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朱之瑜

日本的孔夫子——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朱之瑜

一

古代文人的山水诗中，不乏咏海诗。但咏海之人并非都曾亲历大海，多数只是站在海边，观沧海而发浩叹，望洪波以咏壮志，毕竟古人鲜有出海远航的机会。

在历代咏海诗中，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当仁不让的状元篇。遥想当年这位将军诗人，铠甲在身，征尘未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吟下了这一首大气磅礴的壮丽诗篇，足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唯有钦佩不止。

咏海诗的另一名篇是苏轼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首诗写于他被贬谪“南荒”儋州三年之后。当时他以65岁的高龄获赦北归，并于六月二十日夜渡过琼州海峡，亲眼目睹了海上奇景、星月壮观，见景抒情，感叹人生。诗人波澜起伏的情感与大海壮阔无际的胸怀相融合、共鸣，他大声告诉大海：得以“兹游奇绝冠平生”，即使“九死南荒”，我也不会感到遗憾了。诗曰：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诗人总是浪漫的，苏轼更堪称浪漫诗人之最。但连他自己也明白，墨写的浪漫怎能掩盖海造的惊险，当他夜渡大海时，大海“那反复无常的激情”，可以如儿戏般地玩弄他并随时将他葬送。在那个木船渡海的年代，要穿越风急浪高的茫茫大海，一旦大海“汹涌起来而无法控制时，大群的船只就会覆亡”（普希金《致大海》）。更何况天常有风云之变，人焉无祸福之虞？

如果说苏轼是因遭贬而不得不渡海去海南的话，那么有两位不惧海、不怕死的古人，却是自告奋勇，一前一后登上东去的木船，朝着他们认准的同一目标，义无反顾地去了。他们去的目的地是日本，海上的行程更长，所冒的风险当然也更大。他们的出海，是一次有去无回、慨当以慷的壮行；他们的行动，是一次“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举。这两个人，一个是唐朝的鉴真大师，另一个是明末清初学者朱之瑜。

高僧鉴真是受邀东行日本去传播佛学文化和唐文化的，他的东渡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十二年中五渡不成，直到第六次，这位年已66岁且双目失明的戒律大师及其随从才终于到达日本。鉴真东瀛传道，为缔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也因此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在鉴真坐化九百年后，明末清初大儒朱之瑜（朱舜水）于1659年东渡东瀛，开始了他长达23年的寓日讲学生涯。他也成为继鉴真大师之后，在日本传播儒学文化和明朝文化精华、殚精竭虑地缔造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之桥的又一重要历史人物，因此朱之瑜被誉为“日本的孔夫子”。

与前辈鉴真大师有所不同的是，朱之瑜并非受礼邀专程前往日本弘扬中华文化。他是在追随郑成功北伐反清兵败后，逃到舟山，眼看大势已去，复明无望，怀抱孤愤，不得已亡命他国。他是偷渡客、潜逃者、流亡人，当然不可能有鉴真在启程前聚众点名、随从宣誓的那种隆重场面，但是唯其孤寂无助，更显出了他那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敢精神，那种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的坚定信心。他的东渡，颇有点像当年玄奘的西行，那也是一次“偷渡”行为，一次与死亡为伴的壮烈而危险的远征。

搭乘商船的朱之瑜，初衷是“闭门扫迹”，而且本来准备在途经日本长崎后再往安南，因为德川幕府已实行锁国政策四十年，中国人无法获准寓居日本。但由于一位素来仰慕他的弟子——仕于柳河侯的安东守约（号省庵）闻讯赶来谒见并恳切挽留，使朱之瑜得以留下。安东省庵又为他上书申诉，四处奔走请托，终于得到长崎奉行（镇巡）破例“开此厉禁”。虽然流亡日本，但朱之瑜并没有终老于斯的打算，只想“暂借一枝，栖息贵邦，衣粗茹藿，操婢仆之役，所冀天下稍宁，遄归敝邑”。他自称“亡国之遗民，来此求全”，直至70岁依然没有放弃归国的打算。对老师的高风亮节，安东省庵曾作诗赞曰：

