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发展及青年研究学科建设

当代中国青年发展及青年研究学科建设^[1]

一、研究中国青年问题的宏观背景

经过37年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生存型问题减少，发展型问题凸显。如果说，30年前大陆早期的粗放改革，主要是给旧体制“捅娄子”，那么，后继的精细化改革，则主要是给新体制补漏洞。从破坏旧的到完善新的，这是一个渐进过程。可以说，当前中国改革已缓慢进入规则化、程序化、正常化过程。

从宏观面来看，尽管当前中国同样面临世界金融危机的考验，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因素没有改变：（一）中国现代化处于起飞阶段，强大惯性支撑着中国未来长期增长；中国还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还有很强的增长动力、潜力；（二）城市化、新农村建设需要国家巨大投入；（三）国内有着巨大消费市场与消费潜力；（四）经过百年屈辱和“文革”，整个民族人心思定、人心思富；老百姓对国家有信心；支持国家政府对经济巨大投入热情比西方高，因为它能极大提升国家实力形象，给自己生活带来切实改变，所以“以党领政”“举国模式”、政府主导发展市场经济模式等易被百姓接受。

毫无疑义，人类正进入高风险时代。但是不管面临多少危机、挑战，人类社会正生活在千年以来最幸福的时代。伴随抗菌素及各种发明，现代人能得到先进医学技术治疗，寿命越来越长；生活在各种现代化电器、干净饮用水、食品和舒适房屋的包围中；几十年已经没有世界战争、大规模瘟疫流行；世界日益进入一个“全球合作”时代。谁也缺少不了谁。

未来中国面临三大挑战：（一）工业化飞速增长，带来的对制度建设的挑战；（二）人口老龄化与独生子女社会到来的巨大挑战；（三）需要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所带来的挑战。随着因特网普及，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世界了解越来越多，个人成就越来越大，人们倾向于提出更多的要求，政府需要不断地作出回应，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未来最大的一项挑战。

二、如何评价当代中国青年？

伴随“改革开放后出生一代”（又被称之为“中国婴儿潮一代”）全面进入社会，一个“青年社会”已经来临。无疑，“改革开放后出生一代”将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与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应该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目前，大陆“文革”后出生的青少年大约有3亿多人。从经验事实出发，我们可感受到一个独生子女时代的来临。我们要认清这一代青年的思想特点，应把“80后”“90后”放到历史与时代结合的坐标系上加以评判。

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80后”“90后”成长在一个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危机和灾难。他们对社会看法、对未来估计比上一辈人乐观。他们是在市场经济中长大的，自懂事起，就生活在一个自费上学、自主择业、自己奋斗的社会。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却要承受谋生、就业的风险与压力。

作为生长在一个越来越开放、自由的经济社会里的新一代，“80后”“90后”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美学趣味、价值追求、时空观念，与前几代人明显不同。他们更多地采用生产力标准看待问题，更多地采用市场标准去评价人，更多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去审视周围事情。同时，他们又开始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表达自由等）。

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当代青年与前几代青年所不同的鲜明特征是：思想活跃，拥护改革开放，追求成功与富裕，同时也相对讲究个人感受与自我快乐，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与当代中国经济水平发展相适应、与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总体上相适应；青年作为天然拥护社会变革的力量，其健康成长与发展，有赖于社会文化的合理进步与发展，青年发展中的确经常存在或出现一些问题，但并不能据此否定青年发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我们不能再用旧尺度来量度他们的行为规矩，不能用旧眼光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青年发展水平既代表社会的未来发展，更代表着社会进步价值的现实落脚点。青年发展和选择能力是在不断审察自己和投身于改革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因此，社会文化的发展、成熟程度多少决定了青年文化的发展、成熟水平。笔者对中国青年新一代持乐观态度的基本理由是：社会越来越开放，经济越来越发达，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符合百姓的愿景，那么象征未来的当代青年怎么可能反而成为没有理想和信仰的一代？青年一代身上显现出的许多新的特质，说到底是由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发展环境所决定的。如果坚持用社会发展的指标和要求作为评价标准，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发展的眼光、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姿态去观察他们。

