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的经学思想及其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敞的经学思想及其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一、经学思想

刘敞的经学应该渊源于刘氏家学。前文谈到其祖父刘式对《春秋》经学深有研究。这自然对刘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刘敞为皇祖所撰写的《先祖磨勘府君家传》为证。与前人相比，刘敞的经学思想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一是敢于疑经惑古，对前人的注、疏治经学提出批驳;二是敢于疑经改经;三是开创了以己意说经之先河。这在他的三类经学著述中得到鲜明体现。

1.《易经》类。《易外传》一书虽然未成，然而根据刘敞的《易外传序》，可以知道：其一，《易外传》对于《易经》经文的诠释，是以王弼《注》为依据，而倘若王弼《注》有误差，则加以纠正。其二，为了使《易经》的义理能够切合于人事，所以刘敞“采五帝以来明君贤相、忠臣良士、下及亡国丧家、兴坏成败、祸福善恶之理，附之《彖》《象》《爻辞》，以见黑白”。由于《易外传》未成不传，刘敞究竟是单纯地以历史人物与事实比附经书，或者是以历史人物与事实说明经文的义涵，今日已无从判断。但是，以历史人物以及事迹比附《易经》各卦爻的做法，似乎与程颐（1033—1107）的《易程传》颇相类似;而不完全依循王弼《注》的说解态度，也说明刘敞的《易经》研究已经存在着不同于“汉、唐注疏之学”的见解。

2.《春秋》类。刘敞的《春秋》学作品共有《春秋传》《春秋权衡》《春秋说例》《春秋文权》《春秋意林》等五种，除了《春秋文权》之外，其余四种皆流传于世。依据傅增湘（1872—1949）《藏园群书经眼录》的记载，《刘氏春秋传》《春秋权衡》《春秋说例》《春秋意林》四书曾于宋哲宗（赵煦，1077—1100）元祐年间（1086—1093）“被旨刊行”;宋孝宗（赵昚，1163—1189）淳熙十三年（1186），又刊行于温州瑞安县（今浙江省永嘉县南）学（《藏园群书经眼录·经部·春秋类》，卷1，页77）。(www.guayunfan.com)

（1）《春秋传》

《春秋传》十五卷，为刘敞解说《春秋》经文的主要作品，刘敞撰写此书的基本态度是“删合择取《三传》，以成己说”与“以己意说《春秋》”，换言之，刘敞《春秋传》与“啖赵学派”以及孙复虽有相同之处，但刘敞的《春秋传》不尽从《三传》，也不尽废《三传》，故所训释为远胜于孙复。他对于《春秋》经文有着自我的说解体系。

（2）《春秋权衡》

《春秋权衡》一书十七卷，为刘敞批驳寔正《三传》错误的专门著作，其中《左传》部分七卷（卷1—卷7）、《公羊传》部分六卷（卷8—卷13）、《谷梁传》部分四卷（卷14—卷17）。在书中，刘敞以《春秋》为据，检视《三传》说法的矛盾与误谬。他在《〈春秋权衡〉序》中说道：“权，准也;衡，平也。不准，则无以知轻重;不平，则轻重虽出不信。故权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议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传之者三家。其善恶相反，其褒贬相戾，则是何也？非以其无准失轻重耶？”他著《春秋权衡》的目的，就是要以《春秋》为依据，给理解、研习《春秋》这部经书的人提供一种公平的准绳，这充分地体现了“回归原典”以及批驳《注》《疏》“以己意说经”的思想。

（3）《春秋意林》

《春秋意林》一书二卷，是依照《春秋》经文顺序立说，还未形成完整体系，大多数是刘敞以某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抒发自身的看法。书中所抒发的观点大都各自独立，关联性不大，难以体现刘敞的整体思想脉络。

（4）《春秋说例》

《春秋说例》一书为刘敞整编《春秋》书例的专著，原本亡佚不传，清高宗乾隆年间四库馆臣辑《永乐大典》，得刘敞凡例二十五则。依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春秋说例》原收书例四十九则，而如今传世之二十五则，亦多残缺不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一春秋传说例一卷提要》，卷26，页28上29下，P539）。《春秋说例》今存凡例二十五则为：〈公即位例〉〈雩例〉〈灾例〉〈盟会例〉〈遇例〉〈来朝例〉〈使来例〉〈搜狩例〉〈师行例〉〈侵伐例〉〈纳例〉〈降例〉〈奔例〉〈归入例〉〈以归例〉〈还复例〉〈卒葬例〉〈内女卒葬例〉〈世子例〉〈大夫帅师例〉〈大夫奔例〉〈大夫归入例〉〈杀大夫例〉〈遂例〉〈弗不例〉。刘敞在解说这二十五例时，尽管文体颇仿公榖诸书，但多出新意，突出地表现了“以己意说经”的思想。

