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的文学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的文学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攽也是宋朝的著名诗人和文章大家。他的诗歌风格较为生动，与欧阳修的风格有相似之处。他的文章更受到同时代的曾巩和后来的朱熹等人的高度评价。他的诗文由后人结集汇编成《彭城集》40卷。又著有《公非集》六十卷，《文献通考》及《文选类林》《中山诗话》等，并行于世。

一、刘攽的诗学主张

刘攽的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诗学著作《中山诗话》中。《中山诗话》是刘攽诗学观的集中体现，这本书完成于熙宁（1068年—1077年）、元裕（1086年—1094年）间，今存一卷，六十六条，《宋史·艺文志》著录在集类文史类。这本书延续了诗话开山作品欧阳修《六一诗话》“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体式。品评诗作，考释用事，赏析摘句，间有杂闻。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中对刘放《中山诗话》论述道：“刘放《中山诗话》是继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后的又一重要的诗话类著述，具有开启宋代诗话之风的作用。”对诗话研究卓有成就的蔡镇楚先生在《中国诗话史》中评定“欧公《诗话》与温公《续诗话》而后，即以《中山诗话》为最古，古文亦沿欧阳司马以诗话记事闲谈之习”。作为诗话开创性著作代表之一，《中山诗话》在诗作评析、考证等方面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一些条例还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5集部48中有论：“北宋诗话惟欧阳修、司马光及攽三家号为最古。此编较欧阳修、司马光二家虽似不及，然放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所考证议论，可取者多，究非南宋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

张伯伟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中认为，诗话这种题材的出现，与“宋人的文艺生活，尤其是他们对诗歌创作、评论的普遍热衷，宋人文学批评意识的自觉以及语录体的兴起与流行”有很大的关系。于是诗话中就记录了文人之间的论诗话语，他人以及自己的诗歌创作、赏析的经验，加之一些文人之间的谈资。欧阳修、司马光和刘攽对人事的记载后，多有自己的一番议论，或为人事，或为诗艺而发，表明了宋人文艺品评的意识觉醒。(www.guayunfan.com)

比如：《六一诗话》云：“晏元献公文章搜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失，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尤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鳌鱼繁，露添苑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温公续诗话》云：“先公监安丰酒税，赴官，尝有行色诗云：‘冷于破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扰赖丹青无处画，画成应遣一生愁。’岂非状难写之景也。”

《中山诗话》云：“诗以意为主，文辞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卢全云‘不即馏钝汉’，非其意义，自可掩口，宁可效之邪？韩吏部古诗高卓，至律诗虽称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韩之人，句句称述，未可谓然也。韩云：‘老公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直谐戏语耳。欧阳永叔、江邻几论韩《雪诗》，以‘随车翻编带，逐马散银杯’为不工，谓‘坳中初盖底，凸处遂成堆’为胜，未知真得韩意否也？永叔云：‘知圣俞诗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知心赏音之难如是，其评古人之诗，得毋似之乎！”

梅尧臣的疑问，“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和刘攽的怀疑“未知真得韩意否也？”表明梅、刘二人对诗歌的鉴赏是否得己本意，是否得诗人本意已经开始了探究，也表明宋人开始在乎自己的感受，尊重作者的本意，不再迷信他人。他们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和鉴赏的难处，知人难、知己难、知音亦难。这种认识是宋人开始关注诗歌的接受之探求，他们并没有近代西方接受美学的认识——作品形成后，作家对作品价值的发掘是无能为力的，读者的阅读对作品的接受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从欧阳修、梅尧臣和刘攽对论诗与论人之难的慨叹，可以发现他们已经认识到鉴赏者（读者）对诗歌（作品）接受的差异。

刘攽说：“诗以意为主，文辞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这种说法与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勿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和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以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以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都有很强的关联性。“意、气、志”等皆是诗之要旨，如果没有要旨沉淀在文词中，文词如何高华，也无益于意之发挥。这种“意”与韩愈等人提倡的“文以载道”中的“道”也有不少相似性。总之，诗歌不能停留在文辞的表面，而是要深入的文辞下的意中，无关乎文辞之平易。张鸣先生在《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中说：“宋人作诗，强调‘以意为主’（刘攽《中山诗话》）。重视“意”的表达，同样是强调表现诗人智性思考的内容。”“刘攽曾作《中山诗话》，主张‘诗以意为主’，这可以看作北宋欧阳修等人倡导诗风变革以来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可以是宋代新诗风的重要纲领之一。”刘攽重“意”的主张，也影响到清代的王夫之，他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姜斋诗话·卷一》）

从体制上看，诗话与历史上笔记小说的关系紧密。笔记小说中出现论诗成分，比较明显的是《世说新语》的《文学篇》，但在一百零四则中，第六十六则“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条之前，是“学”的部分，以下才是“文”的部分。即便在“文”的部分，论赋的内容也多于论诗的内容。唐代作诗风气兴盛，带动了论诗风气，不仅出现了许多诗格、始发类的著作，而且在笔记小说中论诗的比重也开始加强。因此，起初的诗话中都近似于笔记小说，其中记载其戏弄他人之事。《中山诗话》中有一则有关“李士宁”的：“蜀人李士宁，好言鬼神诡异事。为予言，尝泛海值风，广利王使存问己。又尝一夜，有人传相公命己，及往，燕设甚盛，饮食醉饱。既客，乃在梁门外。疑所谓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宁能佗心通。士宁过余，余故默作念，侮戏之竟日，士宁不知，乌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遗其金帛钱物，士宁以是财用常饶足。人又以为有术能归钱，与李少君类失。”

事实上，刘攽和李士宁有不少交往，其人精于医术，曾经帮刘攽妻子治病，刘攽有《送李士宁山人》诗云：“帝城车马日喧喧，物外相从意爽然。自有药壶容到客，独摩金秋叹流年。高秋天幕收零雨，清露风林嘒暮蝉。曾愧丹砂为狡狯，更谈沧海变桑田。（自注：予妻常病，山人自其家取药见遗，山人妻能采药也。山人又尝谈南海神事甚异。）”

刘攽的《中山诗话》记录时人轶事的事例，表明其与同时人的诗话有共同的“记事”的性质。有关“诗以意为主”的主张，总结了当时人的诗格创作理论，都表明其具有论诗的倾向，为后来诗话的创作提供了学习的模板。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和刘攽的《中山诗话》是诗话发展中的正宗。对读这三部诗话，《中山诗话》的诗论观可与《六一诗话》比配，超越了《温公续诗话》。这三部诗话中，《六一诗话》最为著名，后人蔡镇楚著《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江苏巡抚采进本《刘攽文学研究》中多有称引。作为欧阳修文学集团的追随诗友刘攽，对诗歌的理解并不肤浅，而文学批评家对他的诗学思想却多忽略不顾，他的《中山诗话》不被后人重视，认为刘攽的诗学观只是因袭欧阳修而已。诚然，刘攽追慕欧阳修，学习他评诗论事，有不少相同相似观点，但仔细读《六一诗话》和《中山诗话》，可以发现，有些诗学观是刘攽独有的，并对后世诗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书中说刘攽“所著《中山诗话》于欧阳永叔之说，颇多异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先看其相同之处。

首先，《中山诗话》《六一诗话》在收入诗评类之前，曾被当作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小序》：“典论其首也……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卷195）将诗话分五类，在诗话发展过程中，以《中山诗话》《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体兼说部的诗话占大部分。宋人吴开在《优古堂诗话》说“盖诗话中兼及杂事，自刘攽欧阳修等已然矣”（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这两部诗话体例自由，内容不拘一格，叙述轶闻逸事等都有小说痕迹，而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就诗论诗，小说印迹没那么明显。

其次刘攽与欧阳修都注重构思。《六一诗话》条5中评价梅尧臣的佳句构思精微，条12称赞周朴诗作善于雕琢，有佳句，条27赞誉赵师民诗思精细。《中山诗话》条22“唐人为诗，量力致功，精思数十年，然后名家”认为创作诗歌要精思苦虑。且他们都推崇杜甫求工求精细的一面。而司马光论诗常评价“能诗、善诗”，却不指出诗巧妙在哪里。

再次，刘攽、欧阳修对西昆体的认识颇为一致，前人对西昆体多持否定，谈及西昆体便指陈它的弊病，而事实上，西昆体对宋诗向精微内潜，尚细、尚精、尚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六一诗话》条22指出西昆体是当时诗坛的重要流变，佳句较多。刘攽以诗评家的眼光，也鉴别出这一点：“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禧、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敞，告人曰：‘吾为诸馆职得摺至此’，闻者欢笑。大年《汉武诗》曰：‘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忍令索米向长安’。义山不能过也。元献《王文通诗》曰：‘甘泉柳苑秋风急，却为流萤下诏书’。子仪画义山像。写其诗句列左右，贵重之如此。”

后人常截取《中山诗话》“窃义山语句”几个字，当作批评西昆体的依据。而仔细体会刘攽的意思，他对西昆体诗人的诗作并无贬义，反而对杨亿、刘荡等人的诗较推崇，“义山不能过也”语，深含赞许意，且他本人的创作也受到西昆体影响。

最后，刘攽、欧阳修二人都追崇唐人诗风。《六一诗话》条10、11、17、28条评价唐朝周朴、孟郊、贾岛、李白、.韩愈的诗风诗艺。刘攽《中山诗话》有条例：“潘间字逍遥，诗有唐人风格。有云：‘久客见华发，孤掉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鱼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一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岁暮自桐庐归钱塘》。仆以为不减刘长卿。”“孟东野诗，李习之所称：‘食荞肠亦苦，强歌声不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可谓知音。今世传《郊集》五卷，诗百篇。又有集号《咸池》者，仅三百篇，其间语句尤多寒涩，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删取者。东野与退之联句诗，宏壮博辩，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润色也。”“唐诗赓和，有次韵，众无易。厂肴麟匀，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陆浑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晓。刘长卿《余千旅舍》云：‘摇落暮天迥，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张籍《宿江上馆》云：‘楚释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未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砧衣’两诗偶似次韵，皆奇作也。”

