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平台_创价学会_船工之子与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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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的平台——创价学会

一、创价学会的宗祖——日莲

创价学会在日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研究创价学会不能不了解它的宗祖——日莲（Nichiren）。

日莲俗姓贯名，幼名善日，诞生在急剧动荡的镰仓时期。源氏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在关东的镰仓建立了代表武士阶层利益的政治机构——幕府，之后出现了幕府和天皇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的双轨制政治，这就是日莲称之为“两日并现”的特殊现象。[21]

伴随着新的政权的繁荣，新宗派也适应新政治、新时代的需要而蓬勃兴盛起来。特别是双轨制政治使得新旧佛教各为其主，比权量力，竞相传教。日莲的家乡除佛教信仰外，还普遍流行着神道信仰，是天照大神垂迹的地方。所以日莲认为，他的家乡虽然很偏僻，但是日本国的中心。(www.guayunfan.com)

日莲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了自己一生的传教活动。

1222年（贞应元年）2月16日，日莲出生在今天千叶县安房郡天津小凑町的一个渔民家庭。1233年（天福元年），日莲拜别父母，去家乡以北约8公里处的清澄山清澄寺求学，4年后正式出家。从18岁起，日莲开始游学当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佛教中心的镰仓，4年后他又到自平安以来一直被视为日本佛教的真理殿堂的睿山继续深造。

1253年（建长五年），32岁的日莲结束了长时间的求学生涯，回到自己的故乡房州。据说当年4月28日这天早晨，日莲登上清澄山山顶，面对太平洋冉冉升起的旭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题目达十遍。日莲的信奉者们把这一天当做立教开宗日。当天中午，日莲在清澄寺向旧日的师友们首次发表了“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等四条折伏他宗的格言。此举遭到净土宗信徒——当地地头蛇东条景信的反对，结果日莲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乡，再次来到镰仓传教。当时的日本正值内忧外患。面对天灾人祸连年发生，五谷不收，瘟疫流行，生灵涂炭，以及当时不可一世的元帝国觊觎日本的现实危机，作为佛教徒的日莲开展了对佛教的再研究。且两三年时间里，先后写下了《守护国家论》、《唱法华题目抄》、《立正安国论》等一系列文章。

在基本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同时，日莲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研究心血《立正安国论》呈献给幕府统治者，希望能为他们出谋划策，告诉他们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错误宗教的流行。日莲的言论触痛了镰仓既成宗教界的要人们，同时也开罪于既成宗教赖以生存的幕府当局，他不仅遭到敌对宗派的反对，而且幕府也以“狂言惑众罪”将他发配伊豆。[22]流放伊豆成为日莲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一直以来认为通过确立正确的理念便可以建立理想的社会的梦想终于破灭，此后，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驱使他走上了同现实相抗争的道路。流放期间，他写下了《四恩抄》、《教机时国抄》等重要著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批判原理和变革现实的理论。两年后，日莲获赦返回镰仓，但他的斗争锋芒丝毫未减，再次遭到地头蛇东条景信的迫害。

1268年（文永五年），元朝致书日本，要求日本称臣通好，否则将以兵戎相见。元朝来书在日莲看来是他在《立正安国论》中所说的“他国侵逼难”预言的证实，于是又向幕府进言，并警告统治者，如不及早禁止各宗的祈祷，用《法华经》所说的“一乘妙法”统一各宗，就会招致神、佛之怒，国家也将难免于破灭。日莲的进言如石沉大海，愤怒和心焦之余，他给以执权北条时宗为首的政界代表，以及佛教界的代表人物送去了言辞十分激烈的11封对抗状，通称《十一通御书》。此外，为得到世人的注目，1271年（文永八年）春夏之交，他还利用祈雨法会同极乐寺长者良观忍性进行斗法。日莲的挑战使他成为镰仓佛教的众矢之的。更糟的是，当年的9月10日，日莲被幕府流放佐渡。

在佐渡，日莲不仅要对付酷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同各种法敌作斗争。起初，他被安置在冢原山野里的一个当地人扔死尸的叫三昧原的地方，之后又移居一谷。

佐渡虽然很偏僻，但日莲的法敌们却很有势力，他们甚至断绝日莲的粮食供给并限制其出行，还有一些激进的念佛宗信徒想把日莲诱到僻静的地方杀死。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艰苦环境中，日莲幸亏得到后来成为日莲弟子的阿佛房夫妇等岛上居民的热心帮助才渡过难关。不过，流放佐渡给日莲提供了一个深刻内省的机会，他集中精力探究了自己长期以来一再受难的原因，进而对社会、人生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从而真正确立了自己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真理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写下了《开目钞》（1272年2月）和《观心本尊抄》（1273年4月）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教义。

1272年（文永九年）2月11日，为夺取执权职位，六波罗南方时辅（执权北条时宗的哥哥）反叛，震惊了整个日本。1273年（文永十年），蒙古人又送来第五封战书。国难当头，首要任务自然是团结一致。1274年（文永十一年）2月14日北条时宗下令赦免了日莲。3月26日，日莲终于回到镰仓，结束了长达两年零五个月的佐渡流放生活。

回到镰仓后，日莲仍不死心，同平左卫门尉赖纲作了最后一次进言。由于未被采纳，日莲对现实社会和国家感到彻底绝望，而且感到不可能通过现政权来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于是将精力转向培育弟子，并建立了三大秘法之本尊。1274年（文永十一年）5月，应信徒波木井氏的邀请，日莲离开镰仓，走进身延山，并以此为弘扬《法华经》的道场。直到去世为止，在此度过了八年零四个月的隐退生活。

来到身延山不久，日莲写下了著名的《法华取要抄》一文，阐述了《法华经》的价值，以及日莲在末世出现的理由、使命和任务，同时对佛教的各宗都进行了批评，并就三灾七难的兴起和自身屡遭迫害的原因从教义上予以解释。该文不仅展示了日莲从前事业的要领，也指出了将来奋斗的方针。[23]

1274年12月，他制作了一幅大曼荼罗[24]，以示自己作为上行菩萨再生的信念。1275年（建治元年），日莲写下了《选时抄》这部重要著作，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他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末法时期，各种谤法充斥宇内，正法隐没。真言、净土的流行导致日本濒于亡国。然而，只有在这样的末法浊世，才是弘扬作为释迦牟尼出世本怀的《法华经》的大好时机。这就是他的“末法正机”思想。他觉得，目前权大乘念佛宗的流行，实际上只是实大乘题目广宣流布的序幕。担任流布实大乘题目的导师便是“日本第一位法华行者”，此人非日莲莫属。因此，日莲不仅是“本化上行”，同时也是“末世的救世主”、“日本国的主师亲”，唯有日莲一人才是日本的“眼目”、“大船”、“国柱”。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建设佛国的希望寄托给自己的门下，并致力于对未来的展望。他把未来宗教的精髓提炼成几个要素，即“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本尊”、“本门的戒坛”等所谓的“三大秘法”。1279年（弘安二年）10月12日，日莲将自己的“三大秘法”用曼荼罗的方式显示出来，这便是创价学会遵奉的本门戒坛的“大御本尊”。[25]

1281年（弘安四年）4月，日莲撰写了《三大秘法抄》，明确指出“题目”是《妙法莲华经》。1282年（弘安五年），日莲身患重病。同年9月，在弟子们的护送下，离开身延山。途经池上宗仲家（现池上本门寺）时离开人世，享年61岁。

二、日莲的基本教义

（一）判教方法

流放伊豆之后，日莲开始注意研究同法敌斗争的理论，写下了《教机时国抄》、《显谤法抄》等重要著作，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宗教批判原理，从而使自己的斗争更加理性化。这些理论至今仍为创价学会对敌斗争的法宝。

日莲的判教方法有两种，“五纲”、“三证”是其中之一。

1.“五纲”、“三证”

“五纲”又称“五义”、“五知”，分“教”、“机”、“时”、国”、“序”五个部分。

“教”为五纲的中心。日莲认为，佛教经籍浩繁，有小乘、大乘、权经、实经、显经、密经等种种区别，但唯有《法华经》才是“一切经之中第一经王”，懂得这一点才叫“知教者”。那种对教义完全不加分析和比较就去推广一种宗教是极不负责任的。

“机”即机根，指的是人们接受佛法的可能性和能力。众生无边，每个人的机根各不相同，因此了解对象的机根，因材施教就变得十分重要。日莲肯定，日本国自桓武天皇以来400余年一切众生完全具备了接受《法华经》的机根。

“时”对于佛教来讲就像天时对于农业耕作一样重要，日莲认为，当世已经进入末法时期，正是《法华经》广宣流布的大好时机。

“国”，即具体的政治、经济、地理、风土条件，以及思想状况等客观环境。日莲认为，佛法的传播必须因地制宜。

“序”指教法流布的先后顺序。历史上佛法由小乘向大乘发展，一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日莲认为，佛法的宣传必须坚持步步深入，即由小乘到大乘，由权大乘到实大乘，最终由《法华经》的“迹门”进入到“本门”的路线。必须弄清先传什么，后传什么，才会事半功倍。

“三证”，即“文证”、“理证”、“现证”。

日莲在判别某一宗教的正邪、优劣、深浅时，特别强调该宗教有无文献上依据，是否合乎道理，它在现实中的表现如何，以及是否具备“三证”。

“文证”主要是指经典的证明，故又称“经证”。日莲认为，对于一种主张或教义，首先必须调查它依据的是什么教典，必须以释迦牟尼亲口所说的原典为依据，即所谓“依法不依人”。

“理证”是道理上的证明，是在“文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审察一种宗教教义是否符合道理。

“现证”，即观察这种教义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是否被人们普遍接受。

“三证”是日莲进行宗教批判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根据“三证”，他认为，禅宗不依据任何经典，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缺少“经证”的表现；净土宗虽然以《无量寿经》等“三经一论”为判教依据，但只是偏执于“尔前”的权经，丢失了已显真实的《法华经》；真言宗和律宗在“理论”上也有同样的缺陷。

日莲认为，宗教是规范人行为的最好准则，宗教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消长、兴亡、变迁，不正确的宗教会把一个国家和民族导向灭亡。检验某一宗教的正确与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必须对关系到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人的人格的宗教做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判断其邪正，看它是否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幸福，同时，更要审查它所说的生命观、世界观、宇宙观、幸福论、伦理性、思想性等各个方面。而检验的方法，即宗教批判的原理，也就特别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2.五重相对论

