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与秩序重建_世纪年代的广西建设

社会控制与秩序重建_世纪年代的广西建设

20世纪30年代李宗仁、白崇禧治下的广西建设一直是国内学界对新桂系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存在的通病是视角、面相单一，现象罗列多，深入考察少，更乏从大历史角度的审视，致使研究就事论事，结论也难免失之肤浅。有鉴于此，本文试从社会控制和秩序建构的角度，在对这一时期李、白治桂动机、理念、做法以及客观收效作出考察的基础上，着重谈谈本人对如何评价“广西模式”的几点新看法：

一、20世纪30年代李、白广西建设的背景和动因

蒋、汪合作实现后，因外承日本侵略压力，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蒋、汪政府一时穷于应付，暂时无暇顾及西南。而两广当局则赖“西南政务委员会”和“执行部”两机构招牌，拥胡自重，继续了独立、半独立的局面。然而，这时的广西因连年战事，元气大伤，人力、财力枯竭，军队也已疲惫不堪，急需休整。邻省广东虽为盟友，但陈济棠对广西存有戒心，能否同舟共济到底，尚属疑问，故如何维持西南局面，成为李、白等此时萦绕于心的主要问题。为此，李、白首先规定了对粤之方针为“可援而不可图”。对内则下定决心，励精图治，以重新恢复元气，谋广西今后之发展。然而，要从根本上治理广西该从何做起呢？李、白等总结了历年与蒋较量、每每败北的教训，认为以往失败的主因概由于“团体没有政治基础”，“常为人目之为地方性军事势力”。故“只靠军事取胜是一种错误”，欲成大事，必先“致力于在桂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进步政府”，从改变人们眼中的广西形象开始。[1]这不仅是眼下广西自保自存的需要，也是日后桂系重振雄风时与蒋较量的必要资本。为此，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到那时“广西一省的地方建设”将成为李、白用来昭示天下的“政治样本”。

由此可知，20世纪30年代由李、白在广西发动和推进的广西建设，固有自存自保的现实考量，但与其他一些据地自雄的地方军事实力派不同，李、白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建立强有力的进步政府”，以及为“复兴中国”打造“样本”的自觉意识和高定位。用李、白自己的话来说，即：“我们建设广西不只是为广西而建设广西，应该为中国复兴而建设广西。”“建设广西是手段，复兴中国才是目的。”[2]那么，20世纪30年代由广西派领袖主导的广西建设，究竟做了些什么？实际效应如何？是否具有“样本”和“模式”意义，又该如何去作评价呢？这正是本文所要讲述和加以重点探讨的方面。(www.guayunfan.com)二、20世纪30年代广西建设的主要做法和具体内容

（1）理论纲领：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是贯彻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广西实力派军人虽然与南京中央不和，但主要是李、白与蒋的互争雄长，在意识形态上并无大的分歧，甚至很贴近。蒋介石在建立政权后，号称“三民主义建国”，李、白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打的也是“三民主义”的牌子。不过，正如李、白所说：“从民国元年到北伐成功后数年，三民主义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虽有若干地区，矢志实践，也殊少满意成果。究其原因，在于有了奉行主义的热忱和努力外，还缺少创立实现主义的具体办法。”而广西建设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即“找到桂省实践三民主义的具体办法”。[3]这具体办法就是著名的“三自”政策，按照李、白的解释：自治是实现民权主义的途径，自卫是对民族主义的贯彻，自给则是民生主义的落实，广西建设就是探索如何使三民主义“广西化”的问题。