评介唐人诗风、作诗技巧、用韵等，多有赞赏之词。但刘攽《中山诗话》虽追随欧阳修论诗作诗，却不乏独特的诗歌见解。刘攽的具体诗歌主张，蔡镇楚先生归为三点来说，其一强诗歌以意为主，文辞次之。其二主张诗歌应量力致功，精思有恒。其三认为诗歌用事应“事应己出，天然浑厚”这可视为刘攽不同于甚至超出于《六一诗话》之处。其实，除蔡先生所举三点，刘攽另有论诗观，可见出《中山诗话》对宋代诗坛理论的贡献：

一是倾向萧散简澹诗风。江邻几善为诗，清淡有古风。宋初追求平淡诗风，尤以梅尧臣、欧阳修等为代表，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中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苏轼对此有更精辟的立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评韩柳诗》。刘攽对平淡诗风有理论上的理解，也有诗歌创作的实践，他欣赏陶渊明、江邻几等言简意深、淡而味长的诗作。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写景诗清新俊逸，淡而有致。

二是提倡诗须避俗语：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刘子仪赠人诗云：“惠和官尚小，师达禄须干”取柳下惠圣之和，师也达，而子张学干禄这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达禄须干”闻者大笑。诗有诗病俗忌，当避之。此偶自谐合，无若轻薄子何，非笔力过也。这在宋初中期诗坛由俗复雅的新走向上，颇有意义。随着宋代文人学术化、世俗地主日益知识化，诗坛出现雅化的倾向。西昆体的流行便是一次大规模的复雅运动，给其后的宋诗发展烙下了较深的避俗趋雅痕迹。刘攽反对用俗字俗句，讲究用词典雅。一方面，刘攽追求平淡诗风，另一方面，他也有意于平淡中求深婉，学习西昆体探究诗艺，推动宋诗独特审美风范的形成。

三是推崇诗歌的讽喻功能。王元之《滴黄州诗》曰：“又为太守黄州去，依旧郎官白发生”在朝与执政不相能，作《江豚诗》以讥之曰：“江云漠漠江雨来，天意为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则有风雨。又曰：“餐吠虾鱼颇肥脆”讥其肥大。泗州塔，人传下藏真身，后阁上碑道兴国中塑僧伽像事甚详。退之诗曰：“火烧水转扫地空”则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极工巧。所谓塔顶为天门，苏国老诗曰：“上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讥在位者。这种诗论观，继承发扬中唐元、白的诗歌主张，肯定诗歌创作的现实意义。

总之，刘攽的《中山诗话》在诗话理论上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刘攽最早明确提出“以意为主”，提炼出重要的诗歌创作原则，并对后来诗话理论产生深远影响，如宋吴可《藏海诗话》“要当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金王若虚《滹南诗话》中说“文章以意为主，字语为之役”（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1983）等，都继承刘攽强调立意的特点，尚意的诗歌审美追求与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共通的地方，这种诗学思想为宋诗表现出来的理性思考提供了方向。其次他主张诗用语须避俗，是对宋诗革新运动中无事不入诗的矫正，推动宋诗的雅化。再者，刘攽考证诗句，勘正错误，有考证价值。如条32，考证司马迁用字;条52指摘杜甫、陈子昂、韩皋鼓等诗文中用词错误的地方。

另外他的诗作中，也常有其诗学思想的表述。刘攽提出诗歌创作是主体情感与内在情绪的表达，是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审美体验，主张以写诗来抒写自我性情，如：“作诗写吾心，词殚意未已。”（《赠黄安期推官》，《彭城集》卷六）“置酒肠已开，论诗心为领。”（《梦杨十七》，《彭城集》卷三）

他希望诗能表达生活雅兴，任意挥洒：“新诗飘飘脱俗格，得闲会复来从容。”（《和李公择题相国寺坏壁山水歌》，《彭城集》卷七）“诗兴不禁头已白，醉乡只有面微红。”（《次韵和陈学士八月十六日省宿》，《彭城集》卷十四）“官闲身老诗笔健，乐与邱壑研豪雄。”（《和杨彦文高山诗》，《彭城集》卷八）

对饱含真切诗情、挥洒自如的诗人诗作表示赞赏和羡慕如：“示我林下诗，笔力勇奔峭。”（《题常宁黄令洒然堂》，《彭城集》卷三）。“光禄诗为乐，渊明酒自娱。”（《霍邱谢令寺丞》，《彭城集》卷十）

这点刘攽与苏轼非常相近，他们都以情感为诗歌创作的本位。如苏轼《读孟郊诗二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

同时他接受陶渊明诗意人生追求的影响，有《续董子温咏陶潜诗八首》表现诗人远离俗世、亲近自然的雅情，诗酒怡然，悠游人世。《中山诗话》第63条比较江天质和陶渊明诗酒任情的异同，偏重对陶渊明文士雅致生活情调的欣赏。

二、刘攽的诗歌创作[24]

北宋初、中期诗坛历经擅变，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中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宋初诗风以此三体为代表，白体主要师法白居易的近体诗，多写闲适生活，诗风浅近，创作者以徐铱、王禹偁为代表。晚唐体则以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学习对象，以惠崇和林逋的创作成就较为突出，他们多写清幽隐逸生活，风格上学习贾、姚二人斟字酌句。西昆体是风行一时的流派，较有成就的代表作家有杨亿、刘荡、钱惟演等，他们学习李商隐的对仗工整、雕饰典丽等特征，以华丽的辞采酬唱宫廷雍容闲适的生活，与宋初统治者追求歌舞升平的气氛一致，他们的诗作风靡一时，欧阳修称西昆体“杨、刘风采，耸动天下”。到仁宗、英宗两朝，以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纷纷以创作实践来抵制西昆体的弊病。苏舜钦学习杜甫关注时事传统，批判现实，诗风豪健奔放。梅尧臣全力写诗，承杜甫、白居易，关心时政民生、擅长写生活琐事、无事不入诗的传统，诗风平淡，开拓了宋诗题材。欧阳修的诗歌效法李白清新诗风，学习韩愈诗尽其妙，以气格为主，主张诗“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形成平易委婉诗风。梅、欧二人诗歌来往多气，以他们为主在洛阳形成一个创作中心。欧阳修尤其推崇梅尧臣的诗“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徐，益老以劲”（《梅圣愈墓志铭》），王安石、苏轼都推崇梅诗，学习他干预社会、关注现实。苏、梅、欧的创作力矫晚唐五代诗风，洗尽浮艳余习，完成宋诗内容和审美情趣上的革新。叶燮《原诗》中评：“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铱、王禹偁辈，纯是唐音。苏舜钦、梅尧臣出，始一大变”。北宋中后期，宋诗的鼎盛以元祐诗坛成就显著的作家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的创作为代表，苏轼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蕴深厚。王、黄、陈则以鲜明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引人注目。

刘攽活跃于当时诗坛，与梅尧臣、欧阳修都有诗歌来往。他很钦佩梅尧臣的才华，其《中山诗话》中评析的诗人主要是梅圣俞，而刘攽与梅尧臣两人诗歌都具清丽平淡的特点，后人甚至有将其相混的错讹。钱钟书先生《管锥篇》中就提到梅诗“不上楼来今几日，满城多少柳丝黄”，混入了刘攽的《彭城集》。

钱钟书先生是研究宋诗的大家，他的《宋诗选注》选刘攽诗四首，并评价说：“他跟哥哥刘敞都是博学者，也许在史学考古方面算得北宋最精博的人，但他们的诗歌里都不甚炫弄学问，刘敞的诗有点呆板，刘攽比他好，风格上是欧阳修的同调”，对刘攽诗作评价颇为中肯。

刘攽文集《彭城集》现存诗歌1218首，体裁多样，其中五古247首，七古105首，七律254首，五律373首，五言长律59首，七言长律10首，五绝34首，七绝136首。在众多体裁中，五言古诗和七绝较佳，内容涉及广泛。从内容上看，以下几方面的诗作较为突出。

1.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疾苦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寄情民生的诗人，刘攽创作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上乘之作。作品中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人民群众困苦生活的哀悯和同情，富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部分诗歌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传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幽州图》：“鄙夫平居常叹息，蓟门幽都皆绝域。安得猛士守北方，力排敌人复禹绩。田生手携朔漠图，丹书万里之强胡。挂图高堂素壁上，壮或阴山来坐隅。长城迢迢属沧海，古塞历历生黄榆。纵横指顾皆旧物，抚事忼慨时惊呼。太平壮士多虚死，念君避胡来万里。九关深沉虎豹恶，布衣何由说天子。卷图还君意黯然，咄嗟世事非余耻。”诗人对当时北宋王朝为强敌所辱却无力反抗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同时又希望能够“安得猛士守北方，力排敌人复禹绩”，早日收复祖国的领土。但是他官微言轻，只能眼看着“太平壮士多虚死”“九关深沉虎豹恶”，自己却无法上达天听，只得黯然失意地在诗歌的最后自我安慰“咄嗟世事非余耻”，但诗人怎能不感到耻辱？堂堂中华的领土被蛮夷侵犯，自己却无能为力。诗人只能在诗歌的世界里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和身为布衣的无奈之愤。又如《蛮请降三首》之三：“县官斩敌予金帛，健儿见赏不见贼。闻道杀人多老农，至今过客犹凄恻。”诗中充满了对当时统治者昏庸的谴责和对士兵作战无力的讽刺，士兵们在并没有和敌人交锋的情况下就得到了犒赏，这其中的原委是不言自明的。部队冒领战功，可真正杀贼的却是人们印象中并无战斗力的“老农”们，这怎么不使得“至今过客犹凄恻”？北宋初文学家王禹偁的散文名作《唐河店妪传》中，就记载了唐河店一位老年妇女巧杀敌寇的英勇事迹，而刘攽在这首诗中也是运用此意，极力讽刺了部队战斗能力孱弱，不能保家卫国，而饱受欺凌和压迫的劳动人民虽然奋起反抗、杀敌立功，可接受奖赏的却是那些所谓的军士，面对此种情形，人们心中的凄恻之情久久不能释怀。

