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西夏学家牛达生

引子

2012年春节期间，我来到银川市北安小区，终于完成了对西夏学专家牛达生的采访。这里用了“终于”两个字，是因为这个采访早就在我的计划之中，只是由于我工作太忙而一再推迟，但我从没有取消这个采访的想法。

“写写牛达生！”这是我经常浮起的念头。20多年来对西夏学的关注和报道，让我知道牛达生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提起西夏学的研究成果，都不能绕过牛达生。不论是跟他关系近的，还是跟他关系远的，都不能否认他对西夏学的贡献。

认识牛达生20多年了，我一直称他“老牛”，我们之间也始终保持着亲切、随和、融洽的关系。我跟他实在太熟悉了，让我写老牛，我闭着眼睛也可以写上几千字。但恰恰是因为太熟悉了，反而觉得不好写，而要写出他的精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次再见到老牛，让我感到老牛真的老了，变成名副其实的“老牛”了。他虽然留的是小平头，看起来白发不那么“醒目”，但仔细观察，那上面已经找不出一根黑发了。而他的脸上却红光满面，看不到皱纹。一问年龄，只差一年，他就80岁了！

80岁是个什么年龄？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是需要别人照顾饮食起居、吃喝拉撒的年龄！而这些似乎都与老牛不沾边。相反，我在他家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他的案头，仍然摆放着许多书籍、资料，他的书橱都有经常翻动的痕迹，他的电脑里仍然有刚刚写下的文字，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啊，老牛真是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啊！眼前的一切，让我想起两句诗：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这让我灵机一动：不用扬鞭自奋蹄！这不正是牛达生一生的写照吗？何不以此为题来写他呢？

原以为我对老牛十分了解，不用采访都可以动笔。这次深入采访，让我感到我过去对他的了解还是很有限，而以那些有限的了解来写他，岂不是“屈待”了他？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他的敬重也不断加深。如果说老牛是一本书的话，那么这本书在我心中的分量也变得越来越厚重！

纵观老牛几十年的工作历程，真可以用“不用扬鞭自奋蹄”来概括。年轻时，他是这样；临近退休时，他是这样；退休之后，他仍是这样！他的学术研究，早已摆脱名利的束缚，也洗净了功利的色彩。

考古专家获得“毕昇奖”：全国独此一人

1996年，对牛达生来说是个重要的纪年，虽然此时他已退休几年了，但恰恰是在此时，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权威确认。随后，他获得了我国印刷行业的最高奖“毕昇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时刻。因为这个奖专业性很强，所以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外界人士获此殊荣。一个在偏远省份的考古专业人员，怎么会与这个令印刷业所有人都敬仰的大奖结缘呢？

这事还得从1993年说起，牛达生也是在这一年退休的。也就是在退休之后，他荣幸地被聘为宁夏文史馆馆员。老牛“退而不休”，继续自己的考古研究。

说起老牛当时的研究，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有的竟会有那么大的意义。

那时候，老牛常常对着自己眼前的一册册发黄变脆的西夏文经卷出神。他越看越兴奋，越看越觉得它们不同寻常！经过几个月的不懈研究，他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些西夏时期印刷的西夏文佛经，不仅是不可多得的孤本，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木活字印刷品！

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牛达生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立即激起强烈反响，引起强烈关注。首都学术界为此发出呼吁，要求权威部门对此给予确认。

专家们的呼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对这一成果进行了鉴定。鉴定会在新近落成的中国印刷博物馆举行，会议名称就叫“西夏木活字版印本研究项目鉴定会”。鉴定委员会委员俞伟超、史树青、徐苹芳、史金波、潘吉星、郑如斯、张树栋、罗树宝、魏志刚、冀叔英等分别是考古、西夏、古纸、印刷、版本学等方面的权威。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新闻出版署、中国印刷学院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对此也十分关注，纷纷出席鉴定会。鉴定会上，与会专家听取了牛达生研究员的研究报告，考察研究了有关资料，一致肯定了牛达生的研究成果并赞同牛达生的研究结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后期的木活字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这样，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比权威论著和人们的传统认识要早一个朝代。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也因此成为“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意味着人类印刷史的有关章节将要因此而改写。

