中堂教授（1985）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而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吴忠观在《人口科学辞典》中指出，“人口质量，亦称人口素质。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在质的规定性方面的发展水平，总是体现为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具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一般认为，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方面的内容”。陈剑（1988）、王胜今（1988）认为，人口素质是活的人体中存在的体力和智力，同它们赖以运用并发挥出来的客观条件相适应，并把这种适应关系保持下去的一种能力，即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阎海琴（1992）认为，从总体上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含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人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世界的共同能力。谭琳（1996）认为，“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邬沧萍（2006）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

以上有关人口素质概念的不同观点，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提出的，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没有全面、准确概括出人口素质的含义。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将人口素质理解为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它既有其微观（个体）属性，也有其宏观（集体）属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既是人口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又表现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鉴于此，我们把人口素质定义为人的个体素质的有机组合所表现出来的人口整体的质的规定性与客观社会条件相结合而具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二）人口素质的构成

关于人口素质的构成，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三要素说”、“二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传统的“三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而现代的“三要素说”则是由李竞能在其《论现代化人口素质的基本内涵》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现代化人口素质由人口文化素质、现代化知识和健全体魄、人格素质三部分构成，特别是人格素质，它可以认为是社会发展对人口素质的进一步要求，是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必须素质。“二要素说”认为，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也很难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处理，因此，主张人口素质只由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构成。无论是“三要素说”，还是“二要素说”，都是把劳动技能素质归属于文化素质，认为劳动技能素质反映了一个国家人口掌握知识的多少，但实际上，这些知识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和体现，文化素质则很难反映出来。鉴于此，肖周燕（2006）提出了“四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由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与道德素质构成。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从研究目的和资料的可获得性出发，将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文化思想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部分，拟从定量角度对甘肃省人口素质进行分析和评价。

（三）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口素质是耐用的稀缺资源，对人口的投资可以提高人口的质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状况都证明人口素质与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口素质高，则劳动生产率高、经济发展速度快；人口素质低，则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1.提高人口素质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

目前，甘肃省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处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和完成这一转变，需要多方面的工作进行配合，如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建立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体制基础，调整产业结构和更新改造企业技术装备等。但是，更为基础的是提高人口素质，因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人的劳动方式的转变。就当前发达国家的主流而言，其劳动方式已进入智能劳动方式时代，生产要素特别是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因此，智能劳动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但提出了集约经营的客观要求，也为集约型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提高产出水平。从劳动者的角度看，先进的机械设备不仅要求劳动者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要求其具备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较强的独立工作和创新能力。反过来说，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推动先进的技术装备发挥作用，并在既定的要素投入下，创造出更多的产出。所以，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

2.提高人口素质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

人口素质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全社会生产者的素质，使同一劳动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创造更多的技术发明，并同时作用于直接生产者和劳动对象，这两方面都可以引起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成果显示，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生可将劳动生产率提高43%，初中毕业提高108%，大学毕业提高300%。各国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美国1925—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21%应归于教育；原西德经济增长的50%左右、日本1930—1955年间国民收入增长的25%、原苏联1940—1969年间国民收入增长的30%，都归于教育水平的提高①。

3.提高人口素质是技术进步的保证

技术进步说明生产的增长或经济的变化不是靠增加劳动或资本投入量产生，而是依靠技术的改革与创新实现的。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很多，但最深层次的影响因素还是人口素质。通过提高人口素质，使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发生质的变化，促进生产的技术进步；通过人才资源的开发，提高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从而不断引发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同时在经济管理领域中，从凭借经验的传统管理到科学管理，直到今天的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每一步都标志着管理技术的新成就，都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新条件，这些都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结果。

4.提高人口素质是产业结构变化的深层基础

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8世纪产业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在生产中广泛地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从而出现了机器大工业和一些新的制造业部门，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19世纪，又有电力技术和电力工业的发展以及电能的普遍应用，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电子计算机、核能、航天、激光、生物工程以及其他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推动了许多新兴产业部门的形成和壮大。因此，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不仅表现为已有部门之间结构关系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新兴产业的不断出现和落后产业的不断淘汰。从表面上看，这两种变化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但从深层次考虑，都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结果。