远避胡尘来海东，凛然节出鲁连雄。

历忠仗义仁人事，就利求安伞俗同。

昔日名题九天上，多年身落四边中。

鹏程好去图恢复，舟楫今乘万里风！

朱之瑜学识渊博，但却深藏若虚，定居日本后，其学问不大为时人所知。安东省庵是他的第一位日本学生，出于内心的仰慕和钦佩，他用自己一半的俸禄供养孤身飘然的老师，并资助其讲学。尽管他自己所剩不多，生活也变得拮据，而且受到亲朋的劝阻和耻笑，但他从未中断对老师的照应，一直持续到1665年。弟子情之重、谊之深，使朱之瑜深为感动，最终决定留驻日本，而他与安东省庵在生活上互相关心、照应，在学术上互相尊重、切磋，患难中的真情日久弥深，终生不渝，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

随着年仅27岁的小宅生顺奉命到长崎寻求硕德耆儒，使朱之瑜的人生命运出现了新的转折。当时掌控一方的“大名”（诸侯）——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源光国）急欲培养人才，但苦于缺少师资。这位德川光国被人们称为“水户黄门”，其祖父就是终结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全国的德川家康，他建立了统治日本长达264年的江户（今东京）幕府，史称“江户时代”；其父是水户藩第一代藩主德川赖房。德川家康分封他的三个儿子为藩主，镇守在三个重要的地方，德川赖房被封在水户城，世袭水户藩主，又称水户侯。水户藩可以在江户设藩邸，长驻江户。

才识过人的小宅生顺在与明遗民朱之瑜的接触中，发现他通今博古、山峙渊渟，就立即推荐给了手握大权、求贤若渴的德川光国。1665年，德川光国派了使臣，备了厚礼，把朱之瑜从长畸请到江户（今东京），待以宾师之礼，执礼甚恭，乃至不敢直呼朱之瑜之名。据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记载：“先生在江户时，源光国敬礼之，不敢称其字，欲得一庵、斋之号称之。先生答言无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乡山水为号者。’舜水之称如此。”朱之瑜以家乡一条“舜水”的河名为号，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

德川光国天资颖悟，学识超群；谦虚有度，礼贤下士；宽厚仁和，爱民如子，深得朱舜水赞佩。此后朱舜水就留在江户，在江户、水户等地讲学，讲学时“老者白须白发，亦扶杖听讲”，并被日本一些学者奉为“泰山北斗”。他与德川光国经常谈论经史，讲究道义。德川光国在江户为朱舜水构建新居，初时朱舜水因反清复明大业未成，以“耻逆虏之末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为由四次力辞。但后来还是推辞不过，住了进去，并且在这里奄然而逝，遗址就在今东京大学农学部。

鲁迅在其散文名篇《藤野先生》中有这么一段话：“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看来鲁迅也给懵了，朱舜水客死之地在江户，并非水户。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十七日，朱舜水病逝日本，享年83岁，他死后德川光国破例按明朝仪式为他选址、建坟、立碑。在朱舜水死后第十天，德川光国给予他以当时最高荣誉，将他安葬在常陆久慈郡大田乡（今茨城县常陆太田市）瑞龙山麓的水户德川氏墓地，德川光国率其世子及诸朝臣齐临其葬。

瑞龙山为水户德川家族历代祖茔之所在，风景优美，平民不得葬此。入山百步余，为德川光国的衣冠冢；再上坡二十余级，为德川光国暨配夫人之墓。左折而东百步余，则为朱舜水之墓，墓的四周是四季青翠的乔木，中有石台，台前有石碑一通，正面为德川光国亲题隶书“明徵君子朱子墓”，两侧碑阴，是朱舜水的学生——后来成为名镇四方的大儒安积觉所刊之文。墓前左右有石片对立，如中土照门；旁有土坟起，半环如脊，仿佛护龙；墓道西向，据说是朱舜水遗嘱之意，殆不忘中土之意，以显逝者之心。次年忌日，德川光国祭舜水墓时与群臣议，谥朱舜水曰“文恭先生”，取古言“德道博闻曰文，执事坚固曰恭”之意。

