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_船工之子与教育大

政治思想_船工之子与教育大

第三节　政治思想

政治是人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问题是每一个关爱人生、关爱自然、关爱社会的人都会面临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富有博爱之心、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强烈人生使命感的牧口常三郎都进行了解读。

牧口常三郎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提倡个人、国家和社会幸福一体化，倡导世界和平，呼吁构建人道主义竞争的社会等三个方面。

一、提倡个人、国家和社会幸福一体化

牧口常三郎认为，个人、国家和社会三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互相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牧口常三郎的创价教育思想始终主张三者利益同时兼顾。(www.guayunfan.com)

牧口常三郎指出，并不是有了国家才有人民，而是有了人民才有国家，先有个人才有社会。“国家由人民组成，社会亦由个体组成。当个人感到成长和满足，社会就会繁荣、丰盛、健康起来；相反，当人受到压抑，社会也会衰败。”[17]

牧口常三郎思想的焦点始终是“民众”，是单个的“人”。在日本当时那种强调“国权第一”的年代，牧口常三郎无所畏惧地坚决主张“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他的人权意识可谓极其强烈。换个角度来讲，牧口常三郎认为，国家虽很重要，但人类共同的人道却是更为重要的。

在处理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利益矛盾时，牧口常三郎站在“小善”服从于“大善”的立场上主张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服从于社会，而且认为这也是判别善与恶的标准之一。牧口常三郎一生都在追求至善，他指出，各种善，包括最小的和较小的善，相比于较大的善，都是恶。就像渴望照明时，一根蜡烛或一盏油灯作为光源都是有用的，但一旦电灯出现，所有其他的灯都变得无用了，而且还会被当做讨厌的东西处理掉。被信奉为较大的善的东西，如果出现了更大的善，它自然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如果较小的或最小的善的行为反对较大的善的行为，表现出妒忌，它也就成了较大的恶。为了说明“个人行为不过是集体、社会的一个部分”这个问题，他给人们打了个比方：“如果国家准备修一条铁路而占用土地，一个农民不得不把他的土地捐献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修铁路对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被迫献出土地的个人来说却有害。因此捐献一块土地的行为这个事实对个人来说是失，而它对国家则是善。这件事也就被国家认为是善而给予赞扬。”[18]

因此，一个人损害他所属的社会的行为，即使这个行为对他个人有利，也不能称为“善”。而一个社会所认可的“善”的行为有时也会被与它相对立的社会认作是“恶”。总之，在他看来，“如果较小的善反对较大的善，它就被评价为恶；较小的利与较大的利相比，它也是失。比如，一个行为在东京被认为是善的，但它伤害了日本，所以也就被认为是恶。即使被一个民族认作是善的行为，如果它伤害了全世界，它也被称为恶。”[19]这正是他主张建立利于全人类的大善世界的理论基石。当然，上文所说的服从并不是绝对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而且，牧口常三郎主张在集体、国家和社会面前应该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的利益，否则人们也就无法实现后者的利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人必须先求得自然生存，然后才去完成社会生存。私人生活无法充分满足，却要奔走于公共生活，这种情形只有已经能满足人生最底线欲望的伟人才能做到。[20]其实，当把国家目标的发展特性与人的愿望发展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因为国家不能脱离个体存在，个体构成国家，国家的目标包含了反映每个个体自我实现的共同愿望。这就解释了个体愿望的发展和国家目标过程中的一致性。[21]为此，要求对国家或社会作贡献而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利和失（即个人的生活权利）的善和恶，是不现实的善和恶，可以这么说，这种善和恶只会是空中楼阁。一个人只是在特殊时期才应该冒生命危险为公共利益服务。迫使人们在自己的一般日常生活中遵循这种超常的道德是困难的。“‘高于自我的服务’这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提出的口号，在日常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要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通过消灭他的自私欲望来破坏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只有当至高无上的目的观在人类生活中树立起来时，上面所说的口号才应该作为要求。否则，我不得不说，这个口号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法令就可能可耻地死去。”[22]总之，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是，如果人的欲望被忽视，无论什么东西都只能被看做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人类生活主旨被忽视，关于价值的讨论都不过是空幻的唯心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幸福与个人的幸福应该是同一的，如果忽视个人幸福，就不会有社会幸福。所以，如果说有一种给社会带来幸福的可靠手段，个人首先必须利用那种手段。同样，“每个社会，家庭、商号和国家借以能获得幸福的方法，可以说是唯一最高的法律”[23]。

