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真瑜
沈克非，我国著名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除专长普通外科外，对外科的各分科诸如骨科、泌尿科、神经科，肿瘤外科等都有创见，是我国现代外科学的奠基者和先驱者之一。
献身医学 勇赴国难
1898年3月，沈克非出生在浙江嵊县一个小学教师家庭，3岁丧母，有一姐两弟，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父亲勤劳正直、乐于助人、不趋炎附势等美德对他一生的成长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天资聪颖而又勤奋，6岁入父亲执教的教会小学读书，以优异成绩毕业。1910年，他考入上海工部局英国人创办的华童公学，1914年转浙江杭州之江大学中学部半工半读，直到毕业。1916年，他考取北京清华大学庚子赔款预备生，于1919年公费留美，就读于俄亥俄州克利费兰城西奈大学医学院。留学5年间，因经济拮据，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饭馆打工。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随即又通过美国国家考试得以在该院附属教学医院任外科实习医师及助理住院医师各一年。
当时，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凋敝，国际地位低下，在美华人备受歧视。沈克非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勉，并于1926年放弃了美国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抱着科学救国的美好理想回到祖国，应邀到北京协和医院任助理住院医师两年、总住院医师一年。在美国和协和工作的五六年间，沈克非在外科学理论和技术方面提高极快，发表论文多篇，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同时，他对外籍专家享有特权、高人一等的环境越来越反感，终于在结束总住院医师后，离开协和，走上了自己创业的道路。
1929年，沈克非来到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任外科主任一年，为该院院长刘瑞恒医师所赏识。后刘瑞恒升任卫生署署长，邀沈克非同去南京筹建中央医院——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综合医院，他欣然从命。不久医院落成，沈克非任外科主任，后升为副院长、院长，同时兼任南京军医学校教务长。
1937年，沈克非与小儿科医师陈翠贞结婚。“八一三”事变时，他与夫人正在国外参加会议，闻讯立即返程勇赴国难。他把中央医院的床位扩充至1200张，每天忙碌在手术台和病床边，最大限度地收治抗日受伤战士。直到战争逼近南京，他才奉命将医院西撤至长沙，不久又撤至贵阳，最后到重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多培养高质量的医师，沈克非还不辞辛劳地奔波于长沙、贵阳、重庆之间，兼任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和内迁重庆的上海医学院外科学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印度战场救死扶伤；回国后出任中央卫生署署长兼陆海空总司令部医监。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他即辞去卫生署副署长之职，担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外科教授兼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和外科主任。
解放前夕，沈克非坚守岗位，迎接解放，把一所完整的、井然有序的中山医院交给了军管会，并在其领导下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抗美援朝时，他响应党的号召，组织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开赴鸭绿江畔，作为医疗队的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活跃在中朝边界，亲自抢救治疗志愿军伤病员。嗣后，在他的积极倡议下，经领导同意，他带领部分人员转赴东北沈阳，迅速建成了中心血库，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输送血浆和全血。1952年，沈克非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领导科研工作，开创了实验外科。1959年，他重新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
沈克非曾多次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1944年出席伊朗德黑兰中东医学会议，1946年参加秘鲁第五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同年又作为中国医学界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建工作，1956年代表我国参加波兰国际医学会议，1957年出席墨西哥国际外科年会等。在这些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多次宣读论文，以精湛的外科技术赢得了许多国际友人的重视，在沟通我国与西方医务界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此外，他还是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的负责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
克非正己 爱国崇医
沈克非刚正不阿，一身正气，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少年时代，在华童公学读书时，因不满英籍校长的高压手段，他勇敢地提出批评意见，遭到压制后，虽离毕业仅半年时间，仍义无反顾，愤然离校。他原名沈贤亚，是父亲按照家谱排行取的。由于对旧社会有些人谄上欺下、阿谀逢迎、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等丑恶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要与这些歪风邪气作斗争，做一个光明正大、克己奉公的人，因此自己改名沈克非，“克非者，克服一切非义之旧习也”。
清华大学预科毕业时，国内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军政界狼狈为奸，祸国殃民，他决心不涉足政治，选择了技术性较强，又能在任何环境下为民众服务的医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请他出任中央卫生署副署长，为了抗战需要他勉为其难上任，但在就职前声明一旦抗战胜利立即辞职。抗战胜利后，他果践前言，回到教学医疗第一线，做一个普通的外科主任、教授。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拟委任他为驻南美洲的代表，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追求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为硝烟弥漫、苦难深重的祖国摘掉“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为此，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奋斗着，求实创新，终于建树累累。
沈克非常说，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是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他处处、事事为病人着想，不拘泥于陈规陋习，总是根据病人的需要和当时的条件，脚踏实地，勇于创新。肠道中细菌较多，为了减少手术中的细菌污染，提高手术成功率，他首先设计成功了肠道无菌吻合术；有些病人直肠脱垂，当时没有理想的治疗办法，只能把直肠吊起来，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病人十分痛苦，他首先想出把直肠折叠起来的办法，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当时上海和南方几个省市的郊区农村流行血吸虫病，患者大多是贫苦农民，没有条件到大城市就医，而中小城市又没有条件为晚期血吸虫病人做手术治疗，使许多晚期病人死于静脉高压大出血。他目睹成批病人倒下的惨状，苦苦思索，终于创造了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效果理想。这种手术比较简便，费用也较低，容易推广。1950年，中山医院接收了一个确诊为脑瘤的病人，送进医院已神志不清。要救治这个病人只有手术，但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手术的先例。沈克非经过认真研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让年轻的史玉泉医师做助手，亲自掌刀，经过长达9个小时的手术，终于使病人起死回生，也促进了我国神经外科学的诞生。
沈克非还经常关心国外先进思想和技术，以促进整个外科的发展。此外，他还编著了《外科学》、《外科手术学》、《腹部外科手术图解学》、《神经外科手术学》等许多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其中《外科学》一书再版6次，直到现在仍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外科参考书籍，被医务界尊称为沈氏外科学。
沈克非一生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大公无私，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处处以身作则。他反对医生挂牌开业，认为利用病人的疾苦作为自己敛财的手段，是对医师神圣职责的亵渎，即使是至爱亲朋也不例外。沈克非常说，一个能在临床医学上有所贡献的好医师，必须尽可能多地接触临床。他身体力行，不管行政事务多么繁忙，也从不脱离临床。在担任中山医院院长时，他总是兼管院内一、二等病室的外科病人，每周门诊一次，手术数次，每天都要查房。他说：“医师应该每天与自己所管的病人至少见一次面，这样可以给病人带来莫大的安慰。”沈克非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每堂课前，他仍然认真备课。因此他讲的课，内容新颖，形象生动，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并常常联系实际病例，学员听后，印象深刻，乃至终身不忘。
沈克非工作时十分严肃认真，时间观念很强，对学生和助手要求也极其严格，绝不容许有损医德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存在，但工作之余却平易近人，谈吐诙谐幽默。他常和助手谈笑风生，问寒问暖。他讲话富有幽默感，常逗得周围的人捧腹大笑。他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毫不留情，铁面无私，但看到别人的工作成绩和进步，就给予热情的鼓励，既是严师，又是慈父。此外，他还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曾几次带领学校的棒球队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
“文革”期间，沈克非受到诬陷与迫害，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折磨。1972年，他因患癌症在上海逝世，终年74岁。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文为他平反昭雪，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革命公墓。他一生的光辉成就和对医学上的卓越贡献，永远是我国医务界的楷模，永垂不朽。
（本文节录自《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出版时有删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