3.经解类。刘敞的“经解类”著作仅有《七经小传》一部，《七经小传》的内容包含了寔改经书文字、纠举“汉、唐注疏之学”的误谬、提出自身解说等环节，可以说表达了刘敞“批判《注》《疏》”、“疑经改经”、“以己意说经”的治经基本态度。如刘敞在解说《诗经》中的《伐木》诗时说道：“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辄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当三章也。今毛氏诗断六句为一章，盖误矣。‘伐木丁丁’，丁丁，声相应也。伐木者小事尔，犹求同志共事。其声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庶人，亦当须友以相成也。彼伐木能求助于人，使有声丁丁然，况任天下之事，事多重于伐木者乎？此乃诗意已。毛、郑说俱非是也。”这段经解既有刘敞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又有对毛、郑注疏错误的纠正。刘敞的经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七经小传》所收经说为：《尚书》二十二则、《诗经》三十五则、《周礼》四十一则、《仪礼》四则、《礼记》三十一则、《公羊传》十六则（包含《左传》一则、《国语》一则）、《论语》八十六则；其中《公羊传》十四则全数为校勘《春秋》经的条文。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七经小传》的每一则经说均能提出与旧解释不同的意见，提出新的诠释。

刘敞开创的疑经惑古和以己意说经的义理经学思想，一改汉唐先儒以章句注疏为主的经学研究风尚，为宋代的经学研究带来了新思想和新风貌，也为宋代的经学研究，即宋学的兴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由此而成为宋代经学风气转变的标志性人物。

二、经学成就

刘敞于经学最有心得，而于各经之中，又以《春秋》学最为深入。刘敞对《春秋》学造诣精深，是有家学渊源的，刘敞的祖父刘式早年曾在庐山隐居苦学，专门钻研《春秋》三传。刘敞可谓是得到了其祖辈治经学的真传。

1．“两宋最优”的《春秋》学[21]

刘敞的经学成就，主要贡献在《春秋》学上。其各种著述中，以《春秋》学最富有。依据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刘攽《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刘敞的《春秋》学著作有五种：《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传》（十五卷）、《春秋意林》（五卷）、《春秋说例》（二卷）、《春秋文权》（二卷），除《春秋文权》已佚外，其余均存。（其中《春秋说例》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刘敞的《春秋》学为后世所看重，朱熹就说“刘原父《春秋》亦好”（《朱子语类》卷83），皮锡瑞称其为两宋最优[22]，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等先生也同意皮氏之说，认为宋代《春秋》学著作以“刘敞的为最优，胡安国的最为显贵”[23]。

刘敞的《春秋》学具有疑古惑经、以义理解经、经世致用等时代特色。

（1）疑古惑经

疑古惑经在刘敞的《春秋》学中表现为两点：一是信经疑传，二是妄改经、传文字。

刘敞信经疑传，认为传影响了对经本义的探寻，所以他强调“《春秋》之书要在无传而自通，非曲经以合传也”，（《春秋权衡》卷10，庄公八年“成降于齐师”条）“传者出于经者也，而传非经之本也，今传与经违，是本末反矣，安得哉？明于此者，可以无惑于《春秋》矣”。（《春秋权衡》卷7，批《左传》之结尾部分）即使传表面上可信，但如果与经不同，也应该信经疑传，这样才不会迷惑，他说：“学者莫如信《春秋》，则外物不能惑矣。《春秋》云甲，传云乙，传虽可信，勿信也。孰信哉？信《春秋》而已矣。”（《春秋权衡》卷1，隐公三年“传曰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条）总之，治《春秋》要不受三传及其注疏的干扰，而应直探其本意。

信经疑传是刘敞治《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借求经之本意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刘敞对《左传》的从赴告、用旧史、经阙文等解经之弊与“五十凡”，《公羊》的“《春秋》据百二十国宝书而作”、“张三世”、“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谷梁》的日月例都进行了批判。