五重相对论是日莲判教方法之二。

《开目抄》是日莲的一本重要著作，也是日莲成为末法时期众生导师的奠基之作。书中从内外相对、大小相对、权实相对、本迹相对（种脱相对）、教观相对五个角度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其中包括佛教内部的各种流派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

1）内外相对

第一重内外相对的“内”指内典，即佛教经典；“外”指外典，亦即佛教以外的各种思想，具体指的是印度的外道和中国的儒道二教。日莲认为，儒家思想主要是宣扬“孝”与“忠”。在佛教传播之前，儒教倡导礼乐，这有助于佛教思想的普及。因此，儒教是佛教的入门教。但是，儒家思想终究比不上佛教，其原因是它不知道过去和未来，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注重在现世里制仁义，讲忠孝，行五常，其目的只限于保身、治国、安国。因其不知过去和未来，所以无法对主君、师匠、父母有什么真正的补益。儒教不可能像佛教那样，特别是像《法华经》那样，通过龙女和提婆达多两人成佛的生动例子预示所有的慈父悲母都能成就佛道。就是说，儒家思想中的教行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佛教，特别是《法华经》。

外道指的是印度流行的各种思想，其种类说法不一，主要指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六师外道”以及“九十六种外道”。有的外道也持五戒、十戒等，有的修习禅定竟能超越欲界而进入色界、无色界。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即使达到最上界的非想天，最终还将堕入地狱、饿鬼、畜生等三恶道。外道的理论对于理解佛典还是有作用的。

佛教和外道的区别在于对生命的把握上。佛教认为，任何事物，包括生命在内，其运动法则必定是由因至果，因此生命只能在生命的内部寻求其终极的根源。一个人的现在是受这个人过去所造的因规定的，而现在所做的一切又是未来的因，照样规定着未来。这是生命内部的因果法则。佛教十分注重从生命内部的因果角度探求其本源。它强调“三世十二因缘”，生命体时时刻刻都在遵循着这样铁的规律，不停地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外道放弃了对生命自体内部的因果律的探索，完全将人生交给不可知的“神”的意志支配，以至于以偶然性、片面性代替了科学的态度。不难想象，建立在这种生命观上的世界观、宇宙观必然违背科学的精神。

2）大小相对

第二重大小相对的“大”是大乘，“小”是小乘，讲的是大乘和小乘之间的区别。释尊五十年间所说经典浩瀚无边，号称“八万法藏”。这些教义从大的方面可划分为大、小二乘。小乘指的是释尊早期所说的以“四谛”、“十二因缘”为中心的法门。当时的印度社会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人们陷入现世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潭。释尊说的“苦”、“空”、“无我”、“无常”正是要破除众生的这种欲望，并为此制定了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释尊号召人们出家也是因为唯有摆脱现世的森严等级制才能建立一个平等的佛国净土。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产生后便对印度的等级制度进行了严格的批判。大乘攻击小乘只追求自我解脱，把“灰身灭智”、证得阿罗汉果（或辟支佛果）当做最高目标，而自己则志在将无量众生从生死长河的此岸运送到菩提涅槃的彼岸，所以自称为“大乘”。修习大乘的人决心普度众生，修持成佛，决不中道涅槃，并且不满足小乘佛教的“三学”（戒、定、慧）、“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而是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等菩萨行。

从时间上看，释尊去世约500年为小乘佛教流行时期。500年过后，即公元1世纪左右是大乘佛教兴隆时期。从地域上看，小乘佛教南传至印度南部，经斯里兰卡而至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地，至今仍是该地区民众主要信奉的宗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大乘佛教则北传，经中国至朝鲜、日本、越南，其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修习的目标并不限于断除烦恼，摆脱苦、空、无常的限制，而是要进入最高的佛界，成就最高的人格。所以日莲认为，大乘为优，小乘为劣。

3）权实相对

破除小乘，进入大乘后，便是第三重权实相对。大乘分为权大乘与实大乘。“权”的意思是善权、方便，“实”的意思是真实。日莲认为，唯有《法华经》才是实大乘，《法华经》以外的大乘教全都是权大乘。实大乘真实不虚，代表宇宙的实相。权大乘经教虽然打破了小乘佛教严格的戒律主义和空洞的形式主义，但走上了逃避现实的道路。比如净土念佛宗信仰的《阿弥陀经》便假设了一个阿弥陀佛的西方十万亿佛土这样的净土世界，要求人们厌离秽土，即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而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权大乘主张经过长时间的历劫渐修成佛。《法华经》认为，二乘之人成千上万，他们尽管生活在现世，但已经取得了成佛的资格。虽说正式成佛还是遥远未来的事，然而毕竟有希望，而且一定是在此土。信受《法华经》所得到的现世功德和利益可以概括成“即身成佛”或“当体成佛”。《法华经》和其他经典的不同就在于：莲花的果与花同时出现。受持此经则因果同时，直接成就佛果，不必期待来世。权大乘经典中缺乏“二乘作佛”的平等精神，因而违反了宗教拯救一切众生苦难的本意，失去了指导众生正确的人生方向的能力。

4）本迹相对（种脱相对）

《法华经》一部二十八品，日莲将前半部序品第一至安乐行品第十四称为“迹门”，又将后半部从地涌出品第十五至观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称为“本门”。前后两部分的胜劣构成了第四重本迹相对。

该经一开始便将声闻、缘觉、菩萨等三乘之间的区别归结为对佛法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的不同，因此释尊演说正法时才出现“初善、中善、后善”三个阶段。在以往的权大乘经典中，声闻、缘觉二乘受到强烈的指责，认为二乘只求自身解脱，完全没有觉他的献身精神，被一致认为是必死不治、不能成佛的人。

《法华经》则一反过去各经典的说法，站在更高的角度统一了小乘和权大乘之间的分歧，在给那些大菩萨们授记的同时也不忘给二乘人授记，让他们共同取得未来作佛的资格。在日莲看来，《法华经》并不是停留在义理上统合的经典，而是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譬喻品”中，小乘佛教的代表人物舍利弗被授记为“华光如来”，“授记品”中摩诃迦叶被授记为光明如来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二乘作佛”的理论是“一念三千”所包含的平等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法华思想的独到之处。

如果说“二乘作佛”是“迹门”的中心法门，那么，“久远成”则构成了“本门”的思想主线。以“如来寿量品”为中心，“本门”十四品在释尊观上进行了一场积极的革命，以往小乘经典将释迦牟尼视为历史人物，即自己的教祖和导师。大乘佛教虽然认为释尊是法力无边的最高人格神，但是通过出家修行才“始成正觉”的。释尊之所以作为历史人物降生印度，原因是为了度众生，是为了救济婆娑世界的芸芸众生。实际上，获得久远的生命不仅是释尊个人的事，对于我们所居住的国土来讲也至关重要。因为久远实成的释尊是常住不灭的佛，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也将通过“依正不二”的法门而成为常住不灭的佛土。我们没有必要离开婆娑世界而寻求另外的净土。迹、本二门可以说是一种“影”与“实”、“脱”与“种”的关系。虽然二者都是《法华经》的两件大事，但本门的“久远实成”更为重要，以“方便品”为中心的迹门也因此而获得了生命力。

5）教观相对

“五重相对论”的第五重为教观相对。这里的“教”即教相，指对佛所说的教法作表面的解释；“观”即观心，而且观己心可见十法界。日莲认为，就是在《法华经》中，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也不过是作表面的解释，因此属于教相的范畴。而自己的佛法则是立足于觉悟上的观心。“教观相对”实际上已蕴含着日莲想以自己的佛法取代历史上释迦佛法的意图。这种思想成为后世日莲本佛论产生的理论源头之一。

（二）三大秘法

日莲信奉的最高经典是《法华经》，他的佛教思想可以归结为“南无妙法莲华经”七个字。在长期的弘法实践中，《法华经》又逐渐被发展成“三大秘法”：将“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图示出来作为根本尊崇的对象，这便是“本门的本尊”；安置本尊，进行信心修行的场所叫“本门的戒坛”；信奉本门戒坛上安置的本门本尊，并口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这样的修行称为“本门的题目”。相当于一般佛教的“戒、定、慧”。《法华经》共有七卷二十八品（章）。在佛法上把它分为两大部分。即它的前十四品为“迹门”，后十四品为“本门”。日莲正宗以“本门”为信仰的中心，其中特别是以“如来寿量品”作为它的教义的基础和信仰的中心。所谓“南无妙法莲华经”的三大秘法是在“如来寿量品”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佛法。[26]

1.本门的本尊

“本尊”的意思是从根本上应当加以尊崇的对象。“本门的本尊”有“人本尊”和“法本尊”之分，二者合在一起为“人法一体”的本尊，为“三大秘法”的核心。佐渡时期，日莲的本尊观初步形成。日莲在《妙法曼荼罗供养事》一文中将“妙法莲华经”五字当做“御本尊”，称之为“曼荼罗”。这是其法本尊思想的萌芽。日莲认为，人本尊和法本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不过，法本尊相对于人本尊来说更为重要。日莲站在“依法不依人”的立场上将“人法一体”的本尊统一为他所提炼的题目本尊，即“妙法莲华经”五字本尊。

进入身延山以后，日莲一直在思考将妙法等五字的法本尊用图像表示出来，而且在《日女御前御返事》中进行了详细的描绘：曼荼罗的中央挂着题目五字，四大天王坐于宝塔的四方。上面除释迦佛、多宝佛和本化四菩萨外，还有普贤、文殊、舍利弗等。而且，日天、月天、第六天的魔王、龙女、阿修罗、不动、爱染等也被接纳进来，就连恶人提婆达多及鬼子母神、十罗刹女等也都有其一席之地。本着《法华经》的圆融统一精神，日莲还将日本国的守护神天照大神、八幡大菩萨和天神七代、地神五代的各种神祇一同安排进来作为保护神。

2.本门的戒坛

“戒”是佛教的“三学”之一，在佛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显教还是密教，都将戒律当做防非止恶的手段。

日莲对戒律问题也曾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他以一个佛教史家的眼光分析说，正法时期持戒的人很多，像法时期破戒的人很多，而末法时期持戒的人都很少，充斥国土的全部是些“无戒之人”。针对末法时期“无戒”的特点，日莲提出，再教条地生搬硬套过去的戒律无疑是白费力气，所以干脆抛弃不合时宜的清规戒律，只取受持《法华经》题目一行作为唯一的持戒方式。

