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前期的社会经济_唐宋民族史

南诏前期的社会经济_唐宋民族史

一、南诏的疆域与行政区划

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时，其境界不超出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范围，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扩张，尽有今云南之地。其开疆拓土的过程是：在东部地区，天宝四年（745年）左右，南诏进占爨地，与唐发生争执。天宝九年（750年）攻占唐姚州都督府及其所辖区域。天宝十年（751年）唐收复以安宁城为中心的地界。天宝十五年（756年）唐因西洱河之役失利和安禄山之乱，被迫放弃安宁城，南诏重新占据爨地，并于此地设置“城监”，安置离散。广德元年（763）吐蕃大举寇唐，不仅取河西、陇右之地，又攻入长安，扶立傀儡。在西南，则攻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剑南西川诸州全为吐蕃占据。南诏阁罗凤利用唐朝狼狈失据的窘境，于这一年进次昆川（今云南昆明），审视滇东形势，自言“河山可以作蕃屏，川陆可以养人民”，[33]于赞普锺十四年（唐永泰元年，765年）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建置拓东城（今云南昆明市），阁罗凤与凤伽异分治西、东二城，称为“二诏”。南诏置拓东城为别都，以重兵镇戍于此，统治西爨地区，威慑其东南广远之地。此时“东爨悉归，步头（今云南元江）已成为内境。”[34]

在西部地区，盛罗皮在位时，南诏已取永昌（今云南保山）地区，建置拓俞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冬，阁罗凤认为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溱，南通北海，西近大秦，开僻以来，声教所不及，羲皇之后，兵革所不加”，[35]便亲与僚佐率领兵众，向西征抚，对投降者抚慰安居，对抵御者征剿杀戮，于其地择胜置城，“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36]寻传即今景颇族，其居地在今云南德宏州及缅甸北部克钦山。裸形蛮在寻传蛮以西，称之为“野蛮”，“其男女遍满山野，亦无君长，作栏舍屋。多妇少男，无农田，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37]祁鲜为裸形以西的蛮夷，其居地称为祁鲜山，其地在丽水城（今缅甸达罗基）与苍望城（今缅甸八莫）之间。

在南方，阁罗凤，“建都镇塞，于银生黑咀之乡。”[38]即在今云南思茅、西双版纳地区，建置银生城（今景东县）、开南城（今景东文井）等，控制其南方诸部，其势力达于今老挝及泰国北部，所以《南诏德化碑》说：“南荒涛凑，覆诏愿为外臣。”(www.guayunfan.com)在北方，南诏于赞普锺五年（唐天宝十五年，756年）与吐蕃联合，利用安禄山据河洛反叛，唐玄宗入蜀避难之机，派大军将七人、清平宫一人，与吐蕃宰相和节度使二人，大举进攻唐州（今四川西昌）。阁罗凤亲帅太子进围会同城（今四川会理）。会同将官举城投降；越城被攻陷。南诏在州地区大肆抢掠月余后，即弃城而返。唐在南诏退兵后，复置越，以杨廷为都督，兼顾台登（今四川泸沽）诸城。阁罗凤于赞普锺六年（唐至德二年，757年）派遣长子凤伽异驻军泸水，令大军将杨传磨侔等与军将欺急历如，数道齐入，再次攻陷越、台登，杨廷被俘，南诏长期占据此地，建塞筑城派兵驻守。

当南诏征服五诏时，吐蕃仍占据南诏北方的浪（今云南洱源）诸地，直至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在唐的支持下攻破剑川（今剑川）、铁桥（今中甸塔城），才将势力拓展到大渡河南岸。

从天宝年间，到贞元十年（794年）以后，南诏疆界不断扩大，东部以今云南昭通、贵州遵义、贵阳与唐黔中郡为界，东南以贾勇步（今云南河口）与唐安南都护府为邻，南方与女王国（今老挝）接壤，西南与骠国（今缅甸）交接，西南直至恒河南岸的磨伽陀（今印度比哈尔邦），与天竺相望。

南诏的政治区划。樊绰《云南志》所记为六赕、八节度。《新唐书》所记为十赕、六节度、二都督。两书所记载的政区不同，为南诏两个时期的情况。樊绰《云南志》所记为贞元十年（794年）间的建置，《新唐书》所录为乾符六年（879年）间的建置，两者相距八十年。这八十年间，南诏社会发生很大变化，从社会经济上看，生产有很大发展，封建制度已经确立，故其政治区划也相应变更。其中心区域由六赕增至十赕，赕即州，这十赕是：云南赕（今祥云云南驿）、白崖（又作勃弄赕，今弥渡）、品澹赕（今祥云县城）、川赕（邓川）、蒙舍赕（今巍山）、大厘赕（今大理喜洲）、苴咩赕（今大理县城）、蒙秦赕（今漾濞）、矣和赕（今大理太和）、赵川赕（今大理凤仪）。十赕为南诏的首府直辖区域。