同时，也要正视青年群体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非均衡性。由于青年特有的年龄阶段生理特点，相比于中年和鹤发老年，青年是气血直涌的一代，易冲动、情绪化、行为偏激等在所难免。当前，我们更需一种深层的爱国主义情感，一种居安思危、理性务实的精神。青年一代应多考虑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改革开放37年的心血成果，如何带动整个国家以年轻的姿态迈好实现现代化的每一步，如何以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反哺”社会和谐进步。

当前，青年发展和青年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社会、一个领域和一个城市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一种社会承前启后、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代群，青年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从世代传递的角度看，一代总要胜过一代。同时，在向青年人学习的同时，学校、社会不能放弃对青年的正确引导。对包括“后一代”在内的新一代青年的评价与引导，要有全新的理念和全新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把青年仅仅视作被教育的对象，而应充分肯定青年的历史作用；同样，在指出青年身上不足、引导他们的同时，我们又要努力改造完善社会环境本身。

三、37年来中国青年研究机构与青年研究演进

每一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专业学者们的共同协作与努力。经过30多年的培养与发展，中国大陆已形成一批专门研究青年的学术机构、学术队伍。目前，中国大陆专业的青年研究机构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共青团系统，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地方各团省委或省团校下设的青少年研究所（中心），甚至于市一级的青少年研究所（中心），主要进行青年工作研究。二是社会科学院序列中的青少年研究所。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等，主要从事学术、决策咨询研究。三是高校中的青少年研究中心，如复旦大学大学生研究中心，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等。

当代大陆青年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刊物主要有：《青年研究》（中国社科院）、《当代青年研究》（上海社科院青少所）、《中国青年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探索》（广州市青少所）等。此外，各省市青年干部学院也大多有自己的学报：如《山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当代青少年研究》《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河北青年干部学院学报》《辽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北京青年干部学院学报》等。

当代中国青年研究，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其研究演进脉络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的诞生与兴旺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成立，是我国青年研究在新时期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主要有三大因素推动了青年研究在短期内形成了火热的局面：其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这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思想解放，也使青年群体的各种思潮和争论相继涌现（如“潘晓讨论”），为青年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大背景。其二，青年问题突出并引起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关注。因为当时的青年正处在反思“文革”、迎接开放的徘徊与兴奋期，思想活跃、情绪激荡，青年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反叛情绪逐渐呈现，所以青年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其三，各级团校的恢复和团校建设正规化目标的提出。在这个时期，许多青少年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官方的支持给青年研究在学术界的合法化以及主流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此，就当时的青年特点而言，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研究取向侧重政策性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宗旨是服务于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其二，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从事思想教育和青年工作的团的系统。其三，研究范式主要是治疗和拯救型的，因为当时的青年被视为是处在苦闷和困惑之中、具有反叛精神、容易犯错误的“问题群体”。青年研究就是要通过对这个问题群体的调查、了解，更好地教育和引导他们，避免他们走上邪路。其四，研究成果多，以“青年××学”或“XX青年学”命名的著述不断问世，并创办了《青年学研究》《青年探索》《青年学报》等青年研究刊物。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是青年研究的“激情年代”，整体上呈现出“轰轰烈烈”“建号立派”的热闹景象，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氛围，聚集了一批研究力量，逐渐形成了该领域的学术共同体，触及了学科发展问题，为后来的青年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表现出学术含量较低，意识形态较浓的研究局限。

（二）20世纪90年代：青年研究相对冷静或沉寂的时期。这一阶段青年研究范围日趋扩大、人员逐渐分化、机构走向衰微。1990年代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官方意识形态趋于保守、而经济领域趋于活跃，同时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不平等日趋严重，青年问题逐渐被融化到各种社会问题中，或者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取而代之成为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这一阶段的青年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客观、规范的学术取向，研究者站在更加宏观和中肯的立场上看待青年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二，研究队伍出现分化，一方面随着团校正规化发展的“夭折”，一些研究者相继转行；但同时随着高校相关学科对青年研究的关注度逐步增强，一批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专业研究人员开始进入青年研究领域。其三，研究范式虽然从根本上并没有多大改变，但看待青年的视角转向更为客观与尊重青年主体。青年被视为不仅有偏离主流的取向、而且还有被吸纳进主流的取向，与青年文化相关的更多正面的东西被强调。其四，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提升，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大（如独生子女、代沟、青年文化、青年价值观、青少年政策等），大型综合研究报告、地方的青少年白皮书等成果也愈益增多。但以“青年××学”命名的新作淡出视野。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青年研究呈现出“过渡期”般的特点，进入到自身反思与静修沉寂的时期，一方面在前期的研究积累上更趋于成熟与规范化，但也由于起步时缺乏基本的问题解构、学术准备和方法论自觉，所以在学术界陷入日趋边缘化的尴尬境地^[2]。

