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影响及启示

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影响及启示_巨变中的中国青年

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影响及启示

一、全球化背景下新社会运动

（一）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

社会运动是在对现代国家产生的反应中出现的，^[1]互动、冲突和集体身份应是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2]在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和政党、利益集团一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们从外部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伴随着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被称为新社会运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运动的目标不在于为社会特定群体争取直接利益，而是更多地表达社会的普遍关注，如环保、和平、公共健康等；第二，新社会运动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终极目标，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第三，其组织方式是非正式的，松散而灵活，由NGO（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党或政府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第四，新社会运动高度依赖现代大众媒介，常常通过社会营销、借助于媒体诉求和形象建构来争取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为新政策的推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新社会运动的“新”，主要新于理念（提倡关注文化和生活质量，自治和身份）、阶级基础（并非由社会上占不利经济地位或受压抑的少数派发起，而是以价值观和问题为基础进行的动员）、参与动机（是基于理念和追求集体物品而参加的）、组织结构（分权的、开放的和民主的结构模式）和运动风格（在政府制度框架之外，倾向于通过游行示威和公共舆论的力量来影响公共政策）。^[3]

新社会运动自兴起以来，不同的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状况，即使同一运动在不同国家的命运也迥然不同。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依据理论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四种理论模式：^[4]

1.现代化的矛盾理论提出，从宏观角度来看，新社会运动是现代性危机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对体制规则所产生的激进的“生活空间殖民化”危机的体验，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明危机，一些社会群体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特别敏感，并且这些群体诉诸抗议来表达他们对被政治体制阻碍的新的利益要求。^[5]

2.后物质主义理论提出，从微观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公众向“后物质主义”和“自我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导致了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后物质主义理论把个人当作分析的单位，强调个人政治自由、政治经济民主、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情怀，追求自尊、自我实现和对生活质量的关心。^[6]

3.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从微观和中观层次来看，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可利用的资源以及专业运动组织起关键的作用。关注个人动机如何通过社会运动组织的动员努力转变为参与行为，以及新社会运动如何被组织起来、为何一些新社会运动类型会成功而另一些却受挫等问题。^[7]

4.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提出，社会运动由它们所嵌入的特定国家的一系列政治机会和限制条件所规定。其中，“政治机会”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制度化政治体系相应的开放和封闭；政党联盟的稳定和不稳定；精英联盟的存在和缺失；国家对社会运动压制的能力和倾向。^[8]

结合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社会怨恨理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新社会运动，无论运动的形式有多大的差别，不可否认的是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决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多种诱因叠加的结果（见图1）。

图1　新社会运动的多重诱因模型

（二）新媒体加剧新社会运动

近年来，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剧变，到欧洲大陆的野蛮骚乱，再在美国本土的文雅抗议，从最初被媒体人普遍忽视的“个体小事件”到影响全球的“政治大震荡”，我们能看到新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推手”功能。微博兼容社交网站的特点，使新媒体集纳了web2.0网络交流工具的诸多特征，实现了手机与互联网应用的无缝连接，即时性使网络事件信息的发布速度超快，“核裂变”式特点使舆情形成超强扩散，“去中心化”的特点使舆论走向难以调控，敌对势力的渗透使话语权争夺更加激烈，^[9]以至于摩尔多瓦、伊朗和洪都拉斯等国的骚乱被西方媒体戏称为“twitter革命”。数据显示，突尼斯1100万人中，有200万人是这些新媒体的用户，^[10]预计到2015年，在3.51亿阿拉伯人当中，超过1亿人将使用互联网。^[11]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等政府高层均强调了网络在反政府活动中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12]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结合，在消息传播过程中使全民皆记者，减弱了政府原本对信息的控制能力。^[13]

综合来看，新媒体为何能加剧新社会运动的发生，与网络传播的点和网民的心理相关，主要呈现出以下规律：^[14]

1.“六度空间”作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提出的“六度空间”理论，认为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社交网站的特点，让用户间可以相互跟随，每个用户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源，并且根据“被关注”的数量形成或大或小的信息传播圈。网络事件信息传播如同认识一个陌生人一样，通过几次转发环节就会传遍多个信息圈子。

2.“三人成虎”效应。网络基于“用户生产内容”，更加自主、简单、即时的传播成为“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绝佳平台，往往能将谣言或不当言论迅速扩散放大，让人信以为真。