如果说信经疑传是刘敞对时代的一种适应，那么妄改经传文字在宋代则由他首倡。刘敞为发挥己意，常径自改经传文字。如庄公二十四年经有“郭公”二字，《左氏》无传，杜注以为经有阙文，《公羊》《谷梁》均把这两字连缀于上文“赤归于曹”之下；而刘敞则仅据《管子》中一段关于“郭所以亡”的议论，就断定“郭公”的“公”字乃是“亡”字之误，径自改为“郭亡”后云：“郭亡，亡国之亡也。未尝不以其取亡亡之也，而独谓郭亡，何哉？郭之所以亡者，与他国异。他国之亡者，所善不善，所恶不恶也；而郭之亡，善善而恶恶。善善而恶恶，则贤贤，而亡，此天下之所疑，故圣人慎之也。善善而不能用，无贵于知善矣；恶恶而不能去，无贵于知恶矣。不能用之蔽至于怨，不能去之蔽至于乱，怨乱之兴焉，有不亡者乎？故五谷之种非不美也，其为不熟，不如荑稗。治国亦有五谷，五谷不成，何处而善哉！”（《春秋意林》卷上）此段议论巧用比喻，层层推进，可谓见识高明，也反映了刘敞“用善去恶”的治国思想。再如《左传》宣公二年记晋灵公被弑一事，有孔子“惜也，越竟乃免”一语，刘敞《春秋传》中改为“讨贼则免”，仍冠以“孔子曰”。“二程、朱熹移易《大学》旧文次序，补缀传文；胡宏、汪应辰删改《孝经》旧文；王柏删改《诗》《书》旧文等，考其渊源，刘敞实导其先。[24]”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宋代改经之弊，敞导其先，宜其视改传为固然矣。[25]”

（2）以义理解经

以义理解经是与章句训诂相对的经典诠释方法，其总体特征是不以对经典字句的解释为务，而重以事物本身所具之理从整体上探究与把握经典的内容。刘敞《春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非常明显。

首先，“其经文杂用三传，不主一家，每以经传连书，不复区画”[26]，这在三传各守一家，讲求师法、家法，以章句训诂为务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刘敞治《春秋》是要得圣人本旨，而不是作三传功臣，所以只要能揭示圣人之意，其他的都无关紧要。在刘敞看来，“圣人之意可求也，求在义而已矣”，（《春秋权衡》卷2，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条）得圣人之意的关键是“义”。刘敞没有对“义”的含义做出具体的说明，但从其行文中可知其所言之“义”与“道”“理”为同义语，都是指事物本身所具之理。刘敞认为，传统章句训诂之学拘泥于前人之说，守一而废百，“去道远矣”，（《春秋权衡》卷17，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对没有把握孔子本意，而陷孔子于非义的说法，“虽然为章句者则守之矣，为道者则未之守也”，（《春秋权衡》卷8，批《公羊》的总论部分）“为道者”便是从义理着手解经者。刘敞便是这样的“为道者”，在他的《春秋》学著作中常有“以义观之”“以道推之”“以理观之”“以理推之”等用语，便是很好的证明。