刘攽正是这样把现实客观地反映在诗歌之中，对政府政策的失误以及沉重的赋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也写入诗中，表达了对劳苦人民不幸生活的无限同情。在《关西行》中诗人这样写道：“关西居人多闭屋，屋底老翁相向哭。县官禁钱钱益轻，百姓无钱食不足。平时斗粟钱百数，今者千钱人不顾。大家萧条无十金，小家流离半逵路。忆初铸钱为强国，盗贼无端皆得职。近来救弊因宽民，盗贼自苦民逾贫。安得万物皆为铜，阴阳炽炭造化工。铸钱万万大似尺，官定足用民家丰。”由于和辽、西夏的连年征战，北宋国力大损，钱币不断减重，同时又大量的发行纸币，因而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正像诗中所说“平时斗粟钱百数，今者千钱人不顾。大家萧条无十金，小家流离半逵路”，强烈谴责了官府的弊民政策，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所以诗人在诗歌最后表达了对解除人民痛苦的深切渴望，“安得万物皆为铜，阴阳炽炭造化工。铸钱万万大似尺，官定足用民家丰。”另外，在《寄荆公》一诗中诗人更是毫不顾及二人的友情，对青苗法、助役法改革的失误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的现状，给予王安石直面地毫不留情地指斥：“青苗助役两防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台旆过江东。”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和用人的失误，王安石变法虽然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是也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因此在当时遭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对。例如这首诗中所提及的两项变法就使得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诗人不仅仅是从广大人民惨痛生活的角度来写了变法的后果，而且还极富讽刺意味的从蝗虫的角度来感谢变法者，“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台旆过江东”可谓极具谴责意味了。统治者的过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只有广大的劳动人民来承担，可是他们对人民的压迫远不止此。

由于统治者的昏庸和无力，地方军队一次次的叛乱和官军对人民的骚扰更使得民不聊生。如反映历史事件的《保州乱》：“缘边戍兵精绝伦，饱腹官粟思食人。健儿睚眦杀刺史，可怜百口同埃尘。燕云苍苍日色紫，帐前血流守尉死。乱兵相欢肯畏天，保州去边无百里。”保州这么一个边疆重地，士兵们没有去杀敌卫国，却“杀州吏，据城叛”，可见当时守军内部矛盾是多么激烈！虽然诗人是谴责叛军的凶残，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欧阳修所说“李昭亮不才，不堪为将帅，不可委兵柄”（《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士兵们岂会置家国不顾？战乱频仍，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普通的百姓，他们不止在内战中受害，更在朝廷的对外作战中受苦。《蛮请降三首》之二中，诗人写道：“官军万人宿山下，百姓避兵多旷野。秋来雨足荆棘生，邻里无复归耕者。”官军来宿，百姓却纷纷逃避，秋天本是丰收的季节，可田地里却遍布荆棘，无人再肯耕种。诗人把谴责的感情用平静的语调展现在人们面前，反而更凸显了一种沉郁之感。除此之外，朝廷为维持享乐的生活和虚伪的和平，不断的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苛捐杂税成为劳动人民身上极其沉重的包袱。如《渔翁》诗中写道：“老翁年侵耕作苦，官田税多不敢住。身携儿孙事渔钓，编竹为家寄江浦。朝寻菱芡逗烟水，暮饭鱼虾宿风雨。”朝廷税收太重，逼得百姓无法安居种田，只得寄家江浦，下湖捕鱼度日。又如《江南田家》：“种田江南岸，六月才树秧。借问一何晏，再为霖雨伤。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痏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朝廷虽多贤，正许赀为郎。”农民辛勤劳作，无奈天公不作美，天非人力可为，尚能为农民的歉收找到托词，可是造成农民“农贫弥自忙”的真正原因却是“官家不爱农”。所以说，虽然劳动人民“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痏疮”，为生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后的结果却依然是“尚足输太仓”！在官府如此严重的盘剥之下，人们只得放弃田地，漂泊水上以求谋生。在诗歌的最后，诗人仍不忘抨击那些养尊处优的所谓的朝廷“贤士”，他们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却整日忙着收敛钱财，卖官鬻爵，而买官者又多是“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宋会要辑稿·职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是确切而真实的，对人民的同情也是真诚和由衷的。

战争、赋税、政策失误给人民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不可避免的天灾使得人们的生活进一步恶化，而朝廷的黑暗和昏庸又加剧了人民的惨痛。如在《久旱》中诗人就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山城带嵩高，长候嵩高云。云兴似焚柴，雨注如翻盆。田莱数百里，下泽犹平原。虽有耕凿勤，不如霢沐恩。哀此民生微，所赖刍狗仁。乃知丘陵外，独有五岳尊。今春苦淫霖，宿麦才仅存。过夏乃不雨，穷秋气如燔。象龙杳无艺，巫鼓空屡奔。豆苗落为萁，藜莠乘冬温。黔首困粮食，或有茹草根。卖牛供租赋，不忍闻此言。此事亦神羞，谁能叫其阍。登高望连峰，正见朝烟昏。”春涝秋旱，庄稼衰微，杂草丛生，人们只有以野草度日，可是仍要“卖牛供租赋”，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发出了神亦应感到羞耻的感叹。在诗歌最后诗人“登高望连峰，正见朝烟昏”，正是暗示了朝廷昏聩、报国无门的苦闷。而在另一首诗歌《京北流人》中诗人又向我们展示了另一幅凄惨的画面：“嗟尔流人亦可悲，白头老叟抱中儿。不羞远作投荒客，自恨生迟外户时。鱼失江湖相煦沫，鸟囚笼槛苦啼饥。乡原日日生荆棘，说似旁人犹涕垂。”失去家园的人们无论老幼都承受着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痛苦，正好像离开江湖的鱼儿和困于笼牢内的鸟儿一样，日日面临的都是生存的危机。造成如此悲惨现状的原因除了大自然的无情还有朝廷对人民的安置不力。

刘攽这类作品表现出他对国家处境和百姓生活境遇的忧虑，内容充实深厚，情感真挚深切。这些继承并发展王禹俩、欧阳修等反映现实、深切关注民生疾苦的诗歌创作，有力地矫正和扭转了宋初诗坛歌颂升平盛世的浓艳诗风，为宋诗的健康发展指引正确的方向。

2.借古抒怀

作为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和诗人，刘攽时常在编撰历史典籍的同时，对历史的变迁和当时发生的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凭借良好的抒情文字和各种极具哲理的思考，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和还原现场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宏大的历史画面。史学家既然要编撰历史典籍为后人借鉴，就免不了对历史作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刘攽的不少感古诗歌就体现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考量。例如在古诗《昭君怨戏赠》中，诗人就昭君出塞这一著名的和亲事件以“戏言”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诗曰：“武皇听歌长太息，倾城不难难绝色。连娟脩嫮果自得，三十六宫宠无敌。君不见孝宣既没王业衰，优游时事牵文辞。延寿丹青最叵信，无盐侍侧捐毛施。此时昭君去宫掖，边风侵肌雪满碛。穹庐旃樯烧熐蠡，琵琶怨思胡笳悲。犹怜敌情不消歇，子孙累世称阏氏。传闻汉宫翻可愁，纨扇绿衣长信秋。燕啄皇孙两凄恻，当时无事成深仇。覆杯反水难再收，深渊瞬息为高丘。尘沙萧条猛虎塞，边民独记和亲侯。”开篇写汉武帝因李延年的《佳人歌》中佳人之美而叹息，最终得到了妙丽善舞的李夫人，此时大汉国力强盛，将匈奴击退到大漠以北，自然无须通过和亲来维持和平。可是，汉成帝时的国力已是今非昔比，面对王昭君的出塞，成帝虽已发现其绝色姿容但却无力反对，只得任昭君长年忍受边塞荒凉之苦。此时诗人笔锋一转，正所谓人生有失也有得，王昭君在边塞致力于两国友好，为边疆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的汉宫里却是“纨扇绿衣长信秋”，“燕啄皇孙两凄恻”，宠幸和权利之争是皇室永远的斗争，也给他们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因此，诗人一反自古以来同情王昭君遭遇的论调，认为正是出塞成全了她的命运和声名，使得她避免了皇宫内传统的争斗，逃离了“覆杯反水难再收，深渊瞬息为高丘”的无常人生。诗人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用全新的视角审视“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跳出了传统视角的拘囿，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刘攽任性喜谑，但他于荒诞处抒真情、见真理，对人生不乏真知灼见，即使在咏物时，也往往寄寓一定的哲理。如《貂裘》即是借古人发议论：“季子高谈万乘前，黄金白璧等虚捐。貂裘敝尽风霜苦，却忆周南二亩田。”诗曰貂裘，实际上却是在表达一个人生哲理。貂裘是名利富贵的体现，苏秦（字季子）游说诸国，散尽钱财却不得重用，可他经过“引锥自刺其股”的艰苦努力终于学有所成，得以身挂六国相印，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可最终也只是落得个被车裂的下场。刘攽对此等不惜一切追名逐利的人十分不屑，一生“貂裘敝尽风霜苦”又如何，却不如耕种在“周南二亩田”来得逍遥自在。