戒坛只是受戒的场所，它是信仰生活化和社会化的象征。日莲对戒坛也作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理解。他所创立的“本门的戒坛”分为“义”、“事”两种，这样的戒坛并不是用来受戒的，因为末世凡夫都是些无戒者。“义”的戒坛是指上述一般的修行信心的场所（戒坛）。“事”的戒坛是指将来日莲正宗传布全国时由国会通过决议或由国家元首下命令为日莲正宗建立的国立戒坛，它将供奉在大石寺内的“大御本尊”，使它成为“护国”的根本戒坛，成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显现日莲佛性”的戒坛。学会声称，实现上述国立戒坛即“事”的戒坛的愿望是它奋斗的根本目的之一。[27]这里强调通过世俗力量（王法）和日莲代表的正法力量（佛法）的结合，共同实现以王法护持正法，以正法来指导政治、社会、文化的目标。

3.本门的题目

日莲认为，题目是八万圣教的肝心、一切诸佛的眼目、十方诸佛的导师、三世如来之母，是贯穿于从极小到极大的整个宇宙的终极真理，一切均由此开显，一切都由此产生。在正法隐没的末法时代，众生已无法直接见到佛，唯一的办法是口唱题目以超越生死，并获得永恒的幸福（成佛）。日莲视《法华经》为统一内外诸经典的最高法理，“妙法莲华经”五字为《法华经》的中枢。

在此基础上，他将“南无妙法莲华经”作为本门的题目，且赋予题目七字以别开生面的含义。其中：“南无”是“归命”、“皈依”之意；“妙”字被解释为“绝”、“具”、“开”、“苏生”等；而妙法取“莲花”一词为名也是借莲华出淤泥而不染，非泥沼而不生的高尚精神来比喻自己的妙法旨在于末法浊世中救济众生，变浊世为净土。如果说“妙法”是宇宙的最高法理，那么，“莲华”则是具体的菩萨行。地涌菩萨的“地涌”二字与“莲华”二字暗合，这里的“地”就是“现世”，地涌菩萨们在苦难的现世中勇猛精进，普度众生。“经”被概括为人格生命的表现。

在日莲看来，既然题目是《法华经》的精要，那么，唱诵题目也就具足了五种修行，等同于五种“妙行”。通过题目的唱诵，人们便可“深入禅定，见十方佛”。众生凭借唱题的修行即可达到不动摇的状态，最后进入“寂光”，即以凡夫之身而使寂光净土具现。题目的修行是“信”与“行”的统一，“信”是指心中信仰本尊，“行”是口唱题目，将“信”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日莲强调要以信心为本，“以信代慧”，只要诚心诚意、坚持不懈，终究是会得到利益的。为此，日莲一生将修持题目当做“正行”，而将其他的修行方式一概视为“助行”。

（三）日莲正宗的传承

1282年（弘安五年）10月8日，为托付后事，日莲从众多的弟子中挑选出六位上首弟子作为去世后的“法灯”。他们是辩阿阇梨日昭、大国阿阇梨日朗、白莲阿阇梨日兴、佐渡公日向、伊予公日顶、莲华阿阇梨日持，世称“六老僧”。日莲圆寂后，六老僧相约至身延山为日莲轮流守墓。但是除日兴以外的其他五老僧都不愿去交通不方便的身延山，他们置教团的团结于不顾，留在自己的地盘上忙着发展自己的势力，忽视了留守圣地的重要性。身延山方面只有日兴一人单独支撑着。日莲去世一周年之际，关东各门流只在池上举办法会，唯有日兴率弟子日目、日华、日秀等在身延山为先师举行纪念活动。此后日兴一直住在身延山久远寺，管理寺庙和墓地。

更为甚者，日莲去世后，以日昭为代表的关东教团迫于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压力，开始向天台宗倾斜，他们自称“天台沙门”，失去了昔日那种以日莲思想为中心的战斗性和反权威性，基本上沦为半独立的教团。相反，日兴则严格坚持日莲的教义，对其他新旧佛教宗派一概否定，决不同法敌妥协，并且认为，天台宗也只包含部分真理。

日兴严厉批评日昭等人的行为，于是形成了日兴和五老僧的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断加深，最后终于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日兴觉得身延山已不可能再成为弘扬《法华经》的根本道场。1288年（正应元年）12月，他离开身延山，至河合的由比家。接着又应南条时光之请移住持佛堂，在南条时光的援助下于富士山大石之原建成了大石寺，并以日莲系教团中的“正宗”自居。之后，1298年（永仁六年）2月，日兴又以北山的地头蛇石河能忠为外护，在重须开创本门寺，设学校从事教学活动。日兴门下有不少能干的弟子，其中日目、日华、日秀、日禅、日仙、日乘六人被定为“本六人”。从镰仓末至南北朝时期，其教势逐渐发展到日本各地。

日莲正宗的教学也称大石寺教学或石山教学，其内容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其不同于其他派别的主要观点有“两个相承”、“御真骨”、“日莲本佛论”、“本尊论”、“富士戒坛论”等。该宗教学上的最大特点是严格地遵循宗祖日莲的教义，不与法敌有任何妥协。

1.“两个相承”

“两个相承”即《身延相承书》和《池上相承书》。书中，日莲只将正法托付给了日兴一个人，唯有日兴一人是正法的继承者。

2.“御真骨”

“御真骨”是一种足以证明自己在诸多日莲系教团中正统地位的物证。据该宗宗史记载，日兴离开身延山时，带走了大御本尊和日莲的遗骨，后来将日莲的遗骨安奉在大石寺内。大石寺第十八世了玄日精（1600—1683年）在《家中闻书抄》中对此进行了记载。

3.日莲本佛论

日莲本佛论即日莲才是末法时期众生最根本的佛祖的提法。

南北朝时期，日兴门下诸派林立，竞相在全国展开折伏教势，且出现了“新六人”，分别是日道、日乡、日妙、日代、日助、日澄等。日兴世后，其上首弟子日目（1260—1333年）继为第三祖，之后，日道为第四世。可见，日莲正宗的传承基本以大石寺为主线。日莲正宗的教义主要形成于室町时代之后，至江户时代中期的日宽发展成完备的体系。

日莲本佛论出现于14世纪末到15世纪，日兴门流内妙莲寺的日眼和大石寺第九世日有等人是此论的倡导者。日莲本佛论以日莲正宗主张的“五重相对论”中的“种脱相对”为理论依据。“种”即“下种”，“脱”即“脱益”。“种”为本，“脱”为迹，也就是说，“种”胜“脱”劣。一般说来，众生在成佛的道路上要经过下种益、熟益、脱益三个阶段。众生在过去某个时候从某位佛陀那里接受到佛法称为“下种益”，经过长时间的培育所走的成佛道路称为“熟益”，得道成佛完成最高的人格称为“脱益”。《法华经》本门中那些相信释尊说法的人，他们在五百尘点劫的过去就已下种，后经漫长时间的调熟，直到释尊出现在印度讲授《法华经》的“寿量品”时，才由信而解脱，所以释尊的佛法被称为“文上脱益”。进入末法时期后，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以及其他所有佛的佛法都已隐没，但作为根本佛的释尊，以及他所持有的“南无妙法莲华经”却在末法时期显现出来，这就是由日莲展示的“本门的本尊”、“本门的戒坛”、“本门的题目”等“三大秘法”。“三秘”相对于历史上释尊“文上脱益”的佛法而被称为“文底下种”的佛法。修持这种佛法的人不需要经过释尊佛法那样长的时间，修行的当体在现世里便可得到绝对的幸福。因此，“文底下种”的佛法就像莲花的花实同时出现一样，其下种益、熟益、脱益等三益也同时具现。生长在末法恶世中的众生同释尊的佛法无缘，只有修持“文底下种”的法门才能完成成佛之道。

通过日莲本佛论，日莲在佛法上成了最高的权威。

4.本尊论

第四世日道之后70余年时间里，大石寺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至第九世日有（1409—1482年）时方告结束。日有十分强调大石寺的正统性，认为大石寺是根本道场。教学上主张“种脱相对”，宣扬日莲本佛论，给大石寺带来了鼎盛的局面，因此被视为日莲正宗的中兴之祖。

日有在教学上的一大贡献是他的“本尊论”。日莲晚年为了传教的需要，曾给弟子们书写了许多本尊曼荼罗。在众多的本尊曼荼罗中，日有认为，唯有1279年（弘安二年）10月12日书写的本尊曼荼罗才是“本门戒坛的大御本尊”，其重要之处在于是“佛灭后二千二百二十余年之间未曾有之大曼荼罗”。这幅曼荼罗按照日莲的亲笔，刻在长约144cm、宽65cm、厚6.6cm的黑漆楠木板上，故通称“板曼荼罗”。日莲将这幅曼荼罗托付给上首弟子日兴。日兴离开身延山后又将之携往富士山大石寺。据日莲正宗教学上的解释，此本尊是“人”与“法”的统一。“人”即日莲大圣人；“法”即《法华经》“寿量品”“文底下种”的事行一念三千的南无妙法莲华经。日莲把“宇宙的大生命”固定在这块板本尊上，因此，它具有万能的“超自然的威力”。

5.富士戒坛论

1718年（享保三年），日宽（1665—1726年）升为大石寺第二十六世贯主。三年后退贯主位，重新从事教学，所著“六卷抄”，即《三重秘传抄》、《文底秘沉抄》、《依义判文抄》、《末法相应抄》、《当流行事抄》、《当家三衣抄》六篇文章，在日精宗史研究的基础上，为日莲正宗的教学理论制定了完备的体系。其主要思想仍立足于日莲本佛论、三大秘法等传统理论之上，将日莲的著述当做末法下种的《法华经》，将日莲当做佛宝，将大御本尊当做法宝，将日兴当做僧宝。他将传统三秘中的本门的本尊细分为“人”和“法”，将本门的题目分为“信”和“行”，将本门的戒坛分为“义”和“事”，由此又构成了三秘的“六义”。

为了巩固和提高大石寺的独尊地位，日宽提出了“富士戒坛论”。根据《身延相承书》，日兴已从日莲这位“本佛”那里接受了弘传大法建立本门的戒坛的遗命，而且这样的戒坛理应建立在大石寺的所在地——富士山。日宽认为，富士山是全世界寺院中的总本山。这一统一世界的戒坛才是“事”的戒坛，在此之前的戒坛属于“义”的戒坛。日宽的戒坛论后来被创价学会的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继承和发挥，其精神实质可谓一贯而下。

