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单纯佛寺的出现

极乐寺是槟城也是东南亚最负盛名的汉传佛寺，该寺由来自福州鼓山寺的妙莲法师所倡建。该寺完成于1904年，正式落成于1905年1月13日。对该寺的研究已经荦荦大观，^[21]笔者不拟对极乐寺全面铺叙，只着眼于极乐寺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末期方才出现。

图2　1934年极乐寺顶尖塔照片(《新亚细亚》1934年第八卷第五期)

19世纪的最后25年，英国人建立起对各马来州属之政治控制，使马来半岛的锡矿和经济作业迅速发展起来，标志着殖民地经济的成熟。由于推动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殖民地政府执行开放的移民政策，使大规模的华人移民不断地涌入大马。此一时期的华人宗教呈现了较早期更多样化的画面。除了传统神庙的拜拜和迎神赛会活动，一些福州的佛教僧人开始到南洋各地弘法和募化。远在光绪三年至七年间(1877～1881)，就有怡山西禅寺监院微妙禅师到泰国、槟城和菲律宾各地弘法(启建佛坛念经或讲经)，并募得巨款回中国重建西禅寺。其后，鼓山涌泉寺住持妙莲禅师(1845～1907)于1887年到达槟城，受邀驻锡广福宫。他的另一个任务是要挽回因先前僧人不守清规而被破坏的广福宫的声誉。^[22]

首先，来看妙莲禅师所来自的鼓山涌泉寺。鼓山，位于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因顶峰有一巨石的鼓，每当风雨交加，便有簸荡之声，故名。涌泉寺因寺前有罗汉泉涌出地面而得名。原为一积水潭。五代梁开平二年(908)闽王王审知填潭建寺，请名僧神晏来居。北宋咸平二年(999)，宋真宗赐额“鼓山自云峰涌泉禅寺”。明永乐五年(1407)定名为涌泉寺，为福州五大丛林之一。该寺建筑严格按照汉传佛寺的规制，排列在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法堂。东西两侧，分别建有钟楼、鼓楼、印经楼、宝积仓、学戒堂、弥陀厅、圣箭堂、如意堂、念佛堂、白云堂、斋堂、祖堂、观音阁等。^[23]

寺内保存的北宋陶塔、铜铁大锅、近万块佛经、佛像木雕板，闻名海内外。寺外的数百处摩岩石刻，也很有价值。该寺富庋藏，收集有明代南北藏、清代龙藏、日本续藏两万卷，明清两代本山高僧元贤、道霈著述7 500多册，明清经版万余方，苦行僧刺血写经765册。民国前期即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第一法窟”^[24]。弘一法师于1929年4月间，游鼓山，于涌泉寺藏经楼发见清初刊本华严经及《华严经疏论纂要》，叹为近代所稀见。

可以想见，由清幽的鼓山涌泉寺来到槟城闹市区的广福宫，修行环境的落差是非常大的。不仅位置喧嚣，而且寺庙的规模差距也是非常大的。由《鼓山志》卷七可知涌泉寺的产业遍布鼓山。而广福宫逼仄于椰脚街，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广福宫庙居屿市，地狭人嚣，苟非动静一如之土，便生挂碍，莲师苦之”，所以，为长远计，妙莲“于是剌履选胜，杖策寻幽，遂于亚逸意淡山中而得本寺地址”。^[25]亚逸意淡(Ayer Itam)“山秀水清，峰排海绕，幽静迥异寻常，最足为藏修参禅之所”。^[26]最终是另觅适宜修行的净土，于是有了后来的极乐寺。

其次，晚明开始，地方士绅的财富开始大量流向寺院，这造就了各地具备地域影响的寺院，并且地方官员也乐于将寺院作为和地方士绅接触的场所。无形中，带有国家力量意味的地方官员和退休官员，以及本地士绅，就构成了寺院有形的保护伞。^[27]与地方官员和士绅维护关系，才能保护寺院，来自中国福州涌泉寺的妙莲禅师应深谙此道。他来槟榔屿后不久，就发现了一大批类似身份的人。这就是那些有清朝官衔的华人商人。

