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与同时代名人的交往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与同时代名人的交往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攽一生，交友广泛，与当时文坛的不少名人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有过交往，且往来频繁，留下的唱和诗篇较多。他自称“性僻材疏酷嗜诗……独于名士喜同时”（《次韵晃单州诗六首》其三）。这对他众多著述的撰写，以及对他的人生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与文坛领袖欧阳修的交往[15]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人，天圣年间进士。他在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支持范仲淹庆历改革，引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的创作成果显著，诗、词、散文都是一时之冠。欧阳修喜奖掖后学，苏轼、曾巩和王安石等都出自其门下，刘攽也受知于他。

刘攽比欧阳修小16岁，俩人都是江西祖籍。欧阳修与刘攽兄长刘敞是师生关系，也是莫逆之交，这为欧阳修与刘攽的来往提供了条件。(www.guayunfan.com)

在宋人阮阅编撰的《诗话总龟》记载了这样一段趣事：“刘贡父知长安，妓有茶娇者，侯鲭录云：所谓添苏者也。以色慧称，贡父惑之，事传一时。贡父被召还朝，茶娇远送之，为夜宴痛饮，有别诗曰：‘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尽一杯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至阙，欧阳永叔出城迓贡父，贡父病酒未起。永叔问故，贡父曰：‘自长安路中亲识留饮，颇为酒病。’永叔戏之曰：‘贡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矣。’”从欧阳修戏谑刘攽的话中可以看出，刘攽与欧阳修的关系是较为亲近的。

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举刘攽吕惠卿充馆职札子》奏议卷17“臣伏见前庐州观察推官刘攽，辞学优赡，履行修谨，记问该博，可以备朝廷询访……”，对刘攽的人格和才能作了充分肯定。

刘攽性格耿直，敢于直斥权贵的罪行，如他强烈反对王安石新法变革，上奏指斥王安石自私自利，不顾民生，欧阳修也上奏制止王安石用方田法打量均税的变革主张。欧阳修肯定刘攽的人格，对刘攽的史学等方面的才学也很欣赏。

刘攽在仕途上得到欧阳修大力推荐，刘攽才进入试馆任职。处于逆境中的刘攽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铭记在心，将他视为知己，对欧阳修的人格，性情等全盘肯定、接受，如他在《题欧阳永叔新凿幽谷泉》中说欧阳修是仁智君子，高材济物，广泽恩惠，因而一心一意想跟从欧阳修。《献欧阳永叔》中刘攽向热心于提携后辈的欧阳修表明自己的才智与志向“遍读近古书，仰求当时人”，赞扬欧阳修一身正气、识见明断、文雄振世、意气浩然。《与青州欧阳尚书》中刘攽向欧阳修倾诉自己在试院时的不幸和小人共事，因为狂易而遭受侮辱，胸中感慨，无处述说，有感“受恩门下，积有岁年”才“得伸于知己，万无悔惜，伏惟亮悉”。

刘攽对欧阳修十分追崇，唱和欧阳修的诗作，《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只收集到刘攽《题欧阳永叔新幽谷泉》和《献欧阳永叔》两诗，再通过搜罗《彭城集》，补其遗漏，另有《古诗咏欧阳永叔家白兔》《题欧公厅前两鹤》《和永叔春雪》，且不说诗境如何，刘攽对欧阳修的推崇可见一斑。

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在扬州时，构筑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见”。每到夏日凌晨携客往游，平山堂成了文人墨客诗酒相会的地方。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写了《朝中措·平山堂》一词送给友人，表达对当年的平山堂雅集的留恋。词中说：“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这个友人是谁呢？在宋人胡仔编撰的《渔隐从话后集》卷23有记载“艺苑雌黄云：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此处记载认为所赠者为刘攽。

欧阳修对刘攽的举荐和提拔，完全是慧眼识人，是对刘攽人品端直、才识突出的赞赏和肯定。

二、与文坛巨璧苏轼的交往[16]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井（即今四川）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书画家。

北宋前中期新旧党争激烈，苏轼卷入党争祸乱中，仕途坎坷。他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诗、文、词、书、画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人才辈出的宋代文坛享有巨大声誉，当时和他受过他影响的人较多，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晃补之、张来就得到他的荐拔。刘攽也和苏轼志趣相投，交往密切。