（2）行政建构：辛亥推翻帝制以后，由于旧制已去，新制未立，社会陷入了长时期的混乱，也即失范、失序、失控之中。孙中山也因此开始对宪政民主失去信心，提出“民国再造”，北伐就是在此旗帜下进行的。而所谓“再造”，说到底就是秩序再造。国民革命结束了北洋统治，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借此结束了辛亥推翻帝制以来社会发展10多年的动荡和反复，“造国”任务是完成了，但“建国”还才开始。如何利用新政权的权威，建构“党治”体制下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新秩序，这既是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内忧外患加剧的危机形势下，增进国家权力对广大基层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控制，以有效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并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秩序建构，显得尤为迫切。就广西而言，广西是个乡村为主的贫穷省份，在广西建设开始前，尽管近代以来也历经了时代沧桑和巨变，但对基层触动极小，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依然保持了传统皇权统治下，官权伸展只到县一级，县以下地方事务主要靠当地士绅去维持和掌管的旧时状况，致使很多社会层面的改革措施很难在基层得到贯彻。国民政府成立后，如何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广西军政当局在建设开始后，首先就建构基层统治网络作出了努力。从1932年起开始在全省调查户口，划编区、乡、村、甲，并成立了“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建设开始后，为配合“三治”政策的落实，在基层建构上实行了“三位一体”制度，该制度也称“一人三长制”、“一所三用制”。具体做法即：村（街）长兼任民团后备队中队长和国民基础学校校长，乡（镇）长兼任民团后备队大队长和中心学校校长，使军事领袖与行政主管、学校校长合而为一。以行政力量由上而下地植入乡村社会，建构起互为关联的基层控制网络。此外，还配以“三寓”政策（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这样做的结果，既节省了人员、机构的开销，也消除了“基层行政三职之间以往司空见惯的扯皮和不协调”。更重要的是，李、白靠着这一措施，从省到县，乃至基层的村、街全面实现、层层强化了广西的军事集权。广西这一基层秩序建构后来被周边四川、贵州等省先后效仿，后来国民政府推出“政、教、养、卫合一”的保甲制度里，很多也是对广西基层控制的摹仿和借鉴。

（3）组织形式：解决如何推进问题。靠军事手段进行意志统一、力量统一，贯彻桂系意志，实行集团势力控制。李、白是相信集团力量的，他们认为“自卫、自治、自给并不是没有人提倡过，不过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来推行，所以不能收到良好效果”，而现在“我们决心创办民团。民团就是一种民众组织的力量，就是用来推行‘三自政策’的集团力量”。[4]广西民团是完全有别于其他省份单纯军事性的民众武装组织，而是一种具有军事、政治、经济多种功能的基层民众组织，一支“生产化”的部队。民团也是广西建设中三自政策的基础，桂系李、白将整治广西的诸多工作通过民团来实施，也即利用民团，借重组织力量，从事公共造产、社会福利以及范围极广的建设事项，借此达到最大程度整合、调动和利用广西社会的各类资源，以此实现社会总动员和总改造的目的。

（4）其他相应社会改革、改良措施：乡村基层社会的重建必然涉及整个乡村制度的重新安排。涉及经济利益的调整，组织形式若要发挥其正常的功能，也需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举措。

如“行新政、用新人”：为整顿行政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用有知识、有朝气的青年去淘汰劣绅，高中毕业的优秀生被甄选出来，集训后，作为“新鲜血液”，派充到民团和各级政权机构中任职。为此，当局号召“知识青年重回田园中去，商店中去，工厂中去”，以使学用结合，此举不仅推进了新政的落实，也借此实现了地方绅权向官权的和平转移。

“行天下事，用天下人”：除在桂系核心圈子中提拔任用了相当一批少壮派人士，如程思远、潘宜之、韦永成、韦贽唐、邱昌渭、王公度等人外，还欲以广西为政治大本营，招贤纳士，广揽人才。在这一思路指正下，有“广西六君子”之称的胡纳生、刘士衡、万民一、万仲文、徐梗生、朱五健六人，便是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张定璠特地为李、白举荐而来的负有时誉的知识人士。这也说明，李、白桂系有全国眼光，广西模式并不局限于一省，这是与其他省份一些据地自雄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不同。

“苦干、硬干、实干”：从领袖自身做起，严格自律，全省从上到下实行“灰布化”。“公务人员也是一律着制服、制帽，以灰布为主，惟所着布鞋则白底黑面，而于足背加一横带以系之，颇似女装布鞋。”[5]因为军训，全省男子不准留发。那时李宗仁大部时间在广东，留了个西装头，返桂前接白崇禧电报，谓“全省实施军训，皆不留发，钧座返桂，必为民表率”。李回来时，果然将头发剪去。[6]