二、倡导建设世界和平

牧口常三郎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员，当做一名世界公民，而且强烈地渴望和平、热爱和平，最终为和平而殉难，不愧为人类和平的坚强卫士。

牧口常三郎的世界和平观是同他的人生幸福观紧密联系的。牧口常三郎继承了日莲的“若要祈求自己的幸福，首先要祈祷周围的和平”的思想，他认为如果没有世界的和平及稳定，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创价教育就是要培养致力于人类和平的“大善”之人。

早在1903年，正是日俄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战争，美化侵略。即使在这种疯狂的年代里，牧口常三郎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牧口常三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进行了大胆的谴责，指出，“现代文明使人类竞争的战场扩大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蒸汽机和发动机的发明，使过去分离的两个世界缩短了距离，减少了运行时间。小范围的如原来各部落间的竞争，扩大到大范围的国际竞争。为此，世界上任何地方，无论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种族之间的竞争，每一方都渴望伺机去攻击另一方。今天，许多国家总是高度警惕，试图寻找机会去控制和制服邻国。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毫不犹豫地实施侵略和暴行。他们甚至认为帝国主义模式是自然而可行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处于一个这样的时代：当一个人偷了某一个人的东西，他会被当做盗贼受到逮捕和惩罚；而当一个人掠夺整个国家的文化及其百姓时，却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24]。牧口常三郎认为，“现代世界充满着邪恶的人。以个人为例，他有时充满了恶意，有时又抱有善良的意图生活。但是，充满恶意的人在数量上比善人多得多。因而我们遭受着在当代日本能见到的那样的社会混乱。更糟糕的是，现代日本的社会道德已经堕落。所以，说在日本的今天没有什么东西比良心更不可靠，一点也不过分”。[25]牧口常三郎非常希望人们能超越狭隘的国家意识，自觉地、普遍地进行个人联合，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牧口常三郎还从国家的职能入手，在《人生地理学》中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勾勒。认为，国家是一个享有主权的社会，具有完全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是人类生活的公共体。国家职能主要是四项：“保护自身不受内部干扰的活动，国家必须保护自身的存在，反对内部分裂的力量，同时，积极推动内部统一”；“国家必须保护自身的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进攻”；“确保个人自由和保护人权的活动”；“促进国民幸福安康的活动”。[26]

牧口常三郎对美国社会学家约翰·W.伯吉斯关于国家目标的发展阶段论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国家发展目标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国家最迫切的目标是建立秩序和制定法令，这是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最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基础。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完成民族性，或者一定民族文化特有思想意识的充分发展。第三阶段的目标或者说国家的最终目标，则是全球人类的教养，这是世界文明发展到人性尽善尽美的阶段。这是人的理性充分发展和主要由理性支配的发展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一阶段看成是人类成为上帝的阶段。

牧口常三郎认为，国家目标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即当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它就成为下一个阶段目标实现的平台。

牧口常三郎对美好社会的分析是理智和冷静的，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国家为打造他们的民族个性进行相互竞争，而且欧洲列强总是认为，其帝国主义的开拓和伟大崇高的目标是一致的，甚至在滥用职权如水晶般清晰可见的时候，还提供似乎可信的证据来支持上述观点。因此，我们不可以相信帝国主义是符合高度发达的开明的阶层的理想。牧口常三郎提醒欧洲列强：“如果欧洲国家继续独自致力于扩大他们的民族势力，装备军事武器，进行军事侵略，不顾其侵略行为，会扰乱其他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局势，而且造成他们本国国内的危机，那么最终可能以目击本国的崩溃和灭亡而告终。”[27]

在牧口常三郎看来，帝国主义至多只能被认为是一定阶段暂时的客观特征，这一阶段强调民族权力和民族实体的发展。他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于“国家目标本质是道德的”这一说法极为赞赏。他认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而且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生活。面对当时国家为打造他们的民族个性进行相互竞争、列强利用一切机会扩张他们的势力的现实，牧口常三郎警示人们，在达到理想社会前，人们还要走很长的路程。