在宋人朱弁撰写的《曲洧旧闻》中记载了有关两人的一件趣事：“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科制时，日享三白饭。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久之，以简招坡吃皛饭。坡不复省忆，谓人云：‘贡父读书多，必有出处。’比至赴食，见案上所设，唯萝卜、盐、饭而已，始悟贡父以三白相戏。援匕箸食之几尽。将上马云：‘明日可见过，当具毳饭奉侍。’贡父虽知其为戏，但不解毳饭所设何物。迨往，谈论过半午，不设食。贡父饥甚，索饭，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贡父曰：‘饥不可忍矣。’坡得曰：‘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贡父捧腹曰：‘固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坡始命进。抵暮乃去。”[17]可见二人都是幽默机智之人，且感情甚密。刘攽又一次看到苏轼的小词中谈到儿女之情，便写了《见苏子瞻所作小诗因寄》一诗来戏谑他：“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知。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吴娃齐女声如玉，遥想明眸嚬黛时。”刘攽戏称因郢客曲太过高雅，以至于曲高和寡，反不如苏轼的“短长诗”为人喜闻乐见，能够传达情意，想必苏轼也怀念那倚红偎翠的快乐时光了吧。苏轼见到刘攽的寄诗后，作《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回应道：“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18]诗中苏轼首先申明自己仕宦漂泊，早已没了儿女情长的情致，引《隋书·贺弼传》中贺弼之父敦引锥刺弼舌，戒以谨口的故事比刘攽，又引《晋书》郭舒狂言而灸其眉自比，实则讥讽时人不能容狂直之辈也。他们只能在春光明媚时相从痛饮聊以遣怀罢了。

刘攽比苏轼大14岁，刘攽视苏轼为知己，有诗“苏公相知心”。他们的诗文交往，据《苏轼年谱》资料推论，应当在1056年即刘攽35岁，苏轼21岁时。从现存文集作品看，刘攽在44岁到59岁间和苏轼的诗文来往较多。刘、苏二人相知相惜，可从几方面来看：刘和苏轼二人在政见上一致，他们的仕途起落有相似之处。刘攽与苏轼是同朝为官的好友，二人的性格有些相似，都是诙谐豁达之人，虽然刘攽比苏轼大十余岁，二人的友情依旧深厚，刘攽曾因苏轼“乌台诗案”受牵连，苏轼也曾上书朝廷乞留刘攽。二人经常互相戏谑，诗歌上也多有唱和。

刘攽与苏轼的酬赠唱和还涉及到许多别的方面，如政治、艺术等等。1071年，如刘攽因反对新法、言语无忌被贬为泰州通判，曾题馆壁云：“璧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自校书郎出悴泰州作》）苏轼作《送刘攽倅海陵》（注：伪唐于海陵县置泰州）为别，诗曰：“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19]苏轼在诗中讥讽朝廷新法不容人直言，尤其是刘攽此等言语无忌之人，往往祸从口出，不若长饮醇酒，日日图醉来得安稳，这当然是他的愤懑之言。虽然刘攽故作潇洒称“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可是对于面临分别的朋友，苏轼却难掩心中不舍之情，“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贬谪的生活总是清苦的，刘攽此去也应像刘禹锡一样白发苍然，只是不知道那时是否也是“桃花净尽菜花开”？暗示希望朝廷中的小人让位，贤士能够重新得到任用。

同年10月在扬州，苏轼和刘攽、孙沫、刘挚在州守钱公辅座上聚会，作《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刘贡父》：“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如今各漂泊，笔砚谁能弄。我命不在天，界殷未必中。作诗聊遣意，老大情讥讽。夫子少年时，雄辩轻子贡。尔来再伤弓，载翼念前痛。广陵三日饮，相对倪如梦。况逢贤主人，白酒泼春瓮。竹西已挥手，湾口犹屡送。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20]诗中不仅以“吾邦正喧哄”直斥党争祸乱，且可见刘、苏二人性格中皆具疏狂豪爽的一面，苏轼称刘攽“雄辩轻子贡”，刘攽也钦佩苏轼疏放的性情，如《与孙巨源、苏子瞻、刘萃老广陵相遇，苏请赋诗为别，各用其字为韵，每篇十韵》其三“胜事冠东南，君行独能兼。吾以狂自名，将老无所嫌。会当从君游，不计岁月淹……”，诗人坦言一心想与性情同样豪迈的苏轼来往。另外，刘攽还较多受到苏轼洒脱性情的影响。

同时，刘攽和苏轼二人是彼此生活中的倾诉者和倾听者，常有诗歌唱和来往，刘攽非常欣赏苏轼的诗歌并有所传承。1075年，刘攽在曹州任上，他写诗寄给苏轼：“空胸迷旧学，华发怅颓龄。江海容孤翼，云霄寄客星。未堪循吏传，默守太玄经。正恐声闻酒，令人醉不醒”（《重寄苏子瞻》）。刘攽向苏轼诉说在外为官的孤寂。苏轼则有《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曲无和者应思郑，论少卑之且借秦。岁恶诗人无好语，（公择来诗，皆道吴中疾苦之事。）夜长娜守向谁亲。（贡父近丧偶。）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21]苏轼在诗中宽慰刘攽淡忘丧偶之痛，劝说要洒脱面对苦难。

