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风暴中顽强挺进_竺可桢的故事

在“文革”的风暴中顽强挺进_竺可桢的故事

冬去春来，1966年的北京春寒料峭，仿佛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从塞外吹来的风打着呼哨，掠过古城，掠过街巷，卷起阵阵黄土，使得整个北京城黄沙弥漫。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从此当家做主，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来得如此迅猛，人们无法预测到它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福是祸。

作为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竺可桢对所发生的一切虽感到困惑不解，但他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在运动中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不被思想的洪流所淹没。(www.guayunfan.com)

工作之余，他仍然天天进行物候观测，坚持体育锻炼，每天记日记，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收集整理各个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资料，为自己的科研论著作准备。

这一年的新年刚刚过去，竺可桢得知自己和中国科学院的地理学家黄秉维被罗马尼亚科学院主席团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罗马尼亚，这个地处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内外的重重封锁，成了我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唯一通道。

当时，西方各国在科学技术上对我国实行封锁，而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后，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的交往也日益减少，只有罗马尼亚与我国继续保持着各方面的联系与交流。

新年假期过后，竺可桢来到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为了使新一年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约请中国地理学会的副秘书长瞿宁淑前来这里，一起商谈地理学会本年度的工作安排。

他们主要研究了关于召开地理学会理事会的事情，又商量了一些具体的工作，之后，瞿宁淑对竺可桢说：“竺院长，您和黄秉维先生荣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称号，是中国地理学界的盛事。中国地理学会打算就此事搞个庆祝活动……”

“不要，千万不要搞什么庆祝活动。”竺可桢不等瞿宁淑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罗马尼亚科学院将这一称号授予两个中国地理研究工作者，这一荣誉应归功于全体中国地理学家。”

看到竺可桢如此明确坚定的态度，瞿宁淑也不好再坚持此事了。但竺可桢谦虚的态度却给瞿宁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春二月，竺可桢的秘书沈文雄来到竺可桢家中看望竺可桢，并向他道别。沈文雄即将前往安徽霍邱县参加“四清”运动，竺可桢非常舍不得他。

沈文雄是个十分得力精干的秘书，他这一走，竺可桢的工作势必会受到影响。但是，竺可桢什么也没有流露出来，他对沈文雄说：

“希望你从安徽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我们能一起到西藏去。全国的各个省、自治区，除了西藏和台湾以外，我都已走遍了。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还应该继续进行下去。我想实地去了解西藏的自然状况。”

去西藏实地考察一直是竺可桢的一大愿望。但是，竺可桢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的正、副队长，科学家刘东生、施雅风都遭到了批斗，原订的考察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虽然竺可桢一再强调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西藏的科学考察已经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革命”，是“反修防修”。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一通知的颁布，是“文化大革命”从文化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的标志。于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了。

通知下发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立即召集在京党内外知名人士，学习讨论通知传达的精神。到会的知名人士有科学界的，也有文学艺术界的，他们在学习讨论中一致表示，为了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为了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继续革命”，他们决定联名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为“革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于是，这次座谈会上，经沈雁冰（即茅盾）倡议，由舒舍予（即老舍）拟稿的《降低工资标准申请书》，得到了全体与会人士的一致赞同。竺可桢和中科院其他几个著名科学家也在其中。

参加完座谈会后，回到家中，竺可桢想，光降低工资标准还不够，这并不足以表示自己和人民大众在生活上缩小差距的决心。为此，他找到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和他谈起了自己的想法，吴有训也有同感。两人商量后，决定他们两家即日起开始以实际行动向工农大众靠拢，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将自己工资的1/3上交国家，只领原薪的2/3。

第二，组织上委派的公务员，由院里有关部门另行安排工作，辞退自己雇用的保姆。

第三，缩小住房面积，腾出竺安和保姆居住的两间厢房，由科学院安排使用。

第四，不铺地毯，不摆沙发，不挂画饰，全部上交科学院有关部门。

第五，到科学院上班或有公务时，和吴有训合乘一辆小汽车；到图书馆、情报所查阅图书资料时，乘公共汽车。

第六，把个人私有的钢琴赠与科学院芳嘉园幼儿园。

竺可桢和吴有训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坚信，这些都是“继续革命”的需要，他们要以自己虔诚的行动“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自己的命”，为革命作贡献。