其次，刘敞常视解经需要，对一条经文三传兼采，不做任何说明，也无任何规律可循。比如对隐公五年“春，公观鱼于棠”（“观”，《左传》作“矢”），刘敞解释为：“何以书？讥。何讥尔？观鱼非事也。隐公将观鱼，公子弓区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者，纳民于轨物者也，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非此二者，谓之乱政。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出而治兵，入而振旅，以考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而已矣。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君所不及焉。’隐公弗听。棠者何？齐上之邑也。”（《春秋传》卷1，隐公五年“春，公观鱼棠”条）这段训解认为《春秋》书“公观（矢）鱼于棠”是为了讥刺鲁隐公及对“棠”的解说，与《公羊传》一致。“观鱼非事”的说法，则与《谷梁传》“常事曰视、非常曰观”“公观之，非正也”等见解如出一辙。所陈述的公子弓区（臧僖伯）的劝谏之辞，则是删裁撷取自《左传》的记载。刘敞《春秋传》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最后，刘敞为阐发己意，其解释常与三传不同，或者对三传都无训释的经文大加阐发。比如对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纠（“纠”《左传》作“子纠”），刘敞曰：“此子纠也，何以不曰子？讳也。曷为讳？襄公之子也。父母之仇，弗与共天下；昆弟之仇，弗与共国；君之仇父母，师友之仇昆弟。然则其言纳何？纳子纠，宜也；公纳之，不宜也。或问于孔子曰：‘以德报怨，何如？’孔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春秋传》卷3，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纠”条）对此条经文，《左传》没有任何解说，只是记载了齐公子小白已经先由莒国入齐即位。对齐公子纠称“纠”，《公羊传》认为君前臣名，当时身为臣子的齐公子纠相对于鲁庄公必须以名为称；而刘敞则认为，《春秋》书“纠”，是为了隐讳齐公子纠为鲁庄公杀父仇人齐襄公之子的事实，为鲁庄公帮助杀父仇人之子而讳。再者，《公羊传》认为经文书“伐”又书“纳”，是为了说明即使鲁庄公采取军事行动也无法使齐公子纠入齐即位为君，即“伐而言纳者，犹不能纳也”；《谷梁传》则认为“当可纳而不纳，齐变而后伐”，是讥鲁庄公没有掌握好护送齐公子纠入齐的时机；而刘敞认为经文书“纳”，是孔子对鲁庄公“以德报怨”的讥刺。由上分析可知，刘敞的解释与三传全然不同。再如襄公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一条，《公羊》《谷梁》均无解，《左传》详细记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及过程，而刘敞则曰：“晋栾盈出奔楚，不以范匄逐之为文，而以盈之自出为说，使盈无可逐之衅，则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见，盈之失难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难于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国，国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国、家不可得治也。《诗》之首《周》《召》，《书》之首《尧》《舜》，皆从此生矣。《春秋》述尧、舜者也，是以谨于人道之始闺门之内，《易》曰：“闲有家，悔亡。”家之不闲，悔不亦宜乎？”（《春秋意林》卷下）《公羊》《谷梁》对此条经文不作解，说明其认为此条没有包含什么微言大义，而刘敞却从中阐发出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来，其以义理说经的特点表露无遗。

（3）经世致用

作为“新《春秋》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刘敞的《春秋》学自然以经世致用为旨归，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发挥尊王大义。刘敞的《春秋》学注重对尊王之义的阐发，且阐发中暗含了他对时政的看法。

刘敞认为尊王有一个前提，即王者要自维其尊，不能自堕，要“修其志意，修其名训，修其文告”，（刘敞《治戎论上》）因为“若世太平也，教化未坏，天下必无弑君者”，王道衰微才会出现“诸侯力征，而臣弑君，子弑父，列国擅盟会”的情况。（《春秋权衡》卷1，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条）如果王道自衰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暂时由霸者来维持社会秩序也有其必要性，故刘敞赞成《公羊》对此“实与而文不与”的态度。刘敞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发挥尊王大义，是对当时统治者的一种提醒，在他看来，当时北宋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与北宋统治者自身有关。

尊王对内要贱霸，即抑制大臣与地方势力的发展，对此刘敞旗帜鲜明。在他的《春秋》学著作中，强调“诸侯之义，不得专封”，（《春秋传》卷1，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条）不得专征，不得做与王法相违的事，他对诸侯盟会一律贬之，就是因为他认为诸侯盟会，“于王法所不得为”（《春秋权衡》卷14，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条），“非王道之正”。（《春秋权衡》卷13，定公四年“公及诸侯盟于浩油”条）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为臣者要恪守臣道，不得专政。再者，刘敞虽然肯定在王道自衰时，暂时由霸者来维持社会秩序有其必要性，但对霸者在根本上还是否定的，比如对齐桓公，刘敞虽然承认其有免华夏于“被发左衽”之盛功，有救卫之大德，但其擅王命而专封，“及至序大道，犹不免于贬，谓为三王之罪人”。（《春秋意林》卷下，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条）而且他还以为“尊王”是臣子服下的重要条件，下引一段话可证明他这种观点：“叔孙侨如帅师围棘。棘，外邑邪？应有伐文。内邑邪？曷为围之？以此知其叛矣而不言，何哉？盖以谓棘之罪，非敢叛者也，凡在己尔。己未能事君，则人孰能事我，不察己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强国之术，若五伯之事则有之，非王道也，《春秋》不然。己之所未能，不以责人，见不肖则内自讼者也。季氏患盗，问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则如之何？’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孔子之知本也，以盗不足患则叛未可诛，以无道不可杀则叛未足围，此其指也。”（《春秋意林》卷下，成公三年“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条）