南诏的七个节度和二都督是：

1弄栋节度：治于弄栋城（今姚安），所辖地相当于今楚雄彝族自治州。

2拓东节度：治于拓东城（今昆明），管辖西爨故地及南境，相当于今昆明市、曲靖、昭通、玉溪、红河等地区。

3剑川节度：治于剑川城（今剑川），其辖区相当于今剑川、洱源、鹤庆、云龙诸县及丽江地区。

4铁桥节度：治于铁桥城（今中甸塔城），其辖区相当于今迪庆州。

5永昌节度：治于永昌城（今保山），其辖区相当于今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

6银生节度：治于银生城（今景东），其辖区相当于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

7丽水节度：治于丽水（今缅甸达罗基），其辖区相当于今缅甸北部。

8通海都督：治于通海镇（今通海），统摄通海以南至贾涌步（今河口）与步头（今元江）间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红河州、文山州。

9会川都督：治于会川（原名会同，今四川会理），统摄州（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广大地区。

南诏疆域内，还有三个边缘地区，是南诏势力所及但不归节度、都督所直接统治，而实行羁縻的地区。这三个区域是：

1东爨诸部：南诏得曲州（今昭通）、靖州（今镇雄、威信）故地，其势力达石门镇（今盐津南），但实际上反能直接控制从制长馆（今马龙馆）至石门共十六日路程的交通沿线。当地爨部首领各据一方，争长称雄，在兼并争夺过程中出现了乌撒、茫部、闷畔等四个强部，据有今昭通、威宁、镇雄、东川等地。

2昆明诸部：唐朝时的为昆明族所据，这些昆明族为汉晋时的木耳夷，与洱海的昆明人同名而异族。天宝末年后，南诏兵据昆明，并以此为据点，侵扰唐黔中、播州，但南诏在此区域的统治并未深入，仅羁縻而已。

3东蛮诸部：在嵩州北部偏东地区，居住着勿邓二十姓、两林九姓、丰琶二姓，总称东蛮。勿邓在今四川越西、喜德、冕宁等地；两林在今甘洛、洪溪等地；丰琶在喜德以东，昭觉以北的山区。天宝十五年（756年），南诏与吐蕃合力攻陷州，吐蕃即据有东蛮诸地，贞元年间，吐蕃被击败，唐四川节度使不能再控制这一地区，为南诏势力所及，但未能建立直接统治。

二、南诏前期的社会经济

南诏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经济发展颇不平衡，滇池与洱海地区生产力水平较高，其他地区则较为落后。

在南诏统一政权建立以前，农业在西洱河蛮的经济生活中已占主导地位，农作物有稻、麦、粟、豆等，耕种方式、收获产量与中原大体相同。此外，还有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栽培。育蚕抽丝、种麻织布是西洱河蛮社会经济的重要副业，已能生产、绢、丝、布、麻等手工纺织品，并有染色的“绯帛”，但布幅仅宽七寸，纺织工艺水平还没有达到中原的先进水平，牲畜有牛、马、猪、羊、鸡、犬，畜牧业生产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当地已有城郭村邑，出现了杨、李、赵、董等名家大姓。一夫一妻家庭成为社会的独立经济单位，他们有自己的房屋、园地、禽畜，并能占有田业，收获物完全归己。蒙舍诏和蒙诏虽属生产较落后的乌蛮，但社会经济也以农业生产为主，他们所在的阳瓜州（今巍山）土地肥沃，适宜稻禾的生长，又有大池塘，周回达数十里，盛产鱼及菱芡等物。当地“邑落人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尤殷。”[39]

昆明蛮则以畜牧业为主，他们随水草迁徙，夏天把牛羊赶到高山放养，冬天又迁到河谷游牧。洱海地区土壤肥沃，水源充沛，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主要种植稻。磨些蛮的畜牧业较发展，牛羊居多，一家即有羊群。男女衣着用羊皮制作。

南诏统一云南以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及南诏采取大规模的移民措施。阁罗凤在征服爨地后，派遣昆川城使杨牟利重兵围胁西爨，强迫二十余万户白蛮徙居永昌地区（今保山、德宏），较为落后的乌蛮自山林深谷移居肥沃的西爨故地。贞元年间，异牟寻将弄栋白蛮迁往永昌城，将河蛮迁往拓东（今昆明）及云南东北，还把成千上万落后的“汉裳蛮”“施蛮”“朴子蛮”和“骠国人”等先后迁至滇池区域。这些移民措施，主要是为巩固南诏对各地区不同民族的统治。与此同时，又促进了南诏境内各地区不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先进的白蛮迁移到较落后的滇西、滇东北，对当地社会经济面貌的迅速改观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乌蛮等部落迁移到自然条件较好、农业较发展的滇池地区，很快从游牧经济发展为农业经济，提高了其经济文化水平，缩小了各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差异。