（三）2000年以后：青年研究进入多元化和冷静上升的时期。21世纪，信息化、全球化给中国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变迁，身处其中的青少年在面临更多选择和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逆境与生存压力，因此青年问题已经现实地构成了社会问题的一部分，青年研究有着强劲的内需拉动力量。就其特点而言，2000年以后的青年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学术规范，虽然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初建时那种僵化的政治说教或者道德教化模式，但力图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术范式和传统成为该领域的主流声音。其二，研究人员的学术基础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队伍中有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专长的硕士、博士等人员不断壮大。其三，研究范式多元化。受过正规训练、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员，开始运用自身的学科、业界规范作青少年研究。随着现代文化中青年话语权的不断增大，他们作为新思想、新时尚的有力传播者地位和对社会的“反哺”作用，开始得到了主导社会更多认可，这使青年研究本身呈现出更加多元、多样的研究方法。其四，研究成果丰富，逐步影响公共政策。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青年研究在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得到了较大提升。概括而言，历经改革开发30年，中国青年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正常化方式发展，处于一个可以称作研究转型时期——一种从“经验型”研究范式转变到“专业化”研究范式时期。

四、当代中国青年研究若干热点

客观地说，青年研究在大陆仍处在前学科阶段，但仍作为“显学”受到学界的关注。就当前而言，中国青年研究值得深入的问题有：（一）进入婚育期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独生父母”问题；（二）青少年学业负担与青年就业压力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三）大批“海归”回国高潮的来临及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四）农村留守儿童和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五）占城市青年一半人数之外来青年融入城市问题；（六）西方思潮及互联网对青年影响及对策；（七）青年新一代价值观及其未来走向；（八）和谐社会建设与青年领袖培养；（九）家庭教育、儿童同保护与社会政策；（十）开放环境与青少年性观念性行为研究等。下面仅就当前大陆青年研究界关注的若干热点举要简介。

（一）青年就业和失业问题

在中国，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国的严重社会问题。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业、就业困难高峰。1978年，城镇失业人数为530万人，失业率为5.3%；1979年上述同比分别是567.6万人，5.4%；1980年541.5万人，4.9%。之后1982年到2001年，中国城镇失业率维持在3%左右。2002年始，城镇失业率重新攀升至4%以上。2002～2012年，平均失业率为4.1%，2013年突破5.0%。^[3]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中国2014年调查失业率在5.1%。据近年来发布的中国社科院蓝皮书资料，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为7%～9%，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将尚未进行失业登记的城镇无业职工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计算在内，那么我国的实际失业人员数量将更大，实际失业人数也更多。当前，中国青年、大学生就业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关注社会稳定、关乎于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问题。

（二）独生子女与家庭教育问题

自1980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总量、规模持续迅速增加。目前，我国0～18岁独生子女总量在1.1亿人左右。而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婚育期，以“00后”一代为主体的“独二代”开始大量出生。可以说中国大中城市，独生子女社会已经到来。独生子女成为每一个家庭关注的焦点和重点。研究表明，环境变量是影响家庭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有：

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目前，城市中小学生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按照国外“智力汇合”理论，独生子女比多子女家庭更易受到父母在经济、精力、时间上的投注与关爱。其有利条件是双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对独生子女倾注的感情和教育精力可达到最大的可能值；不利方面，这又容易造成双亲对于子女的过度关心、过高期望及以溺爱子女为特征的不良教育态度，反而不利于儿童的心智成熟与发展。

家庭中人际关系趋于简单。现代家庭中，由于祖辈到孙辈呈减数排列，传统大家庭中那种复杂多角色的人际关系逐渐消失。家庭成员的相对减少，使家庭人际关系由复杂走向单纯。这也使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领会不到全部复杂的人际和交往关系，也就体验不到传统式家庭生活的社会经验。这会给家庭教育带来较大影响。