边将贪功古已有之，更有历代诗人作诗加以谴责，特别是唐代诗人在这方面的喟叹已臻绝境，如王翰《凉州词》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刘湾《出塞曲》云：“死是征夫死，功是将军功！”曹松《已亥岁二首》之一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似乎再难翻出新意了，但刘攽在《自古》一诗中却自出机杼地说道“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作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刘攽熟悉历史上的许多好大喜功之辈不惜牺牲千万边疆将士的生命以博取一己功名的史实。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单纯地去谴责这些好大喜功之辈，而是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法来拯救这些战士的生命，那就是“不如直与黄金印”，以免他们拿无辜将士的鲜血去染红他们的官袍。刘攽是历史上有名的善谐谑之人，这首诗可说是寓庄于谐，诙谐中见谴责，加倍起到尖锐嘲讽的效果。在《天马行》中，诗人更是把这种谴责通过具体的史实抒发的淋漓尽致：“汉家天马来宛西，天子爱之藏贰师。甘泉贵人宠第一，昆弟封侯真谓宜。军书插羽庙选将，一朝百万皆熊罷。大射庐山亦快意，死人乱麻非所悲。论功庙堂谁与敌，外厩皆是麒麟儿。白茅金印结紫绶，老将流落多瑕疵。天生富贵实有命，宁复忆君贫贱时。势高累愚计虑远，大志落落嗟徒为。渭桥祖道一语泄，身衅边鼓家流离。”汉武帝好大喜功，为得汗血宝马不惜千万战士的身家性命，而这些战士的牺牲也成全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封侯大业”，诗人极具讽刺意味地称之为“昆弟封侯真谓宜”，统治者对军士的牺牲则是抱着“死人乱麻非所悲”的冷酷态度。将士们为了统治者的一己私欲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可是论功行赏时真正得到封赏的都是皇亲贵戚“麒麟儿”，战场上立功的将士却只落得个“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王维《老将行》）的结局。出身低微的李广利靠裙带关系得到了高官厚禄，可是他不体恤士卒，更不懂得进退，不仅宗族被灭，自己也最终落得个被匈奴当作祭品祭祀的下场。所谓天道昭昭，诗人才大发议论道“天生富贵实有命，宁复忆君贫贱时。势高累愚计虑远，大志落落嗟徒为。”

刘攽怀才不遇，仕途淹蹇，历仕州县达十余年，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生活中积淀下来的种种复杂情愫在和古人的对话中找到了许多共鸣之处，这就使得刘攽在对历史思考的过程中结合了个人的遭遇和现实社会的情况，把史实和现实扭结在一起来抒发他的某种感情。这其中当然也就免不了文人常有的怀才不遇的牢骚。如《题李白祠》道：“旧闻谪仙人，多以我为似。三生去来今，惟独变名字。泊舟姑熟溪，风月不如意。举头望青山，酌酒聊一醉。汉宫三十六，当时各自贵。昭阳与华清，究竟谁为愧。奴辈不自省，脱靴更谁避。而令弃贤材，孤负青云器。”“诗仙”李白的诗名和生平可谓家喻户晓，《全唐诗》有诗人小传曰“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更有令当时权贵高力士脱靴的典故，但是终不为所用，潦倒一生。刘攽在此以李白自比，所谓“三生去来今，惟独变名字”，既体现诗人对自己才情的无比自信，也在豪放中隐藏辛酸，李白最后被“赐金放还”，而此时的自己也是材不得用、志不得施，正处于“孤负青云器”的无奈失落当中。刘攽在诗歌里谴责了当时诬蔑李白的权贵，他自己在现实中又何尝不是受到当朝权贵的排挤呢？治平四年（1068年）试馆职时，因与御使中丞王陶有隙，已官居员外郎的刘攽才得馆阁校勘，后又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排挤出朝廷，此时刘攽由李白的遭遇联想到自己，就不由得感慨万千了。

后羿射日，拯万民于水火，其英雄气概为万世景仰，可是若无造就英雄的条件，现实中被设置重重阻碍，英才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更无法实现伟业。在《弹乌》中诗人就寄寓了这种感情，诗云：“夷弈射赤日，霍然落天衢。独成万世名，皆曰摧九乌。逼仄慨时俗，臂射防四禺。谁能雏鷇间，计较死与枯。孰谓党频频，莫黑相为徒。何用知雌雄，攫肉争欢呼。控弦非百钧，投丸匪明珠。弃捐不俟时，讵比墉隼诛。矫翼似知机，回空如改图。但使庭户清，何必残而驱。吾庐正深沉，嘉木多梧桐。萋萋映朝阳，会待鸾鹓雏。”正是出于上述这种对现实障碍的感慨，再结合自己屡受排挤的切身之痛，所以诗人在最后说“吾庐正深沉，嘉木多梧桐。萋萋映朝阳，会待鸾鹓雏。”希望人们都能够给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竭尽所能，造福人民。

3.赏景咏物

刘攽长期仕宦生活中，升降浮沉，旅居各地，饱览湖光山色胜景。他心尚自然，寄情自然，对各地风景胜境特别注意，心中蕴积了自然风景的感受和素材，多有写景咏物的诗作。他描绘秀美山川，田园风光等，借以忘怀生活的坎坷困顿，仕途的失意，而表现悠然豁达的心境。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文人，他又希望能够救济于世，能够侍君为民，所以在他的这些诗歌里我们能够看到诗人极其复杂的情感，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文人的内心世界。地理景观对文学的主要影响可以分为由内而外的情感投射与由外而内的兴托感发。由内而外的投射指的是文人内心有所感触，面对不同的自然景观，以情衬景。由外而内的兴发是指藉自然景观为意象，以景衬情。无论是哪种情形，只有做到情景交融才能打动读者。

如《树下》：“百芳与春违，嘉树成密叶。上枝下相副，朝影暮还接。徐风气清凉，重露香涓衰。关关变鸣禽，杳杳飞孤蝶。神仙彼何有，静境我心惬。万期犹视荫，寸景疑度劫。何用窥蟠桃，沦溟惮舟揖。”嘉树密叶，朝暮成荫。清风徐来，露香袭人。鸟鸣关关，孤蝶飞舞。这清幽美景神仙都难以欣赏，而“我”却在惬意地享受着，一万年短暂即逝，哪还需什么蟠桃之类的呢。状景抒情生动自然，韵味隽永。另一方面诗人对山水景物、自然风光描写中，也表现出对复杂官场生活的厌倦。《夏夜露坐》：“林卧霄露清，仰观众星晖。上天垂光彩，楼观何参差。阁道绝银汉，华盖临紫薇。凝神云霓表，忽与汗漫期。整夜阁阖门，灌足牛女矶。酌酒援北斗，鼓箑招南箕。极意谢嚣烦，尘世良喧卑。”状写夜仰观星空所见所想，“鼓笔招南箕”句转笔写现实的烦恼。鼓箑为扇风意。“南箕”典出《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潜人者，谁适与谋”郑玄笺：“箕星哆然，踵狭而舌广。今谗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犹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古人观星象而附会人事，箕星代指口舌多，比喻谗按。谗俊的人夸大其词，因而希望远避尘嚣，归隐忘世。又如《东关山水》状幽境清心，诗人表明宁愿滞留艰辛的地方，寄情山水。如《望九华山》诗人仰望九华山瑰奇高大、千姿万态，面对这等壮观美景，进而生发感慨“颇思藏其间，将有事耕耒”。

刘攽在诗歌中更多寄托的是志不得申、世无知音的郁闷情怀。比如他的七言古诗《竹间亭作》：“溪东杂花乱如谷，溪西老树交篁竹。横槎波水才一苇，缭径出林凡几曲。半旬霖雨泉脉动，四岸春风柳芽绿。眼前景物向人好，心事幽忧伤局促。”野花、篁竹、柳芽、小径，这些景物无不衬托出春天动人的景致和蓬勃的生机，可面对春天的如此美景，诗人却无赏春的心情和乐趣，只是沉浸在自己幽忧的心事之中，正是“眼前景物向人好，心事幽忧伤局促”。美好春景与一个满怀心事的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明丽的春色蒙上了略显灰暗的色调。在《新晴》诗中，诗人通过描写新晴后的景色抒写了自己别样的心情：“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诗歌一开头，诗人就用行云流水般的对句展现了一幅青苔满地、绿树无人、雨后初晴的静寂景色。在这么一个清新的午后，诗人白日梦醒，只见青苔满地、绿树无人，只有旧相识南风相伴，可见诗人的这种“有闲”和孤独是由来已久了。整首诗歌中弥漫着淡淡的闲适之余的孤独意味，正是诗人不如意的处境和遭遇的流露，在这一片静寂中唯一让人看到诗人仍然不改他喜谐谑风格的就是那被人格化的“南风”了，“偷开门户又翻书”的调皮让人莞尔。

刘攽诗作中的咏物诗，着力刻写物象，直发议论，借物喻人，缺乏鲜活传神的形象和意味深远的兴寄。如《荷花》：“白水满方塘，荷花五月芳。弄珠圆不定，濯锦冷逾光。香忆风醒酒，声宜雨送凉。扁舟学骚客，葺室近沧浪。”直写其形、香色，末句“扁舟学骚客，葺室近沧浪。”借荷的高洁咏人。又如《和王绚道赠高七植竹》：“人言植物中，唯竹类有德。虚心道所存，外劲礼自饰。风霜不改阴，一何金玉色。丘泽无变根，还如古人直。繁花岂无实，所待鹓鸾食。卑枝亦可栖，不许鸱鸢息。为君裁管籥，于此谐金石。为君度短长，于此齐寻尺。济川倚巨楫，扶老杖轻策。大厦莞簟安，射侯弓矢力。乃知天材美，固待君子识。饱闻昆崙秀，盛说潇湘碧。岂曰生不迁，念当厚封植。惟君傲声利，心远地更僻。择交独此君，开径如三益。清风共忘言，明月为莫逆。还当扫尘榻，会待遗名客。”咏竹有德、虚心借以喻人，《分题李花得香字》：“寻幽兴不浅，佳木稍已芳。积雪春未融，明玉仍自香。赤日照未好，会待清月光。念无琼玖报，聊复进雕觞。”歌咏了李花的净洁和芳香。