3.少数精英操控。媒体监测和分析公司Sysomos对1.1亿的用户展开调查显示，Twitter上86%的行为是由10%的用户所发起。知名人士微博往往被数十万人所关注，属于具有意见领袖性质的大数量级用户，号召力明显，甚至“一呼百万应”。

4.群体极化倾向。微博传播的快速、便捷的聚集功能，容易将个性化、情绪化表达集中放大，特别是非理性情绪极易扩散、发酵，群组讨论中网民容易从众性感染，形成“群体极化”。

（三）新青年推动新社会运动

青年人口增长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人口增长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次革命浪潮中的主要因素。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19世纪成功的工业化和向外移民减轻了欧洲社会青年人对政治的冲击。然而，20世纪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再度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40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19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埃及增长约5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有文化的青年人是中东和北非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报告显示，中东地区的失业率高达11%，青年失业率平均维持在20%～25%。^[15]在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只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16]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17]在埃及，目前大约有65%的人口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18～29岁的失业率为25%，半数有工作的年轻人在从事与在大学或技校所学知识技能不相匹配的工作。^[18]尽管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大，但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年轻一代在过去30年来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他们普遍对前途悲观，革命几乎成了唯一出路。^[19]此外，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人，表现出了对政府向美国霸权屈服的深恶痛绝。^[20]有意思的是，年轻的阿拉伯民主派，本身也是美国政府长期训练和孕育出来的。埃及骚乱中的反对派活动分子B.迪亚布（Belal Diab）在参加抗议前，正在参加美国组织的为期6个月的“青年领袖训练班”，据美联社消息，23岁的迪亚布在谈及此次受训时说，“它帮助我们组织革命。当时的人民是涣散的，但我们学过如何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也的确这么做了。走出帐篷，我们宣布‘革命青年联盟’成立了。”^[21]

与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变革所不同的是，高失业和福利下降是导致欧美青年社会抗议的主要原因。近两年，欧美青年就业状况也不好。^[22]2011年7月，欧盟成员国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均超过20%，比2008年上升了30%多，其中希腊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8.5%。同样，美国也深陷青年失业问题的泥潭。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目前已接近20%，是危机前的两倍。青年占美国劳动力人口13%，却占总失业人口的26%。美国国会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美国就业创造是个缓慢、滞后的过程，即使政府采取措施，美国青年就业形势在未来10到15年里仍不容乐观。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西班牙的就业形势最为严峻。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8月，西班牙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已达到46.2%。与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不同，欧美的年轻人失业还与其长期的高福利政策有关，这种透支未来式的做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失去了责任感，不愿意去生育、储蓄，而是享受过度消费。

一方面，青年失业比重的不断加大带来了诸多社会变化，“啃老族”已不只是一些亚洲国家的专有名词。“毕业后无法及时找到工作，年轻人独立生活的时间正在延后，许多年轻人留在父母家里啃老，这让他们的父母感到十分焦虑和无奈。”西班牙资深记者、社会学博士安赫尔对记者说。西班牙2010年10月发布的适龄劳动力人口调查结果显示，西班牙16～29岁的青年中有44.57万人属于既不工作又不学习的“尼尼族”，占到西班牙适龄劳动人口总数的5.7%。这种现象不仅在欧洲蔓延，在美国也有上升趋势。据统计，美国有590 万25～34岁的年轻人推迟结婚、生子，而选择同父母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当政府无力承担过高的公共负担，要缩减开支时，青年人显然不同意，而选择各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挪威独狼式恐怖袭击、英国青年社会骚乱。

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示威人群中，有人嚷嚷着要把中东茉莉花革命带入美国，有人说要砸烂华尔街，但都只是吵吵而已。其实，美国人并非喜欢暴力，无论如何不会像中东国家那样玩命较真，因为美国人教育水平高，算得出玩命和玩口号的不同之处。何况美国人虽然对经济政策不满，但信仰基本相同，价值观相差不大，利益不同可以商量，商量不行可以投票，真正乱是不可能的。对比中东、北非“社会动乱”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发现，前后两者在新社会运动的样式、形态、结果都明显呈现不同。前者基本属于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浪潮的延续，后者则属“后现代起义”，甚至可以说欧美新青年运动已基本被社会“体制化”了（参见表1）。

表1　中东、北非“社会动乱”与美国“占领华尔街”的对比

二、社会转型背景中的中国青年

（一）我国当下社会深度转型时代的若干特征

1.巨大成绩与巨大问题进行“时间赛跑”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转型在优化社会结构、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未来10年的中国，将是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存在的巨大“问题”赛跑的10年。希望“成绩”能赛跑过“问题”。所以，今后既要继续“做大蛋糕”，同时也要进一步“分好蛋糕”。这对于各级政府无疑是一种执政能力的考验。

