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民终结与农村现代化道路_陆学艺评传_事迹

传统农民终结与农村现代化道路_陆学艺评传_事迹

陆学艺自1978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关于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研究上。1987年以后，他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社会学方面。[1]具体来说，他希望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农民问题，并从这样的研究中，建立起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学来。1993年以后，陆学艺更多地从现代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形成了关于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完整思想体系。

如果联系起在这以前分散在各个具体研究中的现代化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陆学艺关于农村现代化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就是要使传统农民走向终结的思想，既是始终一贯的，又是不断完善的。

在1978年最早的那一篇文章《关于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中，他重点强调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解决社员超支户（贫困）问题、扩大城市的农业区和促进工农城乡结合的问题等。这都是他后来形成“传统农民终结”理论的一系列研究的起点。

作为“传统农民终结”理论起点之一的减轻农民负担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呼吁，1978年以来，他从没有间断过。(www.guayunfan.com)1980年，陆学艺在总结改革以前近30年农业发展教训时指出，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总的情况是国家向农民要的过多，给的太少，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他当时大力倡导合乎农民意愿的改革，呼吁减轻农民负担，要千方百计地让农民富起来。改革以后，尤其是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一下子“过剩”起来，他仍然力主保护农民利益，对“过剩”的相对性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比如说，1983年后，他同有关方面就当时的棉花政策争论的本质问题，不在于生产多少棉花为适度，而是考虑不考虑农民的收入。他从农民收入上考虑问题，坚持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牺牲农民利益。

在其他问题上，陆学艺发言立论的基调之一，是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主张建立一个发展农村的机构：

“农民在我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阶层，但由于其居住分散，文化水平低，组织程度差，同其他阶层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工人有工会，知识分子也有工会，还有各种学会等……而中国农民至今连一个农会也没有。……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社会权益更应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保护农业，保护农民，……首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农村发展的领导机构，制订并实施农村发展的长期规划，领导、组织、保护农民，组织、领导农业生产。”[2]

既要让“传统农民终结”，又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表面上似乎矛盾，实际上很符合陆学艺的思维逻辑。让“农民终结”，并不是剥夺农民，不是生命意义上的农民终结，而是身份转换，是阶层意义上的农民终结。

他曾在不同场合强调了这个“保护性终结”两个方面的理由：一个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道路，西方可以用“羊吃人”的方式来使农民终结，而中国则不可以；二是从长期发展看，农民比重的不断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农民的不断被“消灭”，但从短期现实来看，农民利益却需要政府保护。否则，不但长期的农民比重减少不了，而且还会有社会的动荡和政局的不稳定。所以，在陆学艺的研究中，一方面他的理论主旨是使“传统农民终结”；另一方面他的具体言论有许多又是极力保护农民、保护农业的。

“保护性终结”命题或许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涵义，那就是农民的主体性。在陆学艺看来，农村的主体劳动者是农民，全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过去的革命，要靠农民；现在发展生产、搞改革，也都必须依靠主体劳动者——农民。尊重他们的意愿，保护他们的利益，不是我们对农民的恩赐，而是应该做的。过去计划经济对农民太不公平，二元社会结构欠农民的太多。改革只有保护农民的利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是正确的，也才能有所成就。他认为，改革“之所以能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正是贯彻了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了主体劳动者的民主权利这两条原则”。[3]推而广之，使“传统农民终结”，也应该以农民为主体，依靠他们的力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够做到。

让“传统农民终结”最关键的还不仅是保护农民利益，而且还要让农村走上现代化道路。

什么是农村现代化？陆学艺认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实际上与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和社会化是联在一起的，与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分层也是联在一起的。

关于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具体阶段。1984年，他认为，大致经过小而全、兼业户、专业户这样三个阶段。“小而全阶段是自给半自状态，往前发展为兼业农户阶段，……到了专业户和专业农户阶段，就转化为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了。经过这三个阶段，农村便发展到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现代化农村的阶段。”[4]这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但基本上还没有超出农业和农村范畴。