由于日宽的长期努力，其教学在兴门诸派的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影响遍及各门流。两百多年来，其思想历久不衰，绵绵而下。今天，日莲正宗的教学、创价学会的教学都基本上以日宽的体系为依据。学会的会员入信时发给的本尊也是日宽书写的曼荼罗的复制品。

日宽以后，大石寺的教学风靡兴门各派。江户幕府末期，大石寺俨然成为教学和布教的重地。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国家神道占据了统治地位，佛教各宗的传统地位被剥夺。在对佛教各宗的整编过程中，日莲系各教派于1872年（明治五年）被合并为一致、胜劣两派。两年后又重新分开。立足于胜劣说的大石寺派曾同兴门派的其他诸寺一起合称为“日莲宗兴门派”（后称“本门派”），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9月大石寺独立，单独称“日莲宗富士派”。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第五十七世日正时正式称“日莲正宗”。当时，日本的佛教界分为十三宗160多派。日莲宗是十三宗里势力最大的一宗。日莲宗内主要有29个派系，日莲正宗是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派（见表3-1）。[28]至20世纪30年代，即牧口常三郎和户田城圣入信时，该宗一共拥有69座寺院、41个说教所和教会，檀信徒80291人。

表3-1　日莲宗系派系表[29]

续表

资料来源：1961年日本宗教年鉴。

（四）创价教育学会

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创价教育学会

1928年（昭和三年）春天，担任白金寻常小学校长的牧口常三郎遇见了日莲正宗的在家信徒三谷素启，在思想上同日莲的教义产生了共鸣，正式走上了日莲正宗的信仰之路，继而户田城圣也在牧口常三郎的引导下开始了充满艰难险阻的宗教旅程。

1930年（昭和五年），在《创价教育学体系》第1卷正式出版前夕，为便于创价教育学从教育改革的理论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实践，牧口常三郎和户田城圣两人组织成立了“创价教育学会”。

当时创价教育学会的章程对学会的名称、目标、机构、活动内容，以及会员、工作人员都一一做了规定。如章程的总则中明确指出：“本会称为创价教育学会；本会的目标是以创价教育学体系为中心完成教育学研究和优秀教师的培养，谋求国家教育改造；本会总部设于东京。其他地方设置分部。”[30]章程的第二章规定：“本会举行设置教育研究所，举办研究会、演讲会、讲习会，发行图书及杂志，进行其他适当的事业活动。”第三章规定：本会由正会员（以正直的慈悲心为本会事业努力的人），特别赞助员（对本会事业在精神物质上给予特别援助的人），赞助会员（赞助本会事业的人）和临时会员等四种会员组成。本会设置会长（一名）、理事（若干名）、评议员（若干名）和干事等工作人员。[31]

1936年（昭和十一年）8月第一次创价教育学会修养会时合影（第二排右数第三位为牧口常三郎）

在当时创价教育学会顾问中，有原外交官秋月左都夫、贵族院议员古岛一雄、日本大学教授田边寿利、东京《朝日新闻》顾问前田多闻、柳田国男、学习院初等科长石井国次等人。

1935年（昭和十年），为致力于创价教育学的研究和应用，创价教育学会对内部机构进行了进一步完善，设立了“研究部”，分为国语科（阅读、写作、书法）、算术科、地理科、国史科、理科、唱歌科、图画科、体操科、手工科、修身科等。

为了扩大创价教育学会的影响，1935年（昭和十年）1月1日牧口常三郎在《带广市教育》上发表了《论教育的合理化》一文。其中说道：“《创价教育学》脱离过去欧美输入时的学术思索方法，探索医学和其他很久之前的技术学的成立途径，从实际经营的事实归纳、构造知识体系。其完美和价值多少姑且不论，既然是由实际经验归纳而来的东西，就没有理由不能演绎实际生活。果真那样的话，相信请求研讨教育合理化绝不是我的一己私情。”1936年（昭和十一年）他又给该杂志投去《以创价教育学为基础的国语（阅读、写作）科教学的研究》一文，为《论教育的合理化》一文提供了实验证明的研究资料。

1935年的牧口常三郎（中间）

牧口常三郎为了考证自己的思想，还积极地去听这时期来日本的斯普朗格等人的演讲，以吸收新的知识。

在会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创价教育学会得到了稳步发展。随着折伏的活跃，教师以外的实业家等也结成团体，在各自领域开展活动。1936年（昭和十一年）4月举行的春季总会，聚集的虽然只有老师，且具有研究发表会的性质，但影响得到扩大。自那以后，一般人也逐渐地开始加入创价教育学会，活动焦点也在实质上从教育改造转向了宗教革命。创价教育学会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学会创立后，牧口常三郎高度重视学会的刊物。1930年（昭和五年）学会发行了理论刊物《环境》，后来又创办了机关杂志《新教》，由户田城圣担任编辑兼发行人。《新教》是学会的一块重要的理论阵地，被视为实践学会宗旨的“自由、公正的论坛”，每期都设有“教育革命、宗教革命”栏目。

与此同时，创价学会对纲领也进行了完善。主要有以下五条：“本会不是个人主义的利己的集合，也不是虚伪的全体主义的集合……不是满足于做牛后的怯懦的小善人，而是宁做鸡口的勇敢的大善人……本会虽不以赢利为目的，却以最大的利善为目标；会员的信条是遵循《法华经》真髓——‘无慈诈亲是彼怨。为彼除恶，即是彼亲’。通过化他来勤勉自我修行，拿事实来证明生活革新；对待说‘早早关门早早睡，免得人家说是非’的恶师、恶友等恶魔，相信越接触善师、善友等善神越有收获，不接触的话反而有损失有报应；本会的目标在于，以日莲正宗流传的无上的三大秘法为基础，谋求教育、宗教、生活法的革新，明确忠孝大道，以此推进国家及国民的幸福。”

与以前学会的章程相比，此时的纲领更强调《法华经》的指导地位，更强调身体力行，更强调善的信念。

从早期的《纲领》来看，创价教育学会给自己明确定位为以创价教育学体系为中心的教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培养机构，目的在于从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教育者的选拔等方面改造国家教育。

1935年（昭和十年）8月，创价教育学会在日莲正宗的总本山大石寺集会，并就宗教与教育、创价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研究。至此，学会的会员已发展到全国各地，于是各地的地方支部相继诞生。创价教育的理论不仅吸引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受到当时的达官贵人古岛一雄（政客）、秋月左都夫（官僚）的支持。1936年（昭和十一年）8月，由秋月出资，学会设立了研究生制度，并在大石寺召开第一次夏期讲习会（时称“修养会”）。学会发给身为日莲正宗信徒的6名教师每月10日元的津贴（相当于当时小学家庭教师的薪水），以奖励他们的研究活动。

伴随着折伏活动的步步深入，创价教育学会的性质逐渐从教育研究团体转变为宗教团体。会员除教员外，还有中小工商业者、工薪阶层。

户田城圣主要侧重从经济上维持学会的生存。此时的户田一方面经营时习学馆，另一方面创办了由东京和神奈川的小学教员出资的日本小学馆。通过集资方式，户田又增设了四海书房、北海书房、冈书房、秀英舍等小出版社。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出版事业已扩展至大众文学领域。他在事业最兴盛时曾支配过17个公司，拥有资产600万日元，月收入为一万多日元。户田事业上的成功是学会走向壮大的重要经济保障。

1939年（昭和十四年）12月，创价教育学会第一次大会后，学会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以《法华经》为中心的广宣流布运动。1940年4月30日，学会在东京九段的军人会馆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会上，学会的体制得到了重新调整，本部设立了企划部、折伏指导部、教育研究部、教育者俱乐部、创美华道研究部、生活革新同盟俱乐部、印刷部、妇人部、青年部、少年部等10个部门。学会的本部设在东京神田的锦町。从新增设的折伏指导部来看，宗教活动已被当做创价教育学会运动的重点。折伏是学会传教活动的主要方式，也是学会整个运动的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学会组建了青年部这样一支生力军。在学会半个多世纪的传教史中，青年人一直被当做中坚力量，是学会大进军的先头部队。

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2日，创价教育学会在神田一桥的教育会馆召开了第三次大会，400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牧口常三郎以《大善生活法的实践》为题做了演讲。

在他的谆谆教诲中，每个人都充满了真心，希望尽早成为以信仰为起点、能够证实大善生活的人。

当时，学会会员已多达2000名，东京有支部13个，地方有支部9个，共计22个。当年7月，学会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创办了机关报《价值创造》。牧口常三郎在刊物中先后发表了《大善生活的提倡》、《在大善生活即人间的平凡生活中》、《大善生活法的实践》等文章。在《价值创造》的发刊辞中，牧口常三郎详细论述了学会“希望由损而得、由害而得、由恶而善、由丑而美，然后都由近小而趋于远大，最终不达到最大幸福决不罢休”的目的。为使新形势下的折伏传教运动更富有成效，新补充和修改的《创价教育学会纲要》要求人们接受法华信仰，异体同心，共同开创“大善生活”。

1939年12月24日在麻布市举行创价教育学会第一次总会时的合影（前排右数第一位为牧口常三郎）

1941年7月20日创价学会的机关报《价值创造》（创刊）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会的活动中心已由初期“教育改造”逐步转变为“宗教革命”，目的是要在日莲正宗所传无上最大的三大秘法基础上谋求教育、宗教、生活法的革新，光大忠孝之大道，以便将国家及国民的幸福推向前进。这就是说，它的教育色彩在渐渐减少，而宗教色彩在慢慢增多。

不能忽视的是，创价教育学会的所有活动都是在日本对外进行战争期间进行的，而且当时的形势是越来越恶化。国民被极端地强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与之伴随的，是以国家神道为支柱的军部和国家权力部门越发推进法西斯式的思想统治。创价教育学会，自然也被官府戒备的目光严厉地注视着。

1939年3月，平沼内阁制定的宗教团体法案在众议院会议上获得通过，4月8日，政府将其作为第七十七号法律予以公布。且告知人们：“国民精神的振奋仰仗于宗教的健全发达之处颇多。鉴于在眼下时局的紧要关头，其必要性尤为迫切，为明确宗教团体的地位及对其保护监督的关系，谋求其健全发达及教化功能的增进等，有必要制定宗教团体法。”[32]

