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文字“新浪漫”_关于田汉的故事

激扬文字“新浪漫”_关于田汉的故事

1916年，18岁的田汉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四年前，他的祖父逝去，这使田氏家族彻底衰败。那时全家上下心情沉重，感到前景黯淡。然而，在内心情感深处，田汉实在不想中途离开他的求学之路。他觉得，自己在学问上刚刚有些长进，念书也才念出点儿滋味来，如若让他割舍“念书求学”这一他极其珍视的人生追求，他会一辈子不快活，感到莫大的遗憾。但这层意思，让深知家庭生活窘况的田汉如何说得出口？

这时，命运再次向他露出了仁慈的微笑。他的舅舅易梅臣，多年来照顾着他们一家。在他最需要人理解、最渴求帮助的时候，舅舅又来到了他的身边，将他面前沉重的生活担子推开了，引他走向了异域留学的道路。

田汉后来愉快地回忆这一段生活：

我在长沙师范毕业后，精神上身体上都有颓废的倾向，赖舅舅之力，挈之东征，既无后顾之忧，又教以向上之道。在经理处同居两载之间，耳提面命，唯恐其不成材，无以对其可怜可敬之老姊。唉，如舅舅者岂止救了我的生命，直救了我的生命以上之生命。[1]

田汉的父亲早逝，易梅臣犹如父亲般地关怀和照顾着田汉，不断在经济上帮衬田母渡过难关，为田汉缴纳学费；在精神上他是田母的精神支柱，是田汉学习的榜样。(www.guayunfan.com)

易梅臣（1881—1920），又名易象，字梅园，仅年长田汉17岁。他出生时，家境亦十分贫寒，他童年求学的经历与田汉十分相似。4岁入馆发蒙，成绩甚好，但性情倔强，不能受一点委屈。据母亲易克勤回忆，易梅臣几乎是她带大的：“梅臣四岁就入了学，我每天陪他去。他在屋子里念书，我在窗子外撕麻。他的书念熟了，我也听熟了。有时他不记得，我怕他挨先生的打骂，常常从外面提他。”[2]一直到9岁，梅臣与姐姐形影不离，姐弟情深。以至易克勤16岁嫁到田家时，易梅臣又急又恼，跳着脚哭闹，怪父母不该把姐姐嫁出去。

易氏姐弟后来一直保持着这种难舍难分的情感，并极大地影响了田汉的前途与命运。有意思的是，易梅臣求学获得成功，几乎成了易克勤训导儿子的榜样。易梅臣补廪、进学、做官，给他的家族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启发了易克勤。她悉心教育田汉，培养他成人，让孩子追随他舅舅，做个读书种子。

易梅臣在长沙南城书院（亦即后来的长沙第一师范的前身）念书时，就博知天下大事，有着爱国爱乡热情。他工诗文，善属对，参加过反满扶汉的旧民主主义团体——南社；后赴日本，在那里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又参加过“倒袁”、反对“帝制复辟”的革命活动。他思想敏锐，目光远大，每次回乡，总把外面的国事、天下事的大变化大趋势讲给家乡亲朋们听，让人们也知道这世界在变。田汉就是这亲朋当中的热心听众。他明白一些道理，向往外面的世界，最早的来源就是易梅臣每次回乡带来的新消息与传播的新见解。

也许就因为经历相似吧，田汉仰慕、敬重舅舅，舅舅疼爱、寄厚望于田汉。他发现田汉痴迷戏剧，便教他大段的唱段儿，在这一点上舅甥的情趣是相投的；他对田汉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挈田汉东渡日本之前，力主把自己的女儿易漱瑜的终身托付给田汉。尽管易漱瑜的生母陈颖湘嫌田家的家境不好，不太情愿，但易梅臣还是把这桩婚事定了下来。这样，18岁的田汉就算是有了婚约的人了。原本已很亲密的舅甥关系，又增添了一层翁婿关系。

1916年8月1日晚，田汉怀着母亲、父老乡亲的期望与嘱托，与舅舅一起登船，前往上海。在沪逗留三天后，东渡日本。

到达日本后，田汉与舅舅同在东京小石川茗荷谷町湖南经理处居住。一边补习外文、复习备考，一边充任经理处的抄写员。不久，他考入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闲暇之时，舅甥品茗豪谈。田汉在舅舅指点下，颇留心于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按舅舅的设计，他准备做一个政治家，为此在最初几年，田汉将主要精力投在政治、经济、哲学甚至军事方面。

田汉一边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文科第三部学习英文与教育课程，一边按舅舅的指点，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社会学、文学、艺术各方面的书籍，留心政治风云与社会变故。至少，舅舅易梅臣在日本的两年间，田汉是基本按照舅舅的要求来学习和发展的。