日本民众对朱舜水十分崇敬，在他死后周年时，被誉为17世纪日本关西巨儒的安东守约在祭文中哭道：“呜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学殖云堕。有疑谁问！有过准督！有事谁计！有怀谁告！”这表达了当时日本学者和民众的心情。如今，水户市立有日本十大思想家的塑像，朱舜水是其中唯一的外国人。

二

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股势力在京城进行较量，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多事和多难之秋。

在西安建大顺政权的李自成，率农民军渡河西进，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中午进入北京城。与此同时，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和太监王承恩一起自缢于北京景山，明遂告亡。旋即，多尔衮率清军尾追农民军，于五月初二攻占北京。

崇祯皇帝在万岁山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引起这里的明朝大臣们一片惊慌。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面临着解决王朝继统的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在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密谋下，拥立了一个逃到南方的福王、酒色之徒朱由崧做皇帝。于是南京建立了一个史称“南明”的政权，历史上把朱由崧称为弘光帝。

其时在江南总兵方国安的荐举下，朱之瑜多次被皇帝徵召，但受“东林党”和“复社”那种疾恶如仇、刚直不屈的品格所激励，他始终不受，以致不得不星夜遁逃以免遭拘捕。把持南明朝政的阉党马士英仰慕朱之瑜之名，又请朱之瑜亲家何东平再三劝勉他入仕，但朱之瑜誓不与马士英、阮大铖等奸党同流合污，不顾身家性命而予以断然拒绝。

面对清军滚滚铁骑的大举南下，在兵临城下、国家垂亡的千钧一发之际，南明朝廷的将臣们还在不顾一切地上演着一幕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内斗闹剧。但素称书香之地的浙东，从山阴、余姚到鄞县，一批爱国文人志士先后愤然而起，从政从戎，奋不顾身地投入到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

如果说山阴前辈刘宗周、王思任、祁彪佳是一批反清忠臣，那么鄞县的张煌言、余姚的黄宗羲和王翊等人则是一代抗清义士。他们以文人、草民举兵，敢与狂飙般的清军兵戎相见，足以表现浙东儿女的大无畏精神，尽管未能力挽狂澜，却为浙东和江南民众赢得殊荣。朱之瑜这位“凡古今礼仪大典，皆能讲究，致其精详，至于宫室器用之制，农圃播殖之业，靡不通晓”的余姚名儒，其时也愤然拍案而起，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侵略的武装斗争中。

朱舜水（1600～1682年），名之瑜，字鲁屿，晚年号舜水，浙江余姚人。他生于明末没落官宦人家，少时就学于大儒朱永佑，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精研六经，宗法唐朝陆贽，喜读史，亦擅兵法，世谓“文武全才第一人”。清兵占领浙江后，监国鲁王率领部下进占舟山群岛，为了匡复明室、驱逐清庭，当时只是一介贡生的朱之瑜，几次奔走于日本与舟山之间，企图效仿春秋时楚国忠臣申包胥借秦兵复楚之举，向日本乞师复仇，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他又与在四明山依山结寨抵抗清军的领袖王珝结为知己，共谋反清大计，联络义军增援。

清顺治七年（1650年），年届51岁的朱之瑜又一次飘海去日本，却不料他乘坐的船被清兵发现。清兵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毫不惧怕，拒不投降，视死如归。同舟刘文高等人被其义烈所感动，驾舟将他送回了舟山。次年，朱之瑜又东渡日本，准备从安南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却不幸均为清兵攻陷。鲁王走避厦门，朱之瑜的良师益友王栩、朱永佑、吴钟峦等人，也都先后为国殉节。其中王栩被清兵用乱箭射死，但他至死挺立胸膛，面不改色，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噩耗传来，朱之瑜极度悲痛，王翊殉节之日恰好是旧历中秋节，此后他终身废中秋赏月。