二、甘肃省人口素质的测度

（一）甘肃省人口素质测度指标体系

1.人口素质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1）身体素质水平指标

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生物学基础，体现着人口的自然属性，是人口素质最基本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影响着人口素质的其他方面。准确地说，劳动年龄人口因病死亡率能较准确地反映人口身体素质的状况，但是此方面的数据却不易获得。一般认为，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是体现人口身体素质的较敏感的指标，而且国际上通用，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因此，有关人口身体素质的研究一般都采用这两个指标。考虑到时间序列的甘肃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数据缺失，且计算复杂，又不属于本研究的重点，所以本研究排除了这一指标。另外，新生儿死亡率可能与其父母的身体素质存在密切关系（当然也与医疗条件有关），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将把新生儿死亡率作为衡量人口身体素质的另一重要指标。

一般说来，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都是反映人口身体素质的逆指标，与人口素质反向变化，因此，在测度人口素质时，将以其负数被引入。

（2）文化思想素质水平指标

文化思想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两方面的内容，涉及人口受教育程度、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以及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一般认为，成人识字率可以作为体现人口文化素质最基本的指标，但是鉴于时间序列数据难以获得，故本研究未考虑这一项指标。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可以反映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是反映文化素质的重要方面，因而也是测度文化素质水平十分有用的指标。为避免人口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将采用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这一指标。但不容忽视的是，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能大致反映出适龄人口对知识掌握的程度，未能考虑整个社会群体。为了反映出整体文化水平，本研究还选择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的补充。

表1　人口素质指标体系

在衡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方面，一般把合同履约率和每万人刑事案件案发数作为反映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指标，但是由于有关合同履约率数据无法获得，所以，本研究仅采用了每万人刑事案件案发数这个指标来衡量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

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与人口文化思想素质正相关，在测度人口素质时，将被直接引入；而每万人刑事案件案发数与人口文化思想素质负相关，因此，在测度人口素质时，该指标将以其负数被引入。

（3）劳动技能素质水平指标

由于人口素质最终表现为人们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人口的劳动技能素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随着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劳动技能素质在评价人口素质时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人口劳动技能素质的提高可以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增强竞争活力和后劲提供重要保证。一般说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各自的领域中都具有较高的劳动技能，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可以反映特定区域人口的实践能力和科学技术应用能力；每万人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可以最直接地反映某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所以，本研究将采用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每万人专利申请数、每万人专利授权数这三个指标来测度人口的劳动技能素质。

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每万人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都与人口的劳动技能素质正相关，在测度人口素质时，将被直接引入。

表2　甘肃省历年人口素质数据

注：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方法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人数× 6+初中人数×9+高中及中专人数×12+大专及大专以上人数×16）/6岁及6岁以上总人口。
资料来源：《甘肃年鉴》2001—2009；《甘肃发展年鉴》2010、2011。

依据构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以及我们对人口素质的分类，本研究构建了如表1所示的人口素质指标体系。

2.数据的选取

为了更好地反映近年来甘肃省人口素质的变动状况，本研究选取了2000—2010年11年间各指标的样本数据。其中，2000—2010年死亡率取自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新生儿死亡率2006—2010年数据来自《甘肃年鉴》（2007—2009）、《甘肃发展年鉴》（2010、2011），2000—2005年数据由2006—2010年新生儿死亡率数据并结合全国新生儿死亡率2000—2010数据调整而来的；2001—2009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0）中6岁及6岁以上人口总数和各级在校生人数计算而来（计算方法见表1注），2000、2010年的数据是通过SPSS软件“替换缺失值”方法引入的；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每万人刑事案件案发数、每万人专利申请数、每万人专利授权数是分别依据《甘肃年鉴》（2001—2009）和《甘肃发展年鉴》（2010、2011）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刑事案件案发总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除以以万人为单位的各年份年平均人口得到的；2001—2008年、2010年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是依据《甘肃年鉴》（2001—2009）和《甘肃发展年鉴》（2010、2011）中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加总之后除以以万人为单位的各年份年平均人口得到的，2009年的数据也是通过SPSS软件“替换缺失值”引入的。各指标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二）甘肃省人口素质的测度

1.测度方法及步骤

由于本研究选择的8项指标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独立性，无需降维，故本研究将采用离散系数客观赋权的方法对历年人口素质进行综合评价，以最大限度地反映甘肃省历年人口素质变化的情况。离散系数法计算及分析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1）对各指标求和，并计算出各指标的均值Xj ，标准差Sj，其中，表示11个样本数据在第j个指标下的标准差；

（2）计算各指标的离散系数δj=Sj/Xj ，反映各指标的相对离散程度；

（3）为了归纳统一样本的统计分布性，对各指标的离散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该指标的