这是明显的剥夺宗教活动自由的行为。政府一边用“健全发达”来敷衍，一边想着利用宗教，同时依靠强大的国家权力威压民众。

创价教育学会的机关杂志《教育改造》

按照“宗教团体法”，所有教派都被置于国家神道的支配之下，并进行整编。当时文部省宗务局据此要求日莲正宗和日莲宗两家合而为一。如果顺从政府，肯定会损害自宗的纯粹性，也会失去自身的尊严和威力。学会认为，同日莲宗合并就是意味着日莲正宗走上了绝路。然而，日莲正宗内部的一部分人屈服于政府的高压政策，在大石寺内唱起了迎合当局并与日本一向以来的“本地垂迹说”正相反的“神本佛迹论”，把神道教中的“神”当做根本，而将“佛”当做“神”的垂迹和变化。1941年（昭和十六年）3月10日，日莲正宗的僧俗信徒们在总本山大石寺召开护法会议。以牧口常三郎为首的创价教育学会从维护日莲正宗思想的纯粹性立场出发，对“神本佛迹论”给予了坚决的批判。牧口常三郎的主张得到了与会的绝大部分代表的支持。经过日莲正宗上下一致努力，最后终于拒绝了合并的要求，取得了护法的彻底胜利。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对外侵略行径，创价教育学会会员们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战争刚开始一周，牧口常三郎便在机关报《价值创造》第五号上发表了题目为《宗教改革无须费事》的论文，对帝国主义在思想上维持战争的精神支柱——神道，给予了猛烈的批判。战争开始后，学会仍组织信徒们继续从事信仰活动，牧口常三郎本人除著述外，还到各地出席会员们的座谈会，指导宗教活动的展开。然而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学会的活动也越来越陷入困境。1942年（昭和十七年）机关报《价值创造》被勒令停刊。

尽管如此，1942年5月17日，学会仍然在东京神田的一桥教育会馆召开了第四次大会。会上报告了“实业家营业成绩”和“即身成佛的例证”等。会场还进行了各类书法、图画、地图，以及创美花道的速成插花展览等，仿佛成了创造美、利、善价值的实证场所。

对此次会议的成功，牧口常三郎发表了如下感慨：“这次聚会与其他类型的聚会的情形大不相同，即使是一鳞半爪也让人认为宛如大善生活法的综合展览会，我认为这是应当感到光荣的。遗憾的是，由于场所和时间等限制不能发挥充分的能力。没有征收一分钱的会费而召开如此盛会，与十年前相比较，真有隔世之感。我想这件事本身就可以作为大善生活的实证，值得我们安慰。”[33]

同年11月22日又召开了第五次大会。此次会议的规模更大，600人参加了会议，比上回多出200人。会员依次发表了《皈依后感悟》、《我最近的信念》、《明朗的结婚》等自己的体验。牧口常三郎凝神倾听，最后登台给予了鼓励：“诸位，在这次总会上又能听到如此珍贵的生活体验，我想这是我们相互间无上的光荣。从早上开始的六个小时的会议中，各位全神贯注，我感激不尽。会员的体会，都是珍贵的珠玉。因为这是大家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从他人那里听来的，也不是从书上看到的。这些值得应用到各自的生活中，也值得留传给孩子。我自己也大受启发。”[34]

在这次会上，牧口常三郎反复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他说，“生活法不经过生活就不能明白。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所说的‘生活法要在生活中根据生活来解开’，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就像任何生活法不经过生活就无法明白那样，不行菩萨行的中小善的生活者应该是不理解大善生活法的。不去做的话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信心”。

1943年（昭和十八年），战况恶化。日本国土遭到轰炸，生活物资严重缺乏，而战争狂人们却仍然在鼓吹“玉碎”作战。政府为了加强思想统一，强化了法西斯统治，而且依据宗教团体法谋划合并各教团。1940年（昭和十五年）左右开始，军部直接会见宗教代表者，强力推动宗教团体的合并。虽然进展不是很顺利，但最终天台宗三派、真言宗八派、净土宗西山三派、临济宗十三派（除去国泰寺派）、日莲宗三派、法华宗三派、本化宗（不受、不施）两派合并，成为十三宗二十八派。[35]

这样的合并策略波及日莲正宗是自然的。文部省劝告日莲正宗统合。为了纯粹地守护日莲教义，牧口常三郎主张不向国家权力妥协。他断言“佛法不是观念的游戏，是救国救人的。在必须要救时袖手不管，是违背佛意的”。此时，包括户田在内的12名干部秘密地结成了以不惜生命的觉悟守护创价教育学会的“富士俱乐部”。

由于他们的坚决斗争，最终日莲正宗没有被合并，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4月单独获得宗制认可。

但是政府仍然命令日莲正宗和创价学会一律参拜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并接受其神符，信仰其神道。牧口常三郎和户田等人认为，邪教泛滥日本，护国的诸神早已弃国而去，神社成了空架子，为魔鬼所盘踞，参拜这样徒有其表的神社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何况即使有神也只是《法华经》中“久远本佛”的守护神，所以他们断然拒绝了政府的要求。但是，日莲正宗一方因害怕政府的镇压，决定接受伊势神宫的神符，并向信徒们宣布了这项决定。为此，1943年（昭和十八年）6月，牧口常三郎和户田等学会的主要干部亲自来到总本山大石寺，表示决不接受本山的命令。

学会的严正立场终于触怒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1943年（昭和十八年），牧口常三郎就两次被警视厅传唤，接受有关神社等问题的调查，7月，政府对学会实行镇压。

在这样的环境中，7月2日，牧口常三郎仍然带着和泉美代和岸浅子两个妇人乘坐早上6点40分的火车前往伊豆的下田折伏。

这是继3月与妻子等4人一起去折伏之后，第二次来到下田。当时的下田是个交通不便、荒凉的地方，有着伊豆孤岛之称。从东京到下田要花8小时左右的时间。

牧口常三郎一行人首先在静冈县贺茂郡稻生泽村莲台寺（现在的下田市莲台寺）的中田旅馆（1945年1月21日被烧毁）安顿下来，并在那里举行了折伏座谈会。

7月5日傍晚，为了给岸浅子的父亲田中福藏折伏，拜访了位于贺茂郡滨崎村须崎（现在的下田市须崎）的岸的娘家（1953年3月10日被烧毁）。当时的须崎是一个捕捞海螺、鲍鱼、石花菜等的荒凉渔村，几乎没有人去。

7月6日早饭后，牧口常三郎被下田署的两名特高警察逮捕。20日神田的创价教育学会本部被搜查，时习学馆（1944年5月25日被烧毁）也被搜查，牧口常三郎的《乡土科研究》、《创价教育学体系》等著作全部被查抄。

几乎与此同时，户田等21名学会主要领导也被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对神社的“不敬罪”逮捕，学会被解散。战前的创价教育学会也因此而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2.户田城圣时期的创价学会

户田战前名叫户田城外，出生于石川县贫穷的渔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当店员，通过自学取得小学教师资格。1920年他到牧口常三郎任校长的小学里任教。户田原来信仰基督教，后来受到牧口常三郎的影响改信日莲正宗。1930年他跟着牧口常三郎退出学校，以后一直跟随牧口常三郎进行社会活动。

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投降，至此，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长达14年之久的侵略战争终告结束。这场战争不仅使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深受其害，同时也使日本人民遭受了重大灾难。在宣布投降的前一个月，即当年的7月3日，户田城圣在丰多摩监狱被释放。出狱后，秉承牧口常三郎的遗志，户田继承其未竟的事业，自觉地担负起重振创价教育学会的重任。他在东京靠做投机买卖为生，后来经营出版、金融和土木建筑业，成了小资本家。为重建学会作准备，他在自己公司的办公楼挂出“创价学会”（去掉“教育”二字）的招牌，并在那里传授《法华经》。不久，战前的伙伴重新聚集起来。1945年11月18日，他在欢喜寮举办了牧口常三郎逝世一周年纪念法会，并在会上以理事长身份发出了弘扬妙法的宣言。

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力量制定了新的学会纲领和有关发展支部组织的具体措施和大纲。

1946年，户田正式重建创价学会，并任理事长。户田诚圣重竖创价学会大旗后，便迅速启动了布教工作。5月，召开了第一次干部会议，同时，健全了学会内部的组织架构。在学会本部设置总务部、讲义部、财务部、企划部、情报部、妇女部、青年部、组织部等部门。

户田认为，战前创价学会之所以受到毁灭性打击，是因为教学上的薄弱，为此，学会重建后，他十分重视讲习会和座谈会的传教方式。1946年元旦，他亲自登总本山大石寺并开办了首期《法华经》讲义，主要讲授《法华经》、《立正安国论》和《开目抄》等著作。从1946年到1950年5年中，类似的讲习会共举办了十期，正式毕业生达200余人。户田通过这种方式为学会培养了大量中坚力量。除讲习会和座谈会外，学会还定期在日莲正宗的本部山大石寺举办登山会和夏季讲习会。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活动，创价学会很快重新打开了局面。11月17日，学会为牧口常三郎举办了第三次纪念法会。之后，学会紧接着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同年，恢复了发行机关报《价值创造》。1947年10月19日，创价学会在教育会馆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由于组织得力，宣传声势日益扩大，学会得到快速发展。据统计，重建学会的第一年，学会发展的新会员就达200余人。到1948年底，学会会员恢复到战前最盛期的3000人。学会乘势而上，1949年7月，又创办了机关杂志《大白莲华》。

战后初期的日本，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经济上十分困难。民不聊生，通货膨胀、失业、贫困现象极端严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在日本进行所谓“赤色整肃”，大肆镇压日本的进步力量。日本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户田充分认识到广大人民强烈摆脱这种痛苦处境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时认识到用佛法的力量争取亚洲地区和平的意义。他大声疾呼“现在是学会发展的大好时机！”提出所谓“折伏（传教）大进军”的号召，并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如：1951年创办创价学会机关报《圣教新闻》，把它当做传教活动的武器；1951年6月户田就任第二任会长，确立了学会最高的领导权威；向日莲正宗总寺院富士山大石寺领取了“大御本尊”，供奉在学会本部，确立了学会和日莲正宗两位一体的关系，实行人会信教一元化的新体制，同时，也为自己的活动确立了正统性和合理的理论依据；成立学会男子青年部，将其作为全国传教运动的核心力量等，发动了全国性的传教运动；编辑发行教团最高教典《日莲圣人御书全集》。

