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一瞬间_杨福家院士事迹

六年一瞬间_杨福家院士事迹

如果说在过去六年中有所成绩的话，那么，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复旦的发展史上，六年（1993—1999）不过是短短一瞬。作为在这每一个历史瞬间承担着使命的人，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复旦的这一瞬间迸发出光彩。如果每个瞬间都光彩闪烁，那么复旦的历史必定辉煌。

追求卓越，争创一流

1993年2月，我由国务院任命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们想得最多的是，应当把复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在就职演说中，按照复旦的基础及复旦人的愿望，提出了“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想法，并在1993年夏天，经过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讨论，正式提出了把复旦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2005）》。(www.guayunfan.com)1993年10月22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宋健同志来复旦大学视察

争创一流的目标一经确立，就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关于“一流大学学生形象”和“一流大学教师形象”的大讨论激发了广大师生争创一流的热情。我们还要求全校各院系对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找出差距，努力赶超，从而在复旦形成了各项工作争一流的局面。

1994年底，我们在接受“211工程”部门预审时，全面分析了复旦的优势与不足，把复旦创一流的目标和国家“211工程”结合起来，从教学、科研、师资等十个方面制定了发展规划，提出了实现一流目标的三步走战略。1996年8月，“211工程”专家组对我校的建设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97年下半年第一批建设资金近1亿元陆续到位，标志着我校“211工程”正式启动。

1994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我校，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创一流的奋斗目标及与此相关的办学思想。1995年5月，在我校90周年校庆之际，江泽民总书记为复旦题词：“面向新世纪，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总书记的题词，是对我们创一流目标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我们创一流事业的巨大鼓舞。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永远以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精神去发展复旦的事业。创一流，首先是培育一流人才。

教书育人，造就栋梁

六年来，我校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在国家教委和上海市委、市府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牢牢抓住教书育人这一根本。

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材，是复旦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教师要把教书育人放在工作的首位。要首先教学生如何做人，其次教学生如何思考，然后才是传授一些具体的知识。

因此，从1993年起，我们就反复强调教师要教书育人，要教育学生热爱祖国，艰苦奋斗，与人相容。1993年6月7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文章就是倡导“教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学校在请一些著名科学家给学生作报告时，最后一讲总是以他们的经历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我们还委托有关同志专题研究如何实现全员育人，让每个学生在复旦的四年里都能得到关怀。

重视基础是复旦教学的传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93年起，我们积极倡导“名教授上基础课”，并从上半年只有2名博士生导师上基础课，到下半年请出16名博士生导师走上本科生教学的讲台，让学生从一开始就能得到一流教师的教导。这一倡议如今已经成了习惯。几年来，我校名教授已有200人次为本科生上基础课（包括基础实验课）。

为培养21世纪的杰出人才，1993年初，我们建立了“21世纪学会”，从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挑选100名优秀学生，直接接受由院士和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团的指导。从94级同学开始学校改原来的班主任制为导师制，导师由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94级、95级、96级 三届学生共配备了170余名导师，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

从1996年开始，我们在校内设立了“杨武之讲座”（自然科学）、“林肯讲座”（国际政治）、“松下讲座”（管理科学）、“发展讲座”（社会发展）等，邀请国内外一批杰出的学者和名人，给学生讲世界的最新发展和科技的最新动态。像杨振宁教授（连讲三天）、美国国会议员韦尔顿、时代华纳总裁莱文、松下正治先生都作为论坛的嘉宾光临复旦。

我们不仅经常邀请名人来校演讲，而且邀请在国外已颇有成就、但暂时还不能回国服务的年轻学者来学校短期工作。例如，美国耶鲁大学许田副教授、休斯敦大学金力副教授等都利用假期来校合作研究、短期集中授课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93年6月，当获悉全校有27名学生在考试中作弊时，我们开始狠抓考风，实行了“谁作弊，谁退学”的制度。这项制度经过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广泛讨论，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为此，学生共写了1200余篇文章；复旦校刊用了整整25个版面，广泛展开讨论。严肃考风，不仅维护了考试成绩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净化了学校的风气，教育了学生要诚实做人。几年来，作弊的学生毫无例外地被勒令退学，作弊学生的人数已降为每学期平均2名。