权重，计算公式为，该权重的大小反应指标对总体影响程度的大小；

（4）计算综合得分，甘肃省各年人口素质的综合得分可由各指标与对应权重的乘积加总得到，计算公式，Zi表示第i年的综合得分，Xij为第i个年份在第j个指标下的数据，Wj为对应指标的权重。

离散系数法的基本原理在于离散程度的大小代表指标分辨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对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事实证明，用各指标的离散系数来确定权重是合理的，某一指标时间序列数据的差异能体现该指标范围内各年人口素质的差异和变化，差异越大，离散系数就越大，对整体人口素质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也就越高。因此，运用离散系数法确定的指标权重可以清晰反映甘肃省人口素质各组成部分的实际情况以及各组成部分对整体人口素质的影响状况。

历年甘肃省人口素质基础数据及按照离散系数法计算的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情况和各影响因素（指标）权重如表3所示。

2.测度结果分析

通过各指标归一化后的离散系数，结合各个样本年份的综合排序情况，甘肃省人口素质现状表现出以下特点：

（1）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三项对甘肃人口整体素质影响最大

从影响人口素质的构成要素看，死亡率、人均卫生费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刑事案件案发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专业技术人员数均是影响甘肃省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但是从各指标权重来看，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在全部八个因素中，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三项对甘肃人口整体素质影响最大，其影响程度都在22%以上；新生儿死亡率、每万人刑事案件案发数对甘肃人口素质的影响次之，其影响程度分别在16%和10%左右；对甘肃人口素质影响较小的因素分别是死亡率、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其影响程度不到5%。

（2）甘肃省的人口素质整体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提高率波动幅度较大

从各年份人口素质排序结果及变化趋势来看，2000年以来，甘肃省的人口素质整体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与我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重视计划生育和教育事业发展等密切相关。与人口素质整体上升趋势相伴随的是人口素质环比变化率的剧烈波动，从18.98%到0.29%，两个极值之间相差近18个百分点。同时，在2009年之后，人口素质提高率下降到了10%以下，这为我省制定完善的人口素质政策、健全人口素质发展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表3　甘肃省人口素质数据分析及综合评价结果

注：此表由表1数据进一步提取得到，其中比例值化为数值形式，并且除了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之外，其余均保留四位小数。逆指标在计算标准差时，取标准差的负数。
资料来源：《甘肃年鉴》2001—2009、《甘肃发展年鉴》2010—2011、《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

（3）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每万人刑事案件案发数成为制约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

从各指标具体数值来看，2006—2010年5年间，在身体素质方面，死亡率处于波动趋势，说明我省尚未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应逐步提高人均卫生费用支出。在文化思想素质方面，平均受教育年限小于9年且指标值不稳定，每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表明我省重视高等教育发展，而对基础教育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从而导致我省一部分人口仍未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每万人刑事案件案发数也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表明我省整体思想素质有下滑现象，社会治安状况在恶化，这将会严重影响我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三、甘肃省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模型说明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实证分析的基础，通过该函数可以分离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其基本形式为

　　　　　　Y=AKαLβ　　　　　　　　　　　　（1）其中，Y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α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

随着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传统意义上对经济增长三要素的界定已无法对经济增长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人口素质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本研究将人口素质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变量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将采用如下变形形式：

　　　　　　Y=AKαLβPγ　　　　　　　　　　　（2）

其中，Y、K、L、A、α、β的含义不变，P表示人口素质，γ表示人口素质的产出弹性系数。

为消除各变量指标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模型相应变为：　　　　　　LnY=LnA+αLnK+βLnL+γLnP　　　　（3）

（二）数据来源

1.资本存量的核算

物质资本存量可以表示为流动资本存量KV与固定资本存量KC之和，即

　　　　　　Kt=KVt+KCt　　　　　　　　　　　（4）其中，流动资本存量通常用“存货增加”指标来衡量，数据可直接从《甘肃发展年鉴（2011）》中获得。对于固定资本存量，本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估算，计算公式如下：

　　　　　　KCt=KCt-1（1-δt-1）+It　　　　　　（5）其中，KCt为固定资本存量，δt-1为折旧率，It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t的数据可以直接从《甘肃发展年鉴（2011）》获得。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GDP平减指数（甘肃未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当期的固定资本形成进行了折算。为估算1978年甘肃省固定资本存量，我们使用了我国学者王金营估算的1978年全国固定资本存量，并按照甘肃省当年GDP占全国的比重，估算出了甘肃省1978年的初始固定资本存量。对于折旧率，我国通常将1990年之前取值5%，1990年之后取值5.5%，我们沿用了这一做法。计算结果见表4。