1951年7月11日和19日，户田组建了直属于会长的男子青年部和女子青年部。次年2月9日，青年部设置了参谋室，池田大作任参谋。

1951年后，特别是在1952年10月，学会得到东京都知事安井城一郎的认可，取得了地方宗教法人资格而成为法律上的独立教团，之后创价学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据学会公布的材料，1951年会员只有3000户，1954年底，会员发展到164270户，1956年年底一跃增加到50万户。1963年8月会员已增加到360万户，约占日本家庭总户数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日本每七户中就有一户是创价学会会员家庭。创价学会不仅在日本国内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在欧洲、美洲、东南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都成立了海外支部或联络站。

学会的发展如此之快，收获如此之大，首先应当归功于户田对青年人的重视、培养和任用。在他看来，青年部是折伏传教的尖兵，是创价学会宗教政治运动体的核心力量。学会内户田用人讲究实效，坚持真刀真枪的实力主义，不论资排辈，从而使创价学会真正成为青少年的活动天地。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宗教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竞相进行改革。很多教派都希望重新创立系统的教义，以便跨出民族宗教的界限，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1954年6月，大约60多个佛教宗派共同成立了“全日本佛教协会”，以加强相互合作。同时积极扩充地方组织，开展各种社会教化活动，大力推动僧俗一体运动。传统佛教和新兴宗教也注意改善关系，由过去的对立走向相互联合和补充。

为巩固自身的地位，面对宗教界的新形势，以户田为首的创价学会认识到只有选择政治这一新的突破口才能战胜其他教派，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且，利用政治渠道，佛教的影响方能真正浸透到社会当中去。为此，随着折伏传教的步步深入，学会将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政治上来，试图开创一种佛法和世俗政治相互融合的新局面。

自1956年8月起，户田城圣开始在机关杂志《大白莲华》上连载长文《王佛冥合论》，为学会参与政治奠定理论基础。他指出，创价学会之所以关心政治，唯一目的是为了三大秘法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广宣流布，致力于国立戒坛的建立是其当仁不让的使命。户田明确表示，王佛冥合的精神实质是社会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相一致，王法（世俗政治）和佛法（日莲正宗的思想）的冥合（有机的结合）是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幸福的根本保证和必由之路。

1955年（昭和三十年）4月30日，创价学会参加地方议会选举旗开得胜，理事长小泉隆当选为东京都议会议员，此外，还有52人分别当选为东京都特别区议会议员和市议会议员。这次选举后，学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准备在日后选举中从事选举动员，强化政治宣传，赢得更多的席位。学会于同年5月19日在东京都实行“区域制”。所谓区域制，是相对于纵向组织系统而设立的横向组织。每个“区域”的划分均从实际需要出发，大致相当于每个选区。“区域制”很快推广到全国。1961年6月，学会确立了全国性的综合区域制。与此同时，为保证组织工作的有效进行，本部设立了“创价学会政治联盟”，将其作为专门性的领导选举活动的机构。

1956年4月，学会以大学生为对象设立了学生部。学生部的设立更增加了学会的活力和能量。5月，学会的传教工作突飞猛进，当月的本尊发行量达28973户。7月10日，学会参议院选举开始。竞选中，创价学会提出了“税制的合理比、公明选举、1000万移民、政治劳动行政的明朗化”等口号，取得了相当理想的效果。当时学会会员总数只有42万户，全国区的得票数却为991552票，可见不少选票来自于会员以外的市民。不过，树大招风，正因为学会在传教和选举上都取得世人瞩目的好成绩，随之而来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创价学会仍然坚持艰难跋涉，在阻力中前进。至1959年，学会在参议院竞选中又有6人当选，全国区得票数共计248万张，占投票总数的8.5%。

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珊瑚岛上试验氢弹，使正在公海上航行的日本金枪鱼渔船第五福龙九号23名船员受到放射性核辐射。半年后，该船电台长久保山爱吉不治身亡。这一事件很快在日本全国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呼吁禁止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的运动。日本宗教界在这场运动中始终走在最前列，并同海外宗教界加深了宗教和平运动的交流。

受牧口常三郎“协作与共存”思想的影响，户田城圣始终认为“不能为了日本民众的幸福而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幸福，也不能为了美国民众的幸福牺牲日本民众的幸福。要创造一个世界人民都能幸福快乐繁荣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也都能幸福快乐。”[36]

1957年，户田城圣身患重病，但仍不忘为和平运动作出贡献。同年9月8日，创价学会青年部在横滨的三泽竞技场召开第四届东日本体育大会，户田抱病参加，面对5万名弟子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只要使用原子弹，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无疑是宣告整个人类被判处死刑。他告诉自己的弟子们，哪个国家要想利用原子弹来征服世界，就是恶魔的行径。他号召全日本的青年男女们应当将这一思想传遍全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后来一直被当做创价学会关于和平问题的基本理论。

1958年是户田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他一生中特别辉煌的时刻。3月1日，总本山大石寺的法华本门大讲堂宣告落成。学会将平安时期最澄创的天台宗比睿山大讲堂视为“迹门”的大讲堂，而将此讲堂当做“本门”的大讲堂，亦即指导日本佛教的中心。病情日益加重的户田参加了庆祝法华本门大讲堂的落成仪式。

4月1日，户田病情进一步恶化，从富士山大石寺回到东京就住进日大医院。4月8日逝世，享年58岁。临终前，他将身后广宣流布、进行宗教革命的重任正式托付给自己最亲密的弟子池田大作和一手培育起来的青年部部员。

3.池田大作时期的创价学会

1928年1月2日，池田大作出生在现在东京大田区大森北的一个家庭。池田的父亲名叫子之吉，母亲名一，大户农家出身。全家一共七男一女8个孩子，池田大作排行第五。从1923年关东大地震开始，池田家也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他父亲的病故，致使一大家人失去了主心骨。

当然，比天灾更可怕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池田大作的整个少年时期都被笼罩在这场风暴之中。池田大作的小学生活一直伴随着因为战争发出的嘈杂的军靴声。特别是1945年初美军对东京进行的空袭，使池田的家变成了废墟。战争中，无数人成了战争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池田大作的4个哥哥相继走上战场，大哥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对现实灾难的切身体验使池田对战争的意义产生了疑问，而且渐渐走上了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道路。1946年停战日即将来临之际，池田大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了一次“关于生命哲学”的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遇到了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成为自己人生师表的户田城圣先生。也正是户田城圣充满魅力的人格感染了他并让他坚定地走上佛法之路。1947年的8月24日，池田在东京中野的日莲正宗寺院受戒，真正成为创价学会的一员。自此，池田与户田同生死，共患难，成了户田的得力助手，并被户田当做心目中最理想的接班人。户田去世后，学会明确提出了团结的口号，并很快形成了以池田大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层。1958年5月3日，创价学会在东京两国国技馆召开了一次继往开来的第十八回春季总会。会上，池田参谋室长总结了学会的过去，展望了学会的未来，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他把创价学会创立的1930年（昭和五年）作为起点，又将广宣流布实现之日作为终点，把学会发展的战略步骤划分为7个时期，同时明确了不同时期具体时间和任务，即：1930年—1937年，约200户；1937年—1944年，5000户；1944年—1951年，5000户；1951年—1958年，76万户；1958年—1965年，430万户；1965年—1972年，755万户；1972年—1979年，789万户。同年6月30日，学会加强了组织建设，新设置了总务部、庶务部、出版部。池田大作担任第一任总务长，成为实际上的学会最高负责人。学会秉承户田遗志，团结一致，在新形势下积极推进宗教政治活动并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1959年4月，学会在各级地方议会中的席位由56席一下子上升到272席；6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全国选区的小平芳平等5人以及东京地方选区的柏原易全部当选。

1974年12月5日，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接见池田大作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月3日，年仅32岁的池田大作先生正式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自从池田氏成为学会的最高负责人之后，学会每年都有一个相应的中心任务。如1965年为“胜利之年”，1966年为“黎明之年”，1967年为“跃进之年”，1968年为“光荣之年”，1969年为“建设之年”，1970年为“革新之年”等。在他的领导下，学会不断创新开拓，日新月异，从组建公明政治联盟走向公明党成立和独立发展，从追求会员的扩张走向学会的规范化、制度化。创价学会日益成为日本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不仅在国内占据了重要席地，而且将触角延伸到了国外。1960年10月23日设置了第一个海外机构——美国总支部。不久，本部设立了在南北美洲和东南亚等地积极展开海外布教活动的机构——海外部。这些组织的建立为学会的拓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特别要指出的是，会长就任伊始，池田大作便高举和平大旗开始着手海外的传教事业，当年访问了美国、巴西、加拿大。之后又先后访问了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丹麦、联邦德国、荷兰、法国、英国、西班牙、瑞士、奥地利、意大利、伊朗、伊拉克、埃及、希腊、巴基斯坦、土耳其、黎巴嫩、菲律宾、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挪威、墨西哥、葡萄牙、秘鲁等国家。在池田会长的领导下，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学会影响日益扩大，而且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团体。1975年1月26日，51个国家的代表齐集关岛，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和平会议，正式成立了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此后，创价学会在国际上取得了飞速发展，截至1976年，国际创价学会会员达到43万人左右，其中，在北美洲的会员大约为237500人，中美洲的会员大约为8000余人，南美洲大约为135000人，东南亚大约为39000人，欧洲为8600人，中东和非洲为2400人。截至2001年，创价学会会员遍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的会员约1200万人，成为世界宗教界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五）创价学会的理论支撑和组织架构

1.创价学会的理论支撑

创价学会的理念支撑除了基本教义外（前面已作介绍），还有和它相辅相成的几个重要理论，即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日莲正宗“色心不二”的“永恒生命论”、“立正安国论”、“广宣流布”、“王佛冥合论”、“第三文明论”和“新社会主义”等。

1）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

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是新康德主义福来堡学派的“价值哲学”、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欧美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同日莲宗教义的混合物。[37]它主要阐述幸福的含义和获得幸福的途径等问题。关于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将在牧口常三郎哲学思想中进行详细说明，在此则不做具体介绍。

2）“色心不二”的“永恒生命论”

该理论是创价学会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基础。它把宇宙世界的万物都解释为一种生命的表象或现象。因此，宇宙本身是各种不同的生命汇集在一起的大生命体。认为一切生命既不是物体，也不是精神，这就是所谓“色心不二”论。它认为，人的肉体和精神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生命的表象和反映，生命才是实在的。

所谓“永恒生命论”，是说生命永远不灭，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实体。宇宙内充满着大生命力，人的生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按照三世因果的佛法永存。也就是说，人死了，其生命就融合到宇宙大生命中去，成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在机遇成熟后，再结因缘降生来世。生而死，死而生，反复循环，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创价学会反对“宿命论”，主张通过日莲正宗的“大御本尊”及其三大秘法来打破和转变“宿命”，从而获得现世利益和来世幸福。