中国父母育儿观存在偏差。许多调查表明，中国父母的育儿观念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西方国家父母育儿着眼于培养孩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的能力。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大多数家庭父母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企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孩子成长中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为此，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父母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智育。为使孩子学习好，能成龙成凤，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很少考虑。

大众传媒迅猛发展对家庭教育带来隐性冲击。随着电视、电话的普及，加之电脑大量涌入家庭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社会影响进入家庭领域的途径越来越多，周期越来越短。尤其是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给青少年的影响是具有颠覆性的。现代家庭如何调节和控制社会影响，如何行之有效地在教育子女方面实行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的良性组合，是当前家庭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三）关于“80后”现象

“80后”最早是对1980—1989年出生作家之称呼，其后被广泛应用到其他领域。在人口社会学意义上泛指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目前约有1亿多人。“80后”成长的这20年，是中国经济建设发展最快、社会结构转型最为激烈、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人们思想观念最为解放、价值观也最为多元化的20年，这构成了这一代成长和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因此，有人说“80后”是不可概括的一代。因此，对他们的称呼只能以“80后”冠之。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围绕“‘80后’为何如此倍受社会关注？”这一主线展开。主要从主体意识、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视角来解读和评价这一代，并由此形成三种比较主流的分析框架：

第一种观点认为，“80后”是自私、没有责任感的一代，自我的一代（“M一代”）。^[4]缺失自主的主体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美国所谓“垮掉的一代”的青年相比，他们没有反抗社会现状、寻求精神突破创造的勇气，只是一个没有超越和理想追求、没有批判意识的群体；审美观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偏差，内心隔阂、行动叛逆。

第二种观点认为，“80后”是优点与缺点交织的一代。提出应将“80后”置于历史发展的坐标上加以评价。“80后”是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下的一种现象。前几代人的奋斗为“80后”的出现准备了历史条件，而他们的出现则确实反映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因此，既要关注他们身上的缺点，更要看到他们背负的压力；既要看到他们身上的优势和强项，又要分清他们思想上的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支流。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80后”是“充满希望的一代”。尤其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等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和学界对“80后”的看法大大转变，对“80后”作出许多积极、肯定的评价。如：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强烈的自信心和开放的宽容胸怀；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大爱、大善与大勇，拥有前辈不曾有过的开放的阳光心态、面向世界的胸襟、整合吸收海量信息的能力，拥有天下各个角落的朋友。是“令人放心的一代”。

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加深了我们对“80后”的认识，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80后”不单是“嵌入式”地被历史叙述和表达，他们自身与社会都处于不断发展、演化过程之中，并互动影响建构着，而且“80后”代际内部也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对“80后”作静态、均质的分析是不够的，而应以一种“长时段”（Long-term）、动态演化模型来对其进行解释。

事实上，“80后”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它既是一个经验事实，又是一个分析框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快速成长历程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80后”置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中，考察“80后”一代与社会变革之间波动、互相作用的影响关系，才能把握制度变革进程对“80后”究竟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当前，“80后”一代已经始为“独二代”父母，开始全面进入主流社会，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80后”群体变化趋势将对未来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变革后果？需要做更加深入、全面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80后”群体特质作出较为真实、合理的解释。

（四）“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教育

“流动人口子女”问题，当前主要指“农民工子弟”接受教育问题。而在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问题则表现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从数量上说，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子女的数目远远没有在原籍子女的数目（“留守儿童”）多。根据教育部2014年数据，估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总量突破1000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则超过6000万人。另外，目前中国大陆还有数十万的“流浪儿童”。

“流动人口子女”问题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在人口流动潮流中出现的，当今由于数量庞大，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接受和城市儿童同等待遇的义务教育问题；二是他们的融入城市问题。目前，主要还是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五）青春期性问题