2.从“主义之争”到“利益博弈”时期　中国实际已经进入一个各方利益“博弈”时期。2011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1次会议：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公开争议；6月，商务部与财政部关于“奢侈品进口关税到底该不该降”公开不同观点；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与中央在建设“保障房”积极性上的利益不同；8月，中石化、中石油在国务院放开定价权，在国际油价纷纷下降背景下仍第一时间上涨航空煤油；8月，关于对公众参与听证制度的批评声音。

3.从平面媒体到“实时转播”全面开放时代　信息化要求应变更快，转型期民众期望更高。现代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难当。治理国家正在变成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不少领导人对信息化时代认识不足、应变不快；公众对领导人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转型期公众政治参与度高涨；民主转型期的困惑。现代领导人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而某些领导不适应（如日本的福田就不如小泉）。“现代媒体已经发展到‘实时转播’的时代，社会透明度因此大大提高，但有时候，媒体在短时间内将大量信息强加给民众，而整个社会心理却很脆弱，公众来不及判断，因此很容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沃尔夫勒公司开发的新一代ALPHA搜索引擎，将会彻底颠覆人们获取知识和学习的理念；“信息化时代对领导人提出了高的要求，信息化时代增加了社会动员的能力，能在很短时间内动员很多人，也容易造成群体性的事件。”

4.“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时期　经济增长传统模式遭遇瓶颈；民生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增长仍处于上行时期，社会深层次矛盾加剧，但系统性、总体性危机不至于出现；中国大城市间进入“一天到达”时代；长三角进入“一小时生活圈”，将对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养老、医保、就业等政府财政压力巨大；“独二代”社会即将到来；青年一代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日益增长；社会公众参与热情日益高涨；不同阶层群体利益分化，社会“碎片化”导致较难达成共识；体制外“自组织”蓬勃成长态势对体制内构成挑战；互联网民意对社会管理提出新要求；对政府决策带来重大影响。

（二）“后一代”青年的社会化特点

当前的中国青年，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是在市场经济中长大的一代，被称为“后一代”。因此，他们没有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记忆，没有刻骨铭心的政治、历史的负累，他们自懂事起，就生活在一个一切靠自己奋斗的社会。自费上学、自主择业、自我设计、自我调整、自由发展。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却失去了铁饭碗的保障、福利房的安乐；他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却要伴随谋生就业的更大风险与压力；再没有依靠，也无须等待，于是他们敢于舍弃稳定，选择漂泊，从内陆到沿海，从国内到国外，因此他们的视野更广阔，思维更活跃，生活更多彩。

“后一代”的青年，没有统一的豪言壮语，没有标语口号，只有各自喜好的发型，五花八门的服饰和不加掩饰的神情，他们不再追求螺丝钉的价值，却要把自己的大脑变成电脑，因此他们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美学趣味、价值追求、时空观念上，都与前几代人不同。

另外，“后一代”的青年也没有前辈那么强烈的进入社会主流的欲望，但却紧紧追随着时尚潮流。他们很愿意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却并不介意一种边缘状态，从宏观上来说，他们不喜欢忧国忧民，在具体工作中，他们也不会有太强的权力欲，他们更喜欢成为一些工具型的人，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做具体的事，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

总体上来看，“后一代”青年价值观的转变也与世界青年的价值观转变相一致，即对经济保障的强调逐渐减弱，而归属、自我尊重和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变得越加重要，尽管“物质主义”的价值目标仍然存在，但它们将不再占绝对优势，他们对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言论自由等“后物质主义”有了更强烈的偏好，具体表现为：^[23]

1.政治观、经济观上的现实性与理智化。“后一代”青年在政治观上将走出前辈们的政治盲目与狂热，表现出冷静，从鲜明的政治立场变为中立、客观甚至超脱。他们参与社会的方式也将逐步走向自我和多元。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将成为现实性的政治参与目标。他们不再对经济制度持怀疑、否定态度。在经济领域内求得自我实现并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成为指导大多数青年行为选择的目标。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们更尊重法理讲究理性，也比前辈更关注环境保护。

2.在主体价值选择上自我实现与服务社会趋于整合。随着“后一代”青年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行的思考更为实际，大多数人将努力使自己的选择和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规范要求不发生正面冲突，逐步走自我实现服务社会相统一的明智之路，也就是说既不是以完全为社会作贡献，也不是以完全满足个体需求为价值导向，这种取向可在择业观、婚恋观、知识观等方面体现出来。