到日本第二年，田汉写出了一篇长论文——《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有关社会革命与经济问题，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神州学会会刊《神州学丛》上，得到了李大钊的鼓励与嘉许。论文主要从政治制度的专制残暴与经济上的极度贫富悬殊两方面入手，分析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有意义的是，他始于分析俄国革命，归于思考中国社会，认为导致俄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原因应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小试锋芒之后，田汉的“问世之志”不断壮大。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影响迅速扩大，在日中国留学生迅速响应。1919年5月7日，留学生们“八百健儿长驱突进”，在“围攻公使馆”的矫健身影中就有田汉。

稍后，田汉积极参与筹备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他主持了“少年中国学会”东京部会员的谈话会，强调要“振作少年精神”，“转移世纪末风气”，“第一要图个性之完成”，“第二要图社会的改造”。从“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的宗旨看：“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与田汉若干年来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少年诗心”可谓不谋而合。以“少年诗心”的热忱与勇气来疗救社会，创造出“少年中国”的新气象，这是何等心潮逐浪的快事！

田汉虽身处日本，但与民族命运根脉相连，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时代情绪的感染和影响，也不能不感觉到一种时代即将来临的足音。因此，他是带着一种渴望、一种梦想，守望着远隔重洋的祖国的。

这一时期田汉所写的论文确实展现了一个年轻人的见识和才华。高度的时代敏感和对新文艺思潮的观察，使他不仅成为一个呼吸着欧美风雨的弄潮儿，还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田汉，就其天性来说是一个诗人，一个具有高度热情的浪漫诗人。因此，在其早期的理论文字中，就显现了一个突出的特色，并作出了一大贡献。一个特色，即以其诗人的兴趣倾向，来探讨诗的有关问题；一大贡献，即对西方新浪漫主义的评介和研究。

这一时期田汉所写的论文有如下数篇：《俄罗斯文艺思潮一瞥》（1919年5月）、《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1919年7月）、《说尼采的〈悲剧之发生〉》（1919年9月）、《诗人与劳动问题》（1920年2—3月）、《新浪漫主义及其他》（1920年6月）、《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1921年10—11月）等。

《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通篇闪烁着“自由”、“独立人格”、“民主主义”与“民族精神”等字眼。但田汉的旨趣，却是借美国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提出了他对正在兴起的五四“文学革命”的见解，而其中最能表露他的美的追求的是对诗、对诗人的本质的看法。他着重强调惠特曼这个伟大诗人所代表的民主主义精神，是“一品大百姓”，“保持原人的纯洁心，发原人特有的绝叫”，“说的是天真，写的是心血”，不做什么人、什么派的附庸，而“特立独行”，所写之“诗立志解放世界一切困顿网罟之人”。在他对惠特曼的赞美中，可看出他对诗的追求，对诗人的本性和任务的理解。 他赞美惠特曼的诗对美国所持的乐观、自信态度与自豪感，“燃亚美利加（引者按：美国）的希望，祝亚美利加的健康”，“替他的民族、他的民族性结晶的自由平等Americanism（引者按：美国精神）吐冲天的意气”。[3]惠特曼所讲的“美国诗人的天职”，在田汉看来：“他的精神要与祖国精神相呼应，他是他的祖国的地理、生物、巨河、名湖的化身。”显然，这与田汉的少年诗心产生强烈的共鸣，认为诗人、艺术家所抒发的，应是主观与客观相呼应的产物，是一种“伟大之自然感情”。无论是“悲天悯人之情”，还是“乐天爱物之意”，均出于创作者的“深感信爱”。田汉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应该从惠特曼的诗歌、人生追求中得到启示：应高扬以平和、平等、博爱与自由为底蕴的“中国精神”，要“发达民众艺术”。他把纪念惠特曼的意义归结在“救国”这一基准点上：“我们中国少年所确信能够救‘少年中国’的就只有‘民主主义’一服药。”[4]

在田汉后来的戏剧生涯中显现出来的“绝不依附”，“自我肯定”，注重民族精神的高扬与写心底的真实、生活经历中情感体验的真实等诗性的特征，在此时对惠特曼的倾心推崇时就已经初步流露出来。

《诗人与劳动问题》，谈的是诗歌创作与人生经验的关系。这关系便是：诗歌是人生经验的自然流露，而人生经验是从“苦求真理”的劳作而来的，“徒趋作伪，弄技巧，腐心于修辞之术，陷于言语的游戏……就成了虚伪的诗”[5]。田汉在简述了美国诗人惠辙（Tonh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纯写他自己劳动和感想的生涯”之后，指出：“他的意思，以为在人类的存在上最不可缺的便是劳动。不赞美讴歌这种神圣劳动的诗，可不算真正的诗人！——我这篇《诗人与劳动问题》千言万语也不过这几句话的证明和演绎！”[6]田汉一方面强调诗人是“劳心”、“劳力”的双重劳动者，抒写自己劳动体验所得的“自然”与“真实”；一方面呼吁“少年中国的诸君”注意“中国有劳动者，有无穷的劳动者”的现实，并颇举了英国诗人吕斯璧（E·Nesbit）的几首篇幅不短的“劳动的诗歌”、“劳动者的诗歌”，其中包含了田汉自己的主张：“诗歌是人生的反映”，诗歌应歌颂“神圣的劳动”，应关注神圣的劳动者，而且诗歌创作本身也应该是一种“神圣的劳动”。[7]