1995年我们推出了文科学生读百本书计划，指导学生多读书，读多种学科的书，以利提高文化素养。1995年，我们还推出了金牌教材计划，争取每年出几部有影响的教材，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1997年5月公布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不论是获奖总数还是获奖层次，我们均名列第三。

1998年8月23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在复旦大学“杨武之讲座”演讲

1994年，我们还按照李岚清副总理的指示，提出像复旦这样的大学应当实行“通才教育”。全校100多位专家、教授和许多学生参与了这一教育思想的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我们把全校60多个本科专业分成12大类，按大类设置基础课，让每个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本专业基础课外，还能学到相近专业的基础课程。我们还调整了课程体系，构建了普通教育、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三大板块。普通教育，包括德育、美育、品德修养等50个学分为全校学生共选；基础教育共70个学分为全学院学生共选；余下50个学分才由专业所选。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学分制，使学生能更主动、更自由地学习。

在良好的育人环境中，成长起了像国际政治系92级这样的优秀班集体，“国政92精神”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赞扬。还孕育出了在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赛上荣获冠军的复旦辩论队，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勇于竞争的精神是复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96年的招生中，上海地区理科前20名学生有15人来到复旦，文科前20名中有16人选择了复旦。1996年我校招收硕士生615名，而报考者就达4639人，其中报考我校MBA的人数达965人，居全国高校之首。1996年报考我校MBA的考生数量（1479人）、在分数线上的考生人数（398人）、录取的最高分（406分）、最低分（353分）均列全国高校之首。青年学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复旦良好育人环境的肯定。

1997年复旦有两届学生同时毕业，毕业生总数达到空前的2775人，但几年来由于实行“通才”教育的结果，使得去年复旦的毕业生以其复合型的知识结构、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整体素质在就业市场上十分抢手，至今共有1200多家单位来向学校要人，总供需比在1:4至1:5之间。仅国际六大会计事务所就要走了92名毕业生。去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高校中共招收7名毕业生，其中复旦学生占5名，而且不少大公司、银行、企业向复旦要毕业生时，不管学生学的是什么专业，只要求学生的基本素质。

稳住一头，放开一片

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科研。高质量的教学，只有在浓厚的研究环境中才能实现。我们坚持按国家“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抓好科研工作。

基础研究是复旦的长处。为加强基础研究，我们提出了基础研究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要拿国际金牌的要求。

自1994年起，上海应用物理研究中心、复旦非线性科学研究中心、复旦-二医遗传与医学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相继在复旦建立，充分利用基础和综合的优势，联合各方力量，力争一流的研究成果。1998年初每秒64亿次的高性能巨型计算机正式在应用物理中心运行；经国家科委批准，“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上海）”已坐落在复旦校园。

1993年，我们建立了李政道物理学综合实验室，公开向国内外招聘了14名优秀年轻博士，以“创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为宗旨，建立了开发性研究的新模式。几年来共有33名博士毕业生（包括已有教授职称的人）进入该实验室工作，其中既有中国的博士，也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和俄罗斯的博士。

1994年，我校与中科院签订协议，填平高校与科学院间的鸿沟，发挥各自优势，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全面合作。

在鼓励教师积极申请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同时，我们设立了校级重点科研项目，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扶植，每年滚动评审，支持基础较好的学科创造一流的科研成果。

在不懈的努力下，我校科研工作稳步发展。SCI论文从1993年的119篇发展到1995年的244篇，在高校中的排名从第五位上升至第三位。1996年，我校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6项，获奖数居全国高校的第二位；同时还获得省部级奖励25项。基因治疗课题组在1994年获我国卫生部首张许可证；对血友病B的基因治疗，获1997 年国家发明奖二等奖。人类基因研究可望在不远的将来获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强调要把科技力量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和上海实施“科教兴市”的战略中发挥复旦应有的作用。我校组织专家参加在上海投建的新一代同步辐射光源建设；与上海市邮电局合作建立通讯工程实验室，支持上海通讯事业的发展。我校还与大企业联合方面迈出了积极步伐，努力为推动企业的科技进步多做工作。