4.对友人寄赠唱和

在刘攽的诗集中对友人寄赠唱和的诗歌有很多，其内容丰富，涉及到亲人、朋友、官宦同仁等，有贺升迁的、有送别的、有诗酒唱和的，也有寄赠、题赠的。刘攽性格谐谑幽默，又不阿时好，与当时的许多名士如苏轼、王回、王向、王安国等皆来往密切，与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其兄刘敞的好友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都有诗歌上的酬答唱和。

刘攽与兄长刘敞感情深厚，当刘攽得知兄长刘敞升迁的消息后高兴异常，作《原父舍人爰自春坊迁职史氏未更晦望旋有新命增秩谏省跻荣纶阁斐然成篇以伸欢贺》：“近署铜龙贵，仙山策府遥。由来称国士，自致必云霄。太史题凡例，彤庭奉日朝。除书新翰墨，受赐接晨朝。池水通翔凤，星垣直建杓。泛槎轻济海，逸御捷凌飙。献纳当宸扆，丝纶耸具寮。直词明黼黻，大册粲琼瑶。拜舞腰金重，归来厩马调。泥书开鹄板，法驾从鸡翘。高兴吟红药，珍辞赋洞箫。宫花香永昼，禁漏静通宵。枝鹊声何喜，原鸰意自饶。寄言江汉客，无事老渔樵。”这首诗充满宫廷韵味，同时又赞扬了刘敞的文学修养，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虽然自己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可是对于兄长的官运亨通却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和欢喜。

刘攽的侄子刘奉世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史学方面也卓有成就，曾帮助刘攽修《资治通鉴》，并与父、叔父共同写下了《三刘〈汉书刊误〉》六卷。刘攽在《得奉世寄诗》中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得到侄儿的书信感到欣慰：“江城花柳复残春，每上高楼望所亲。身滞蛮舒谁与语，书来子弟尔成人。老侵发鬓茎茎白，情在篇章字字新。幸有竹林堪纵傲，罢官真作自由身。”可见刘攽是一个十分重亲情的人。

刘攽为人诙谐，未免有太过之失，但他为人正直、心地磊落，实不失为正人君子。虽开罪之人不在少数，但仍有许多欣赏他的朋友，特别是苏轼等心胸开阔之人，王回等质直平恕之人，都是其密友，就连因政见不合而与之有隙的王安石也难掩对他的欣赏和赞叹之情。北宋佚名氏撰写的《道山清话》中记载：“刘贡父平生不议人长短，人有不韪，必当面折之，虽介甫用事，诸公承顺不及，惟贡父屡当面攻之，然退与人言，未尝出一语，人皆服其长者，虽介甫亦敬服之”。在刘攽的诗集中，写给这些友人的诗歌可谓俯拾皆是。

刘攽对王氏兄弟十分欣赏和佩服，曾作《寄王深甫兄弟》对王氏兄弟表示赞赏和同情：“曹子三败辱，卞和再刖悲。自古鲜其然，今子何似之。历块悮一蹶，千里差毫厘。白璧固有瑕，黄金岂无疵。识君向十年，每叹时而遗。天命兹可信，古学滋可疑。上书欲荐君，身贱不得为。寄君北门诗，相望空所思。”诗人将王氏兄弟比作虽才智过人但却三败于吕布的曹操和虽有宝玉但不为世人所识的卞和，这些人都是“自古鲜其然”之辈，以此来感叹他们的时运不济、怀才不遇，诗人虽一心“上书欲荐君”，可却局于现实条件“身贱不得为”。作为相识十余年的老朋友，诗人也只能“每叹时而遗”，“相望空所思”，寄诗以表心志。

刘攽的酬赠诗，往往能够融己情于诗句，引经据典、议论横生，或表达自己的某种观点，或表达对酬赠对象的某种感情。官场上的争斗，政治上的倾轧使得刘攽不时流露出对现实的愤懑和不满，如《寄韩持国》诗曰：“承明不许曳朝衫，流落江湖默避馋。海气无时成雾雨，鱼租终岁杂腥咸。喜逢晴日听鸣鹤，却倚津亭数去帆。可是绛侯轻贾谊，自无张禹托萧咸。”韩持国即韩维，为刘攽之丈人行，所以他们既为同僚，又有姻亲关系。韩维为人方正端直，他和刘攽一样，都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曾因此出知襄州。此诗自始至终充满了不满和牢骚的情绪，所谓“承明不许曳朝衫，流落江湖默避馋”，正是说朝廷中小人当道，正直贤士却落得个流落江湖、默言保身的下场。如果没有像绛侯周勃这样嫉贤妒能的人存在，如贾谊这般才华横溢之人自然就不会被赶出朝堂，那么张禹（西汉成帝的经师）这样图谋私利（为其婿萧咸向成帝求情，咸遂得弘农太守）的小人自然就不存在了。诗歌用典恰切，议论横生，既表达了自己对当时政治态势的不满，也体现出对韩维的深切同情。

又如在《酬王定国五首》中，诗人写道：“放逐朝恩本自优，衡山犹是古荆州。百年生计羞蜗角，九品人情看马头。炎瘴还归君不恙，风波别去我离忧。柔姬一唱阳关曲，独任钢肠亦泪流。”因为在京东转运使任上执行新法不力，吴居厚代京东转运使后追咎攽在职废弛，故被贬衡州盐仓，此诗应作于这个时期。刘攽此时已是花甲之年，再次遭贬，凄凉之情在所难免。经历了宦海风波，刘攽仍不改诙谐本色，他略带自嘲的称“放逐朝恩本自优”，可人生短暂、世情冷暖的现实不能不使诗人内心充满了离别的忧思。此去炎瘴之地，不知相会何期，念及此，在听到歌女们唱起《阳关曲》的时候，纵使铁石心肠也该泪流满面了吧。诗人把自己的离情别思巧妙地融合在诗句之中，感人至深。

在刘攽的寄赠唱和诗中，刘攽对人品高尚，诗格高超的友人大加赞赏。《寄张六》“君为弃官去，豪气故风流。无复池中物，真能方外游。”赞誉张六为官捐直，豪气风流；另如《读黄寺丞十月十三日寄原甫诗因同作》：“寒日流短明，凉风起秋色。嗷嗷雁晨翔，悄悄蛩夜织。节物悲旅人，天地亦行客。心事已如翁，但知头未白。黄公青云气，畴昔振六翮。成纪独不侯，长沙尝远谪。卖瓜青门外，种豆南山侧。浩歌写穷愁，我预闻损益。外事来无涯，开口笑不得。惟当林下游，相存度阡陌。”赞扬黄公身处远谪地，怡然自得；《赠周员外鼎》：“束发去乡里，白首还旧丘。曾无高盖车，顾为夸者羞。岁晏东皋田，躬耕方薄收。知君近有道，足以无外求。”写周员外不求名得，躬耕自乐；《寄王子直》：“王孙意气壮，文武两自适。著书轻古人，时论有马癖。尘埃间何阔，陋巷稀轶迹。西郊秋欲分，风露朝暮积。岂惟弓矢劲，况乃鹰隼击。何当共驰骋，一见万夫敌。”写王子直文武兼备。

刘攽还写有推崇诗友诗格的诗篇，如《寄梅圣俞》：“独骑驽马出，强逐众人行。贫始怨寡与，老仍畏后生。吾子忘年友，新诗独步名。秋风梦无限，时过许昌城。”对梅圣俞新诗独步的高贵诗格给予了高度赞扬。

5.流徙地方为官的羁旅感怀

刘攽长期在地方任职，过着辗转流徙的羁旅生活。为此，他的羁旅感怀诗作较多，有时叹老嗟卑、有时思乡心切。如《占晴》：“南国无全腊，江天可喜晴。山林开雪色，凫雁与风声。春物催群动，年华强旅情。无人同此酒，叹息滞蛮荆。蒸湿何由解，暄和自不禁。片云常蔽日，小雨不成霖。蚊蟆晴明地，蛟龙老病心。雄风不易得，无处可披襟。”诗人表达滞留蛮荆之地，无人同饮，惆怅不已的心情。再如《送隐直归扶离》：“羁旅自无友，非因七不堪。逃空见人喜，失学向君惭。贫病意不展，滞留情未甘。相从欲有问，空法本传南。”贫病景况，郁郁不得志的情感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无亲无友，诗人孤独感油然而生。刘攽在这类诗歌中饱含哀怨情感。这类诗还有《早春怀都下》：“沈滞幕府官，三见春华换。早闻知命言，岂敢窃自叹。樗老谢彫刻，铅钝缪锤锻。幸兹省文书，聊以骑款段。乡闾越南北，弟侄稍婚冠。蔼蔼西掖垣，哲兄秉天翰。悠悠思者怀，历历念可看。仰视归飞鸿，何当为我伴。”写出滞留他乡，落寞孤寂的情怀。《汜水关》：“四山环若屏，土色类坚石。青冥积霭间，古径漏天隙。虎牢一何险，飞鸟不可历。狭处乃容车，天形正修白。山行十里尽，路与洪河直。惊波走狂沙，澒洞踏虚壁。寒光著面目，噤蘖避剑戟。殷然出地雷，下与千仞鬲。壮哉造化功，置此限南北。乃知巢居民，老死皆异域。帝鸿始舟车，夏禹勤底绩。轮蹄日相寻，隘路遂开坼。因缘楚汉交，英雄因智力。杀人何其悲，贻患实自昔。西风卷零雨，昏雾白日匿。泥涂未遽央，客子怨行役。”与李白的《蜀道难》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出了路途艰险，行人顿生幽怨的苦闷心情。