几天以后，宁夏有关方面在银川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布这一重大发现。

1997年，牛达生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1999年，他的研究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社会各界齐赞牛达生是“改写印刷史的人”。

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令人振奋。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来自邻国韩国的少数学者不断向我国的“四大发明”提出挑战：他们说，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而牛达生的研究成果则有力地回击了这种挑战，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牛达生本人也为此十分兴奋。获奖归来，他特意请几位对他有所帮助的老友一叙，我有幸被邀，我也因此对这项成果有了更多的了解。

年近六旬挂帅出征：岂止是自我挑战

许多人会问：命运怎么会如此垂青牛达生？这么宝贵的资料怎么到了牛达生的手里？一个退休老人又怎么能凭借残年余力再上征途并且“马到成功”呢？三国时，老将黄忠年事已高仍然冲锋陷阵、杀敌立功，令人赞叹；今天的牛达生颇有点黄忠之勇，他也是在临近退休之年主动请缨，又抄起考古的铁铲的。

与以往一般的考古发掘不同的是，牛达生的这次挂帅出征，竟是由一起震惊中外的案件牵出来的。

1990年11月28日，在贺兰山上放羊的牧民发现：位于贺兰山腹地、鲜为人知的拜寺沟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了！12月11日一早，刚刚得到消息的宁夏考古专业人员决定到现场考察，我应邀与他们一同前往（是当时去现场的唯一记者）。经过3个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赶到现场，看到了被炸古塔的废墟。在现场，我们发现一根位于乱砖之中的塔心柱。那上面的西夏文和汉文题记吸引了专业人员的目光，也向现代人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专业人员据此判断：过去一直认为是明代的方塔，竟是存世稀少的西夏古塔！其考古价值一直被人们低估了！

我据此在《光明日报》上发出独家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连外国媒体也有所反映（《参考消息》对此有报道）。

牛达生当时虽然没有到现场考察，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再表达愤怒、惋惜之情，我也在报道中反映了他的呼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一直未破。也许是因为古塔被炸毁了、古塔废墟又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塔中的文物很可能被盗一空，专业人员并没有当即进行清理。

此时，牛达生已年近花甲，按一般人的思维，就等着退休安度晚年了，但牛达生却没有混日子的打算，他还要利用退休前这段宝贵的时间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因而，他对清理古塔废墟仍然抱有很大的兴趣。他认为，搞清楚该塔的建筑结构，对研究西夏建筑乃至我国古代建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在冥冥之中也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在废墟中发现西夏文物，哪怕是一鳞半爪也好。为此，当听说单位要清理古塔废墟时，他便递交了申请清理发掘的报告。当时，牛达生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考古领队资格的人之一。不久，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

1991年秋，由牛达生担任领队的考古队进入了贺兰山腹地。与古塔废墟朝夕相处了一个月。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考古：山里不通路、不通电，没有水，粮、菜、水等生活用品，都要靠毛驴从山外驮运进山，山里与山外不通信息，更没有任何娱乐可言，晚上只能借助蜡烛整理资料。就是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他们将整个古塔废墟翻了一个遍，将所有废砖头码放整齐，不仅搞清楚了方塔的建筑结构，而且意外地发现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和汉文、西夏文文献，而这些发现让人喜出望外。

“考古是发现的科学！”牛达生的这次考古经历，再次证实了这个说法。他“发现”了，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而这些“发现”之所以向他“青睐”，是因为他“不用扬鞭自奋蹄”，是因为他对工作始终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

牛达生挑战了自己的年龄，他还要挑战自己学识的不足！

锲而不舍：成功总是青睐有毅力的人

按说，清理发掘“满载而归”的牛达生，只要把考古资料一上交，就算大功告成了，谁也不会对此说三道四，更不会对他提出别的要求，他的工作可以到此为止，他的职业生涯也可以就此画上圆满的句号。但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也就不是牛达生了。

在结束了野外考古之后，牛达生又连续作战，自觉地整理、研究这次出土的文物。整理这些残破不堪又零碎散乱的文物已经够难的了，而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就更不易了。无论是对牛达生，还是对其他专业人员，要把这些出土文物都搞清，都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因为出土的文物中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而此时能够认识西夏文的仅有几个西夏文专家，这样的专家在国内外都屈指可数。