3.更加注重消费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后一代青年在消费结构上向发展型迁移，水平明显提高，日益讲求自身消费质量与总体生活质量的改善，从以物质为基础的消费，转向个人性和文化口味追求，闲暇时间中更乐意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将工作仅当作生活的一部分，更看重工作之外的生活品质。

三、新社会运动队中国青年工作的启示

（一）处理好青年一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青年历来是一支重要而又独特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在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结构全面转型时期，他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正在发挥和即将要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妥善地解决与青年生存和发展有关的一切问题，从而最为充分地激发他们进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焕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对于社会和经济的迅速而稳定地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都将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就此而言，科学地认识青年的本质和特征，及时地了解当代青年的需要和愿望，深刻地把握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促进青年成长成才的各种制度安排，便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24]历史上，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破坏的因素，因此，应发扬五四青年运动爱国主义精神，了解当今世界青年运动变化发展规律，将青年发展作为国家发展重要战略，处理好国家、社会与青年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应体现为“青年优先”的原则。要认真研究“蚁族”“蜗居”“剩女”青年社会现象，认真研究“后一代”新特质、新变化，维护好不同群体青年利益诉求，在就学、就业、婚姻、住房、学校教育、家庭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应加大投入，加大对青年倾斜的政策。对青年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

（二）实施积极的青年社会政策

1995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青年政策框架和行动指导原则，提出青年政策具体说明了青年人在整个国家发展计划中的角色、责任和权益的全面计划，其中包括青年服务的提供、有关如何配合青年需要的考虑以及青年参与的途径。事实上，过去16年也正是纲领通过后的16年。2011年10月13日，国内青少年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专门就转型期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过高的社会福利政策相比，我国的青年社会福利，尽管在各地区有较大差异，但仍显不足。正如陆士桢教授所说，青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青年时期是处于被排斥和被整合的过程中，我国应效仿西方等国家建立青年主管部门，建立完善的青年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加上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资源调动体系等，使我国青年政策向福利化和服务化发展。就当前青年发展政策而言，可以在以下9个方面寻找突破：1.探索建立社区青少年工作者职业化体制；2.积极推进志愿服务的立法进程；3.发展和推进青年社团建设；4.在大学推广“人生启航导师”制度；5.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6.成立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机构；7.电影与电视应实行分级制；8.将农民工子弟纳入公立教育体系；9.建议成立青少年法院。

（三）优化青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青年是一个不断更新中的群体，每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都不相同。并且，随着社会前进节奏的加快，青年主观感受中的“代际”更替也在加快。在老一辈人眼里，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成年人，无疑同属一代青年。但在这个群体内部，他们却自觉划分出了所谓的“70后”、“80后”甚至“85后”。青年群体能够最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同时，青年群体也是社会上变化最快的一个群体^[25]。青年的成长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更需要在精神领域的关怀和重视。首先，信仰缺失给青年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在青年中盛行的低俗化、娱乐化与即时化的畸形的文化价值。因此，净化媒体，加强青年网络道德自律与媒介素养教育，给青年人更干净的文化环境，已是刻不容缓的国家大事。其次，社会公平也是影响青年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当下中国青年人成功环境剧变产生的直接影响：一是移民和留学人数剧增，这在本质上是财富和人才的流出，二是就业竞争导致地方管辖权利属地照顾，加剧了行业垄断和国家管理权力本地化，三是现代版的“出身论”破碎了许多青年人的理想，使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停滞，极易导致社会畸形发展而引发断裂和振动。^[26]因此，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最主要的是为青年人创造肥沃的“希望的田野”，给予青年人公平的竞争环境。无论出身和贫富都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国家的未来，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富，而不仅仅是父母的宝贝。

（四）对中国青年工作的启示

启示之一：更加关注大学毕业生蚁族、蜗居现象。当电视剧《蜗居》在各大电视台热播之时，与“蜗居”相伴而来的“蚁族”也成为现今网络上最热门的词汇之一，由它折射出来的一部分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7]一项来自西安市的调查发现，待业类、就业不充分类和备考类是“蚁族”群体的主要构成；^[28]而另一项研究则认为“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29]研究还发现，“蚁族”群体的幸福感颇低，这与其工作就业状况、物质生活水平、情感婚姻问题、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尊重及发展前景等有关。难怪，网上广泛流传着来自西班牙《世界报》《遏制全球经济的爱情》一文的帖子，“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诗作画，结伴旅游，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青春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市青年在空前严酷的竞争压力下，对人生丧失热情，逃避干事业和做家庭顶梁柱的责任，在工作、婚恋、学习中自我放弃，最终导致从社会中间层向下滑落。目前这种“下流社会”化新态势正在成为中国都市青年面临的严峻问题。^[30]