在孤寂凄凉的旅居生活中，诗人对漂泊的生活厌倦不已，常常牵挂着故乡与亲友，思乡情感格外强烈。如《春阴》：“峡云春易雨，水国暮多风。原草萋萋绿，林花淡淡红。清江晚寒外，落景半晴空。物色怜新燕，归怀目去鸿”，《十月四日离都，归陈州》：“南浦三篙水，归人五日粮。寒沙晨起雁，古树夜经霜。久客复去国，有情知望乡。鬓毛浑欲变，鸣笛不须长。”抒发了诗人感慨浮生、悲叹离别、哀叹年老，思归心切的情感。

刘攽面对自己的羁旅愁怨，思乡哀情，能善用哲思来宽解自己。如《偶作》：“时命有通塞，百龄皆谓然。流行自非我，底滞亦在天。人知信百龄，阴定不可迁。苟云有所系，朝旦犹亿年。天地无穷期，百龄未为绵。朝旦不可期，人事皆具前。所以贤达人，放心无所悬。万途以一究，会理宁复偏。六月淮水深，南风阻归船。客行厌滞淫，亲朋限长川。至言莫与闻，达理谁为诠。无以谢羁愁，聊作言命篇。”诗人将人的生死变迁归为天命，以此来宽慰自己要顺应自然，才能做到了无牵挂。

刘攽在辗转多地做地方官时，结交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每次与朋友的离别，都给他带来无尽的感慨和忧伤，这在他的诗中也多有反映。如《别王深甫》：“四海不易遇，各自东西人。那知汝颍间，三岁为比邻。爱君故清真，有以敦薄鄙。亦作酒客难，调笑鸱夷子。一旬辄携手，曷日不寄声。相期此胸中，无若平生情。士贫非农商，敢惮抱关役。经术又不如，空愧上书客。飞鸿羁旅怀，流水离别心。长因东南风，一冀子徽音。”诗中诗人的羁旅与离别情怀交织，表达了对友人深挚沉郁的情感。再如《送程少卿》：“使君船舸如浮宫，荡荡帆影垂白虹。苦无三江五湖水，安见一日千里风。长蛟巨鱼远避去，水府泉室深玲珑。使君按俗不异此，意气自觉凌虚空。滕王阁前流水白，西山落日衔微红。城头台榭眺望极，玉壶置酒光融融。胜游重临不隔岁，涂歌巷祝欢南公。作官得此亦是少，况复章绶弥尊崇。南金折钩富九鼎，荆扬涂泥多岁丰。会令利术析毫末，万古江流常向东。故乡秀水三百里，送远游子情无穷。遥知躧履待高士，安得羽翼随飞鸿。”程少卿当时是江西转运使，诗人写自己与程少卿别离时，充满依依不舍之情。又如《送张太保知冀州》：“使君使敌前岁中，手为单于画吉凶。敌人破胆不敢迕，即日归报明光宫。汉家牧师三十六，水甘草丰马数足。问谁虎臣司苑门，极望离宫皆苜蓿。长河东来横冀州，雄雄大府森戈矛。红旗照天军令肃，紫髯昂藏居上头。将军威名动殊俗，天子今无北顾忧。旧传冀土多良马，岁看北客输旃裘。庙谋将新赤岸泽，强邻犹知博望侯。使君家声仍世传，慷慨功名方壮年。黄金如斗组丈二，富贵光华真谓贤。”诗中对张太保的勇猛豪壮和声名远播给予了高度赞扬。

从以上可以看出，刘攽的诗歌题材和内容是非常丰富，在诗歌艺术上，除了继承宋诗“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的特点外，还有着自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1）意境清新自然。如《雨后池上》：“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诗人描写了一幅春雨后池塘边的美妙景致图。全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珠玑，十分细腻地捕捉了雨后的垂杨、荷花等细微景物，采用动静结合的表现方式，构造出一个清新美好的意境。再如《晚步寄徐从道》：“日夕兴颇适，道遥步城隅。连峰苍翠间，决沟见平湖。鸟去一何逸，白云与之俱。太虚自无碍，真意宁有构。春华白蔼蔼，欣欣动群枯。园畦亦成趣，嫩绿荣寒蔬。思君昨相语，水木西山居。况经天气新，田野多欢娱。注想已自尔，念归定何如。”放眼望去尽是连绵苍翠的青山，碧波荡漾的湖水，鸟儿白云清逸自在，春天万物生长，一片生机勃勃，菜园里的蔬菜历经寒冬变得愈发嫩绿……闲适怡然的情感尽情流露。刘攽在描绘自然景色时，往往用情写景，为情造境，以自己的心镜照景，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2）擅长运用典故。刘攽熟读经史典籍，历史典故可以信手拈来，这些典故与他产生感情的共鸣，这也再一次印证宋代“以才学为诗”的特点。刘攽善于化用前人诗句，正因为对先辈们的诗句熟稔于心，才能巧妙自如地运用到自己的诗中，写出清新活泼的诗歌来。如《新晴》：“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熟，径开门户又翻书。”钱钟书先生批注此诗，这首诗借用唐人薛能《老圃堂》诗句“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和李白的《春思》“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句而来。刘攽反用李白诗意，与薛能诗意更近，刘攽称南风为老朋友，说它招呼不打一声，推门进来又翻书，比薛诗更风趣活泼，更为生动，天晴后清静的环境中可以感受出诗人悠闲的心情，末句拟人蕴含无限情趣。（3）风格幽默诙谐。《宋史·刘攽传》中说：“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其性格较为风趣幽默。这表现在他的诗歌中也多有谐谑调侃之作。如《蟹》：“稻熟水波老，霜螯已上罾。味尤堪荐酒，香美最宜橙。壳薄胭脂染，膏腴琥珀凝。情知烹大鼎，何似莫横行。”诗中先是详细叙述了螃蟹美味和外形，让人以为这只是一首普通的咏物诗，透露着诗人对螃蟹美味的喜爱，可是最后笔锋一转，横出议论“情知烹大鼎，何似莫横行”，让人不禁赞叹诗人的风趣幽默感。同时，也蕴涵着一个简单却深刻地人生哲理，为人应该谦和有礼，如果是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定然不会有好下场。诗歌写物传神，议论打诨，极具谐趣。再如《中秋望月》：“中秋自昔赏金波，爽气初凝暑顿过。风雨定时看有数，楼台高处得偏多。正怜白发宜相照，不为衰颜惜暂酡。愿假长绳留玉兔，望舒能与倩夸娥。”岁月流逝，容颜易老，这是自然规律。可是诗人偏偏想留住不老的容颜，如何才能做到呢？要是能用一根长绳把月亮拴住就好了，因为这样皎洁的月光就不会消失，嫦娥的容颜也不会衰老，将永远得到驾月车之神望舒的赞美。诗人是多么风趣和幽默！

三、刘攽的散文创作[25]

刘攽的散文创作观，认为写文章应驰骋情怀，如述已心，畅达自然。自由表达思想感情是刘攽散文创作的出发点。他在为兄长刘敞的作品集《公是先生集序》中说：“传曰：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极万物之理，则文有不明者乎”。他主张文章应好古杂博，满怀深情驰骋文字，气盛而言，而且不同用途的文章偏重也不同，“是故有志圣人者讯其通，贯穿诸子者观其辩，济用当世者尚其辞”，写文章应心平气和，气感神明，才能写出好文章。这种自由任性的创作方法，表现出刘攽人格的正直坦诚，无所顾忌，也显示其深厚的文学涵养。

刘攽主张气盛而言，是承韩愈“气盛言宜”文气说而来。“文气”一说源自中国的哲学范畴。在先秦哲学观念里，“气”是一种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抽象物。儒家重视“气”，认为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认为情感深厚就会文采鲜明，气度宏大就会变化神奇，此处的“气”指人的精气，一种精神状态。战国时期，孟子提出养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把抽象的“气”变为具体的思想意志、充实的精神及刚强正直的儒家道义修养。

而最早以“文气说”论述文章的是魏晋时期的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就是文章所体现的作家精神气质、才能和个性。到了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文气说”在理论上作了全面的阐述。刘勰论“气”的内容不一，《神思》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其气是指作家构思时的思想境界。《体性》指出“气有刚柔”。其气指作家的性格。《风骨》“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此处的气指作家的个性、才能。《养气》说：“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此处的气是指作家写作时的精神状态。

到唐代，韩愈继承了孟子“养气”的观点，把文与气紧密联系起来，提出“气盛言宜”之说，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理论。韩愈推崇儒家道德仁义的思想修养，他认为气与言，就像水和浮物一样，“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诩书》）。韩愈由此确立了作家思想修养与文章内容及形式关系的文气说。

刘攽推崇并发扬韩愈的文气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强调韩愈的载道说及儒家仁义道德修养说。韩愈认为，“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韩愈《答李翊书》）刘攽则认为，“若夫原性命之统，贯诚明之本，考百子之杂博，判其真伪。虽至于六经，可折衷也。极帝王之治，奉事有功，虽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贵乎学圣人而得道真者。”（刘攽《公是先生集序》）

韩愈给李诩的答信中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提出道德是文章的源泉，韩愈认为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刘攽也认为作家创作应立足于高尚的道德修养基础之上。

其次，重视通过读书积累、生活实践等来养气，其过程是艰苦的。韩愈认为，“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刘攽则认为，“伏念臣文谢天成，学非师授，窥陈编而窃取，迨暮齿而益衰，可以小知。”（刘攽《谢中书舍人表》）可见，韩愈和刘攽都重视作家内在涵养的积淀。