对“叔孙侨如帅师围棘”这段经文，《左传》解之曰：“叔孙侨如围棘，取之田。棘有服，故围之。”《公羊》曰：“棘者何？汶阳之不服邑也。其言围之何？不听也。”《谷梁》无解。观《左传》与《公羊》之解，二者并不以为此条经文很重要，《谷梁》干脆不解更说明此点。而刘敞却从这条经文中阐发出“己未能事君，则人孰能事我”，“五伯之事则有之，非王道也，《春秋》不然”的大义来，可谓自出新意，这更能证明刘敞对“尊王”的重视。

第二是以《春秋》救时弊。刘敞治《春秋》，常将《春秋》学与平时的政治生活结合起来，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其《春秋》解说中含有对一些具体事件的看法。如对《左传》隐公三年所载卫大夫石碏因卫庄公宠爱州吁，就谏卫庄公早立州吁以杜祸，刘敞深不以为然，以为石碏当言：“先王有礼，长幼有序。君必黜州吁以杜乱，君之爱州吁，乃可谓爱矣。君听州吁好兵以陵太子，百岁之后，州吁必为乱，国人必讨之，君虽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爱州吁，乃害之也。”（《春秋权衡》卷1，“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条）这与他在狄青因军功卓著而骤贵为枢密使，声名鹊起，为朝中一些人所疑时，建议宋仁宗“陛下爱青，不如出之，以全始终。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刘攽《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可谓如出一辙。其次，是其在上章言事或议论时事，时常以《春秋》大义或事实为依据。比如他在嘉祐四年八月因建郭后影殿事，上章曰：“臣伏闻礼官倡议，欲祔郭后于庙，臣窃惑之。昔《春秋》之义：‘夫人不薨于寝，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庙，则不言夫人，不称小君。’徒以礼不足，故名号阙。然则名号与礼，非同物也。名号存而礼不足，固不敢正其称，况敢正其仪乎！郭后之废虽云无大罪，然亦既废矣。及其追复也，许其号而不许其礼，且二十余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仪，致之于庙，然则郭后之殂也，为薨于寝乎？赴于同乎？反哭于庙乎？群臣百姓亦尝以服母之义为之齐衰乎？恐其未安于《春秋》也。《春秋》之夫人，于彼三者一不备。则不正其称，而郭后于三者无一焉，而欲正其礼，恐未安于义也。《春秋》：‘禘于太庙，用致夫人。’盖以为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于寝，不祔于姑也。且《传》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废兴之间，固必有正与不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废以为正，必将抑所兴以为不正。”（刘敞《论郭后不当祔庙疏》）《春秋》之义为其劝谏的主要依据。因言之有据，此谏为宋仁宗所采纳。同时，在议孝惠四后祫祭合食之事时甚至说：“九经所载祫祭制度，最明最备者莫如《春秋公羊传》。”（刘敞《论孝惠四后祫祭合食疏》）同年十二月，针对当时士人矜虚名而让官的风气，刘敞作《论让官疏》，举《左传》襄公十三年所载郑公孙段辞为卿，退又使太史命己，如此反复三次才受策，后又为乱之事，劝诫仁宗阻止这种风气，“无使钓利者要君，采名者售伪”。（刘敞《公是集卷33）另外，刘敞还有一篇《为兄后议》，极有可能为“濮王之议”而发，在文中刘敞说：“《春秋》僖公，实闵公之兄。闵公遭弑，僖公[不]书即位，明臣子一体也。公孙婴齐卒，《春秋》谓之仲婴齐，以谓为人后者为之子，当下从子例，不得复顾兄弟之亲称公孙也。《春秋》之义，有常有变。夫取后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则正其礼，使从子例，此变也。故僖公以兄继弟，《春秋》谓之子。婴齐以弟继兄，《春秋》亦谓之子。所谓常用于常，变用于变者也。既正其名，则僖公不得不以闵公为昭，归父不得不以婴齐为穆。既正其昭穆，则迭毁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刘敞《公是集》卷41）这里刘敞主要采用了《公羊传》对僖公“元年春王正月”与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婴齐卒”两条经文的解释，来论证兄为弟后，或弟为兄后，在昭穆问题上都应当从子例。