2.其他变量的数据来源

总产出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指标，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劳动投入采用2000—2010的从业人口数来代替。

模型分析所需的历年基础数据以及经过整理之后相关数据见表4，历年人口素质指数为上文采用离散系数法计算出来的综合得分。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①，取对数后的产出、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和人口素质综合得分的时间序列ADF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小于临界值，所以四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拒绝各变量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各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是平稳序列。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人口素质对产出都存在因果关系，但人口素质对产出仅存在单项引导关系，即人口素质的提高能够提高产出水平，但产出水平的提高不会带来人口素质的提高；而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人数与产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表4　历年各指标基础数据

注：表内数据是以1978年为基期调整而来的。
资料来源：《甘肃发展年鉴》2011年。

2.模型回归分析

利用甘肃省2000—2010年的产出、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和人口素质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模型（3），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方程：

LnY＝0.00000102LnA＋0.872765LnK－0.030242LnL＋0.118412LnP　（7）

（0.000155）　（25.99964）（－3.311243）（3.315001）

R2＝0.999669，F＝7057.531，D.W＝2.398472，AR（1）＝0.990528。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各变量和整个回归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即调整后R2达到了0.991，模型很好地通过了统计准则检验。用广义差分法估计模型后，根据DW值判断，模型消除了自相关性；根据怀特检验可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综合分析，该模型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技术进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极其微弱；

（2）物质资本投入是甘肃省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其产出弹性达到0.8728，即物质资本水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产出将提高0.8728个百分点；

（3）劳动投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从业人口数的产出弹性为－0.0302，即劳动力人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产出将下降0.0302个百分点，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在21世纪前十年仍未得到明显扭转；

（4）人口素质是推动甘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产出弹性达到0.1184，即人口素质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产出将提高0.1184个百分点，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超过了劳动力人数，而且超过了技术进步。

四、提高甘肃省人口素质的路径

人口素质与产出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甘肃省寻求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改善经济结构的路径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因此，为进一步提高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区域竞争力，必须十分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一）转变传统观念，积极倡导少生优生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众多少数民族杂居，并且农业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特别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闭塞与落后。在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大多数人们仍然停留在“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添丁添力”的农耕文化传统中。多子女家庭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产生对子女的“粗放式经营”，从而导致对低素质人口的进一步复制。同时，过多的人口数量还会导致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加大劳动就业压力，诱发犯罪，并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通过宣传和教育，转变生育观念、控制人口数量就成为提高人口素质的首要途径。

由于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甘肃省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仍然存在“族内婚”甚至禁止本族与外族通婚的传统。根据遗传学原理，血缘关系越近的人之间结婚，其后代患遗传病的概率就越大，所以，族内通婚甚至近亲结婚会严重阻碍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倡导优生从根本上讲就是人口的优质遗传基因得到发展，让劣质基因得到抑制。因此，必须转变传统的通婚观，并通过婚前检查、残障儿出生干预等，通过优生推动人口素质的提高。

（二）重视教育，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教育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和提高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通过发展教育，能够使已有的文化知识得到传承，并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科技智能。因此，发展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人口的文化思想素质，而且也是提高人口劳动技能素质的重要途径。

1.转变教育方式，促使教育结构合理化

首先，要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落实“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其次，在教育投资分配结构上，应加大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变劳动者的素质普遍不高、不能适应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需要的不利局面。再次，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使用、转化和推广科技成果的技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步伐。

2.加大教育投资力度，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

在强调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还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办学，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贡献力量。要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人口教育的投入和现代化教育的强化，应针对每一少数民族的特点，切实建立完整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切实做到既能满足对少数民族自身语言文化的教育，又能满足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和能力的要求。

3.加强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

要从人口素质提升战略的角度，考虑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所导致的教育缺口问题，切实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宣传子女受教育的重要性，加大对农村幼儿园、寄宿制中小学的投入力度，同时，尽快在城市建设农民工子弟学校，或在现有学校开设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学班，缓解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难问题。

（三）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人口素质提高

城市的经济文化环境，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但是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经济发展主要以农业为依托，农村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64%，过低的城市化率自然降低了甘肃省的人口素质水平，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文化素质更低。而城市经济文化基础好，交通便利，初等教育普及率高，因此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人口居住方式的改变，还涉及人口素质的提高。