自从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艾瑞克逊在1950年提出“青春期的危机与转机”理论。心理学一般认同青春期是“危机与转机”的关键时期。后来的美国社会学家哈维格斯特（Robert Havighurst）则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人发展的影响。人的发展实质上是学习并完成社会所要求的各种任务的一个过程。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发展任务，如技能、知识、功能、态度等，每一阶段发展任务的顺利完成将会导致下一阶段发展任务的顺利完成，否则的话，将会导致下一阶段发展任务的无法顺利完成，导致社会的非难和个人发展的失败。与之形成鲜明对立的观点的是美国波士顿塔夫斯大学（TuftsUniversity）应用发展心理学系的系主任理察勒纳。他认为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平安度过青春期，青春期作为“危机期”肇因于社会上对青春期广泛的错误认知。研究显示，多数年轻人在青春期和父母的关系良好，从他们身上学到为人处世的态度和价值观，并在青春期结束后，成为好公民。

近年来，关于青春期中青少年是处于心理冲突中，还是可以平稳度过？开始成为中国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讨论的焦点。虽然，众所周知青春期是一个变化时期。青春期是少年身心变化最为迅速而明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从儿童的身体、外貌、行为模式、自我意识、交往与情绪特点、人生观等，都脱离了儿童的特征而逐渐成熟起来，更为接近成人。这些迅速的变化，会使青少年产生困扰、自卑、不安、焦虑等心理卫生问题，甚至产生不良行为。因此，青春期是一个既可以预测、又不可预测的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中，人从儿童向成人发展是可预测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或问题则不可预测。那么大多数青少年在青春期究竟是处于心理冲突和消极反抗中？还是可以安全和平稳地度过？以及如何引导青少年安稳地度过青春期？上海社科院青少所经过长达15年跟踪，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取得了一批有说服力的成果。

最新研究表明，青春期确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一如更年期。尽管青春期有激烈的生理和荷尔蒙变化，却没有规定这必须是一个混乱时期。这得要看青少年原本的个性，和他们从身边成人所得到的感情上的支持。简而言之，和父母有很大的关系。对青春期的误解可追溯至1世纪前，目前，从事青春期研究的心理学家开始建构青少年的正面发展理论，寻求青少年时期不顺利的原因，发展心理学家重新检验这些假设。不再把焦点放在痛苦挣扎度过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取而代之，将研究大多数青少年是如何安全、平稳地度过青春期。

五、青年研究存在问题及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整整37年，现在需要对青年研究进行全面回顾、认真总结和反思。当前中国青年问题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冒出来的青年研究学者，目前大多离开了，转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大学科领域研究。青年研究伴随中国大陆第一代青年研究学者的离去，第二代、新生代学者群似乎并没形成，青年研究基本理论仍没获得重大突破，还没有出现公认的高水平理论文章或经典之作。

有学者认为，在青年研究中，要严格地区分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内涵与边界，只有这样，才是青年研究的独特使命。在我看来，青年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纯粹意义上的青年问题已经不存在。所以一方面青年研究者要有独立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又不能离开社会背景来研究青年问题，研究青年问题必须与解决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协调发展联系在一起。从学术研究意义上说，青年（问题）研究与对当下社会发展（问题）的关照应紧密相联。

当下尤其要重视有关重大青年基础理论研究，推进重大青年社会问题研究，加强青年发展国家战略研究和中国青年思想发展演变研究。未来社会是以促进青年群体全面发展的青年社会，为此，我们应加强学术交流和青年研究队伍建设，积极推动中国青年研究发展，构建与时代发展要求相一致的青年发展战略、青年社会政策。具体地说，当前应该开展和加强当代青年思想发展史研究，重视对“后一代”青年群体的思想分化研究，加强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影响的实证观察，加强青年价值观研究，重视青年文化与“独二代”现象研究，开展青年研究国际比较等，通过青年战略的系统研究，开辟当代青年研究新的理论视野与研究内容，推动青年研究跨学科的方法创新与突破。

（2010、2015）

【注释】

[1]本文系作者在2015年6月10日上海举行的“青年百年——中国青年发展与青年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讲演。

[2]徐浙宁：《当代青年论坛暨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当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

[3]数据摘自《中国统计摘要2013》。

[4]美国《时代周刊》曾经称“一切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青年”为“The Me Generation”，也就是凡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性格较上一代更为自私，有人借用批评当时的中国青年。到了2006年3月16日，美国《时代》又为那些整天沉溺在网络游戏、即时网络通信工具的年轻一代起了一个名字：“Multitasking generation”，直译为“多任务处理的一代”，简称“M一代”。这与上述“Me generation”之“M一代”内涵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