清朝政府为财政上的需要，对华侨推行鬻官卖爵。如此鬻官的目的，部分是要帮助救济中国天灾的灾民，部分却旨在诱使海外臣民倾向中国，保存中国的的传统，并促使他们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星马华侨对这种“皇恩”表示欢迎，因为他们过去一向遭受清朝政府的歧视。大多数官衔，是以捐献某种救济金的方式购买。所捐之官有四种：即捐虚衔、捐出身、捐加级、捐封典;不过实质的官职或出身却不鬻卖，所以华侨仍被拒于满清帝国的官场体制之外。虽然清朝于1893年改变对海外臣民的传统政策，但实际情况依然如旧。这种排斥，部分是由于太多的人，准备取得有限的官职，部分却是清朝的传统政策所造成。对华侨本身来说，他们在心理上有购买清朝官衔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部分起于光宗耀祖的传统价值观;部分则与官衔所带来的社会声望有关。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清朝的官衔，有助于承认和确认一个人在华族社会的实际领导地位和潜在领导地位。^[28]

图3　槟榔屿极乐寺(宋燕鹏摄于槟榔屿，2013年11月2日)

志在奉法的妙莲，后来征得福建人杨秀苗同意，于1891年购下他于亚逸意淡山坡的别业，作为建寺修禅之所。他邀同得如、本忠两位禅师南来协助筹募经费和监督建寺的工程。1893年9月，该地产得到殖民政府的确认。^[29]该年建造了第一座建筑大士殿， 1897年主体建筑完成，1898年藏书楼完工。速度之快，全在于妙莲获得当地商人的大力支持，而最主要的几位都有清朝的官衔。

表1　1906年极乐寺功德碑有官衔者捐银一览表

数据来源：极乐寺《功德碑》(一)，陈铁凡、傅吾康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652页。

张振勋，字弼士，广东大埔人。幼年因家境贫寒漂洋过海，流落到了荷兰所属的巴达维亚。到19世纪末就已经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和德高望重的侨领。1890年，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槟榔屿首任领事，并于1895年继任新加坡总领事，从此他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经李鸿章推荐，张振勋回国先后任粤汉铁路帮办、总办等职。光绪皇帝也多次召见他，并采纳其抵制洋货、发展实业、兴办铁路“事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建议，授予他太仆寺卿，并赐头品顶戴等诸多荣职。在海外华人中，属政治地位最高者，不仅是官衔品级高，还在于他受到过光绪皇帝的多次接见，这足以使他成为槟榔屿华人无人堪比的荣耀。张煜南的实职是“槟榔屿大领事官”、谢荣光“槟榔屿领事”，这两个清政府在海外的代表，在槟榔屿也有很高的地位。张鸿南、戴春荣也是以清朝官衔出现的，尤其是郑嗣文，就是著名的霹雳州华人甲必丹郑景贵(1821～1898)，虽然立功德碑时他去世数年，但依然把他列为第五位捐赠者。^[30]

在这些带有官衔捐赠者之下，新加坡经商的福建南靖人刘金榜以4 000元紧随其后，刘亦有官衔，但是在此碑刻上就没有显示，可能是以免喧宾夺主之嫌。^[31]再次是福建永春籍的颜五美捐银3 000元，邱汉阳亦捐银3 000元，他是建德堂(即大伯公会)的大哥邱天德的哲嗣，亦获清廷授“候选道、加三品衔”。可见极乐寺是以客家人为主，福建人也参与进来，甚至连马六甲青云亭亭主陈若淮也捐银200元，陈为福建永春籍。

图4　极乐寺内之摩崖题记(宋燕鹏摄于极乐寺，2013年11月3日)

由上述可以略知，极乐寺的捐赠范围涵盖了大马南北，而且捐赠阶层自上而下，可以说是全面发动。但是这些具有清朝官衔的商人只是提供了修建费用，妙莲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举措。1902年，妙莲禅师辞掉涌泉寺住持职务，由古月禅师继任。1904年，妙莲禅师进京朝见光绪帝，请来御赐藏经两部，分别贮存于槟城极乐寺和漳州南山寺。光绪帝并赐法衣和“钦命方丈”“奉旨回山”“钦赐龙藏”“敕赐极乐禅寺”“万寿无疆”等牌匾。现在极乐寺还有慈禧太后题的“海天佛地”和光绪帝的“大雄宝殿＂等匾额。到这时极乐寺才算是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最终认可。妙莲用自己的努力，将极乐寺打造成和鼓山涌泉寺一样为朝廷承认的寺院，并且取得皇太后和皇帝的亲笔牌匾作为寺院自身的社会资源。这对清末海外华人来说，影响是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