当然，他们所采取的以上措施，也有可能是出于一种大势所趋的不得已。作为“喝过洋墨水”，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这种表面上彻底革命的行动也许是出于心底深处的一种自保愿望。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后，就像阿拉伯故事中那个被装在瓶子里300年后被放出的魔王，以人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发展着、膨胀着，充斥着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大魔头整整使一个国家的各项事业整整停顿了十年。

“破四旧”，使得许多文物古迹被破坏。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致使许多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被揪斗，遭凌辱。

1966年夏天，竺可桢十分尊敬的北京市文联主席、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批斗凌辱而投湖自杀。临死前，他把自己手书的毛泽东诗词一张张地投入湖中，没有留下一句遗言，这样的死法仿佛在控诉着什么。

老舍先生的死对竺可桢刺激很大。当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的邻居黄宗甄先生时，脸色发白，声音颤抖。

作为一名不是院党组成员的副院长和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被周恩来总理点名保护，成为中国科学院屈指可数的没有受到“造反派”暴力冲击的几位科学家之一。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竺可桢虽然没有被抄家，也没有被揪斗，但也遭到了“大字报”的点名批判。批判竺可桢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由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一些人贴出的，指责竺可桢“包庇重用”崔克信。

崔克信是我国老一辈的地质学家。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从事华中、华南，特别是西康省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曾出任西康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为我国的地质事业作了许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崔克信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任研究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了降级和调离地质研究所的不公正待遇。竺可桢向来爱惜人才，而他所领导的综合考察委员会正缺少高级研究人员，于是便把崔克信调到综合考察委员会矿产资源室参加研究工作。矿产资源室的研究人员大多是年轻人，十分需要得到老科学家的指导。

然而，竺可桢的做法，却成了被批判被攻击的罪证。

此外，还有大字报指责竺可桢“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评功摆好”。这是因为竺可桢曾写过纪念我国明代杰出的农学家徐光启的文章。

面对这些攻击，竺可桢十分豁达，他认为对群众运动应持端正的态度，所以他公开表态，欢迎大家给他贴大字报，他将用诚恳的态度接受批评。

可是，当竺可桢看到那个批判他“为徐光启歌功颂德”的人，恰好是几年前也同样赞颂徐光启的人时，他不禁摇头苦笑了。这种出尔反尔、毫无原则的人，素来是竺可桢最不屑的，但是这个社会无奇不有，他只好一笑了之。

1966年夏天，一伙中国科学院科技学校的“红卫兵”突然闯进了竺可桢的办公室。

这些“红卫兵”大多十六七岁，他们身穿绿军装，腰系宽宽的军用皮带。一个嗓音尖尖的女“红卫兵”领着大家诵读毛泽东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然后，他们宣布了对竺可桢的“最后通牒”，“勒令”竺可桢从即日起，必须放弃“老爷般的办公方式”，诸如打扫卫生类的一切杂务，必须由他自己动手去做。

从此以后，竺可桢每次来到办公室，都要先扫地、抹桌子、打开水、收拾内务、取报纸、拆信件，做许多诸如此类的杂务事。

尽管如此，竺可桢十分明白，和别人相比，自己的处境不能算坏。当时中科院的许多领导和院内外一些著名科学家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和迫害。他们有的被抄家，有的遭围攻，有的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还有的身患疾病也不能就医。对于这一切，竺可桢感到十分不解和不满，这些非人道的做法怎么能称为“革命行动”？即使对待俘虏也不至于此，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呢？这些人都是热爱祖国、对新中国建设作出了贡献的知识分子，祖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祖国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

竺可桢认真和迂执的劲头一上来，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他找到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请他把自己的意见转告周总理，希望周总理要求那些造反派“注意改正这类偏向”。

1966年9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竺可桢是代表团团长。临行前，陈毅副总理约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谈到当时热火朝天的红卫兵运动时，陈毅说：“红卫兵有点过分，要把花、鸟、虫、鱼去掉，我反对。万里长城、孙中山像不应拆掉，云冈佛像不能毁灭，天安门也用不着改名。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古代文明如印度、巴比伦、埃及都曾经中断过，唯有中国的古老文明未中断。古代文化不要去捣毁，要充分利用这类遗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贡献，但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也是一大贡献。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恣意消灭古代文化，而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古代文化……”