1984年，他把眼光转向了乡镇企业，认为农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第二步改革的关键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他看来，“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通过发展专业分工，使大量农民变为非农民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非农业越来越占优势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使商品经济占绝对优势的过程；是一个农村逐步摆脱盆困，使农村剩余的1.5亿左右的劳力从农业上转移出来，这是我们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关键”，[5]也是农村现代化在目前形势下的唯一选择。

1992年，他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县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最终成果《县级综合改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书中，陆学艺写有一篇专文《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阶段》，这样评价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第二个伟大创造，是农民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二步。……中国是在人口多、农民多、耕地资源相对少、文化技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一切都要从这个国情出发。”“农民是从这个最基本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首先，它是社会主义的……。第二，乡镇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个伟大创造。这个创造是中国农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振兴经济，实现现代化，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对于改造农民，促进农民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以上可见，这时他已经把乡镇企业发展作为农村现代化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篇文章中，陆学艺已经提出了农村现代化四阶段的理论。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第二阶段；小城镇的发展是第三阶段；城乡一体化是农村现代化的第四阶段。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陆学艺有许多研究，我在前面已经专门谈过。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以前他在许多场合均有所涉及，但系统的研究，应该说是从这本书开始。

陆学艺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逐渐形成的，30年来把城乡分割为两个世界。这种体制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穷，文化越来越落后，组织程度越来越低，政治地位也不理想，对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严重障碍。但要拆除这个二元社会结构，也很不容易。

他从实践中认识到，理论上无论如何也说不清办不到的事，农民在实践中往往创造性地给解决了。他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和评价乡镇企业的发展的。“农转非不是困难吗？农民通过创办乡镇企业，就等于自己办了农转非，大规模的农转非。”所以，乡镇企业解决了中国最大的体制方面的难题，逐步拆除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将农村发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下一步就是发展小城镇。陆学艺对小城镇建设同样是非常重视的。他在总体报告中指出：“随着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乡镇的规模将逐渐扩大；乡镇规模的扩大必将加速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在推进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应该集中有限的资金，重点发展一批农村中心城镇。”

怎样建设呢？他提出：第一，把推进农村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县城，转移农村劳动力的着力点放在乡镇。根据他们这次调查研究的结果，到2000年，2182个县城能吸纳0.9亿～1.2亿人口；5.5万多个乡镇能纳7.5亿～8亿人口；近万个集镇能吸纳约0.8亿～1亿人口；还有180多个大中城市人口由1.6亿增加到2亿人，那么，全国13亿人口70%的将居住在城镇，农村人口只占30%左右。这样，“农村城市化的目标就基本能实现”。

第二，有计划地将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输送往发达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参加城镇建设。他认为，这种跨地区的大规模的有组织流动，“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是打破几千年中国农村封闭状态的有力措施，不仅为输入地区补充了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给输出地区培养了人才，积累了资金，学会了技术，有利于输出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三，依靠大城市的功能辐射来加速县城建设。他在这里着重强调了市带县、市管县体制和城乡统筹兼顾，工农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第四，要有组织地吸收农民进城。他对农民进城持积极态度，认为“农民要求外出，要求进城，要求农转非，是进步的，合理的，不能把进城的农民叫做‘盲流’”。对于农民进城带来的一些不安定因素，他认为要加强引导和管理。[6]

他的城市化理论作为“传统农民终结”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目标上讲，是要让农民彻底地离开土地、离开村庄。

1993年他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但到1995年他在《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反省了这一观点。他说：

“我原来也是主张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农村发展的道路，……第三步建设小城镇，这比较顺当，顺理成章。……但是，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真有相当多的农民在小城镇落户了，那还只是一个准二元社会结构，有人称为三元社会结构，20%多住在城里，30%-40%在小城镇，30%-40%在农村。这只能是一种设想，因为这是没有迁移的转移，只能是城市化的一个阶梯性的阶段。乡镇企业本身将来也要发展成现代企业，是要和城市的二、三产业的现代化企业逐渐融合、统一的。中国未来的城乡结构，一定要改变二元社会结构，使大多数居民聚集到城市里来……。”[7]