复明的希望犹如风雨中的烛光，变得愈来愈渺茫，然而朱之瑜的抗清热情反而像一把火炬，燃烧得愈来愈炽热和光亮。他时时以国事为念，“审察时势，密料成败，故濡滞沿海，艰厄危险，万死如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朱之瑜亡命辗转，乞师于日本、安南（今越南）、交趾（今越南北部）、暹罗（今泰国）等地，以图将清庭逐出中原。在滞留安南国时，他被府吏捉去供国王作书记之役。在国王面前，朱之瑜面无怯色，神态自若，不卑不亢，直立不跪。国王以杀相威逼，他挺身请刑；以官相利诱，他坚辞不就。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大义和坚贞志操，使安南君臣对他极为敬重。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再次整军出击，和兵部侍郎张煌言在崇明会师北伐，溯长江而上。在郑成功的军队攻克镇江的同时，张煌言的军队也进驻了芜湖，继而占据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捷报频传，势震东南，锋芒直指南京。这是南明灭亡后，明朝残余武装力量对清朝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年已花甲的朱之瑜应郑成功的邀请，参加了这次战役，他身先士卒，率军杀敌，“克瓜州，下镇江”，试图与张煌言会师。

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率部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了战机，导致最终行动失败，张煌言被俘，郑成功败走台湾。分析局势，衡量利弊，朱之瑜不得不面对声势不可敌、失地不可复的无情事实。但誓死不剃发、不做异族奴的坚定意志，使他做出了一个无奈而悲壮的决定：学战国（齐）名士鲁仲连义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留居长崎。

在流亡海外的二十三年中，朱之瑜对故国一直念念不忘，对复明至死耿耿于怀。他以“单身寄孤岛，抱节比田横”自勉，在其《避地日本感赋》二首中，深切地抒发了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谁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服饰衣着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在飘零异域的二十三年中，朱之瑜依旧身着明服，每日向南而泣血，背北而切齿。正如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海外遗民意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

终身和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在寄寓东瀛的二十三年中，朱之瑜常寄信给国内子孙，教诲他们“农圃渔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艺，亦自不妨，惟有虏官决不为耳”。他坚决要求出国来探望他的孙儿，必须是我中华炎黄子孙的堂堂形象，一到长崎，“便须蓄发，如大明童子旧式；另作明朝衣服，不须华美。其（满清国）头帽衣裳，一件不许携入江户”！

二十三年中朱之瑜一直企盼着中原恢复的一天，为此他的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余金，将此作为他为反清复明大业所筹措的经费。弥留之际，朱之瑜留下遗言：“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甚。”他的弟子德川光国满足了他的愿望，亲笔为之题写墓碑“明徵君子朱子墓”。

梁启超在朱公年谱的附录中说：“我做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清庭，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说过：汉土不光复，他的灵柩不愿回到中国。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坏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清庭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因为这一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及辛亥革命、清室逊位，直到了清朝覆亡，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类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在年谱的文末，梁启超以一句点睛之笔告慰先贤：“先生卒后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统三年，清室逊位。”

三

17世纪初明清嬗代之际，在大江南北相继站起一群思想家、哲学家。其中有五位均参加过明末的抗清斗争、失败后又都致力于学术的著名学者，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他们分别是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1610～1695年），画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1611～1671年），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顾炎武（1613～1682年），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1619～1692年）以及朱之瑜。他们不仅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而且均以崇高的民族气节受到后人尊奉。

五位大师在学术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对貌似繁荣昌盛的明王朝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这一历史事实，进行了深刻的追思、反省，试图以儒学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现实的主张，唤醒民众，解救社会。在他们的倡导下，“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因势而进。正如梁启超所言：“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

