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医教事业发展医药学科——著名医学教育家和药理学家朱恒璧

献身医教事业　发展医药学科——著名医学教育家和药理学家朱恒璧

医学院任药理学副教授，成为我国高等医学院校中最早的中国籍药理学教师之一。

1927年，湘雅医学院停办，朱恒璧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1928年，他随颜福庆一起到上海主持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工作，先后任教务主任兼药理科主任、代理院长、院长。1935年，他被调到浙江省卫生厅任技正兼浙江医学院（现浙江医科大学）生物检定学教授。两年后转任浙江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后又兼药理学教研室主任、药学系主任，浙江省卫生实验院药物研究所所长。

国患受命　重建上医

1932年，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侵犯上海，上海医学院院址在吴淞镇，首当其冲。在外敌入侵的危急情况下，朱恒璧让妻子领着5个子女撤离吴淞，而他则继续留下，紧急处理上海医学院院务，最后只身乘船撤至上海租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医学院院址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在这民族危难时刻，朱恒璧受命任代理院长，带领师生奔赴大后方，而把自己的“小家”——妻子和孩子留在沦陷区上海，直至抗战胜利。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他四处求援，终于在重庆歌乐山修建了校舍，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聘请国内外医学专家担任教授和内、外、妇、儿各科主任，把中央医院和中央护士学校作为临床学习和培养护理人员的基地，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香港，香港大学医学院30余名学生流落到重庆，他们无依无靠，浪迹街头。朱恒璧获悉后表示，“骨肉同胞受难，我们应当尽力解救”，当即决定把这批学生收进学校免费学习，抗战胜利后又让他们返回香港。此事使香港同胞深受感动，英国驻华大使为此特意登门致谢。

朱恒璧是上海医学院创始人之一，抗战开始后任代理院长，1940—1951年任院长，他率领上海医学院师生两次重建上医，对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对培养我国高等医药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抗争胜利后，他先后拒绝了江苏政府委员兼江苏省卫生处处长以及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入仕邀请，一心一意要把上医办好，终使上医成为我国著名医学院，解放后将它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

教书兴院　培育人才

朱恒璧先后在湘雅医学院、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浙江医学院任教。不过他的主要业绩还是将上海医学院办成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为我国培养一批批出色的医药学家。作为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朱恒璧的办学经验主要有三条。

第一，聘请国内外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授课。他坚信“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的道理，认为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首先要看该校教师的质量。他主持上海医学院工作时，很重视充实先进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但尤为关心罗致人才。在重庆时，他获悉著名的生理学家冯德培全家流落到重庆，便立即聘请冯为生理学教授，并特地找了一幢房子供其一家居住。当时，上海医学院不缺眼科、X光科教师，但朱恒璧仍然非常欢迎从德国留学回国的眼科专家郭秉宽、协和医院X光科医生荣独山等人来上海医学院任教。

第二，切实加强基础课的教学。他说，“根深则叶茂，源远则流长。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比世界上任何机器都要高级、复杂。因此，从事医学事业的人才非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及医学基础不可”。在上海医学院，高等数学一直被列为必修课。他经常找数学、物理教师了解情况，督促他们给学生打好数理基础。即使学校迁到重庆，在办学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他仍特意批准买了一套物理实验仪器，聘请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教授周同庆来上课。同时，为了把基础课教活，他要求前期教师有一半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以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学术水平。

第三，从院长到教师都要以身作则。学院设有教务委员会，各学科主任都参加讨论、决定学生的录取、升留级、退学以及课程安排等有关教学大事，任何人不得徇私情。有一年，他的小儿子报考上海医学院，成绩不合格，他就让儿子到燕京大学补习一年，次年才考进上海医学院读书。为了保证教师能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他严格禁止上海医学院的教师私自挂牌行医，有几个教授就是因为私开诊所而被解聘。

研究中药　倡导新学

朱恒璧是我国最早的药理学家之一，早年在药理学研究方面作出不少卓越成绩，晚年则率先倡导数学药理研究。

1925年，朱恒璧在湘雅医学院讲授药理学，任药理学副教授；而后相继在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以及浙江医学院从事药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陈克恢发掘麻黄素的研究工作对他启迪很大，使他认识到研究中药大有可为。于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与人合作，致力于中药药理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乌头（草乌头）之药理作用》、《闹羊花毒呕吐作用之地位》、《蚯蚓中之扩展支气管成分》、《麻黄素降压作用之反转机构》等论文。1939年，他结合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编著并出版了《药理学》，这是由我国药理学家编著的第一本药理学教科书。其中专门写了《几种国药的研究》一章，介绍延胡索、麻黄、当归、闹羊花、丹参、人参、洋金花等近20种中药的研究成果。

从50年代起，朱恒璧在深入探讨现代科学与医学关系时，深感药理学与高等数学关系日益密切，数学方法正成为药理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1959年，他在研究抗血吸虫病药物时，首先运用数学方法对血锑浓度的动态变化作了初步的定量分析和处理，计算了半衰期、清除率等药物动力学指标。60年代，70高龄的他仍孜孜不倦钻研关于药理作用机制的受体学说，探讨统计力学、量子力学、量子生物化学在药理学中应用的前景，更进一步体会到药理学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能有效地揭示一系列药理学定量规律。

1963年，他把心得整理成《药理学中量的问题》一文，并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生理科学学术会议上亲自宣读。他着重论述了动力学、热力学及量子力学在药理学中应用的问题，并预言量子化学的发展将衍生出量子药理学。这是我国药理学家首次对数学药理（即定量药理）这一新兴研究方向所作的系统论述。现在，量子药理学已正式成为药理学的一个新分支，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已在我国得到普及。

1982年，全国首届数学药理学术会议在黄山召开，研讨了药理学中动力学的问题。与会的老专家、老教授回想起大连会议上朱恒璧的报告，无不赞叹他高瞻远瞩，认为这次会议正是他“数十年夙愿的实现”。大家一致推选他为全国数学药理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充分肯定了他率先倡导定量药理研究的功绩。

推进统一　促成团结

20世纪20年代末，我国有两个医学会，一个是“博医会”（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Association），由英国人操纵，总部设在济南；另一个是“中华医学会”（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是中国自己人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

历来，博医会中的外国人看不起中华医学会。朱恒璧对此极为反感，与上海骨科医院院长牛惠生商量，要设法取消博医会。一次，他用探询的口气对博医会负责人麦克斯威尔（Maxwell）说：“中国同时存在两个医学会，这不大好，我们两家合作吧！”麦克斯威尔一听便心中有数，讥讽说：“你要吞掉博医会是不容易的，即使吞下去也消化不了！”朱恒璧听后义愤填膺，自此他东奔西走，努力说服博医会中的中国会员采取“三不”态度：不参加博医会的活动，不向博医会办的刊物投稿，不交纳会费。三年后，博医会被迫让步，表示愿意谈判合作。

1931年，朱恒璧与牛惠生一起到济南与麦克斯威尔谈判。他们提出，两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外国人也可以参加，但不能担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麦克斯威尔只得签字同意。这样，一个统一的由中国医学界人士掌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来自海内外约400名医学工作者参加成立大会。朱恒璧在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号召中国所有医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积极参加、爱护和支持中国人自己的中华医学会。大会推选牛惠生为中华医学会会长，朱恒璧为总干事。

此后，朱恒璧更积极组织并参加医学会的活动，历任总干事、总秘书、书记、会长、董事长、董事会主席等职，主持编辑《医学指南》（第三版），介绍现代医药学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