陆学艺这一学术反省，不但完善了他的城市化理论，而且也与“传统农民终结”式现代化思路保持一致。

但是，在我看来，小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同样是很重要的。从历史上看，现代大都市，有许多都是从农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发展起来的，现在的村庄和小城镇未必不能成长为大都市。因此，发展小城镇甚至发展农村，未必不能实现城市化，或者说未必不是实现城市化的起点。另一方面，大城市发展城市化自然有其优越之处，但发展总有一个极限，大城市发展到极限，再想发展反而困难。历史上大城市有兴盛也有衰落的，城市的兴衰更替，是客观现象。总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地域反映。哪里有工业的发展，哪里便有城市化。小城镇只要有足够的工业化动力，它的城市化同样会很快的，例如江苏张家港的崛起，便是一例。

再下一步，1992年，陆学艺认为是县级经济社会综合改革。这方面的具体内容，他在《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阶段》一文没有详谈，但在《总体报告》中有一节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大体上，“县综合改革就是要使县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相互配套，相互适应和相互推进，使县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此推动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8]其中心思想是政治、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

1993年，他修改了以前的观点，把城乡一体化作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第四阶段的目标。什么叫城乡一体化呢？他解释说：“城乡一体化的含义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城乡分割的格局不再存在，城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同农村没有重大差别，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不再有人为的政策性的障碍因素；其次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再有十分重大的差距；第三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失了，传统农民转化成为现代农民，农民已经现代化；第四是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过着城市生活，只有少部分人居住在农村。”[9]他特别强调农民身份的转化与人口的转移，认为如果没有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就谈不上城乡一体化。

同时他还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前面已说过，小城镇发展是农村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小城镇数量和规模都会逐步扩大，一些小城镇将大量农村人口吸收进来，形成中等城市和中心城市。这样，农村地区形成大中小各类城镇组成的城镇网络体系，这便是城乡一体化。

陆学艺关于农村现代化发展阶段四步曲理论，在《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农村现代化》一书中表述得最为系统和全面。这部书由他主编并由他和他的几位博士生共同完成。全书的主要思想，毫无疑问是来自于他的。陆学艺还亲自写了“前言”和“后记”。在“后记”中概括地点出了这部书的主题：

“中国农民将在逐步经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现代化之后走向终结。”

这句话就像一根红线贯穿全书10章，每一章分别就这一主题的具体内容加以详述，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观点新颖。全书结构严密，逻辑性强，使理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社会学对于农村现代化研究的重大成果。

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欢迎。据介绍，不少县市根据这项研究来修改或制定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规划，对于各地农村现代化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0]

关于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方式，陆学艺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主张采用区域逐渐推进的方式。前面说过，在最终目标上，他是主张农村整个现代化的。但是鉴于中国地域太大，各地资源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所以，他认为还是先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现代化好。

“所谓区域现代化是指在一个由自然、地理、资源、经济、社会、历史传统文件所形成的较大的区域内，由某个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以若干中小城市为中介，与地区内众多的小城镇和乡村形成网络，辐射带动本地区内整个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11]

在他的理论体系内，城市化与区域现代化是相互衔接的。城市化以县城和大中城市为中心，与区内小城镇形成网络，必然带动这一片的发展，这就是区域现代化；而区域现代化与更大范围的城乡一体化又是衔接的。只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的总体城乡一体化才有可能实现。或者说，只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实现城乡一体化，中国的总体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

考虑到中国各地存在着极不相同的情况，他认为区域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对各地发展状况分类和分级。

他同意有关部门按照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资源分布情况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或分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三大不同的地区。