复旦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创作出了一批“精品”奉献给社会，杰出教授陆谷孙前后花费二十余年心血而编著成《英汉大词典》；杰出教授章培恒与年轻教授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不仅引起社会轰动，也体现了一种“给年轻人创造机会”的精神；我校王运熙教授等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七卷本）荣获199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选特等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不仅出版了像《中国文学史》那样的好书，而且还出版了《狮城舌战》《杨振宁传》等受到社会普遍欢迎的丛书，以及像《现代西方经济学》《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遗传学》《原子核物理》等一批获国家奖的图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在注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经济效益也逐年增长，利润总额从1992年的98万元上升到1996年的844万元，1997年的1295万元。

我们还积极兴办科技产业，推动产、学、研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1992年，国内第一家高校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复旦建立。六年来，复华已建立10个子公司，包括在美国创立的独资公司，还在嘉定创建了占地千亩的国家级复华高科技园区。复华的资产总额从改制前的4400万元增加到6.29亿元，年销售额从近3000万元增长到2.35亿元，年利润从550万元增加到3500万元。1997年上海市科委公布的民营科技企业“百强排行榜”，宣布四家企业“名列榜首”，复华是其中之一。另一家“复星高科技集团”也是由复旦人创办的。校办科技产业不仅担负着推广高校科技成果的重任，同时也会对我们办学提供有力的支持。1996年，复华公司出资500万元在我校设立教学科研奖励基金，以其每年增值的60万元奖励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1997年，复华奖教基金额从500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

服务上海　发展复旦

李岚清副总理早就说过，高校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地处上海的复旦大学，应当把促进上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自己的职责。

1993年3月，在向原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汇报工作时提出复旦由国家教委和上海市双重领导，得到了朱开轩主任十分热情的支持。1994年 4月，国家教委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共建复旦大学的协议。“共建”是复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掀开了复旦发展的新篇章。

“共建”首先是贡献，正像朱开轩主任所说，复旦从现在开始要首先为上海服务。为此，1993年初，我们成立了复旦发展研究院，集中复旦各学科的力量，发挥高校的“思想库”功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复旦发展研究院做的第一个课题——上海21世纪发展战略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受到市领导的好评。黄菊书记称之为：“拉开了21世纪上海战略研讨的序幕”。此后的几年里，复旦发展研究院秉承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开展了诸如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研究等一系列课题研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香港回归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推动与影响”这一课题被上海市政府列为1997年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

我们还积极组织复旦的科技力量投入到上海的企业和科技市场，支持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校先后与宝钢集团、大众汽车公司、金山石化公司、上海邮电管理局、长江计算机集团等大企业签订协议，推进企业的科技进步，并以此作为我们对上海“科教兴市”战略的积极回应。最近，上海新黄浦集团向我校提供1亿元资金及价值1.2 亿元的300套商品房，与我校尚未产生市场价值的高新知识交换，并合作把高新技术产业化，这种合作又开创了高校与企业合作的新模式。

我们还努力为上海培养一流的人才。几年来，我们根据上海经济建设的需要，增设了房地产经营管理、国际贸易、国际企业管理、会计学、投资经济、广告学、旅游管理、通讯工程、保险学等11个新专业。我们培养的近一半的本科生和一半以上的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的各行各业服务。

我们除了培养年轻人外，还有责任培养一些年长者。例如，近年来，我们已经成功地承担了上海市委组织部的“百人工程”，举办了高级管理干部进修班，浦东新区党委书记、新任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市府副秘书长殷一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上海公司总经理胡茂元等就是在复旦经过为期两年的培养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我们需要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短训班、培训班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共建”也使我们更多地得到了上海市的关怀，在项目和财政上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使我们在服务上海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自我发展的宝贵机会，帮助我们解决了办学中的许多困难。在复旦的财政收入中，上海的直接支持也由五年前的不足1%，到1996年达到占比7%，1997年达到占比9.8%。

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国立共建市统筹”的新模式，进一步充实与扩充“共建”的内涵。我们将在国家教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关心下，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使复旦成为代表上海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大学。