启示之二：更加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根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对其特征的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76%以上未婚；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31]80%～90%第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家中似乎很少对他们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与父辈的另一个区别是，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32]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吃苦能力低。一方面，“民二代”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生存现状的迷茫，令他们中不少人容易误入歧途。^[33]

启示之三：更加关注“后一代”青少年群体的新社会问题。当下，人们价值观念早已不是过去那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元社会所产生的单一性、绝对性和严格性的价值观念，而且逐渐嬗变为相对性和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因此，旧的价值体系的动摇并没有导致一种较为成熟的新的价值体系的出现，新旧观念并存的社会尤其容易引起“后一代”青少年的困惑和迷茫，青少年的社会问题也日趋复杂。我们大致可以将当前青少年社会问题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压力失衡问题。由于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精神危机等成长压力，一部分青少年可能选择自我伤害的应对方式，青年职业者、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自杀事件并不少见；另一部分人会选择攻击别人的应对方式，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逃避的应对方式，如“网络成瘾”现象就是青少年通过网络来回避问题的例子。第二类为身份缺失问题。在价值多元、社会快速变化的今天，中国青少年对自己是谁、应该怎样做有更多选择，但缺乏了确定性，他们需要快速地确立自己与前辈所不同的身份标志，反叛社会主流价值或许就是达成此目标的捷径。例如，在青少年中流传的“粗口歌”，胡斌飙车现象，“我爸是李刚”，“郭美美事件”等现象，当大众用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来描述“二代”们时，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父母，而忽略了其对身份缺失问题的尝试。第三类为行为失范问题。尽管作为独生子女，得到了社会、学校及家庭的太多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的增多，以及家庭期望的增大，在以学业为主导的当下，青少年成长需求实际上被排在了次要位置，从而导致了一些新的青少年行为失范问题。例如，“少女妈妈”的出现反映的是性成熟提前，“溜冰”现象的出现反映的是青年人对社会权威的反叛。

启示之四：更加关注“独二代”健康成长问题。目前，中国的独生子女已超过1亿人。^[34]而根据“六普”资料，中国30岁以下的独生子女已占总人口的30%以上，1979—1986年出生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35]由于带着各自区别于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人的长处与弱点，两代独生子女的相遇，隔代抚养、养育焦虑、如何教育等问题也随之出现。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们能够很好地承担抚养子女的重任吗？处在“4＋2＋1”家庭结构特殊环境下的“独二代”又会怎样成长？首先，“独一代”普遍存在只生不养的现象。在我国，“隔代”介入独二代的教养是普遍的，有的是老人自己特想带孩子，以此为乐；有的是年轻人工作忙、压力大，时间和精力不够；有的是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对父母比较依赖；有的干脆是“你们不是要孩子吗，我们给你们生了，任务完成了”。事实上，倘若老人作为辅助参与，问题不大，如果老人作为孩子的主要抚育人，就有不少潜在的问题，其一，带孩子是累活儿，有些老人年龄偏大、体力精力难支，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其二，老年人活力不足，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育；其三，老年人观念相对传统和保守，再加上“隔辈儿疼”，更容易陷于过度的保护和宠爱；其四，婴幼儿过早、过多与母亲分离，很难产生健康的心理“依恋”关系，对孩子的心理成长、性格发展埋下阴影。换句话说，隔代抚养使“独二代”不免出现精神留守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独生子女遍布城乡家庭。自1979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城镇居民90%以上生育的都是独生子女，但独生子女绝非只存在于城镇家庭，农村地区也有3000万以上的独生子女，^[36]他们的宝宝有可能面临更多的现实养育问题。

启示之五：更加关注网络“青年意见领袖”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逐步壮大以及信息社会的不断推进，使得以青年为主体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异军突起。网络青年意见领袖来源广泛，善于收集信息；对社会事件很敏感，观点犀利、言论数量多、质量高，善于通过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影响公众的行为，这些特点使他们容易受到青年们的拥护，拥有大量粉丝，往往能够引导舆论，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传统意见领袖多由政府人员、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等精英分子担当，而网络青年意见领袖的构成则主要由传媒圈青年才俊、青年商界精英、青年文体明星、青年专家学者、青年白领和在校大学生以及青年政治精英群体构成。网络青年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波及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热点问题、争议问题等涉及公共性的问题始终是他们最为关注和最为聚集的领域。