这里，要特别谈谈田汉的《新罗曼主义及其他》，这是中国现代文艺和戏剧思潮史上一篇重要论文。结合其他文章，可看出田汉当时对这个西方刚刚出现的新思潮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大力鼓吹。尽管他后来认为对新浪漫主义的倡导是误入“迷途”，作为他的“错误”来检讨；但今天看来，这正是他的贡献。在《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和《诗人与劳动问题》中他就对“灵与肉”的调和、统一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触及到了文学艺术创作中主观与客观、写实与表现、认识与审美的问题。应该说，在同代文学家、艺术家乃至文艺理论家当中，田汉感悟到的东西要深刻得多，也更接近文艺创作规律。当绝大多数人醉心于口号，表层地把“为人生的艺术”、“现实主义文学”理解为“描写现实生活、思考社会问题”的文学艺术时，田汉的声音显得尤为可贵。

田汉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是与他对文艺的希冀及审美理想密切相关的。

田汉眼中的新浪漫主义，是指继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各国的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甚至还有神秘主义和享乐主义等后来的所谓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它既不是所谓悲观主义的，也没有神秘主义的虚无与幻灭感，相反，倒有较强的现实感与针对性：

新浪漫主义，是直接由旧浪漫主义的母胎产下来的，而他“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中，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8]

显然，田汉之倾心于新浪漫主义，出自强烈的现实感与社会功利性，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突出的进取心。这是田汉的独到的诠释和理解。显然，他对异域果汁的汲取，既出自他对新事物的热情与敏感，更表现了他“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所谓新罗曼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9]

田汉没有否定现实主义的东西，他鼓吹的新浪漫主义精神恰恰是希望把只重“物”的现实主义与只重“灵”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创造一种更为健全的文学艺术：

世界因久忙于物质之考察与调查，因之灵的方面，大告饥荒。现在因为灵又归还来了，而新文学因之而起。这种新文学的意思便是谓：“眼睛所看得见的世界，已不必为现实；眼睛所看不到的世界，已不必为梦幻。”这真是说得好，真是懂得新罗曼主义的人。[10]

田汉恰恰认为，新浪漫主义是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结合，他宣称：“新罗曼主义是以罗曼主义为母、自然主义为父所产生的宁馨儿。” [11]

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中，田汉就开始谈及“灵肉观念”：

诸君，要知道过重灵魂而轻蔑肉体的，莫不否定现实，认这个世界为万恶。我们只有遁出这个浊世，别寻所谓天国。既重灵魂，又重肉体的，他便始终到底要肯定现实，觉得我们所能求的天国不在过去，也不在将来，却在现在。哪怕这个世界无一毫价值，我们凭着努力，可以使他有价值。哪怕这个世界无一毫意义，我们凭着努力可以使他有意义。

田汉认为他所推崇的惠特曼诗歌“尤能本自然解放之旨，发大胆无敌之言”，因此，能透出朝气蓬勃的、乐观向上和肯定生活、民族和现实的精神，究其原因，就在于惠特曼持“灵肉统一”的人生观念与创作态度。

田汉将“灵肉调和，心物统一”的思想由创作问题、世界观问题引入了社会问题，可见这对概念在田汉心目中分量有多重！他说：

我们“老年的中国”因为灵肉不调和的缘故已经亡了。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一方面要从灵中救肉，一方面要从肉中救灵。惠特曼是灵人而赞美肉体的，主张灵肉调和的思想，所以要纪念他。

到一年后写《诗人与劳动问题》时，田汉仍然在“灵肉调和”的大前提下立论，阐释灵、肉的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或是健全人类不可分割的两半，若有偏废，则如“医鸟之一翼，换车之半轮”。他说：“我们人类最大的职务在为世界创造一种健全的文明。健全的文明一定在灵肉一致的圣域。”

对田汉早期的美学思想来说，他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他对世界进行诗意把握的一种哲学。他强调“所谓新浪漫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所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这显然是对世界的诗意的探寻，因此，也可以说是对世界进行艺术把握的诗意哲学。如果，把这些同田汉早期剧作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就更可以懂得为什么田汉剧作具有浪漫与现实的结合，也即我们称为诗化现实主义的特色了。

————————————————————

[1]?《田汉文集》第14卷，第66页。

[2]?《田汉文集》第15卷，第199页。

[3]?《田汉文集》第15卷，第8页。

[4]?同上，第23页。

[5]?《田汉论创作》，田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417页。

[6]?同上，第401页。

[7]?同上，第408页。

[8]?《新浪漫主义及其他》，田汉著，《少男中国》1920年6月第1卷第12期。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