给青年人以机会　给复旦人以关怀

发展复旦的事业，关键在人。要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并发挥作用。

1993年，我们设立了校内特殊津贴，院士每人每月500元，上基础课的名教授每人每月300元，青年正副教授每人每月100元。

1994年，我们设立杰出教授，首批选出2人（王沪宁和陆谷孙），在校内享受院士待遇。1995年在我校科技大会上，我们宣布建立首席教授制度，首批3位教授获首席教授称号。至今，我校已有3位杰出教授和23位首席教授。他们以其学识和品德为其他教师树立了榜样。

为鼓励优秀青年脱颖而出，从1993年起，我们在校内设擂台，让青年教师竞争高级职称。几年来，已有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的办法获得高级职称。1992年，我校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我校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为207人，其中教授41人；1997年我校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达262人。

放手让青年人挑大梁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方式。几年来，我们陆续把一批中青年教师推到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在1995年、1996年、1997年连续三年国家青年科学基金评审中，我校每年均有3名青年教师榜上有名，名列全国高校前茅。

1996年求是科技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评审中，我校又有3名优秀青年教师获奖，和北京大学并列第一。上海1996年度自然科学牡丹奖4名获奖者中有2名是复旦青年教师。《文汇报》头版头条曾专题报道了我校涌现出的优秀青年教授群体。

在此同时，我们还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干部走上中层领导岗位，还有一批更年轻的后备力量正在接受培养，其中有几十位留校毕业生既在读硕士，又在做学生指导员工作。

我们还积极倡导做思想工作，要求每位干部、每位教师都要会做思想工作，使在复旦工作、学习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关怀。

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办学效益

1995年5月27日复旦大学成立了以李政道教授为名誉主席的校董会

在1995年复旦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们建立了校董会。近几年来，校董们已为复旦提供了超过5000万元的资金。我们建立了大学发展与研究委员会，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吸引一切关心复旦成长的社会各界人士来支持复旦的建设与发展。

1994年10月27日，印度副总统纳拉亚南在徐匡迪副市长陪同下访问复旦大学

从1993年至1997年的五年时间内，学校基本建设竣工面积89300 平方米，完成投资1.34亿元，其中包括美国研究中心、李达三楼、化学楼、复华科技楼、抹云楼、行政楼、校医院、教工食堂、中心村住宅、南区近万平方米的学生宿舍。五年内，学校的固定资产总额增长了54%，每年的经费总收入已从1992年的1.4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3.2亿元，又增加到1997年的5.7亿元（其中1亿元为“211 工程”专款），在委属高校财务综合评价体系中始终保持综合及工科类院校的前三位，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全校教职工的人均年收入由1993年的7 02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100元（其中学校提供的奖酬金由1987元提高到5740元），教职工生活待遇有一定提高。从1993年至1997年，复旦本科生从5445人增加到8183人，专科生从957人减少到293人；研究生从1915人增加到3318人，其中博士生从352人增加到845人；外国留学生从340人增加到720人；成人教育学生从5724人增加到6667人。

与此同时，复旦教职工人数从4822人减为4455人。职工中不领学校工资的人数近800人，比1992年翻了一番；教师人数从2177人减为1736人，但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从1993年的7.6% 增加到目前的18%，几乎翻了一番（从166人增加到321人），教授、副教授的比例从44% 增至57%，45岁以下的教师比例从51%增加到59%，师生比从1991年的1:8调整为目前的1:11。

扩大国际交往，提高复旦声誉

最近几年，我每年应美国国会的邀请，参加二月份举行的美国总统早餐会，是世界上少数几名受到邀请的大学校长之一。在1997年2月的访美活动中，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奇举行了会面，并促成了他在3月份的访华。访美活动促成了在复旦设立林肯论坛，美国国会有影响的议员应邀来复旦作了演讲。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曾在几个场合说：“看来，通过高校做美国议员的工作，是其他渠道无法取代的……谢谢复旦为我们做了许多议员的工作。”

1996年9月，随由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率领的，由北大、清华、复旦和上海交大四所大学校长组成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了美国的四所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期间，向对方充分介绍了复旦的情况。