三、对20世纪30年代广西建设的评价

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发展长期以来面对的两大根本问题：一为民族危机；二为秩序危机。李、白广西军事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广西建设中，用武化广西、兵民合一，来应对民族危机的加深，既御侮，又自卫；用“三治”、“三寓”、“三位一体”政策，建构起乡村社会基层控制网络，来应对近代以来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失控、失范、失序危机，达到重建社会秩序的目的，也确实受到了明显的效果，起码也为应对上述时代命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解决之道：对这样一个明显高度集权化，且以军事为主轴的社会改造和整合模式应如何去做评价呢？

以往大陆的一些研究多采用了所谓的“两分法”，也即既肯定成效，又指出缺陷，本人也曾一度持此看法。如就成效而言，倘仅从史实层面考之，李、白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就此在省内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并以这样的权力建构，合法有效地向乡村社会汲取各种资源，成效无疑是显著的。对广西这样一个自民元以来受干戈扰攘近20载的省份来说，李、白在这一期间致力于省内经营，使深受战乱之苦的桂民，得一喘息，这对改善民众境遇，也有明显的好处。尤其在当外侮日亟情势下，崇尚武化，以民团形式增强民众忧患意识和提升百姓军事素养，无疑大有裨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广西能在最短时间内集结部队奔赴前线，就是证明。不过，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是否就如其时一些报章和桂系领袖自己所说的那样“仓禀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全省一片新兴气象”呢？这其实是需要加以客观考察的。拿经济发展来说，广西建设是以“自给”为目标的。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粮食供应、工矿业生产乃至对外贸易，基本达到自给与平衡。但其所以能如此，主因并非增产，而系由桂省人民节省所致。他们吃杂粮，穿灰布，自产自用，这就减轻了对外部产品的依赖。再拿李、白时常引以自豪的国民基础教育来说，在以民团形式组织起来的百姓中，普及文化似乎很有成效。但这种以民团组训而实施的教育，重视的是实用，教育内容也以精神灌输为主，虽拟有《六年计划大纲》，但自我评价也认为“成果多属数量性的、表面的，而非本质的与内涵的”。[7]所以，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要任意拔高。此外，客观考之，“广西模式”能够实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高度的集权和控制。而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有“新广西”之称，主要也是得力于军事，在于桂省军事领袖、军事干部以及军事化了的行政组织与全面武化的人民。这种强迫推行的制度与政策，在一段时间或危险境遇中，能起一定的维系和振作民心、调动人力及物力的作用，但能否持续和长久，都是要打问号的。

上述评价主要是从感性和史实面去看的，就事论事，有一定道理，但作为历史评价，显然还需要有更理性的审视和考量。拿“广西模式”来说，倘换一个思考维度，也即从社会结构变动和秩序重建的理性层面考之，如何给“广西模式”一个更为客观的历史定位，本人还有几点新的认识：

认识之一：评价时要注意回到历史现场，避免“后见之明”。如对以集权为主要特征，依靠军事手段进行意志统一、力量统一，实行集团势力控制的社会改造和重建方式的“广西模式”，不能因其鼓吹“全面武化”而否定其模式的现代取向。因为，现代化是可以通过不同路径区实现的，有集权方式，也有民主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已进入“党治”时期，加上内忧外患不绝如缕，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国运，秩序建构以“军事化”为导向，有相当的合理性，不仅在当时是国内意识形态的主流，也是世界性的普遍思潮。民主秩序的建构需要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动荡环境中，用军事化进行社会资源整合，实现秩序重构，也许比奢谈民主更具现实可行性。因此，在评价20世纪30年代李、白的广西建设时，不能脱离时代的脉动。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20世纪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一些站到历史前台引领历史进程的人物，实际都有强烈的“广西模式”倾向，都将“军事化”甚至社会的“全面武化”视为国家发展的有效路径。蒋介石、毛泽东，无不如此，这一现象值得历史学者进一步去作探讨。