再次，刘攽认为散文写作中，作家内在的精神与情感力量是文章的气势，它主宰整个文章的风貌。这明显承韩愈“气盛言宜”而来。刘攽认为，“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气窳而化狭也。”（刘攽《公是先生集序》）指出作家精气蹇浅、文章气势平弱，就会缺乏美感。

最后，在具体的创作中，该如何调整好“气”，刘攽认同韩愈的观点。韩愈说：“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答李翊书》）刘攽则认为，“静深要妙，归于平心，气感神明而已。”（刘攽《公是先生集序》）创作时，应调整状态，平心静气，直到辞义纯正，才放手去写。

刘攽有关“文气”的理论对宋代文气说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刘攽之后，宋代在文气论上有所发展的是苏辙，他强调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不拘于儒家道义，重视作家的文学素养和生活阅历。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指出养气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刘攽的散文创作实践表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传承者。他的散文博采众长，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主张为文不一定仅为明道，但为文不能不明道。他的制诺、奏疏及状类文章，庄重得体，词意周全。论、书、序类散文，任情使气，论说严密。

朱熹《刘氏墨庄记》中说：“学士中书舍人兄弟（刘敞及其弟刘攽）皆以文章大显于时而名后世”，刘攽文章著称当时，文章体式多样，语言简练而不失雅正。创作技巧博采诸家之长，如学习孟子散文的排比，对问等，文中经常融入经史语句，擅用故事，朱熹称他的文章“工于摹仿，学《公羊》《仪礼》”（《朱子语类》卷139）。论述破立有理有据，文气舒畅，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形成条达博雅的特色，主要朝实用化方向发展。

刘攽的制浩、奏疏、表、启、书、论、序类散文，往往蕴含深邃的学者思考，明理为主，由对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思考，生发议论，用委婉、含蓄的语言阐述事理，说理时又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个性特征。

刘攽的记、行状、神道碑、墓志铭类文章叙事条理清晰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写人、绘景和状物都倾注了自己的深厚感情。如《开封府南司判官题名记》：“旧京府皆置少尹二员，及他官领尹事，则少尹更为判官，与推官司二员，通掌府事。四员者，名品虽小殊，无分职也。国家太平日久，生齿增息。京师至三百万家，盗贼狱讼，文移薄籍，十倍于初，故府官力有不暇给矣。治平三年，始招增置判官一员，领使院事，民间谓之南司，自是府事始分。盗贼狱讼，北官主之。南司惟文移薄籍是察，于是事举无留。而官得休息暇逸云，好事者或侈大文书之多，猥云日一更笔，其实不然。其最盛时，在朝晡以二辰决之无遗。然来事源源不绝，迨昏黑而后止，疆敏者有余，不及者不足，理之常也。初置官司，孙坦领之。至熙宁十年，凡若干员，某得承诸贤之后，因录以为题名记，并叙其端，来者得嗣而书之，于是某视事风，适期月日无余，实元丰九年四日也。”文中叙述南司判官分职情况，由开始的官员冗余，分职不明，到后来官职分工明确，举事无遗。刘攽的行状文章如《贾公行状》通过叙述贾公谏狄青列二府不当，指责桑泽不孝，建议起居中注，上书弹劾自己等典型事件，表现贾公介直不畏权贵的高尚人格。《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叙述兄长刘敞一生经历，选取若干主要事件的叙述，突出刘敞的耿介性格等。刘攽的神道碑文记载死者事迹，多选取突出事件加以描述，表现死者人品。《宋故中大夫守光禄卿分司西京上柱国河东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薛公神道碑》记叙薛颜平定王均盗贼等诸多事迹，表现薛颜正直，不畏豪强土霸，心地仁厚。《林氏母黄氏夫人墓表》叙述林氏竭力勤俭持家，柔顺温厚，是个孝妇、烈妻的典范。

刘攽的墓志铭，偏重叙事，将叙事、议论、抒情揉为一体，充分表达对死者的无限尊敬和哀思。如《赠兵部侍郎王公墓志》叙述王公仕途经历，在叙事的基础上，阐发议论“公性厚重宏深，不妄喜怒，外严内恕，善于为治”。同时抒发对王公早逝的惋惜：“惜其蕴蓄，未及大施，中年而陨，其命矣”。

四、刘攽的赋体文创作[26]

到了宋代赋文创作相对以前较少，赋体理论也不多。对宋代赋体有所发展的当属欧阳修。宋代是一个革旧出新的时代，赋体发展虽不明显，但宋代作家力图不蹈袭前人老套的方式，赋文大畅议论说理之风。

刘攽写的《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赋》是一篇重要的论赋文章，体现出刘攽对赋体创作的整体认识。他在文中说：“古人之赋，词约而旨畅；今人之赋，理弱而文壮。原屈、宋而弥漫，下卿、云而流宕。岂所谓言胜则道微，华盛而实丧者哉？观夫纬白经绿，叩商命宫，以富艳而为主，以浏亮而为工。家自以为游二《南》之域，人自以为得三代之风。差之毫厘，譬无异于画虎；得其糟粕，殆有甚于雕虫。亦犹乐府之有郑、卫，女工之有纨、绮。悦目顺意，荡心骇耳，里人咏叹其繁声，妇女咨嗟其绝技。亦何足荐之宗庙，献之君子哉？若乃托兴禽鸟，致情当芜，上则恢张乎宫室，下则吟泳其笙箫。且《子虚》《大人》之文，无益于讽谏，《灵光》《景福》之作，不出乎祈雕。故白玉不毁，硅璋安取？六义不散，体物何有？夫残朴为器者，匠氏之罪；判诗为赋者，词人之咎。亦奚足以计得失、辨能否也？是以子云以无益而自悔，枚皋以类得而低拱。故曰童子之功，壮夫不为。且使孔氏用赋，仲尼删诗，则贾谊升堂而不让，相如入室而不辞。然无益于王道，终见谴于圣师。岂非君子务其广大，世人竞乎微小？故为学者众，好真者少。非龙变乎诗书之林，曷蝉蜕乎尘埃之表。必若明敦厚之术，闲淫丽之涂，言必合乎雅颂，道必通乎典谟，亦可谓登高能赋，宜为天子大夫。”

刘攽在文中提出赋的质与文、华与实的问题。列举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杨雄的赋，指出他们的赋作弥漫流宕。刘攽主张赋不因华丽而失实，不因言胜而道微，主张赋“以富艳而为主，以济亮而为工”，这与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观相契合。赋体功能就是要“悦目顺意，荡心骇耳”，但如果文学家能够“务其广大”，文章华实兼顾，就能“明敦厚之术，闲淫丽之涂，言必合乎雅颂，道必通乎典漠，亦可谓登高能赋，宜为天子大夫”。

刘攽的赋论，力图打破宋赋强调说理的风气，主张回归赋的本体功能，他自己创作的赋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他的赋论，不纯粹追求说理、气势，而较有情韵。

刘攽存赋15篇，按其体裁特点分四类。

第一类是骚体赋，祖祧骚体，以楚辞为学习对象，用“兮”“些”等语助词，抒写节操自励和惆怅哀怨的情怀，如《葺所居赋》感慨居处僻陋，心怀悲哀。《写忧赋》写时光易逝，生为劳役的人生悲叹，以庄子思想“独甘寝于巨室，天地覆坠之不闻兮”来宽解自己。《不寐赋》写烦闷不乐，思忖人生社会问题，个人遭际和社会历史自周而下发展相勾连，化解苦闷，进入自乐境界。《不寐赋》是一篇探讨社会人生问题的佳作。此赋在历史演进的背景下审视人生问题。作者通过览古思今，借古人的穷通和朝代的兴替来平息独守困厄的苦闷：“武胜殷而归周兮，天保定其千亿。叔旦兼乎三王兮，仰勤思而有获。孔潜精于好学兮，致愤懑于无益。乐好善而用鲁兮，孟见喜乎颜色。仁弗遇于卫倾兮，愿奋飞而不得。”将自己的困厄视为无数穷通变幻的一分子。刘攽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兴衰穷达的交替发展过程，周公、孔子都是至圣之人，但周公达而孔子穷，穷与达是历史的际遇造就的，不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对于个人的命运，只能平静地面对，不必怨天尤人。这样，个人的苦闷在对历史的审视中化解了，从而进入了自娱的境界。《斗蚁赋》借写斗蚁，表达对纷争好利、仗势凌弱的世风的忧虑。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历史进程的深刻认识。《秋怀赋》借秋天萧瑟景象，抒写自己性格耿直不得遇的抑郁情感，“阅四序之代谢兮，既逝者之如斯。悼我心之弗获兮，起惆怅而称诗”。同时，在《秋怀赋》中，刘攽表现自己陈力就列、为国效力的愿望无法实现，倍感压抑，然后以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化解内心的焦灼：“信天命之有在兮，非智勇其孰勿疑。”对于仕途的不顺利，刘攽归咎于才华过人，为世人所妒。《射豹赋》中，刘攽把自己的美才硕学和不合于流俗比作文彩斑斓隐于南山的玄豹，感慨道：“悲抗独之难立兮，何有用之必害！不信孚于弗争兮，虽忘怀其获罪。岂恒足以自保兮，而陨夺于多辈彼南山之珍兽，喻变化于君子。或隐雾而不食，亦胥疏而视履。猛毅资于天成，文采蔚乎自己。”由于玄豹不同流俗，为群小所妒，以致招来杀身之祸：“何众吠之狺狺兮，羌朋很而曹戾！竞张目而涎吻兮，众遮首而觑伺。谅勇怯之不敌兮，非乃心之攸思。忽机辟之潜发兮，遂解服而丧精。”刘攽对险恶的仕途心存疑惧，希望绝圣去智，通过老子的“刳心去智”、“和光同尘”等委运乘化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化解内心的苦闷。《崆峒山赋》写愤慨世俗狭隘，想跟随广成子居住崆峒山，却又惘然，“追古人之不可及兮，独临风而悲慨”。在《崆峒山赋》中，刘攽还表现了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见解。在道家那里，黄帝被视为玄默自守而天下大治的君主，是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的化身。传说黄帝见广成子于崆峒山上，悟出无为之道。刘攽此赋通过凭吊黄帝于崆峒山悟道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赋中写道：“乌乎！服天下之为至美兮，夫岂知圣人之绪余？独修身为妙本兮，窈静默以玄虚。何轩辕之徇齐兮，而犹特室白茅，三月而闲居。顺下风而稽首兮，曾南首而晏如。”认为静默自守则天下垂衣而治。刘攽的为政观点实际上是墨守成例，反对新政。他的这类赋与楚骚不同的是，他的赋文多了些学人的理性，少了诗人的激情。