刘敞对自己的经学著作看得很重，如他在《春秋权衡》一书的自序中说道，该书出版后“未有能读者”“，非达学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宋代学者叶梦得著有《石林春秋传》，书中“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惟于敞则推其渊源之正。”可见刘敞的《春秋》学研究水平之高是得到学者承认的。叶梦得之所以推重《春秋权衡》一书渊源纯正，是因为刘敞熟悉先秦礼制，经常结合礼制解释《春秋》而不是像当时其他一些学者那样任意解说经文。

2．《七经小传》的影响

《七经小传》（五卷）是刘敞的“经解类”著作。前人认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如著名学者周予同所说：“所谓七经者，一尚书、二诗、三周礼、四仪礼、五礼记、六公羊传、七论语，是编为杂论经义之语，好以己意改经，实变先儒淳朴之风。”（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第166页）。

刘敞的《七经小传》成书于欧阳修的《诗本义》之前，对欧阳修的《诗本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顾永新著《欧阳修学术研究》则认为《诗本义》成书于1070年，并且是仓促成书的，佐证是欧阳修在这一年给友人颜复的信中提到：“某衰病如昨，幸运得闲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书，无以度日。《诗义》未能精究，第据所得，聊且成书。”（《欧集·书简》卷九《与颜直讲长道》）。此后一年欧阳修还在不断修改。佐证为这年秋天，欧阳修致书王益柔，讨论诗义时说道：“某承见谕《诗义》。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仅且了却，颇多疏谬，若得一经商榷，何幸如之。闲居少人力，俟录一二拜呈。但虑方居禁职，无暇及此也。”（《欧集·书简》卷五《与王龙图益柔》）。顾永新此说立论有据，与事实相符，可以作为定论。

从两书的编撰形式看，《七经小传·诗小传》形式比较简单，内容比较简略，而《诗本义》体式比较齐全，内容比较丰富。可以初步推断，《七经小传·诗小传》成书比较早，而《诗本义》成书比较晚。

《诗本义》在思想内容上对《七经小传》多有借鉴。例如在对《毛诗序》的态度上，历代的《诗经》研究，《诗序》是一个重点，特别是宋代之后，更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汉、宋诗经学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尊《序》还是废《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确指出，第一个对《诗序》提出异议的，便是欧阳修：“诗序自古无异说，王肃、王基、孙毓、陈统，争毛郑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诗者，萌于欧阳修，成于郑樵，而定于朱子之《集传》。”但在刘敞的《七经小传》中早有对诗序异议的例子。关于《卷耳》一诗的诗旨与功能，《诗序》以“后妃之志”总括，认为该诗所要表现的，是后妃辅佐王侯为政，能够审知百官职司臧否、体察臣下的辛勤，并且时时怀抱求访贤者、进荐于君王的意识，毫无邪佞偏颇不轨的自私想法，终至忧心劳神的美德贤行。

对于《诗序》的说法，刘敞极不赞成，他认为，后妃所掌理的，应该是宫廷之内的相关事宜，也就是所谓“内事”，而所担当的，应该是与妇女有关的教化工作，也就是所谓“阴教”，既然后妃不出闺壶之中，因此，绝对不可能出现后妃审知天下贤才而向君王进荐的事情。因此，所谓后妃辅佐君子，求贤审官，至于忧勤的说法，绝对是不正确的。

对《毛诗注疏》中的“序卷耳”，刘敞直接进行了质疑和辩驳：“卷耳序称后妃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内有进贤之志至于忧勤。吾与此义殊，为不晓后妃但主内事所职，阴教善不出闺，壶之中业不过边馈之事，何得知天下之贤而思进之乎？假令后妃思念进贤，为社稷计，亦何至朝夕忧勤乎？要之，后妃本不与外事，自无缘知贤者，不肖主名。若为后妃贤当并治其国者，是开后世母后之乱，吕武所以乱天下也。若尔，又何以号为正风，教化万世乎？且令自古妇人欲干预正事，故引此诗为正。初虽以进贤审官为号，已而晨鸣，便无可奈何矣。验大姒大任等亦但治内事，无求贤审官之美。审知此诗序之误也。盖后妃与君子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诗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贤审官之意耳，不谓后妃己自求贤审官也。事体相类，辞意相混，古序诗者误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采卷耳者欲求盈筐，今不得盈，心不在，故无获也。以言为国当求贤耳。而贤不至者，亦以心不专，故贤不来矣。如是顷筐无所获，则失其所愿;周行无所置，则失其所治。此为后妃警戒求贤审官也。其余又陈当知臣下之勤劳之事，亦谓从容警戒于君耳，非以后妃己所行也。”