西夏文，是仿汉字创造的一种独特文字，曾在历史上使用了四五百年之久。它在西夏建国前就创造出来了，却并没有因西夏政权的灭亡而立即消亡，而是在部分地区继续沿用了一个不短的时期。猛一看，西夏文与汉字颇为相像；细一看，竟无一字与汉字相同。西夏文的创制，有一定原则、规律，也充满着智慧。虽然不像汉字那样应用的时间长、应用的范围广，但在一个特定时期它所承载的特殊文化，又是其他文字所没有的。因而，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听说国内认识西夏文的只有“几个老人”，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有人学习这种文字，不能让它失传了。

前面提到，当时认识西夏文的专家寥寥无几，但牛达生尚不在此列。虽然他是搞考古的，也接触过西夏学，但却不认识几个西夏字。而要在短期内掌握这种艰深难学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种文字好学，也不至于懂得它的一度只剩下“几个老人”。

深入研究古塔废墟中出土的文物，就像攻克一个牢固的堡垒。摆在牛达生面前的，有许多“拦路虎”，而最大的“拦路虎”是知识储备的不足。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单是考古学，也涉及许多领域，一个人是无法将所有学问贯通的。就说牛达生面对的西夏文文献吧，所涉及的学科就有很多，但这难不倒牛达生。他相继买了上百种相关书籍从头学起，还利用各种机会向专家学习，不止一次登门讨教。

考古研究，不仅要甘受清贫、耐得住寂寞，而且要有一双慧眼。牛达生在对这批文物进行整理研究时就独具慧眼，他逐渐抛开其他文物，最终将精力集中到9本完好的西夏文印本上：这是什么书？书名是什么？是世俗文献还是佛教经典？在西夏文文献中是否是孤？虽然卷首和末卷均有缺损且无题跋，但牛达生最终还是利用刚刚学到的知识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这些西夏文印本，书名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在海内外的西夏文献中是孤本。

孤本！就是独一无二的版本，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是西夏时期的西夏文孤本！1991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宁夏方塔废墟中发现西夏文佛经孤本》为题刊登了我采写的报道，随后，《新华文摘》对此做了全文转载。

是雕版？是活字？非同小可的论证

考证西夏文佛经的出处并确定其为孤本，是一个不小的研究成果，但牛达生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要研究它在装帧和版式上的特点，进而确定它是雕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如果是活字印本，那就不同寻常了！但要搞清这个问题，则涉及佛学、藏学、版本学、文献学、印刷史等学科，要具备很多相关知识。哪怕是搞清楚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弥补自己知识的欠缺，花甲之年的牛达生从头学起，他甘当小学生，不但向书本学习，还注意向专家请教，仅他登门拜访的专家就有30多位，所有这些为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出土时，只被认定为西夏时的印刷品。至于它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金属活字尚未来得及深入研究，但这却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之骄傲的古代发明。从印章、碑拓、织物印染发展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雕版的印刷技术始于隋末唐初，而较之更为先进的泥活字印刷术，一向被认为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布衣毕昇发明的，因为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此有明确记载。此后，我国又诞生了木活字、金属活字。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而在中国活字技术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直到1450年才掌握活字技术，这要比我国晚四个世纪呢！

牛达生在研究中发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与同时代的雕版印本有许多不同之处：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左右栏线较短，上下栏线或不足或超长；正文和题款文字风格一致但大小不一，笔锋不尽相同；墨色浓淡不匀，有的黑白斑驳，有的半深半浅；倒字更是多次出现，具有活字印刷的特征；版心行线漏排；书名简称用字混乱，时见排错；页码用字无定规，错排、漏排严重，汉文和西夏文混用；有些页面残留隔行竹片的印痕。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一个问题：它不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

这一研究发现非同小可！牛达生自己也为此激动不已。因为我国虽然在北宋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保存至今的宋代印刷品只有雕版的，并无活字的，现在保存的最早的汉文活字印刷品是明代的，而按照权威论著和传统说法，人们一直认为木活字是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王祯在《农书》卷二十二“造活字印书法”中，详细地介绍了木活字印刷技术。于是，有人说：“发明第一套实用木活字之功，必须归于王祯”，“正式用木活字印成书，最早的不得不算是元代的王祯”，“木活字版为元代的科学家王祯首创”。《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与研究，向这些长期形成的定论提出有力的挑战。如果观点成立，那么，中国的木活字技术的使用时间将提早100多年！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牛达生不知苦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最终，他以自己独到的发现证明：这些西夏文佛经，不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随后，专家们也表示认可：这些西夏文佛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