3）“立正安国论”

公元1257年，日本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大地震，死伤惨重。日莲当时认为导致日本“三灾七难”的原因是人们抛弃了天台法华宗系的正确的宗教，信仰别的邪教，从而触怒护国的善神，使其弃国而去。于是他向镰仓幕府上奏了“立正安国书”，书中警示幕府：如果继续与正教背道而驰，信仰邪教，只会引起人伦紊乱、内战，甚至遭到外国侵略等更大的灾难。只有立即废除邪教，信仰天台宗的日莲佛教，诸善神才会回来护国。1274年中国元朝军队进攻日本，日莲更是觉得自己的话得到了应验，认为是“佛兵”对日本的惩罚。当然，日莲的主张并未被采纳。尽管如此，牧口常三郎的“立正安国”一直被继承下来。创价学会更是将其当做金科玉律，把其他一切宗教观视为“邪教”和祸国殃民之本。而且声称，要为消灭其他一切宗教，立日莲正宗为国教以实现繁荣幸福的国家而奋斗。

4）“广宣流布”、“王佛冥合”和“第三文明论”

所谓“广宣流布”，就是指把三大秘法广泛地传布到日本，甚至传播到亚洲和全世界去的意思。当然，“广宣流布”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三大秘法在日本不留死角地传布，使全体国民共享“大御本尊”的功德。其次，是把三大秘法传到东方各国，让朝鲜、中国、印度人民知道“只有信仰三大秘法和‘大御本尊’，才能获得真正绝对的幸福”的道理。完成“广宣流布”的标志是，破除各种错误的本尊，传布正确的日莲本尊，最终在日本建立本门的国立戒坛供奉“大御本尊”。

“王佛冥合”是实现“广宣流布”的手段。[38]“王”即王法，指一国的政治；“佛”即佛法，日莲正宗佛法；“冥合”即融合为一。创价学会认为，只有政治和日莲佛教冥合，才能实现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佛教是人类最高的宗教，在佛教里日莲正宗是至高无上的宗教。佛法以慈悲的精神为本，把佛法贯彻到政治中去就可以实现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结为一体的“理想的社会”；“王佛冥合”实现之后，便可由国会通过决议来建立“国立戒坛”。“王佛冥合”的理念中还包括：不仅要把社会繁荣和个人的幸福统一起来，还要将一国的繁荣同世界的繁荣统一起来，要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直接充分地享受社会繁荣；绝不能为求日本民众的幸福而牺牲他国群众的利益，同样，也不能为美国民众而牺牲日本民众；实现“王佛冥合”，并不是要改变社会制度，而是要让统治者接受日莲佛法为国教，让人们普遍信仰它，建立国立戒坛，供奉日莲正宗的“大御本尊”。

“第三文明论”是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为适应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政治情况而提出的。这可以说是战后创价学会演变的标志。在他看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不能满足人类的欲求。当代民众的根本欲求既不是物，也不是心，而是真正的幸福，即从“色心不二”的哲学出发而形成的“第三文明”。

创价学会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文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形成的共产主义思想文明，都不能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也不能消除世界的对立；创价学会要以三大秘法为根基，以“立正安国”的精神和“色心不二”的生命哲学为指导，建设一个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不偏不倚的文明；要以佛法为基础，努力把日本建成一个充满幸福、和平的国家；要在原子科学时代，寻求永久和平生活的道路，建设一个没有对立、没有战争的世界。

19世纪60年代，创价学会还把“新社会主义”同“第三文明”联系起来。“新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以日莲正宗的佛法为根本，逐渐促使生命觉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实行改革，站在世界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用佛法消除一切国与国的疆界，实现世界人类的持久和平与世界各民族共享繁荣的“新社会主义”。其实，新社会主义的内容同第三文明的内容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前者从政治角度，后者从文明角度来论述。

2.创价学会的组织

1）入会程序

加入创价学会要有会员介绍。大部分人都是受了亲戚朋友的折伏，去参加创价学会会员的座谈会，在会上自己先倾诉苦恼，然后会员谈自己入会信仰“大本尊”前后的体会和入会后所得到的感悟，着重帮助发展对象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向他灌输日莲正宗的佛法理论，使他对创价学会有所认识。一般情况下，把发展对象带去参加座谈会的会员就是介绍人。

决心入会者，首先必须先“谤法”，即烧毁原来信仰的供奉在自己家里佛坛上的佛像、神符、曼陀罗等。创价学会认为，只有日莲正宗才是正教，其他宗教都是“邪教”，因此入会者首先必须抛弃一切“邪教”，以表示自己信仰日莲正宗的决心。

“谤法”之后，在介绍人的陪同下到附近的日莲正宗寺院受戒。受戒时，面向“本尊”，跟着“法师”念经。之后“法师”便问被受戒者：“你在今生里，是否愿意抛弃邪法邪师的邪义而信奉法华本门的正法正师的正义？”答称：“愿信奉。”然后匍匐在地拜接“本尊”。至此，入会手续就算完毕，就成了日莲大圣人的弟子，也就成了创价学会会员。

2）组织的特点

创价学会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组织特征。

（1）创价学会同日莲正宗两位一体。表面上看，创价学会与日莲正宗是两套系统，前者采用社会团体和政党的组织形式，以会长为最高领导人，会长具有绝对权威，负责领导广宣流布的工作；后者采用纯粹寺院的组织形式，法主是最高权威。但实质相同，入会即入教。法主是创价学会信仰的象征。学会可以充分利用日莲正宗在全国各地的寺院、教堂作为开会、学习和政治活动的场所。

（2）按照折伏关系自然形成。这是创价学会不同于一般社会团体的最突出的特点。学会的基层单位是“组”，“组”之上是“班”。这些基层组织打破地域限制，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发展会员成立组织，而且以串联原则根据折伏者（入会介绍人）所属的组织自然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新会员同折伏者属于同一组织。

（3）实行信仰、实践、组织三结合。与一般宗教不染尘世、不问政治的做法大为不同的是，创价学会虽然也讲修行、祈祷，但它实行信仰、实践、组织三结合，即通过各级组织把学习教义理论、传教和政治活动（特别是选举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会员既掌握理论，又牢固信仰，同时具有组织活动力。

（4）以青年作为一切活动的核心和基本力量。学会注重发挥青年部的中坚和带头作用，同时注意吸纳和培养年轻的后备力量，按军队形式组成青年部队。以20世纪60年代为例，在学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20岁到35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占60%以上。当时的会长池田大作不到40岁，学会中的两个重要部门（事务总局、青年部）分别由30多岁的北条浩和秋谷城永领导。

（5）纪律严明，严格控制，义务奉献。创价学会以加强信仰为手段，对会员实行严格控制，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学会强调会员严守机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会员以“积德”自勉，自愿义务参加学会号召的各种活动，膳食交通费等一概自理。

（6）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的权位因发展会员数量而定。也就是说，发展会员越多，则地位越高，职权也就越大。这一激励机制，大大激发了会员发展组织的积极性。

（7）教师逢升必考。在学会的教学部里设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教师，每年举行一次升级考试，成绩优越者逐级提升。这种制度对追求上进的知识青年，特别是失学或失业的知识青年很有吸引力。

3）组织机构

创价学会的组织机构分本部和地方两大块。

创价学会本部是指挥全会活动的“总司令部”。本部活动分对内对外两种。对外活动主要是指参议院和地方议会的选举活动。对内活动主要分以折伏为目的和以教育指导为目的两种。以折伏为目的的活动主要是座谈会；以教育为目的的活动有座谈会、登山会、干部会、各种讲义会（传教会）、研究会，这些都是每月的例行活动。此外，一年一度的活动有本部大会，男子部、女子部和学生部的大会，还有体育大会、辩论大会、音乐节、学生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本部大会。参加者多达七八万人，其形式犹如全国性运动会。

创价学会最高领导人是会长。会长之下设有理事会（理事长1人、副理事长9人、理事119人），是创价学会最高决策机关。

理事会下设教学部、统监部、财务部、登山部、妇女部等5部，设文化局、事务总局、外事局、联籍局、宣传局等5局，设人事、赏罚、会计监察、建设、新闻等5个委员会，以及1个直属会长的青年部（领导青年部队）。此外，还有圣教新闻社、东洋学术研究所、富士吹奏乐团、第三文明刊行会等几个附属机构。下面就文化局、事务总局下设的编辑局、妇女部、青年部、青年部队、教学部等比较重要的组织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文化局是学会的理论研究中心，是建设第三文明的执行机关，成立于1961年5月，下设政治、经济、教育、言论、学艺等五部。

编辑局是事务总局下设的一个机构，是学会宣传工作的中心。主要负责编辑发行《圣教新闻》、《圣教画报》、《大白莲华》、《潮》、《公明新闻》、《第三文明》、《灯塔》和《言论》等各种宣传刊物。

妇女部的职能是不断提高妇女干部的水平，通过她们推动妇女工作的开展。在会员中，女会员占半数以上，在参议院和地方选举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由此可见，妇女部在学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青年部分男子、女子、学生三部，统一由会长的直属机关且被认为是创价学会的头脑和灵魂的“参谋室”领导。

凡是年龄在15岁左右到29岁的男会员和未婚女会员一律属于男子部或女子部。学生部成立于1957年底，由在校的学生会员组成，学生会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在青年部之下还设有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少年部。青年部的会员除同一般会员一样参加创价学会的纵线和横线组织外，还参加另一自成系统的由青年部长和参谋室领导的且常常独自进行活动的独立组织——青年部队。

青年部队采用军队的组织形式，有队歌、队旗。各部队有部队长、参谋，参谋人数不等，最多者4个人。男子部编成部—部队—队—班—分队，女子部编成部—部队—区—班—组。这样，整个结构上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会员们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行动的目标逐级下达。通过这一渠道，会长的意志和命令自上而下可以贯彻到最底层。青年部队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他们有军旗般的队旗，军歌般的会歌，一年一度在富士山下举行十分盛大隆重的检阅仪式。他们以我国《水浒》一书中一百零八将的英雄形象作为学习榜样，唱“水浒歌”。他们还崇敬诸葛亮，尊孔子为世界圣贤之一。1951青年部队只有9个部队，254人，10年后的1961年增加到596个部队，64万人。1969年底青年部发展到90万人（其中大学生12000人），占全国青年（15岁～29岁）总数的三十分之一。男子部队下属的队的数目不定，平均每部队下有6个队，最多的有10个队。一队约有4个班，一班约有5个分队，每分队约有10名队员。为了进一步加强男子部的工作，1961年7月男子部还成立了书记、调查、运输、社会、研究、体育6个局。