1997年2月5日杨福家夫妇与美国国会议长金瑞奇合影

1995年7月，作为中科院与上海市联合组成的访美代表团的团长，我与美国三大国家实验室（劳伦斯·贝克莱、阿贡、布鲁克海文）签署协议，在建造上海光源过程中将得到对方的有力支持。在几次访美时，我均拜访了李政道教授，结果在复旦建立了“李政道物理学综合实验室”。最近，李政道教授决定个人出资25万美元，在复旦等校设立以他与已故夫人（秦惠?）的名字命名的奖教金，从学生中选拔“?政学者”，让他们在课余、假期到科研单位、国家实验室与教授接触，了解经济需求、了解世界难题。第一批“?政学者”奔赴中国工程物理院，取得了学习、思想双丰收。

1994年12月在访问挪威时建议在复旦建立北欧研究中心，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次年11月，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女士亲临复旦为该中心的成立揭牌。

1995年至1996年期间，曾两次率团访问日本，促成了日本NTTDATA公司集资100万美元资助中国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并促成松下公司出资20万美元在复旦设立松下教授讲座。在“松下讲座”的首场开讲仪式时，82岁高龄的松下公司董事长专程光临上海。

1997年7月3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国际高等教育领导人论坛”晚宴上的合影

在出访途中，数次顺访香港，与香港的各大学加强来往，致使香港大学于1995年11月在复旦设立国内高校中第一个联络处，并由此开始每年输送学生来复旦进行暑期培训；我们也成功地请到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四所香港著名大学的校长一起来复旦参加“21世纪高等教育论坛”。

1996年7月，首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联合会，在会上当选为该联合会的执行理事（1996年至1999年），而过去这一职务一直为台湾的大学校长所占有。1997年，该会首次在中国召开会议，100多位国外大学的校长光临复旦。

1997年11月，经过半年多筹备，在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同意下，10位校长聚会于复旦正式成立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由内地及香港地区的10所在学术和科研上有一定成就的研究型大学组成，包括上海交大、北大、西安交大、复旦、南大、香港大学、香港中大、香港科大、浙大及清华。我被选为该联谊会首任会长。

我还参加了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筹），被选为中方理事。

由于近几年来，我校注重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复旦在国际上的声誉日渐提高，外国政要纷纷来校访问，以色列总理拉宾、挪威首相布伦特兰、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比利时副首相迈斯塔特、印度副总统纳拉亚南、阿塞拜疆国民议会主席阿列斯克罗夫、韩国著名政治家金大中以及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等都相继访问了复旦。

展　望

复旦从1905年成立至今，在93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两次腾飞：第一次始于1952年；第二次始于1978年。从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间，教师从400多名增至2000多名，其中有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来到了复旦；学生人数增加不多，从3000多名增至3600名左右，几乎没有研究生和留学生；校舍建筑面积从6万平方米增至18万平方米；系科数从10个增至13个，大体属于文、理两大学院。从1978 年至今天的20年间，学生总数已从3600名增至近1.3万名（不包括成人教育），其中研究生占25%，留学生占5%；建筑面积又从18万平方米增至65万平方米；系科数从13个增至35个，此外还新建立了70多个研究所、研究中心、国家级实验室。

现在复旦正面临着第三次腾飞。我们期望，在经过若干年努力后，复旦将拥有富于传统的人文学院、理学院，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技术科学与工程学院，强有力的法学院、商学院与医学院。我们期望在办学质量方面，特别是研究生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我们还期望，不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研究，将有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期望在体制、机制方面将有较大的改变；“国立共建市统筹”的新模式将使复旦开始第三次腾飞和历史上最大的飞跃。

“我有一个梦”，据说是过去1000年间的十大名言之一。复旦人都有一个“梦”：把复旦办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

在结束本篇之际，我要感谢过去几年内为复旦创造各种荣誉的教师、学生、职工们，感谢所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创造性劳动的人们，你们以自己的劳动和贡献使校长的“唱一流”变成了复旦人的“创一流”。

1997年11月27日，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在复旦大学成立（左起：港大郑耀宗、上海交大谢绳武、浙大潘云鹤、香港科大吴家玮、清华王大中、复旦杨福家、香港中文大学李国章、北大陈佳洱、西安交大蒋德明、南大蒋树声等十位校长）

1996年6月28日，比尔·盖茨被授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名誉研究员”，后作了题为《未来之路》的演讲

1998年10月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奥格·玻尔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