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02年，《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因为其珍贵而独有被国家文物局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也是在这一年，它又被国家档案局列入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48件文献之一。最令牛达生兴奋的是，这个研究成果被写入中学课本。印刷术明明是中国古代的发明，但韩国的一些学者却说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韩国有关部门还并将其写入中小学课本，进行所谓的爱国教育。现在，终于可以正本清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中国历史》下册在介绍了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后写道：“考古学家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这是已知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中，还有更多的介绍：“1991年，宁夏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

学术拓荒：西夏学多处留美名

牛达生在西夏文献研究中的建树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如果认为他的贡献仅限于此，那就错了，至少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牛达生对学术的贡献，特别是对西夏学的贡献是很多的，也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上几笔。尽管牛达生说自己“生性愚钝，讷于言谈，思维不敏”，“没有想过要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只是想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确实具有许多人没有、而对学者来说又至关重要的学术品质，也正是这些可贵的品质，引导着他的学术研究，让他的研究成果持续不断，直到晚年还在向学术高峰攀登。

牛达生是学历史的，他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正赶上“反右”运动，同学中就有人因为爱学习而被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错误批判，有的甚至被打成“右派”。牛达生虽然没有被批判，但他的正常学习还是受到不小的冲击，但他仍坚持学习。上大三时，系里开了民族史和考古专门化，供大家选学。所谓“考古专门化”，就是后来的考古专业。牛达生怀着对考古的兴趣，选学了考古。当时学校专业师资缺乏，就从北京等地聘请专家学者授课，牛达生有幸聆听了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讲座，眼界大开。

1958年，牛达生大学毕业时正赶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那时，宁夏各行各业都急需专门人才，牛达生毫无条件地服从祖国的安排，与班里的7个同学一道来到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宁夏。就因为他在大学里学了一点考古，他被分到了还在筹建中的宁夏博物馆。

那时的博物馆，还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配合政治运动搞展览便成为主要工作，考古工作还没有应有的地位，考古专业人员也不能静下心来搞自己喜爱的专业，而西夏学在当时还完全是个陌生的词语。尤其让一些专业人员至今还感到汗颜的是，西夏陵就在银川西郊，且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许多人，包括考古人员在内竟浑然不知。而对西夏陵正式的考古调查，是1972年才开展的，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

“十年浩劫”，文博单位更是受到很大冲击，所有文物都成了“四旧”，所有业务人员都成了“臭老九”。包括牛达生在内的专业人员都被下放到干校（农场）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业务也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全国各地的文物工作者才以“落实政策”“专业对口”为由从干校调回。

1972年对西夏陵的发掘，使宁夏各界人士才有了“西夏”意识，牛达生与“西夏”的接触，也是从参加西夏陵的发掘开始的。从此以后，他就与西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宁夏是个小省区，宁夏博物馆更是个小馆，搞考古工作的业务人员很少，很难有明确的分工。一般情况下，碰上什么就搞什么，领导说搞什么就搞什么。牛达生发掘过青铜峡唐代墓葬，也到固原须弥山石窟搞过调查，他甚至一度对石窟产生很大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宁夏博物馆和中央美院合作调查须弥山石窟，他是积极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他为此跑遍了石窟区的每个角落，也访问了多位乡耆故老，搞清楚了须弥山石窟8个区的名称。石窟区的测绘和编号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须弥山石窟》，就凝聚着他的许多心血。

牛达生是明智的。这种明智，表现在他对自己能力和研究对象的准确判断上。虽然他为石窟的调查耗去了许多心血、宁夏石窟也确实很值得研究，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搞石窟研究，因为研究石窟要懂艺术，特别是要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而自己却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因为看到了西夏考古对宁夏的重要性，他就逐步把精力转向西夏学研究。