认识之二：评价时要避免成为“问题中人”，历史研究不能“预设立场”。如对广西建设成果的评价，倘从既有立场出发，评价肯定不同，见仁见智均属正常。但历史研究者却需要冷静客观，力避偏颇。研究中国桂系的著名加拿大学者黛安娜·拉莉（Diana Lary）1968年就发表了研究专著《地方和国家：中国政坛上的桂系》（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影响很大，但她撰写该书时显然受到了那个时代一些风靡的“革命”价值观影响，因此她对20世纪30年代李、白治桂作了这样的批评。她说：“他们所希望的并非根本性的变迁，因为他们无意助长乡村革命，无意推翻既成土地所有制，无意削减高利贷。没有这些根本改革，其在小农社会，以地方政府作为改革主轴的做法，充其量仅止于浮面。”对于这样的结论，以往笔者是非常赞同的，但现在愿意作出修正。因为历史是需要做长时段考察的，共产党的“乡村革命”模式，以及所建立的秩序，不被李、白认同，此正是“广西模式”的主要特征和价值所在，以此批评该模式，如果仅为一家之言是没有问题的，但绝不是一个客观严谨的评价，“预设立场”正是学界对黛安纳·拉莉《中国政坛上的桂系》一书的存在不足方面的一个批评。

认识之三：评价要作多面相考察，不能只关注一面。如果只问“广西模式”是什么？那么，很多人都会从看到的现象去归纳，也自然而然地得出上述“广西模式”就是一种以军事化为主轴带动社会转型的秩序再造模式的结论。这固然没错，因为军事化（武化）的确是广西模式最显著的特征。不过，明显特征并不是唯一特征，因为军事化只是“广西模式”的一个面相，尽管是主要面相，但也仅是就手段而言，不是目标本身。那么，什么是“广西模式”目标呢？换言之，广西李、白所致力于军事化推进的社会转型和再造，最终要建立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秩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用逆向思考的方式去发问，就会关注到“广西模式”以往常常为人所忽略的其他一些重要面相，也因此会对此一模式的意义和价值有更全面的认知。这一点，做得比较好的也是一位国外学者，这位学者叫Levich，是美国纽约州的大学教师，芝加哥大学毕业，博士论文《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993年）。他对广西20世纪30年代建设的评价与黛安娜·拉莉大异其趣。比如他认为广西的领袖是一些兼顾理想与现实的人，为寻求适合国情社会发展路径，广西派领袖20世纪30年代在广西的建设，在应对时代命题、减少社会的转型成本上所作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指出，“广西模式”既不同于共产党的“底层革命”，也不同于南京中央，正如广西领袖自己所说：“我们对高层政治路线的看法是这样的，共产主义不值得考虑，资本主义也不可行，只有三民主义才符合实际。”[8]Levich将“广西模式”与共产党“底层革命”作了比较，指出广西领袖与共产党的很多相似之处，如能有效地将政治力量深入乡间、能动员组织群众、能严格自律、有自我牺牲和爱国精神等。但不同处也很明显，如坚决摒弃对富人的强行剥夺，他们也有个“土地改革计划”，但主要是采取政策调剂，如设立公仓、从事公共造产等，并制定不同的纳税和减租标准等改良措施去消解贫富不均现象。这些做法尽管可被视作“不触动根本”，但避免了乡村的阶级搏斗。更可贵的是Levich也将“广西模式”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作了比较，认为尽管都打的“三民主义”旗号，但南京政府却无心、无能对付腐败，也消灭不了贪污现象，更无办法把政府组织深刻地推进到乡村之中，这事实上也是国民党南京政权最后在大陆政权失败的一个主因。这个比较很有深意和新意，从中的确能体会到“广西模式”的独特性，进而在比较视野下，提出了“哪种方式更适合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对我们加深对“广西模式”的认知，并给予更符合历史本身发展的定位和评价，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原载《传记文学》2012年6月号）

【注释】

[1]佚名：《李宗仁与广西》，载《密勒氏评论报》第80卷第8期。

[2]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广西建设委员会1936年版，第12页。

[3]黄旭初：《中国建设与广西建设》，载《桂政纪实》，第207—208页。

[4]白崇禧：《广西的“三自”政策与“三寓”政策》，见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版，第417页。

[5]五五旅行团：《桂游半月记》，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4页。

[6]台湾广西同乡会编：《广西文献》（创刊号）。

[7]广西省教育厅教育设计委员会编：《广西初等教育概况》，广西桂林图书馆收存。

[8]黄旭初：《中国建设与广西建设》，建设书店193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