自公元8世纪中叶起，南诏的大部分地区，北起曲州（今昭通）、靖州（今威宁），南到宣城（今元江）、东起石城（今曲靖）经滇池、洱海，西至永昌（今保山），“邑落相望，牛马被野”，[40]皆以农业为主，耕耘水田，种植稻谷，兼种豆、麻、黍、稷。水稻每年一熟，收获后栽种大麦，在冈陵上种植小麦，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这是中国农业史上，最早实行复种制、一年两熟的地区。除此，在山地上还开垦了许多梯田，经营得相当精好。耕田使用二牛抬杠，一人在前面牵牛，一人在中间持按犁辕，一人在后面秉耒。

为发展农业生产，南诏很重视兴修水利。滇池和洱海地区已有较好的灌溉系统，“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41]“鰈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沱，下湿树园林之业”。[42]

除农田生产外，还栽植桑、柘、麻、竹、桃、李、橘、木棉、荔枝、槟榔、椰子等。“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43]柘林用以养柘蚕，用柘蚕的茧抽丝，可纺丝绫，亦织为绵及绢。男耕女织，栽桑养蚕，已成为典型的家庭经济模式，盛称“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44]

普遍饲养牛、马、猪、羊、鸡、犬，因水草深肥，黄牛居多，体大犍肥，繁殖颇快，一家便拥有数十头。通海以南有成群的野水牛，一群多达二千头。开南（今思茅、西双版纳）等地还驯养大象，一家数头，代牛耕田。南诏各地皆产马，洱海地区养马多筑厩置槽，东爨诸地，实行野放，不置槽枥。越赕（今腾冲）地区的马，特别善于奔驰，日行数百里，世称“越赕骢”。洱海、滇池、抚仙湖等天然湖泊盛产鱼类、雁、鸭、水扎鸟等，为南诏的渔猎业提供了良好条件。蒙舍（今巍山）人工池养的鲫鱼重达五斛。银生地区（今思茅、西双版纳）诸山产茶，为南诏居民的主要饮料，用椒姜桂和烹而饮。

冶铁、炼钢、炼铜颇有发展。所造刀枪剑戟，坚韧锋利，闻名于世。铎，尤为锋利。郁刀在锻造时用毒药、虫、鱼之类加工，又淬以白马血，人被击中即刻身亡。南诏人人用剑，不问贵贱，剑不离身。金山、长傍川、金宝山等地产金，金同川等地出银，诺川等地出锡。

煮盐业在南诏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安宁（今昆明安宁）、泸南、昆明（今四川盐源）等盐井。制盐方法落后，先取咸水浇在柴禾上，用火将柴烧成炭，再从炭上取盐。贞元十年（794年）后，南诏夺取唐朝的昆明盐井后，才学会了内地先进的制盐法。南诏本土没有货币，以物易物，常以盐作为一般等价物，盐在交易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土地属于南诏所有，南诏对臣下实行分封授田制度。清平官以下，都有官给分田，上官授田十双，[45]相当于汉制半顷；上户授田三十双，相当于汉制一顷五十亩。中户、下户各有差降。得到分田的官员或人户，除下户可能自耕外，都把田交给“佃人”耕种，每一佃人所佃租耕种的田地多少不等。佃人耕种的土地，有明确的范围，称为“佃疆”（相当于领主的庄园），其面积连延可达三十里。在“佃疆”内，领主又派“监守”督促耕种，监察收获，即根据“佃人”全家人口数目留下口粮及来年的种籽外，其余全部上缴官府。“监守”不得任意勒索、骚扰佃人，如发现监守、蛮官向佃人索要酒饭，将受到“杖下垂死”的惩罚。佃人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春夏忙于农耕，秋收后参加军事训练，如遇有战争，须应征入伍，作战时自带米粮鱼脯、武器甲胄，有的还得自备鞍马。

由于南诏社会生产力较为发展，主要农业区的生产已和中原接近，所以，南诏社会尽管存在或多或少的奴隶制因素，但从公元8世纪中叶后，封建领主制已成为主导的生产关系。

三、南诏的政治体制

南诏的政治体制深受唐朝影响，虽不完全相同，但也相差不远。

最高首领是国王，称为“南诏”。南诏在宫殿上坐西向东，自称为“元”，呼诸臣为“昶”，诸臣对南诏只自称官衔不称臣。南诏的亲兵称为“朱弩苴”（“苴”意为腰带）。南诏有妻妾数百人，总称为“诏佐”。王后叫“信么”或“九么”，妃叫“进武”。只有南诏宫廷内才得使用金银餐具，其余官将只能用竹制餐具，贫贱者只能用手抓食。