陈毅的话使竺可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使他对当时的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把这些话完整地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上。然而，耿直、热情的陈毅很快也遭到了批判和迫害。

对竺可桢来说，“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最大打击，是剥夺了他正常工作的权利和条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竺可桢一直是被审查的对象，没有过问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权利。他那些关于瞄准世界科学发展前沿、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保持科学院的研究实力等一系列的正确主张，不可能被采纳。而他自己也失去了了解地理学、气象学等学科最新研究动态的信息通道。他被隔离在一张只有自己的网中，如囚犯一般，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也给竺可桢规律、有序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的混乱和不便。

在很长时间里，他只有两间住房，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书房兼会客室。儿子竺安住在卫生间里，每天支起可以拆卸的床铺睡觉。

竺可桢患有肺气肿，寒冷使他十分容易感冒，每次感冒都严重威胁着他的健康，更影响着他的科学研究。当时他家里没有暖气，仅靠蜂窝煤炉和煤油炉取暖。无论妻子陈汲怎样努力，冬天家里的温度只有10℃～14℃；而在科学院的办公室，温度仅有6℃～8℃，艰苦的环境对他身体的伤害更是难以估量。

由于“文化大革命”狠批“特权”，狠批“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所以，竺可桢尽可能不用自己的专车。无论是到科学院、图书馆、情报所查资料，还是上街购物、进行物候观察，他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北京的公共汽车十分拥挤，加上当时的“红卫兵”大串联，公共交通更是拥挤不堪。年老病弱的竺可桢往往是费尽全身力气刚刚挤上公共汽车，就又被挤了下来。每次他上街，陈汲都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陈汲也有许多事情，由于家里的公务员被退掉，保姆被辞去，陈汲不得不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另外，街道办事处要求她必须参加街道的“文化大革命”，每天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和政治学习必须雷打不动地参加外，还要参加“革命大批判”，和街道的家属们一起跳“忠字舞”。每当这时，竺可桢就不得不自己下厨房。陈汲手把手地教会他使用液化气灶，一辈子从未做过家务的竺可桢在这一时期学会了做最简单的饭菜。

一次，竺可桢与陈汲一同到粮店去买每月定量供应的粮食。从他家到粮店有500多米的距离，竺可桢提着15斤大米，陈汲提着面粉及其他杂粮，东西虽然并不算多，但对于身体虚弱的他们来说，已不堪重负。他们每走一小段路，就放下东西来歇一会，换换手再走，就这样互相扶持着回到家中。竺可桢觉得十分疲惫，但更多的是内心的疲惫。

“文化大革命”还剥夺了竺可桢锻炼身体的条件。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的游泳运动被迫中断。“文革”前，他一年四季都去游泳，即使是冬天，他也坚持一星期游泳两次。他曾多次向亲友谈及，这是他保持身体健康的诀窍。

位于北京市文津街的养蜂夹道俱乐部，被“红卫兵”们指控为“反革命俱乐部”，内部专用的游泳池也被“勒令”关闭。竺可桢不得已，只好转移到比较远的北京体育馆游泳池继续锻炼，但这个游泳池很快也停止了开放。从此，竺可桢只好通过做体操、徒步行走和深呼吸来进行锻炼了。

竺可桢的秘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身边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帮助他做点具体工作。他向吴有训曾提出要求，希望能留下来一位秘书照应一下日常工作，可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同意。竺可桢只好以70多岁的高龄独自承担了所有工作。从打扫办公室卫生到抄写文稿，从统计气象报表、整理资料到接待来访来信，这一切都需要他亲自动手。

尽管如此，竺可桢仍没有放弃，他以自己一以贯之的执著和乐观豁达的胸怀来面对一切困难，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66年3月邢台地震后，从中央到地方所做的抗震救灾的得力措施中，他看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使他看到了我国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从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他看到了祖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

1971年春节，竺可桢已是81岁的老人了，他以赤子之心写下了一首五言诗：

光阴似流水，新旧交替速。

电弧代油烛，腾云不足道。

昔称病夫国，工农秉国政。

物富仓廪足，我生仅八十。

逝者不停留，一日如三秋。

塑料顶棉绸，广寒可漫游。

今反帝与修，士子牧羊牛。

人勇大江泅，胜于古千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