至于《卷耳》一诗的真正含义，《七经小传·诗小传》认为，后妃对于君王公侯，“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担负着日夜时刻规诫警惕辅佐劝善的必然责任，而循着这条理路推演，便可以发现该诗所要陈述的，实际上是“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贤审官之意”，也就是后妃应当劝诫君王访求贤能、体察官员职司适当与否的道理，并非说后妃“己自求贤审官”。

欧阳修也批判了《卷耳》之序的错误，他在《诗本义》中则是这样论述的：

“《卷耳》之义，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顷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忧思在于求贤而不在于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说也。妇人无外事，求贤审官非后妃之职也。臣下出使归而宴劳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国君不能官人于列位，使后妃越职而深忧至劳心而废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劳，阙宴劳之常礼，重贻后妃之忧伤如此，则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劳，以诗三章考之，如毛郑之说则文意乖离而不相属，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贤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忧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罚使臣与之饮乐，则我不伤痛矣。前后之意顿殊如此，岂其本义哉。”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刘敞与欧阳修都对《周南·卷耳·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且解释基本相同。

再如，两者在对诗经的具体字词的训诂上也有相同的地方。刘敞《诗小传》第4则《甘棠》：训诂蔽芾乃大树之茂盛，同时《诗小传》认为：“召伯在之时，尝憩息此棠树之下”，因此，即便是“其人虽不在”，国人百姓因为感念召伯的仁爱，仍然会“睹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则爱其树”，而相互劝诫“勿伐此棠”，此情此景，都展现出召伯“得人心之至”。

欧阳修《诗本义》卷十三《一义解》是这样说的：“《甘棠》，美召伯也，其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郑皆谓蔽芾小貌，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烦劳人，故舍于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则非小树也。据诗意乃召伯死后，思其人爱其树而不忍伐，则作诗时益非小树矣。毛郑谓蔽芾为小者，失诗义矣。蔽能蔽风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树之茂盛者也。”

从以上两段文字可以看出，两人对毛郑的解释都提出了批判。首先，两人都认为，蔽芾，非“小貌”之意，刘敞：“蔽芾，乃大树之茂盛”；欧阳修：“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树之茂盛者也”。其次，两人都认同“睹物思人”这一点。刘敞说：“召伯在之时，尝憩息此棠树之下”，因此，即便是“其人虽不在”，国人百姓因为感念召伯的仁爱，仍然会“睹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则爱其树”，而相互劝戒“勿伐此棠”。欧阳修则说：“乃召伯死后，思其人爱其树而不忍伐”。两人的意思非常一致。

综上所述，刘敞的《七经小传》对《诗经》的研究在论述的形式及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对欧阳修的《诗本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见欧阳修的疑经惑古，以己意说经的经学思想明显对刘敞的经学思想进行了借鉴和继承。由此可证明刘敞不愧为“经学天下第一”，是促成宋代经学风气转变的标志性人物。

刘敞的《七经小传》以新义解经，直接影响到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2）中说：“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刘敞）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原父云。”另外，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8）中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

刘敞的《七经小传》不用旧有的注疏训解经文，往往用自己的见解，其新颖的观点，大多是他平日研读的成果，很合乎今世治学的精神。清代大儒全祖望尊奉刘敞之经学能心造自得，为北宋诸经学家之冠。他在《鲒琦亭集》外编（卷24《公是先生文钞序》）中说：“自宋诸家，庐陵（欧阳修）、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所谓深于经者也，而皆心折于公是先生。盖先生于书无所不窥，而尤笃志经术，多自得于心。所著《七经小传》《春秋》五书，经苑中莫与抗，故其文雄深雅健。摹《春秋》公榖两家、大小戴记，皆能神肖。当时先生亦自负独步，虎视一时，虽欧公尚以不读书为所诮，而欧公不敢怨之。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欧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刘敞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称他“学强而博，识敏而明”。可见，刘敞的学识的确为欧阳修所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