仔细研究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运行机制后发现，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它们之间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他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这种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他甚至认为，这种不平衡，形成了全国范围里“递推式区域增长”的形势，在一定时期里，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必须“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里。否则，将引起各种社会矛盾，于稳定发展不利”。[12]

他的政策建议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利用宏观调控的力量，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以后，就要把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西移，使中部、西部也发展起来，使区域结构逐渐趋于平衡。”

杨海波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更详细的论证。

杨海波认为，从粗线条上看，中国的区域结构是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块；但如果再细一点，用经济基础、自然环境（包括自然资源）条件、汉语方言相近性、民族民俗风情、思想文化传统、基本历史背景等变量对我国的区域结构作进一步划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建国初期7大经济协作区所辖范围基本相同的区域结构：也就是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由于这7个小区域中的7座代表性城市，即沈阳、北京、西安、上海、武汉、广州和成都在空间分布上恰似北斗七星，因此我们称这种区域结构为北斗七星形结构。”

对这种北斗七星形结构的动态分析，杨海波特别提到了近几年新崛起的现代化区域：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仔细分析了这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归纳出它们各自发展的模式：“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三个新崛起的现代化区域，基本代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种模式，即：混合式、自我发展式和政策推动式。”环渤海地区属于混合式，长江三角洲地区属自我发展式，珠江三角洲地区属政策推动式。

由于各地历史情况不同和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杨海波承认，我国的区域差距明显扩大了。“这种差距的扩大，既表现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也表现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7大区域间，更表现在新崛起的现代化区域和其他区域间”。但是，他预计区域差距在扩大到一个极限后，会进入相对稳定再进入逐步缩小的时期。

他还预计一些新的现代化区域如东北中部区域、长江中上游区域和陇海线中东段沿线区域等都会继上述三大区域之后完成区域现代化。

我认为，杨海波对区域现代化的论述，比较全面，也比较符合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发展的客观实际。但有一点是可以补充的。那就是他没有来得及研究90年代以后一些重大战略政策因素诸如西部大开发、香港回归以及澳门回归，台湾问题解决等对区域现代化的影响。

事实上，珠江三角洲经济已同香港、澳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后，不管政治上如何，台湾经济实际上要与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联为一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现象：中国经济中心将会形成于以香港为中心、包括台湾在内的华南地区。从这个中心向全国辐射会形成三个经济圈层或经济带，一是华南经济圈或经济带；二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经济圈或经济带；三是环渤湾以北京、天津为龙头的东面向东北延伸，西面沿黄河向上延伸的北方经济圈或经济带。

所以，严格地说，北斗七星形结构是20世纪中国的区域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使北斗七星有三星倚重，四星倚轻。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则有可能形成扇形区域现代化的格局：以香港、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沿海、京九京广线和华南通向西南、西北的铁路为经，以三个经济圈层或经济带为纬，构成一个扇面形发展体系。到了21世纪第二和第三个10年，随着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恶化，重庆直辖和新疆喀什特区的两大战略重镇的加快建设，中国的区域现代化格局或又有新的变化。可能会形成一个五角星型的发展格局。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也许是年代太早的缘故，杨海波的区域结构模式动态分析尤其是区域发展的动力学分析较为薄弱，但他的确细化了陆学艺关于区域现代化的观点，更具体地表述了陆学艺关于现代化的区域构造的理论。

1997年6月20日，陆学艺在社会学所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的“农村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谈了他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看法。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现代化的四阶段”理论外，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看法：现代化的区域逐渐推进的理论。这方面，他主张走苏南那种城乡一体化道路，坚持工业向小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和土地向专业户集中“三集中”的政策导向。

第三个看法是“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现代化不仅是人口的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等，而且还应该表现在人们的观念、素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上；不仅是外延的变化，而且还有内涵的发展。

第四个看法是建立农村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他认为，农村现代化不能只凭印象，而要通过一系列客观的指标来表现。英克尔斯通过一系列指标测量“人的现代化”，我们也可以搞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又能同国际相比较的指标体系，测量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现代化发展的水平。