在五位儒学大师中，除了朱之瑜外，其余四人都是著作甚丰、名重当时，那么朱之瑜呢？由于朱之瑜重事功而轻文学，又遭国破家难、颠沛之累，在自己的国土上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只有十五首诗收录在《姚江诗存》中，几无影响。他“屈于明室，而伸于本邦”，为东邻日本人点拨了儒家思想及学问，并且在那里留下了《朱舜水先生文集》（德川光国父子刊正）、《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著作。康有为曾作诗赞颂朱之瑜：“明末朱舜水先生避地日本德川儒学之盛自此传焉。今二百五十年，德川公国顺举改碑祭，名侯士夫集而行礼者四百余人。吾在须磨，不能预盛典。附以五诗以寄思仰。”其中两诗曰：

学学东流二百年，派支盛大溯河先。

生王难比死士珑，日本千秋思大贤。

孔子已无丁祭拜，学风扫地丧斯文。

我游印度佛教绝，一线儒传或赖君。

作为一个流亡他国的晚明遗民，朱之瑜并未因改朝换代和背井离乡而中断对明朝覆灭历史教训的分析总结。他抱着“仆之视贵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的精神，在日本收徒讲学，传播中国文化，自觉地承担起以学术更新文明的使命。他一面满腔热忱地教学传道，以研修和传授儒学为最大乐趣；一面矢志不移地反清复明，以光图基业、坚守民族气节为毕生己任。

朱之瑜强调实学，重视史学，讲学东瀛，誉满扶桑。在哲学上，他反对唯心史观的理学，提倡“知行合一”；反对“专在理学穷研”，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得。在史学研究上，他主张“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也”。他通过讲学将中国的治学之方、简牍之式、科试之制、用字之法，大力传播于日本。同时朱舜水也将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医药、工程建筑、手工工艺传授给日本民众，并亲自加以指导。朱之瑜还根据西湖和庐山的风景特色，替德川光国设计了为其祝寿的园林——后乐园；并以他设计的《学宫图说》，建造了东京的“圣堂”。

他的学术思想和教学实践，冲击了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崇尚儒法、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他的崇高品格和渊博学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听过朱之瑜讲学的人都说：“前皆做昏梦，今日始知耳。”

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之瑜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在日本思想史上，活跃着朱子学、古学、水户学三大学派，而它们都与朱之瑜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学的两大派系之一主气派着重继承和发展了朱之瑜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博学、尊知识、倡实行、蓄经验，构成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朱子学。古学沿着朱之瑜批评宋明理学的道路，发展为具有无神论思想的朴素唯物主义学派，为实证科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水户学发扬了朱之瑜重史、尚史、尊史的史学思想，结合日本国情，演绎为忠君爱国、倒幕维新的社会思维，成为明治维新原动力之一。这三大学派各以其独特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注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倡导改革致强的思想潮流，推动日本社会向前发展。

日本朱子学派的一个重要派别就是省庵学，该学派扭转了日本朱子学严重的脱离实际、偏于玄想的僧侣主义倾向，推出了偏重于经济论（经国济民的理论）的新思想，其影响之久远，波及明治维新。促成日本朱子学发生转变的动力是省庵学，而省庵学的创始和发展人正是朱之瑜的知己、高足弟子安东省庵。朱之瑜通过施教的自由学风，使安东省庵跨越了传统、褊狭的朱子学门槛，铸成了博采众家之长的省庵学。省庵学融合了朱之瑜的经世致用思想，形成了注重实际的特点。安东省庵也因其崭新的省庵学而成为“关西巨儒”。

朱子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派别是以木下贞干及其弟子新井白石为代表的木下学，他们两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朱舜水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木下贞干是朱之瑜的挚友，他在朱之瑜的经邦弘化、治国理民思想感召下，倡导“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的学风，为日本社会培育了一批经世致用之材。在木门英才中，有筹划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有善于应付外邦的外交家、有热心兴学办教的学者和教育家，而其中的新井白石更是一位在日本历史上了不起的经世家。朱之瑜的舜水学对新井白石的学术思想有重大影响，而新井白石又是朱之瑜经世致用思想在日本的实践者。