1941年11月5日牧口常三郎参加完创价学会九州总会后和夫人的合影

尤其让人敬仰的是，他对和平的倡导不只是止于呐喊，而是信而行之。为了坚守日莲佛法，牧口常三郎领导创价教育学会同政府的法西斯统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翌年制定了《宗教团体法》，将法西斯统治的魔爪伸向宗教领域内。根据此法，所有教派都要被尽可能地合并且被纳入国家神道的支配之下。当时文部省宗务局据此要求日莲正宗和日莲宗两家合而为一，同时还要接受当局的“神本佛迹论”，即把神道教中的“神”当做本地根本，而将“佛”当做“神”的垂迹和变化。宣传“神本佛迹论”，目的就是将以天皇为代表的诸神放在至尊无上的地位，使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推行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精神支柱。这种论调同日莲的思想背道而驰，日莲认为只有《法华经》和久远实成的释尊才代表着宇宙的最高真理，而日本的诸神只是为了守护《法华经》及法华行者的缘故才来到日本的。为了维持自宗的尊严，1941年3月10日，日莲正宗的僧俗信徒们在总本山大石寺召开护法会议。以牧口常三郎为首的创价教育学会一方从维护日莲正宗思想的纯粹性立场出发，对“神本佛迹论”给予了坚决的批判。牧口常三郎的主张得到了与会的绝大部分代表的支持。于是，日莲正宗上下一致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来维护本门的独立性，最后终于拒绝了合并的要求，取得了护法的彻底胜利。然而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对外侵略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公然与全世界人民为敌。1938年11月3日，他们发表了所谓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1940年8月1日，松冈洋右外相第一次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以此作为侵略战争的“护身”。同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署。1941年12月8日，日本的“机动部队”突然袭击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与此同时陆军向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及泰缅地区分四路进攻，全面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即使在1943年日本法西斯受到重创，在对外侵略战争上节节败退之际，日本帝国主义者仍然鼓吹“玉碎”作战，而且在国内越发强化法西斯统治。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加强思想统一，命令日莲正宗和创价学会一律参拜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并接受其神符，信仰其神道。面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硝烟，以牧口常三郎为首的创价教育学会会员们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对抗，战争刚开始一周，牧口常三郎便在机关报《价值创造》第五号上发表论文，对帝国主义在思想上维持战争的精神支柱——神道给予了猛烈的批判。牧口常三郎指出：（神道）尽管有古来的传统，但其出处模糊不清。遵从同实证不相称的观念论，牺牲了宝贵的自我，这是必须绝对禁止的。在牧口常三郎看来，神道来自何时何地都不清楚，其思想只是观念论，不能被实证，将这种宗教绝对化并强加给人民是对《法华经》和法华信仰者的诬蔑。没有《法华经》，神的事业就落不到实处。甚至可以说，不守护《法华经》的神便是恶神，必定会受到惩罚。战争开始后，学会仍组织信徒们继续从事信仰活动，牧口常三郎本人除著述外，还到各地出席会员们的座谈会，指导宗教活动的展开。然而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学会的活动也越来越陷入困境。1942年机关报《价值创造》被勒令停刊，这使牧口常三郎痛心疾首，但他没有被吓倒，而是积极宣传建立在“义”基础上的“大善生活”，同时带领会员们拒绝参拜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拒绝接受伊势神宫的神符。

牧口常三郎和创价教育学会的严正立场在法西斯政府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1943年7月，以牧口常三郎和户田为首的21名学会主要领导终于被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对神社的“不敬罪”的名义逮捕。在狱中，他以笔为剑，对威胁人生命最大的“大恶”——战争的发动者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批判。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期望，与当时军国主义政府全面推行战争、强调国家至上的想法水火不容。

1941年11月牧口常三郎（右数第一位）带夫人（中间）前往别府市指导时的合影

三、呼吁构建人道主义竞争的社会

牧口常三郎对创造价值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一般水平，而是将其外延扩展到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社会，与那些狭隘的个人本位、民族本位乃至国家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牧口常三郎创价思想中的“价值”所在，也是他毕生用智慧浓缩的人生之精华。