在加快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吸取其他各省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选择符合我省省情的发展道路。首先，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城乡户口界限。其次，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民自由转让承包的土地，鼓励无耕种能力的小农出售自己的土地，鼓励有耕种能力的农民兼并土地搞规模经营，逐步实现农村土地的集约经营。

（四）引进高素质人才

引进高素质人才，是加快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甚至应把引进人才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采取一切手段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因此，应当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急需出发，营造引进高素质人才的社会环境，极大提高高素质人才的待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应当从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上为人力资本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高素质人才引进力度。

（五）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技能型人才作为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和拉动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和关键要素。加强职工技能培训、促进技能型人才培养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然要求，也是甘肃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要建立由政府主导推动、企事业单位为主体、职工广泛参与的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工作格局，针对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构建和完善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校企合作为纽带，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互结合的社会化、开放式的技能人才培训体系，加强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建设。通过规范管理社会各类培训机构，购买培训服务，对培训效果进行第三方测评，形成政府、工会、企业和教育培训机构共同实施职工教育培训的共赢机制，提高培训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此外，还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引导和组织农民工积极参加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六）制定和实施甘肃省人口素质提升战略

提高人口素质是一项长期的、巨大的战略任务，它不仅内涵丰富，包括身体素质、文化思想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而且涉及面广，从幼儿到老年、从生理到心理、从自然物质基础到家庭社会环境，因此，必须通过制定人口素质提升战略对其所涉及的内容和相关方面进行谋划。建议由人口主管部门牵头，会同教育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卫生部门、计划生育部门等，制定甘肃省人口素质提升战略，对未来十到二十年甘肃省人口素质提升的目标、步骤、途径及相关措施等做出谋划。

本课题承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学鹏

课题组成员：余金湘　聂正彦　张耀南　樊宝平　王恒玉

参考文献：

［1］梁中堂.人口素质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65.

［2］刘铮.人口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

［3］陈剑.人口素质概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8.

［4］穆光宗.人口素质新论［J］.人口研究. 1989（3）：26.

［5］阎海琴.重论人口质量［J］.贵州社会科学，1993（4）：24.

［6］谭琳.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质量问题探析［J］.人口学刊. 1996（3）：35.

［7］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264.

［8］肖周燕.层次分析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5）：26—27.

［9］朱国宏.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0］唐万梅.用因子分析法对西部地区的人口素质进行分析评价［J］.运筹与管理，2005（4）：85—89.

［11］刘渝琳，赵钰.我国人口素质衡量的指数改进及因素分析［J］.探索，2007（1）：101—102.

［12］王玥，翁钱威.人口素质及评价指标体系［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3）：162.

［13］漆莉莉.我国人口素质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J］.江苏统计：应用研究，2002（5）：26.

［14］舒川根.提高人口素质与促进经济发展———基于浙江湖州与苏南地区的考察［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10（6）：38.

［15］陈蕊.中国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59.

［16］孙波，白慧仁.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关系探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2）：138.

［17］徐惠民.大连市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3）：115—116.

［18］吴建华，邹红兵，杜志刚.甘肃的人口素质问题与可持续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5（3）：113.

［19］屈云龙，许燕.江苏省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际测度［J］.西安社会科学，2009，27（3）：81—82.

［20］杨立勋，申思.中国地区乡镇统计建设水平的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0（23）：75.

［21］陈灿平.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8）：220.

［22］孙敬水，许利利.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27（5）：781—783.

［23］李楠.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J］.中国经贸导刊，2009 （22）：70.

［24］徐迎春，张建伟，刘泽，盛振江.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139—140.

［25］贾艳玲，朱娜，吴伟峰.人口素质模型的构建及人口素质水平测度［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0，24（3）：339.

［26］陈正.人口素质与西部开发的战略思考［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1,16（3）：66—69.

［27］李竞能.论现代人口素质的基本内涵［J］.中国人口科学，2000（1）：43.

［28］王胜今.人口社会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29］姚旭.论人口素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J］.黑龙江金融，2007（4）：17.

［30］王宇，焦建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2005，18（1）：38.

［31］朱海波，历昕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职工素质的重要任务［J］.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12，27（1）：62.

［32］Solow，R．M．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

［33］乔根森D.W.生产率：战后美国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①姚旭，张丽娟，孙烨.论人口素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J］.黑龙江金融，2007（4）.

①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①为节约篇幅，平稳性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未在文中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