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在“很不理解”中勉力而为

“文革”初期在“很不理解”中勉力而为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百万人的盛大集会。伍修权作为在京的、未被打倒的中央委员，也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伍修权对运动自认是属于“十六条”中所说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

大会结束后，参加集会的北京和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的检阅。此后，全国各地到处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中联部和全国一样，从办公楼内外到院子里的墙上都贴得满满的，揭发批判部里的领导干部。其中也有揭批伍修权的，虽然也上纲上线地对他进行了批评指责，但大都只是一些工作中的问题。如说他在外事活动中，没有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时对外宾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开口“想当年”“突出自己”；在与苏共人士打交道时讲友谊多，搞斗争少。伍修权看了这些大字报，心里反而感到踏实，看来部里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还是尊重自己的，大字报上的意见，大部分可以接受，即使有一些过头话，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也可以留作参考。

与贴大字报一样成风的，是北京红卫兵率先发起的“破四旧”，即“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股风也刮进了中联部大院，中联部的红卫兵组织到他们认为有“四旧”的领导家抄家，没收甚至砸烂各种“四旧”。抄家的红卫兵在伍修权家却抄出了“感动”。“文革”初，王力等人提出要在中联部搞“破四旧加一洋”，因为中联部是外事单位。伍修权是从国外回来的，自然首当其冲。红卫兵在他家里是看到了“旧”：一条绿色毛毯是当年部队发的，一床棉被也是供给制时期的粗布缝的，虽然并非家徒四壁——有伍修权及其家人主动集中放在客厅里的出国时穿用的几套好一点的衣服和外国赠送的小礼品等。即便如此，仍然大大出乎红卫兵们的意料，他们容易被误导、被利用，也容易激动、感动：抄家后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伍修权留洋并不“洋”，表示要学习他的老红军作风。

“文革”初期，伍修权对运动虽然很不理解，但还是想尽量跟上形势，努力多了解一些运动的情况和动向。伍修权的四个还在读书的女儿参加了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她们把自己的观点讲给爸爸听。伍修权只是听，从不轻易表态，他说：“你们要自己把稳了，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我不会过多地干预你们。”孩子们也常常领一些同学到家里来，就“文革”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甚至争论。伍修权有时就有意识地到他们中间去听他们讨论，偶尔也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听那些“小将”们向他宣传一些新观点。他努力从正面来看待这场运动。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谈到自己接触红卫兵的情况和一些感受，被编到会议简报中，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当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参加“四清”回到中联部时，王稼祥已正式调离中联部，到中央外事工作小组边工作边休息，部长一职由刘宁一代理，加上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就替代邓小平主管起中联部的工作来。伍修权被康生等看成是“王稼祥的人”，但由于他有较高的威望和工作能力，康生还是想拉拢他，在“横扫一切”时没有将他打入“牛鬼蛇神”之列，而是仍然让他抓机关日常工作。当时中联部有一项经常性工作，就是接待来华访问或长驻中国的外国党代表团或领导人。为此部里设有一个专门的招待所，伍修权常去那里检查工作，会见外宾。他对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说，接待工作很重要，政治性强，必须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客人们大都是外国党的领导人，对他们要非常尊重，绝对不准向他们打听任何问题，他们的身份、来历和活动也不准向外泄露。他希望工作人员以所为家。当时部里要扩建招待所，有人主张建一栋能多住些客人的大楼，也有人主张建一批适合外国党高级领导人住的小楼，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伍修权认为双方都有道理，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一方面盖一座不太大的主楼，同时再建几幢小楼，以便接待不同的客人，大家对此都很满意。按他的方案建成的招待所，就是至今仍在使用的万寿宾馆。遗憾的是中联部的宾馆虽然扩大了，但经过国际共运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国共产党的客人和朋友却明显减少了。除了一些公开来访的兄弟党领导人，还有些秘密来华的外宾，他们或是来学习中国革命经验，或是来养病、休息，或是为了逃避迫害来此避难。去看望他们，向他们通报各种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成了伍修权的日常工作之一。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举行建党25周年庆典。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参加大会，康生成为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先念为副团长，伍修权仍然是代表团成员。其时，“文革”已席卷全国，为了安全和保密，没有组织欢送，也没有发布消息，赴阿代表团乘专机悄悄离开了北京。10月28日，中共代表团到达地拉那。霍查、谢胡等阿党主要领导人一起会见了中共代表团。代表团按照主人的安排，在阿党政治局委员卡博陪同下，到阿各地参观访问。在海港城市都拉斯召开的欢迎中共代表团大会上，中国客人在如雷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康生在大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演说。11月2日，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大会致祝词。当他向全场展示毛泽东亲笔签名的贺电，并宣读全文时，大会形成了高潮。贺电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几乎是每宣读一句电文，全场就欢呼鼓掌一阵，读完全文，全场又一齐起立欢呼，掌声经久不息。当沸腾情绪稍稍平息，代表们重新落座时，康生又代表中共中央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五大”赠送了一面红色锦旗，上面用中阿两种文字绣着金字：“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和战斗友谊万岁!”全场再次沸腾。

回国后，康生将回国时秘密带回的一个不便公开身份的波兰贵宾的陪同任务交给了伍修权。为了使这位外宾了解中国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经验，伍修权陪他外出的第一站就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那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都涌去韶山，他们那一股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别说追随毛泽东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伍修权，连波兰贵宾也感动不已。宾主还在韶山同红卫兵们一起吃了一顿忆苦饭。

哪里想到，回到北京不久，伍修权却成了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