刘攽、苏轼、李常（公择）三人唱和来往诗作很多，诗中多谈及生活琐事。刘攽在曹州任上，政绩较好。1077年，刘攽将离开曹州，苏轼写书简慰问。刘攽到开封府任判官，苏轼又写书简劝慰刘攽。1086年，苏轼上状乞留刘攽，这时刘攽在蔡州，他送书简给苏轼表示感谢，苏轼答之（第五简）。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任翰林知制浩，刘攽作《西省种竹偶书呈同省诸公并寄邓苏二翰林》：“五月十三竹迷日，今年仍自晏阴初。分将池籞千竿翠，就得枫槐一雨余。红叶苍苔相映带，南荣北户顿萧疏。欲为林下诸君咏，便是涛戎亦尽书”，表达对友人升迁的祝贺。这首诗写完，苏辙、孔文仲、孔武仲都跟着唱和。苏轼作《次韵刘贡父西省种竹》，首二句云：“要知西掖承平事，记取刘郎种竹初”[22]，诗中流露出同样作为馆阁文人的他们身处太平盛世的自矜。平日刘攽见苏轼有新作诗歌，便附和诗作，次其韵，刘攽与苏轼在诗作来往中切磋并提高诗艺。

总之，刘攽与苏轼在政治仕途上视为同路，在性格上相似，在生活上同趣，在诗歌艺术上同旨。刘攽受苏轼影响的方面颇多，在诗歌创作上、风格上都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刘攽与苏轼政途同路、性格同类、生活同趣、诗艺同旨，刘攽接受苏轼的方面颇多，在诗歌创作上的影响表现为化解沉郁。

三、与政治革新家王安石的交往

刘攽与王安石交谊很深，据南宋人徐度《却扫篇》记载，“刘贡父旧与王荆公游，甚款。荆公在从班，贡甫（父）在馆职，居京师，每相过，必终日。”王安石有《上元戏呈贡父》《和刘贡父燕集之作》《过刘贡父》等诗相赠。在《和刘贡父燕集之作》中有“忘形论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时。心亲不复异新旧，便脱巾缕相谐嬉”“刘侯未见闻已熟，吾友称颂多文辞。才高意大方用世，自有豪俊相攀追。咨予后会恐不数，魂梦久向东南驰。何时扁舟却顾我，还欲迎子道山阪”等句。在《过刘贡父》中有“我愿与子同醉醒，颜状虽殊心不隔”句。

由此可见，刘攽与王安石有着非常友好的私交，他们私下里还经常互开玩笑。据宋人孙宗鉴撰写的《东皋杂录》记载：“攽与王介甫最为故旧，介甫尝拆其名曰：‘刘攽不值分文。’攽遂答曰：‘失女便成宕，无宀莫是妒，下交乱真如，上颈误当宁。’介甫大衔之。”王安石拿刘攽的名字来取笑，刘攽反唇相讥，既幽默，又机智。另外，在《却埽编》里记载：“荆公为参政，一日贡父访之，值其方饭，使吏延入书室。见有草稿在砚下，取视之，则论兵之文也。贡父善强记，一过目辄不忘，既读复置故处，念吾以庶僚谒执政，径入其便座，非是，复趋出，待于庑下。荆公饭毕而出，始复邀入坐，语久之，问：‘父近为文乎？’父曰：‘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公问所论大概何如，则以所见草稿为己意以对，荆公不悟其窥见己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砚下稿裂之。盖荆公平日论议欲出人意表，有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刘攽本想和王安石开个玩笑，未想到王安石竟当以为真，毅然撕掉了自己论兵法的文稿。这也表明王安石写文章特别注重创新的思想，他耻于与他人雷同，常常以独见取胜。由此可见，他们两人的私交是非同一般的。另据宋人邵伯温撰写的《邵氏闻见录》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刘攽与王安石之间的趣事：“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彻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知，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乃悟其戏也。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既表现了刘攽的机智和幽默，也体现出他与王安石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还表明王安石对刘攽的智慧是很认可的，在刘攽的笑讽中，王安石好言利的想法也只好作罢了。

尽管刘攽和王安石的私人感情很好，但在政治观点上刘攽更倾向于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他对王安石推行新法的一些做法，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如在熙宁中，刘攽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时王安石在经筵，乞讲者坐。刘攽上书《侍讲不合坐状》，曰：“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当时许多人皆同此议，故讲者遂不安坐。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参知政事，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诗赋、明经诸科悉罢，专以经义、策、论试进士，时议者多欲变旧法。苏轼上疏以为不必变，刘攽亦作《贡举议》反对之，曰：“本朝选举之法，行之百有余岁，累代将相名卿，及今之所谓贤材，与天下之议论者，皆非以他途进者也，而诬以未尝得人，臣窃以为过矣。故臣愿朝廷且毋庸轻变选举之法，不如因旧法，而慎选有司之为愈也。夫士修于家，足以成德，亦何待于学官程课督趋之哉。”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刘攽倾向旧法自有他依据，对新法的反对并不盲目，而是确实看到了新法的一些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