对学术的自觉，让牛达生在西夏学方面建树颇多。他搞清了位于银川市中心，至今还是西夏古都兴庆府的标志性建筑的承天寺和承天寺塔的来龙去脉，他的研究成果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他调查并考证了位于贺兰山东麓拜寺沟口的拜寺口双塔，以充足的论据证明其为西夏原建，虽然经历了乾隆三年（1739年）8级大地震的考验，但它们仍然屹立不倒，这是弥足珍贵的。他的这项研究也丰富了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内容，为双塔最终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科学依据。对西夏钱币的研究，也让牛达生颇有收获。他带人发掘清理了贺兰山东麓深山狭谷中的3处西夏钱币窖藏，对像小山一样的数万枚钱币进行了一一检选，并按朝代、币种、币值、书体进行分类、计数，完成了大量琐碎、繁杂、艰苦的工作，他对当年钱币的埋藏情况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他的《西夏钱币辨证》被学界认为是研究西夏钱币的“权威”之作，对西夏时期宋夏关系及经济状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对钱币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最终精选结集出版了《西夏钱币论集》。

作为宁夏的一名西夏学者，牛达生对西夏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十分关注，而且极力推动。早在1991年，他就撰写了《西夏学研究与宁夏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除了论述西夏学地位、回顾西夏学发展历程外，还提出了“宁夏应成为西夏研究的中心”的建议，希望早日成立西夏研究中心或西夏研究院。近些年，有关西夏的考古报告，俄藏、英藏、法藏及国内各地所藏西夏文献相继结集出版，一批年轻的西夏学者迅速成长，有的已成为硕士和博士，有的人可以直接翻译西夏文文献，甚至翻译藏传佛教的西夏文佛经，对此，牛达生感到十分欣慰，也常常感叹“后生可畏”。

近30年来，牛达生发表论文、资料近140篇，其中3/4与西夏有关。他对西夏遗址、西夏陵墓、西夏官印、西夏石窟、西夏窖藏、西夏碑刻、西夏文书研究都有涉猎，而且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专著《西夏遗迹》为证。牛达生还参与了《中国钱币大辞典》《中国民族建筑》和《中华印刷通史》西夏部分的编写工作。尽管如此，牛达生还认为自己的研究很有限。他说，天地之大，学科之多，无论做多少工作，也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

满目青山：夕阳更灿烂

老牛老了，但他的精神却没有老，从他身上也看不到老态。他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还在勤勤恳恳地研究，丝毫没有懈怠。

虽然早已离开工作岗位了，但他依然保持较强的学术活力，依然关注西夏考古的发现、关注西夏学的进展，不让自己离学术界太远。牛达生说，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依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都坚持学习、坚持工作。如果有一天不干活，心里就不踏实，如果干上几个小时，心里就觉得充实，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也有许多朋友说：你年纪大了，早就该颐养天年了，不要再受那份苦了。我总是对他们说，做学问是苦，但苦中也有乐，没有苦，哪有甜？苦中有乐，甘从苦来，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牛达生的生活，依然很充实。他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家里常有年轻朋友造访。大家说天道地，讨论学问，交流信息，多好啊！年轻人的朝气也影响着我。让我忘记自己的年龄。我的信条是：没有学习就没有研究，干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

牛达生对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研究，经权威鉴定早有定论，但是仍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按说，他对此可以不予理睬，但他却条分缕析地写出答疑文章，严肃认真地进行学术争鸣。为此，他查阅了大量资料，耗去大量时间精力，但他在所不惜。

难能可贵的是，牛达生始终严于责己，对自己所犯错误绝不原谅，也从不文过饰非，也不为自己一时认识上的偏差辩解，他曾公开发表文章，订正自己原来的错误。他告诫后学者，在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的社会，更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牛达生说，人老心不能老。西夏学需要深入研究的东西有很多，我感兴趣的问题也很多，现在，我的约稿还不少，如果身体允许，我还想写一些知识性的普及读物。

结束对老牛的采访，我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夕阳西下，彩霞满天，一头老牛还在田里默默耕耘。它不时朝着前方望一望，然后又低头拉紧绳套，一步一步走向前方。

我不禁发出一声感叹：老牛不仅姓牛，自己就是一头不需扬鞭、默默耕耘的老牛啊！

（原载2012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