在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观中，“善”是一个核心概念，处于中心位置。没有“善”，“利”和“美”就无从谈起。牧口常三郎还把“善”分为“小善”、“中善”和“大善”。与“大善”相对的“小善”和“中善”，毋宁说是“恶”。牧口常三郎所说的“大善”，是“惠泽全人类的善行”，而且只有大善行动才能创造出最高价值的人生。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心向“大善”，才会赢得创造的良好环境，才能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价值，使自己迈向幸福生活，才能构筑全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也正是因为此，牧口常三郎认为战争的发动者是威胁人生命最大的“大恶”。他认为，坚持“大善”行动的关键之一在于，即便是在遥远的国度里发生的事也要当成是自己的事。“大善”是最高的价值，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关键。

牧口常三郎认为，要行“大善”，必须胸怀“人类”和“地球”。牧口常三郎始终以“人类”和“地球”的视点来审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也是他提出构建人道主义竞争的社会的思想支撑。牧口常三郎对“世界”、“国家”和“故乡”充满了感恩情结。他以“我身上穿的一件绒衣，原产于南美或者澳大利亚，然后在英国由英国工人通过开采的铁和煤加工制作而成；我的鞋底是美国皮革做的，而鞋的其他部分是印度皮革做的；我书桌上的煤油灯一声不吭，但里面的煤油或许正在说：‘我沿着里海海岸线，从高加索山的山底涌出，走了数千英里才来到这里’，我眼镜的镜片是德国人精心制作的”这一生活事实为例，向世人揭示了一个“世界普遍联系”的哲理。他提醒人们，“我们的生活依赖于世界，世界提供给我们生活的各种物品都很珍贵”，“相互依赖是我们大家需要经历和必然经历的过程，眼光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是愚蠢的”。[28]他经常说，世界给予我们很多恩惠和好处，而且这些恩惠与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并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我们觉察不到他们的珍贵，时常忘记感激、报答，有时甚至认为自己国家给予我们的恩惠是理所应当的。牧口常三郎认为，故乡对于人生极为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深地感激故乡，因为她给予了我们生命，并在我们无能为力的婴儿时期养育了我们。牧口常三郎指出，故乡的定义随着人类观察事物的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生活在父母庇护下的婴儿，能发现除了家人及每天与他交流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威胁。在婴儿时代，故乡仅仅局限于起居室和花园。对于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来说，故乡的范围依据来自不同的乡村而定。在同乡会的老乡们看来，“故乡”也就成了某个县、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旧的领地。对于置身于国外的人，故乡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从宇宙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把地球自身看做是我们的故乡。牧口常三郎总是把自己同“世界”、“国家”和“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牢记着自己只是日本“荒浜村100名村民中的一员，5000万日本人中一员，和世界15亿人口中的一分子”[29]。正是牧口常三郎这种“世界市民”、“地球家园”和“地球人”的理念，使他深深体味到地球所给予人们的滋养，深深体会到大自然的价值和美丽，而且深深感到，人们应该在与动植物，甚至与无生命的事物如岩石等相处的过程中，把人类、动物、树木、河流和岩石等当做人们自己，并认识到人们与这一切存在很多相同之处。牧口常三郎还从人的“群”性出发，阐述了人们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群性是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单独生存。在社会中，通过相互联系不但能提供人们的基本需要和安全保障，而且能确保人们的生活有益和完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使对某一特定的人或物产生的情感普遍化。如果人们意识到受惠于社会，就能激发人们对社会的感激之情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认识到受惠于称为祖国的社会，就会感激她给了我们丰富的物质，从而产生爱国之情。如果人们的同情和感激能由最初对极少数的个人开始，逐渐扩展到对广大的社会，最后乃至于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就为人道主义世界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这些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尚未达到发达的阶段，只能成为人们美好的憧憬，因为在这种理想化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人类更多面临的是生存竞争。

不过，牧口常三郎认为，尽管生存竞争是一切物种都共同具有的，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现象，但是，竞争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这种变化首先是竞争单位的变化。回顾人类历史，可发现竞争单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个人与个人的竞争、家庭与家庭的竞争、乡村与乡村的竞争（社区）、部落与部落的竞争（种族集团）和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国家）。[30]我们现在就处于国家之间竞争的年代，每个人都处于多层竞争之中。

牧口常三郎指出，随着竞争单位的变化，竞争形式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如军事竞争、政治竞争、经济竞争或人道主义的竞争。不同的竞争形式会出现不同的特征。