（2011）

【注释】

[1]Charles Tilly,"Britain Creates the Social Movement",in Jamwa E.Cronin and Johnthan Schneer ess., Social Conflict and Polotocal Order in Britain , New Brunswick , NJ:Rutgers UP 1982,pp.21-51; Williem Sewell,"Collective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Loyalties in France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de a Difference",Politics and Society 14 (1990);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uement : Social Mou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Mad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UP 1994 .转引自Gary Mark and Doug McAdam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19,No2(April 1996),p.252.

[2]刘颖：《反全球化运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

[3]刘颖：《反全球化运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陆海燕：《论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4]刘颖：《反全球化运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

[5]K.W.Brand et al., Aufbruch in eine andere Gesellschaft,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rrepublik,Frankurt:Campus,2nd rev . ed.转引自 Rudig Schmitt Beck ,"A Myth Institutionalized: Theory and Research on New Social Movement in Germany Europe",Journal of Politicul Research,21/1992,pp.357-383

[6]Hanspeter Kriesi,Ruud Koopmans,Jan Williem Dyvendak and Marco G.Giughi,New Social Mouement in west Europe: A Com parative Analysis,p.xx.

[7]Sidney Tarrow,Power in Mouement:Social Mouement and Contentious Polotics,Cambridge UP, 1998,p.16.

[8]Doug McAdam,John G.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Political Opportunities,Mobilizing Structure,and Cultural Framings,p.27.

[9]卿立新：《微博时代网络事件传播规律与处置探讨》，《求索》2010年第12期。

[10]数据来源：《新闻解读：茉莉花革命于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深远》，2011年1月25日凤凰卫视。

[11]数据来源：《什么撬动了阿拉伯变局》，2011年2月24日《青年参考》。

[12]《G8千亿银弹　推中东民主》，2011年5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13]《阿拉伯世界忧虑“茉莉花革命”蔓延》，2011年1月19日第一财经网。

[14]卿立新：《微博时代网络事件传播规律与处置探讨》，《求索》2010年第12期。

[15]数据来源：《什么撬动了阿拉伯变局》，2011年2月24日《青年参考》。

[16]数据来源：《阿拉伯世界巨变启示录》，2011年4月9日《国际先驱报》。

[17]数据来源：《新闻解读：茉莉花革命于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深远》，2011年1月25日凤凰卫视。

[18]MoatazA.Fattah.Five reasons why Arab regimes are falling.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11 年2月28日。

[19]参见上海《文汇报》驻巴黎记者郑若麟关于本次中东骚乱对魏柳楠所作的采访，《“中东巨变”将深刻影响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突尼斯、埃及事件的深层次分析》，作者博客，2011年2月17日。

[20]2011年2月9-13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刘健芝在塞内加尔世界社会论坛期间对S.阿明的采访：《埃及的运动——对话萨米尔·阿明》。

[21]US training quietly nurtured young Arab democrats.The associated press.2011年3月13日。

[22]中国新闻网：《青年失业率高企催生欧美社会变化》，201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23]杨雄：《中国青年发展演变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0页。

[24]沈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青年发展：阶段及其特征》，http://www.cycs.org/Article.asp？ID＝115。

[25]刘健：《研究青年问题　关注青年成长》，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8-05/24/cintent_8244958_1.htm.

[26]2011年5月10日新华网：《中国要有更好的青年成功环境》，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5/10/c_121399662.htm

[27]张杨波：《蚁族：一个需求关注的青年群体》，《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8]单舒平：《西安市“蚁族”群体调研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10期。

[29]姚明、曲泽静：《城市“蚁族”幸福感调查分析及影响因素探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西北人口》2010年6期。

[30]高庆：《谨防“下流社会”化：都市青年问题的新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8期。

[3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32]2010年2月22日人民网：《“开放在大都市的山菊花”（人民观察）——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上）》。

[33]黄裕安：《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

[34]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涉及一亿人和两代人的命题》，2010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35]新浪网：《耐人深思的“独二代”》，http://baby.sina.com.cn/edu/09/2408/0645144492.shtml。

[36]宋健：《中国农村独生子女的数量与分布》，《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