女青年部队组织稍有不同。部队之下不设参谋，只设干事。部队之下是区、班、组。10人为一组，5组为一班，4班为一区，一个部队有二至三个区。

男、女青年部队机动能力较强，是创价学会一切活动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会长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巩固和发展青年部队的工作上。为完成教给无知者以永恒的生命、对信仰邪魔外道的人教以立正安国的根本教义和普爱众生的战斗任务，学会要求青年们做到：树立绝对的信仰心，勤学苦练，精通御书，行动真诚，言语谦和，对邪魔外道寸步不让，体会学会的精神，自觉地做一个广宣流布的中心人物等。

教学部负责进行教学活动。它成立于1947年。创价学会所说的“教学”是指学习日莲正宗的教义。教学的目的是，反复进行关于日莲正宗的教义和大本尊的佛力和法力的教育，培养遇困难而不退却的大无畏精神，树立正确的信仰。

进入教学部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要参加“地区讲义”（地区的传教学习会）学习御书（日莲的著作和信件）和《法华经》中的“方便品”、“寿量品”、“教学问题解说”等文件。然后参加一年一度的录用考试，合格者便成为教学部员，当助教。此外，教学部每年举行一次升级考试，成绩好的可望逐级晋升。

创价学会很重视教学活动，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创价学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镇压是因为没有在会员中进行教学的结果。

该会的教学活动是通过“讲义”来进行的。主要讲授佛法和日莲的哲学。讲义分一般讲义、地区讲义和本山讲义三种类型。

一般讲义以一般会员为对象，每月举行一次，在地方举行一般讲义前后，还由教授主持召开以工作、生活为内容的各种指导会。每次讲义由教授先讲解“御书”，然后解答会员提出的有关教义问题。为了尽可能多地让会员听讲，各地设立了很多讲义会场。

地区讲义也是每月举行一次，由教学部副教授和讲师讲解“御书”。这种地区讲义在会员的家里举行，每次听讲者约四五十人，大多数是该地区的地区部长、班长等各级干部，也有一些普通会员。与一般讲义不同的是，学员通过地区讲义不仅可以学习教义，而且还可以提出生活方面的问题，且可以得到解答。

本山讲义是对登山朝拜日莲正宗总本山大石寺的会员进行的一种讲义，是创价学会利用会员登山朝拜本门戒坛的大本尊的机会开展的教学活动，每次约有500人参加。本山讲义采取的方式是由教授对登山朝拜的会员讲解“御书”，作综合指导，以加强会员对日莲大本尊的信仰心。

除了讲义的形式外，学会还通过举办教学研究会的方式提高教学部员的教学水平。其中会长主持每月举行一次的教授一级教学研究会。副教授、讲师的教学联合研究会以总支部为单位进行，主要是研究如何讲授日莲正宗第二十六代法主日宽上人的《六卷抄》和《十大部讲义录》。助教的教学研究会以支部为单位分几个组同时进行，主要是研究如何讲授“御书”。

创价学会的地方组织有两套，即纵线组织和横线组织。

纵线组织分为总支部—支部—地区—班—组。组是最基层单位，组设有组长、妇女组干事，一组平均有7户；班设有班长、妇女班干事，一班有50到100户；一地区设有地区部长、妇女干事、区干事，有500户到1000户；支部设有支部长、副支部长、数名干事和妇女委员，一支部有10000户；总支部设有总支部长、副总支部长，一个总支部下由几个支部组成。这些领导成员中，支部副部长以上的称为“大干部”，以下的通称“干部”。地区部长以上的干部由会长任免，班长以下的由支部长任免。

每个支部都配有数名教学部员，负责本支部的理论教学工作。原则上每支部配备有男女青年部队各一个，大的支部可例外。支部一般设在支部长家里或是其私人事务所里。

横线组织是1961年6月为了弥补纵线组织的不足而建立的。纵线组织的好处是，上下级之间彼此比较了解，下级尊重上级，便于领导，也利于团结。问题是，住在同一条街上但属不同支部的会员，或同一住区同一支部，但所属“地区”不同的会员，彼此之间没有关系，甚至没有在一起开会的机会。这样，不仅不利于会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更重要的是不便于联络和调动，这对选举非常不利。因此，在横线组织即在地方本部管辖下，各级纵线组织平行地设立了“综合区域”（同总支部平行）、“总区域”、“大区域”、“区域”、“小区域”。“大区域长”以上的干部由会长任免，“区域长”以下的干部由“总区域长”任免。各“区域”平时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住在同一地区的会员去听“地区讲义”。这种横线组织对促进同一地区的会员之间的了解和联系，特别是对选举行动很有作用。通过纵横联络，极大地提高了创价学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创价学会地方各级组织的任务是，组织会员参加创价学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实际上，以组、班为中心的座谈会是最基本的经常的集体活动。通过座谈会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会员的信仰心和彼此之间的团结，解决思想上的一些具体问题。

（六）20世纪中叶创价学会的政治活动

创价学会1954年提出了“必须参与政治”的口号，1955年参加地方选举，1956年参加参议院选举。1962年1月创价学会为了便于进行政治活动，另外组织了政治团体“公明政治联盟”，在全国各地设立了77个支部。其政治主张是：通过宗教手段把个人幸福和社会繁荣结成一体，建设人类持久和平和全世界各民族共享繁荣的新社会主义。

在1962年7月参议院选举时，公明政治联盟提出四项基本政策：①反对制造、试验和使用核武器；②反对修改日本宪法；③举行正大光明的选举，纯洁政界；④确立参议院的独立性。此外，还提出了19项具体政策，其中包括：促进日中贸易，收复北方领土（色丹、齿舞），减轻中小企业、农民、渔民的赋税，实现中小企业的现代化等。从各项政策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提出了一些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措施，但它强调实行有利于中小企业和中小渔业资本家的政策措施。创价学会还主张设立调整劳资关系的权威机构，在参议院和地方议会排除一切党派活动，并进行独立自主的政治活动。

创价学会认为，参加选举活动是一个“加强传教活动，使更多的群众了解创价学会宗旨的机会”。它把参加选举活动看成是实现“广宣流布”和“王佛冥合”的战斗。

1955年该会曾提出：“要在富士山设立国立戒坛，使日莲正宗成为国教。20年后在国会必须占有过半数的议席。”

1954年底，创价学会会员发展到16万人，该会领导人认为时机已成熟，便提出了创价学会“必须参与政治”的口号；1955年4月第一次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结果，共有57名当选地方议会议员，创价学会势力从此开始进入日本政界。当时创价学会的理事长小泉隆在东京的太田区得票数排第一位，当选为东京都议会议员。此外，该会在东京都特别区议会有33名当选议员，共得票62000张，其中以第一位当选的有7名。在地方市议会共当选23名。

1959年4月地方选举时创价学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都、道、府、县议会和五大城市（京都、大阪、横演、名古屋、神户）的议会选举中该会推举23名候选人，当选14名（东京都议会4名、县议会3名、市议会7名），其他地方市议会选举时该会推举211名候选人，当选185名。

在1963年4月地方选举以前，创价学会在地方各级议会中共拥有371名议员。在这一年的地方选举中，它在361个市、22个区和46个都、道、府、县的议会中共有815名会员当选议员，入选率为98%。加上改选的村镇议会和未改选的地方各级议会议员共拥有1078名地方议员。其中，该会参加东京都议会、五大城市议会和东京都区议会竞选的候选人百分之百当选。在历次地方选举中，创价学会组织工作都做得相当好，不仅利用地区组织不断召开以区为单位的座谈会，而且本部还指示青年部和妇女部对会员进行“信仰心调查”，把增强信仰和选举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1955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之后，创价学会紧接着参加了1956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

1956年创价学会参议院候选人，首先是由创价学会的人事委员会、政治部和支部长等负责干部共同协商提出，最后由理事会会龄长短、信仰心强弱、能力高低、人品好坏等条件决定。

创价学会在这次选举中推荐的6名候选人中有3名当选。

这次参议院选举创价学会虽然只有3名会员当选，但其当选数在参议院里跃居各宗教议员人数之首。参议院中宗教界方面的发言权随之从佛教和“天理教”转移到创价学会。这一变化加快了创价学会走向宗教政党的步伐。

1962年7月20日，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创价学会在参议院内成立了有交涉权的团体——公明会，获得了单独提出法案和参加讨论议程的资格。

【注释】

[1]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90、91、92页。

[2]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90、91、92页。

[3]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90、91、92页。

[4]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92页。

[5]杨曾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2页。

[6]杨曾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7]村上专精著，杨曾文译：《日本佛教史纲·总论》，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版，第3页。

[8]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93页。

[9]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94页。

[10]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97、98页。

[11]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97、98页。

[12]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00、100页。

[13]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00、100页。

[14]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01、103页。

[15]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01、103页。

[16]何劲松：《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7]冉毅、曾建平主编：《关爱人性　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18]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56页。

[19]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57页。

[20]冉毅、曾建平主编：《关爱人性　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21]何劲松著：《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22]何劲松著：《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23]何劲松著：《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9页。

[24]“曼荼罗”是梵文佛教名词，原指印度密教修“秘法”时为了防止“众魔”侵入而在修法处划一圆圈或建一土坛，上画有佛和菩萨像，以示佛与菩萨聚集此处，故而称之为“聚集”或“轮圆具足”。后来中国、日本将佛和菩萨像画在纸帛之上，亦称曼荼罗。

[25]何劲松著：《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9页。

[26]达高一编著：《创价学会——日本新兴的宗教性政治团体》，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页。

[27]达高一编著：《创价学会——日本新兴的宗教性政治团体》，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28]达高一编著：《创价学会——日本新兴的宗教性政治团体》，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8、10页。

[29]达高一编著：《创价学会——日本新兴的宗教性政治团体》，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8、10页。

[30]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12、113页。

[31]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12、113页。

[32]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43页。

[33]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45、146-147页。

[34]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45、146-147页。

[35]聖教新聞社編：《牧口常三郎》，聖教新聞社，1972年版，第148页。

[36]冉毅、曾建平主编：《关爱人性　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37]达高一编著：《创价学会——日本新兴的宗教性政治团体》，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38]达高一编著：《创价学会——日本新兴的宗教性政治团体》，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