尽管新井白石不是朱之瑜的亲传弟子，但由于木下贞干的熏陶和再传，使他不仅对朱之瑜的人品精神充分了解并肃然起敬，而且自觉地担起了继承、阐发和传播舜水学的责任。新井白石的哲学著作《鬼神论》，对于神、灵魂、宗教等敏感问题提出了最开明的见解，阐发了他的排佛观点，在当时佛教充斥的日本乃是石破天惊的一声吼叫，扩大了朱之瑜排佛兴儒的影响。新井白石通过同传教士西多蒂的问答写成的《西洋纪闻》一书，是日本禁教后第一部研究西方的著作，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视及提倡，也是他禀承朱之瑜经世济民、重视实用技术思想的表现。新井白石承袭了朱之瑜古为今用的史学思想，开创了日本史学研究的新阶段。

作为封建政治家的德川光国，从朱之瑜那里吸取了经世济民、移风易俗、兴办教育、培育人才和以“善政”治国理民的经世思想，成为日本水户学的创建者。朱之瑜的无神论思想也影响了德川光国，使他成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敢于斥“释”反“神”、开明通达的封建统治者。他还从朱之瑜那里吸取了儒家忠君爱国、大义名分的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观念，水户学派也以其研究史学的特点而著称于世。

在朱之瑜的史学思想感染下，德川光国以其远见卓识，决定设立彰考馆，并荟萃天下英才于一堂，合力编纂《大日本史》。他聘朱之瑜为顾问，朱之瑜的嫡传高徒、尤擅史学的安积觉为总编辑。安积觉继承了朱之瑜大义名分、忠君爱国的伦理思想和借古鉴今以振纲纪的史学思想，并以此作为《大日本史》的指导精神。《大日本史》完成了将“忠君爱国”精神灌输到日本国民中间的任务，后来成为尊王攘夷、尊皇倒藩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从编纂《大日本史》起的二百三十余年，水户学者皆受光国精神的感化，完成了修史事业，开日本史学界新纪元，更造就了水户学一大学派。

无论是前期水户学还是后期水户学，其一脉相承的“尊王攘夷”思想对日本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川末期发生的关系到日本社会命运的尊王倒幕运动，皆应归功于提倡汉学。而竭力弘扬汉学的便是朱之瑜，他亲自撰写的《凑川碑文》曾被参加明治维新的志士们广泛传诵。黄遵宪曾就此事在《日本杂事诗》中写道：

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

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

朱之瑜在日本讲学二十余年，栽培了众多有识之士，对日本的教育发展和思想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流寓日本期间，除水户学派和省庵学派外，朱之瑜还与当时日本不同流派的许多知名学者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的学行风范对这些学派也有不少影响。如江户时代著名经学家、古学派的山鹿素行，发扬了朱之瑜批评宋儒理学的精神；江户时代著名哲学家、“仁斋学”（崛川学派或古义学派）的伊藤仁斋对佛教和鬼神的批判，也是朱之瑜学脉的传承。

四

在古代中国，能活到耄耋之年的长寿老人少之又少，而如此长寿的名人名士更是凤毛麟角。但如果用放大镜在长寿名士的名单中寻找，你会惊讶地发现两位长寿名士，他们不仅都以学问渊博、思想深邃、著作丰硕而同被称誉为清初儒学大师，而且又都以具有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为后人崇仰。无独有偶的是，两位大师还是同代（明末清初）同乡（浙江余姚）并同为反清志士的挚友。此二人就是名扬日中两国的朱之瑜和黄宗羲。朱之瑜以83年的艰辛岁月，书写了一部奔波抗清、流亡教学的沉重而又光辉的身世；活到86岁高龄的黄宗羲，则由“党人”、“游侠”而转变并成就为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还有一位也称得上与朱之瑜同乡的先辈、籍贯山阴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南宋、明、清三代，余姚、山阴均属绍兴府），在86岁时痛怀“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心情，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与朱之瑜的反清复明一样，他一生为“抗金、恢复”而四处奔波、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亲临前线；最终也与朱之瑜一样，为未能亲眼目睹中原的恢复和祖国的统一而感到莫大的悲痛和难以瞑目的遗恨。