1941年座谈会上的牧口常三郎

1942年冬牧口常三郎在家中的留影

在军事竞争时代，战争的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广阔、深入，战争会越来越残酷。武器的发展就是充分的证明，从古代最有效的武器剑、枪、矛到后来居上的能更快地射中和损伤远距离目标的小火器，进而发展到有可能在一次进攻中完全摧毁由上千人组成的一个团的大炮；从个人之间面对面的战争到集团之间的战争。总之，各个国家通过不断扩充军事武器的数量与能量，进行军备竞赛来取得胜利。

在政治竞争时代，“各国统治者及时将国家之间的竞争形式从军事转向政治。虽然各国加强军备竞赛，努力将其作为最后一招去扩大其权力和影响范围，可是与此同时，因为国家只有在不可避免的形势下才愿意动用武力，所以宁愿迁就谈判对手，尽可能获得有利的生存条件来进行谈判。当完全和平的谈判不可能时，他们就会试图通过表明其军事能量而不是真正动用武力来确保其自身的生存。在这期间，为了在国际关系中取得成功，国家把能干的外交家部署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31]。

在经济竞争时代，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物质收入水平的增长，领土的扩大将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此外，由于领土扩大要求大量的投资，确保新征服领土老百姓的同化。这些领导人发现谋求经济目标比政治目标更加有利可图。于是，竞争的形式逐渐演变成为商业和工业的“和平战争”，虽然与军事战争相比，经济战争本质上是连续的、经常性的，而且因其渐进的过程而不常被意识到，但是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经济战争比军事战争的破坏性更大。

在人道主义竞争时代，有识之士已开始意识到，生存竞争中的最后胜利者未必是经济竞争中的优胜者。这种竞争是通过无形的道德影响，而不是依靠军事实力或者赤裸裸的经济实力，去实现个人和社会目标所作的努力。或者说，人道主义竞争取代了靠武力恐吓而强迫的降服，力图通过彼此尊重谋求人们的自愿合作和忠诚，而不是以自私的方式扩大领土和征服其他国家。可以推断，在这个时代，即使是最富裕的亿万富翁也不能保证生存竞争取得胜利。尽管把这样一种方法应用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真实世界中似乎是不现实的，可是，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证实。因此，牧口常三郎认为用人道主义的方法处理国际事务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不现实，它将最终取得胜利。牧口常三郎还告诉我们，“人道主义方法”并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具体方法，而是指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政治的、军事的，还是经济的，都尽力采取人道主义方式去进行处理。重要的是考虑问题着眼于实现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人的人身安全和幸福，而不仅仅只是关注个人利益的增加。换言之，目标是改善他人。通过这种方式，使人们的做法自利利人。因此，要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共同生活，我们需要持续的努力，并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虽然牧口常三郎认为我们尚未达到竞争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凭借道德品质进行竞争的阶段，而且，到目前为止，人们认识到的还只是一个有限的范围，要达到作为竞争发展的最后阶段——人道主义的竞争阶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仍然对美好未来充满了希望。他指出，有一点将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人们对道德品质的重视将逐渐取代早期的竞争形式。血迹斑斑的军事竞争偃旗息鼓，出现了更多的和平竞争形式，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显著转变。[32]

牧口常三郎提倡的人道主义竞争时代，是一个人人创造“大善”的时代，也是一个充分理性和自由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的到来需要持续的努力，并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但他认为，这是人类竞争的最高阶段，而创造价值教育在构建这种以理性和道德品质为基础的和谐社会中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英文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3]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9页。

[4]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原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5]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9页。

[6]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7、52页。

[7]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7、52页。

[8]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7、52页。

[9]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7页。

[10]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7页。

[11]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2]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13]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14]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15]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103页。

[16]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103页。

[17]牧口常三郎著，香港国际创价学会、黎明圣报编辑部编辑：《新世纪》（第74期），香港国际创价学会，2000年版，第55页。

[18]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6、70页。

[19]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6、70页。

[20]牧口常三郎著，刘焜辉译：《创价教育学体系》（第1卷），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30-131页。

[21]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219页。

[22]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17页。

[23]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17页。

[24]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5]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26]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19页。

[27]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19页。

[28]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9]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0]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

[31]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32]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