南诏之下设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从六人中推举一人为“内算官”，代南诏判押处置文书，设两员副官协助。

设大军将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每日与南诏及清平官共同议事。军将为军事高级将领，分为诏亲大军将、大军将、军将三等。大军将在朝内随清平官议政，出外镇守重要城镇担任节度使，如有突出的功劳，可晋升为清平官。清平官、大军将有妻妾数十人。

设“外算官”二人，由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外算官统领“六曹”。“六曹”的文书应当行下的由外算官决定，与六曹文牒行下。外算官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

“六曹”，相当于唐朝的六部。这六曹是：兵曹，主管军事；户曹，主管户籍、赋税；客曹，主管官园、祭祀、礼乐等；刑曹，主管司法刑律，工曹，主管营造、河津、桥梁等；仓曹，主管仓廪储藏。各曹设曹长一人。成绩卓著的曹长，可迁补大军将。又设断事曹长，主管缉拿推鞫盗贼；军谋曹长，主持阴阳占侯。设同伦长两人，各有副都，主月终唱示。

南诏政区为首府（六赕），六节度，设节度使统领一方。各地方，凡一百家以上设“总佐”一人，一千家以上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理人官”的办事机构是“村邑理人处”，是南诏最基层的政权组织。

四、南诏兵制

南诏的文武官员，均按等级得到分田，因此每家的丁壮都有当兵作战的义务，“壮者皆为战卒，有马者为骑军”，每年发给“韦衫裤”。各地兵卒，以邑落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军，各军旗幡的色彩不同，每军一将，或统千人，或领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领。凡有敌军入境，以当地的军将率领兵马抵御。

南诏实行兵农合一的“乡兵制”。丁壮们平时耕田种地，每年十一、十二月，农事完备，兵曹长行文书分发境内城邑村落，分别按照四军的编制，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武器装备，犹如大敌当前，十分严格。宝剑、甲胄、腰刀、弓箭、枪戟等，都必须犀利坚固，如有一事不完备，就被判为“有罪”而严加惩处。

南诏还从望苴子蛮、裸形蛮、朴子蛮、寻传蛮、金齿蛮、茫蛮等部征调少数丁壮编制入伍，参加战斗。

虽说是“乡兵”，但平时训练十分严格，入伍要进行严格考试。马军的考试为“五次上”：射中靶子为一次上，射中双庶子为一次上，四十步外跑马击柱、射中靶子为一次上，盘枪百转无失为一次上，能算能书为一次上。步兵考试的“五次上”是：攀登点苍山为一次上，跳过一丈三尺的坑为一次上，在急流中游水二千尺为一次上，舞剑为一次上，负一石五斗米行军四十里为一次上。

在“五次上”考试中，一一通过者方得入伍。成绩优秀获得“上次”者，可补为“罗苴子”。“罗苴子”又称四军罗苴子，为精兵，戴朱兜鍪，负犀皮铜股排，跣足，走险如飞。每一百个罗苴子，设一个“罗苴佐”统管。优秀的罗苴子可被选入负排，负排是南诏及诸镇大将军等高级官员的随身卫队。

在王宫中设“羽仪军”，全部由清平官的子弟充当，常在南诏左右护卫。羽仪军设羽仪长，可佩剑出入宫廷，虽不得掌管公事，却是南诏的心腹亲信。

凡出兵征战，每个士兵各携带粮米一斗五升，鱼脯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士兵担心粮尽挨饿，又求战心切，故在境外作战时，准许劫掠。每次作战，南诏都派遣清平官或心腹一人在军前监视，将军卒的表现一一记下来，向他们汇报，凭此以定赏罚。作战时，罗苴子在前，其次是弓手，再其次是马军，马军三十骑为一队。这一次序，定为常制，不容交错，否则视为犯令。军法规定，士卒受伤，若面前受刀箭伤，准许治疗休养；倘若背后伤刀箭，视为临阵逃脱，当即处死。军将犯令，轻者杖五十至一百，更重者流放到偏远的瘴疠之地。南诏规定“诸在职之人，皆以战功为褒贬黜陟。”[46]

南诏的军事体制深受唐朝府兵制的影响。兵士来自农民，兵农合一，平时务农，农闲教练，平时番上宿卫，战时征战攻防等，都与府兵制相类。当唐朝的府兵制被破坏，并废除之后，南诏的兵制却显示了活力。这是南诏与唐朝在西南地区争斗中在军事上处于优势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