在陆游衰年之际，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朝廷下令伐金。但由于投降势力的破坏，加之主帅韩侂胄用人失察，北伐遭挫。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以史弥远为首的卖国集团发动政变，杀了韩侂胄，用匣盛了他的头，遗使携往金国议和，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开禧和议》，北伐宣告彻底失败。陆游闻讯后悲痛万分，写了一首《春晚即事》诗，倾吐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一年陆游83岁，也恰好是朱之瑜临终的年龄，他的诗道出了朱之瑜的心声，仿佛就是为朱之瑜留下的。诗曰：

渔村樵市过残春，八十三年老病身。

残虏游魂苗渴雨，杜门忧国复忧民。

耄耋儒生，忧国忧民；区区布衣，耿耿此心。朱之瑜与陆游一样，也为家乡人民所敬重和仰慕，余姚人民在家乡先后为他和其他三位桑梓先贤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建立了“先贤故里碑亭”，严子陵碑和王阳明碑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5年），朱之瑜碑和黄黎洲碑建于清末。碑亭坐北朝南横向排列着四块纪念碑。这四座仿石质碑，原置于老西门外姚江边，俗称“接官亭”处，后几经迁徙至此。1967年遭破坏，1982年按原貌重建。

四块碑均有亭额，“明徵士朱舜水故里”碑的亭额是“胜国宾师”，赞颂朱之瑜以明朝遗民受到异邦君臣尊重的德行。楹联是“东海蹈曾甘，家耄逊荒，千载斯文归后死；南天擎独苦，臣心如水，一江终古属先生”。其描述了朱之瑜毅然东渡日本，甘愿流落异邦，却贫贱守志，同孔子一样肩负着保存华夏文化的重任；赞扬他如南明的擎天柱石，维护气节的心迹像水一样明澈可鉴，崇高的品格也如江河行地、万古长存。

1995年，原姚江朱氏“老三房”宗祠被辟为朱之瑜纪念堂。这是一座清末建筑，坐落在余姚龙泉山南麓的龙山弄内，自南至北顺山势建造，沿纵轴线依次为门厅、正厅、后厅。在纪念堂展示着较多与朱之瑜相关的文献资料，其中别具特色的是他在日本的图录、照片等遗迹，日本友人回赠的有关朱之瑜的图像、墨迹、书籍等文物，反映了其光辉的一生中的闪光点。

1982年，日本朱舜水先生纪念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为纪念朱舜水逝世三百周年，在余姚龙泉山建造“朱舜水先生纪念碑”。是年五月二十日，以日本参议员户叶武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专程来余姚，参加纪念碑的揭幕式。碑正面是著名书法家沙孟海行书“朱舜水先生纪念碑”，碑背面刻着“纪念中日文化交流之先驱朱舜水先生逝世三百周年”，落款是“日本朱舜水先生纪念会，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碑后种有两棵中国苍松，碑前为日本友人带来的两棵柏树，象征朱公浩气如苍松翠柏一样万古长青。

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孔子世家》中，引用《诗经·小雅》之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虽然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可是心里却一直向往着——这是司马迁对孔子的颂扬和膜拜，但又何尝不是日本学者和人民对他们心中的孔夫子——朱之瑜的颂扬膜拜！

三十多年前，在1980年2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现代诗人臧克家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后改为《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文章赞扬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民主革命战士闻一多的治学精神：“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其实这何尝不是大儒朱之瑜的求学和育人态度！

龙山云气降豪英，时世屯难义志亨。

皇运何当开宝历？虏尘不敢汙冠缨。

鲁连愤耻蹈东海，枋得精忠事北行。

异境术空人亦去，汗青长照寸丹诚。

这是一位日本学者献给朱之瑜的一首诗，一首赞誉这位桃李满东瀛的日本孔夫子之诗，一首感恩铺架中日两国人民友谊桥梁的先贤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