第五个想法是探讨农村现代化与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关系。他认为，农村现代化是中国整体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同中国整体现代化相联系，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1998年，由陆学艺主编，张其仔、区向明副主编的《中国当代农村问题研究丛书》第一本《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据编者介绍，这套丛书一共5本，除了这本外，还有4本分论农业、乡镇企业、城镇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这是一个论述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系统研究。

《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作为这套丛书的“总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背景、历史背景、步骤阶段，以及目标性指标体系和推进措施等重大问题，是陆学艺和他的团队多年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研究”对陆先生以前不同时期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作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阐述。例如，他以前提出农村现代化“四个步骤”：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小城镇、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现代化，在这里进而提出现代化实现的四个不同阶段：起步阶段、小康阶段、富裕阶段和发达阶段，并根据历史发展速度、现实状况以及国际现代化经验，对这四个阶段的目标进行量化，从而建立了我国农村现代化阶段的目标性指标体系。

这一指标体系，遵循充分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借鉴和综合了国内外现代化特别是农村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选定了10个指标，如人均GDP、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第一产业比重、非农劳动力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初中以上文化人口比重、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电视机家庭拥有率、农村人均生活用电量等，测量农村的非农化、城市化、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和人口素质发展，来综合评价一个地区农村现代化水平，所处于何种阶段。

提出这样一套指标体系以及将农村现代化划分为四个程度不同但依次递增的阶段，其目的是：“理论上明确了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定位；实践上可以有效地防止行动的冒进和畏难两种极端做法，指导中国农村现代化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13]

农村区域现代化，作为农村现代化道路的一个课题，陆学艺和他的研究团队也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

在他们看来，农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区域的现代化，是农村的城市化。那么，农村的城市化应选择怎样的道路呢？他们认为，“应以本土的社会结构为主……走中国社会本土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改变9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通过区域性城市（镇）化的建设，使农民逐步向城镇转移”。[14]

在农村现代化区域分层推进中，他们预示沿海、沿江、沿边和城市近郊地区，将有更大的优势和可能性先行一步。对于那些不具备上述区域条件的其他地区，他们主张，政府有必要在资金、技术、教育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和倾斜，以防止地区差别的扩大。

在最后，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个总体的实施战略：“通过政策、制度、机制和组织等方面的创新，为农村现代化建设创造更有利于调动农村内部的现代化动力和潜力的社会环境条件。”其中有几条是最为重要的。一是农村现代化需要城市体制改革的有力配合。“需要城市为其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更需要城市社会将社会体制建设延伸到农村，建立一个完善的城乡合一的社会体制。”二是将农村现代化建设纳入我国区域现代化建设范围，形成以中国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现代化推进模式。三是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调整协调进行，相互促进。四是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协调发展，实现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

细读这本书的内容，虽然有些具体论述——因是合著——并不能完全反映陆先生的思想，但大体上和基本思想仍体现了他的一贯主张，是陆学艺关于农村现代化道路思想最系统最全面的表达。

总之，陆学艺农村现代化理论甚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中心命题只有一个，就是使“传统农民终结”。这是农村现代化的出发点、全过程，也是它的目标。

不过，陆学艺所说的“传统农民终结”，主要还是指靠自然农业、小农经济为生和封闭性居住的农民的终结。他认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农业将被现代农业所取代；传统的农村将被现代的农村——具体地说，就是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所取代；传统的农民将被“消灭”。今后，一部分农民虽从事农业，但已不是传统的农业，而是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农业，而且就其比例和数量而言也是不断减少的。

当然，他也承认，这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我觉得，“传统农民终结”的过程是否漫长和曲折，不但受国内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力度、幅度和向度的影响，而且也受制于国际市场配给中国的份额和时代对工业化依赖的程度。如果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正面的，“传统农民终结”过程或许快一些，顺畅一些；否则，就相当漫长和曲折。但是，不管怎么说，陆学艺所指出的方向和趋势，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