第二类是骈赋。如《敌弓赋》词语深奥，用典繁巧，讲究对偶声律和语言的对称，以四六言为主，多排比偶对。借弓这一事物阐述了儒家之道理：“昔桃弧棘矢，成周所以服荆楚；楛箭石弩，明王所以来东夷。伊敌弓之在御，亦厥贡之同归。想夫极北穷髪，千里无草，杀气之门回复，植物于焉凋槁。风霜凛乎无期，氷霰积而皓皓。非刚强不能以自存，故有生而必老。”

第三类是律赋。这些赋讲究对偶，往往限韵，对偶整齐，字句锤炼更严格，字数一般不超过四百字，多为应试文章，重破题，词旨显达。如《鸿庆宫三圣殿赋》为统治者昭孝明功、歌咏盛德。《皋陶戒舜在知人赋》赞颂古人善知人用人。《五星同色赋》歌颂五星同色，民居安乐。《不愧屋漏赋》赞扬慎独求仁举措。

第四类是文赋。这类赋形式上以散句为主，骈散结合，用韵自由，句法不定，语言明白通畅，擅用议论，情理兼备。刘攽的《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赋》即属这类。

五、刘攽散文的史笔特征

作为史学家的刘攽，谙熟汉史，因而在他的散文中表现出鲜明的史笔特征：文章注重实用，融注历史意识，历史时空感强等。

1.刘攽的散文表现出强烈的实用性，这应与他受到以史学的实用性用笔带入文学有关。

北宋初期，学术上表现出鲜明的实用精神。关于宋代学术的实用精神，陈植愕先生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归结为两点：“一是重视实际从政能力的培养，二是重视从经典中寻找治世的依据”。（陈植愕《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P309）这两点在刘攽的散文中都有鲜明的表现。如《为王郎中论事于宰相书》《曹州修城记》等反映刘攽规范郡、州区域的主张，这是实际从政能力的表现。而《为伯父上集贤文相公书》《为人上宰相书》等都引经据典，从经典中寻求治世的根据。

刘攽的散文注重现在的治世经验，对后世可提供借鉴的实用意义，站在后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创作时带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历史经验的延续性融于文中。如刘攽的《河南府密县新作县学记》：“吾见密人之学而成德者多矣，邑多贤者，则百姓兴行，忠信相与，于以继卓公不忍欺之政，不其然乎？故为作记刻石，以示来者，以风邻鄙，以识密政之可法，以知吾言之信也。”刘攽作此记，警戒后辈为政者，要善修德教化，改风移俗。再如《群牧司题名记代韩龙图作》：“今之题名，犹班氏之志，于以备史官之采，可以无遗。”刘攽强调当世的经验对后世史官、执政者有可资采纳的历史价值。

2.刘攽的散文中表现出一种历史性的时间、空间跨度。

刘攽从不孤立地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往往由周至秦，由秦而汉，再到宋，空间上运动变化，时空交替发展，有明显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借鉴历史经验，总结规律，鉴古知今。这实际上是承接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而来，因此写出来的文章纵横贯通，跨越时空，富有气势。

散文中的历史时间感，以《直讲题名记》为例，从教学之宫的历史谈起：“自三代以上，教学之官为重，其在周，师氏保氏是也。汉世以四科辟士……唐制博士三科……自建隆末，学官之至相府侍从者，盖尝班班焉。”到宋代统治者兴行学校，达才成德。宋朝百余年间，太学盛行，前所未有。刘攽不仅记述宋代学校的现状，而且理清了学校变迁的历史，在回顾的动态过程中，得出“是故学官之重轻，系世法之上下，非强有所左右也。贱生于无所用，贵由于不可得已尔”的结论，以汉代不重视学校教育为对照，突出由宋以来学校之盛，从历史中演绎出规律，从时间的变化中推演出事情的历史必然性。从求知过去而推演现在，在社会演进的历程中总结规律，预测未来。这种考察历史，以史论事，强烈的史家意识进行文学创作，使得文章产生贯通古今、浑然磅礴的气势。

刘攽善用历史人物来评述现实中的人、事，也体现出刘攽的历史观，如《处士论下》中知贵处士知道，以伯夷、叔齐、颜回、子路为文士的典范，讽刺挖苦当前世衰道敝，士人尚游奢侈，处士变味。《王天下说》：“昔者尧授舜，舜授禹，天下之歌谣朝靓者，迁而从之。文王之时，太公伯夷，或居东海，或居北海，相率而归周。孟津之师，诸侯会者八百。彼皆贤者也，是以一天下如反掌焉。武王之伐纤，旋孟津，是时比干存，比干固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存，天下之望未云也，及比干死而殷亡矣。晋献公将伐虢，惮宫之奇，奇固一国之望也。”

以“天下之善士，天下之望也”领起全文，历数尧舜禹、太公伯夷、周武王、比干、宫之厅之善士，说明善士在历史延伸轨迹中的重要作用。对人事的评价，刘攽总将其置于历史发展流程中，向上向下衍生出一条历史变化之轨迹。

同时，刘攽文中对史实的例证，主要从历史典籍中引用，如《经》《礼》（（易》等经书和《周书》《虞书》等史书。以经史为正统，有一种自觉的宗经意识。如《为人上宰相书》：“书曰：‘克明俊德’。道贤杰之在位也。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通也’……仲尼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传曰：‘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虞书曰：‘敷纳以言’，仲尼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诚谓阁下必一言而知人，故敢冒进其说焉。伏惟阁下亮之。庄周之书曰：‘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恭，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志，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材而观其仁’，古之君子，其察人如此之详也。”引用《尚书》《易经》《论语》《晋书》《荀子》《左传》《庄子》等诸多典籍话语，代人向宰相上书，用古人识察贤人的原则来说服宰相，希望能赏识其人品言行，得到重用。另《诗经》《楚辞》《毅梁传》等籍中语时见引用于文中，借鉴前朝政策、经验，结合当前实际，选择采用鲜活的事例使严肃的公文充实生动起来，让统治者接受前车之鉴，不经意间接受建议，而不是泛泛论事，论述有理可循，有据可依。

刘攽虽注重先人经验的借鉴学习，却不泥古。审时度势，能够依据时代环境的变化相应地做出调整，是他的重要历史观念。如《贡举议》中辨析人臣献议往往言古事，而君主举事应度时宜，辨别所言古事，如果迂远、漫汗不切实际，则应摒弃，以实效为宜，因时适变。又如《侍讲不合坐状》批驳众人意见，认为侍讲不合坐：“凡九经章句之，出于近世诸儒，训诂委琐，未必皆合于圣。”对古制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批评接受。

3.刘攽的文章褒奖针砭十分明显，表现出“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德性。

刘攽常勉励君主修身树德。如《覆宗室遂宁郡王承范谥僖温议》彰显君王修身训族，王族信厚礼正。推崇正直忠信之士，《考功覆吴尚书谥文肃议》赞扬吴尚书一心为政，不慕虚名，立志效国。墓志铭中推崇人物的才、学、识、德，不论人物家庭的贫富、地位的高下，赏鉴人品、才德，秉笔直书，不愧为良史。对不合礼仪、人品低劣等恶处，刘攽直接批评，丝毫不隐讳。如《申中书坤成节合罢斋筵状》：“伏见太常礼院，定到仪注，缘为荆王亮。坤成节依内降指挥，更不上寿，其罢散道场及斋筵并依旧。……罢散道场，对佛作乐，本缘佛事，可以如常。至于斋筵，广陈声伎，替拜花卉，一饮食醉饱，倡优谐笑。方两宫侧但，群臣瞻奉，安得如秦人之视越人，都忘不相眷之义乎。”刘攽认为荆王薨，两宫悲痛，而群臣依然如常斋筵，醉饱怡然，实在不合礼节，对这种行为加以指责。

刘攽有史家的才学、识见与德性，站在历史进化的长河中，用历史发展的客观眼光去看待人事，其文章充满宏大广阔的历史感。

【注释】

[1]刘攽生平分期参见王凌云《刘攽及其诗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P7~P12。

[2]徐度《却扫编》，见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P1000。

[3]邵搏《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P239。

[4]徐度《却扫编》，见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P1000。

[5]邵搏《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P239。

[6]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P668。

[7]曾巩《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1998，P495。

[8]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6753。

[9]苏辙《苏辙集》，高秀芳，陈宏夫点校，中华书局，1999，P648。

[10]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P782。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P9528。

[12]（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8，P10388。

[13]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P99。

[14]倪其心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十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P7168。

[15]参见李腊梅《刘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16]参见李腊梅《刘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17]朱弁《曲淆旧闻》，见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P1104。

[18]苏轼《苏轼文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P649。

[19]苏轼《苏轼文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P242~243。

[20]苏轼《苏轼文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P242~243。

[21]苏轼《苏轼文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P645。

[22]苏轼《苏轼文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P1500。

[23]参见宋衍申《刘攽与〈东汉刊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4期。

[24]参见李腊梅《刘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王凌云《刘攽及其诗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25]参见李腊梅《刘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26]参见李腊梅《刘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