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人交友为天地立心——中国文学批评史学奠基人之一郭绍虞

与古人交友　为天地立心——中国文学批评史学奠基人之一郭绍虞

赵鸿飞

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中国学人也已开始撰写文学批评史方面的专著，其学科的基础地位开始确立。从此，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著述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其间经过八年抗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近20年动荡多艰的岁月里，一批成果相继问世，批评史学界的首批奠基人也应运而生，郭绍虞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才情横溢一学人

郭绍虞，原名希汾，字绍虞，1893年生于苏州。青少年时代他仅读过小学和中等工业学校二年，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尚公小学教书，因而得借阅“涵芬楼藏书”。郭绍虞在自学中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先后著有《战国策评注》、《清诗评注读本》、《中国体育史》。1920年，他到达北京，任《晨报》副刊特约撰稿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加入新潮社。1921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王统照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从事新诗、散文创作及学术研究。

1921年起，郭绍虞先后在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福州协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等处任教，著有《中国文学演化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神与气说》等。从1927年开始，他在北京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14年，其间曾任系主任及研究院导师。这一时期是郭绍虞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时期，他开始着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其成果《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于1943年出版。1942—1949年，他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抗战胜利后兼任上海大夏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郭绍虞任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他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等职。1979年3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与会者一致推举他为会长，这是学界同仁对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建树充分肯定的明证。郭绍虞虽自学成才，但一生著述颇丰，出版过《沧浪诗话校释》、《学文示例》、《宋诗话辑佚》、《语文通论》、《诗品集解》、《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与文论集》等20多部专著，主编过《中国历代文论选》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

郭绍虞不仅仅是一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学者，还是一位才情不凡、文采斐然的江南才子。他的书法自成一家，具有相当高的造诣，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颇有建树。著名国学大师、书法家王蘧常在评论郭绍虞的书法时说，“郭绍虞的字有书卷气”。1980年6月29日，他在《文汇报》撰文《写在沈尹默先生书法展览之前》深论沈先生的书法，以为“妙在熟中见生，功夫得力于字外，纯从学问中来”，表现了其不凡的识见。

郭绍虞的诗词则独领风骚，文采飞扬、渊雅含蓄，流露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精湛的学术造诣。有一次，他参观四川三苏故里，一时兴致陡起，为三苏祠题下一联：“侔董贾扬班之后制，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翠父子兄弟于一堂，谠论忠规总以爱君为本。”其中董是指汉代的董仲舒，贾是指贾谊，扬是指扬雄，班是指班固，四人都是汉代的大学问家。“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是苏轼在《答谢民师书》里提出的为文标准，“……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要求文章应当写得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不可矫揉造作。“谠论忠规总以爱君为本”也是句出有典，《宋史・苏轼传》说，“（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整个对联准确地为三苏父子的文章、人品及其政治操守作了定位，行文典雅，含蕴渊奥，令人叹服。

一史立言谁伯仲

1943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出版，此书从先秦叙至北宋，经胡适审定为教育部颁发的大学用书。其后，此书下卷分二册，叙至晚清，于1947年2月出版。他曾追述道：“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这巨大的工作……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批评史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

事实上，陈中凡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早在1927年便已问世，全书共7万多字，分12章。朱自清先生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曾指出：“郭君的书出版前七年，已经有人写了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指陈中凡此著），那似乎是随手掇拾而成，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悉的一些东西，说解也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相形之下，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资料搜集、体例安排、批评观念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就资料搜集而言，郭绍虞曾从五个方面着手，从诗文批评中搜求和整理资料：1.仿朱彝尊《经义考》例辑撰诗话考；2.拟撰论述诗话的“丛话”；3.辑佚唐宋诗话；4.辑佚散见于笔记杂著中的诗话为“新编”；5.以诗人为单位辑录“专家诗话”。他认为，五者关联便能形成一个史料的系统，其成果如《宋诗话辑佚》、《宋诗话考》，丰富了文学批评史写作的史料佐证。正因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郭绍虞得以与另一位批评史大家罗根泽一起，成功编纂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

在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上，郭绍虞以文学观念的变迁为线索，从文学批评本身入手为原则，而将朝代的概念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从周秦到北朝，文学观念经历了由混沌朦胧而清晰明朗，由简单粗糙而细致精密的发展过程，故他称之为文学观念的“演进期”；从隋唐到北宋，文论家们普遍有一种复古倾向，本已日趋明晰和自觉的文学观念，又含混模糊起来，实在是一种倒退，是为“复古期”；南宋至明清时期是对前段文学观念的两种相反趋势的整合，是为“完成期”。如此论述，可谓标新立异、自成一家。

在体例的编排上，郭绍虞对文学批评史构成文学观念或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概念、现象和范畴的演变进行梳理，如文、文学、道、神气、神韵、格调、性灵等。如论南宋文论，即在“道的问题”标题下，分述胡铨、楼钥、朱熹、真德秀、魏了翁，但并不以人为节；在“法的问题”下，则列“古文之法”“四六之法”二目，不再特别标出批评家的名字。在叙述元明清诗文论时，因头绪纷乱而稍有改变，但在许多重要的批评家的章节中，仍特意标出问题，如袁宏道名下标出“与时文之关系”“论变与真”“论韵与趣”等细款。

因此，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问世，即被定为大学教材，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朱自清曾赞扬此书初步解决了批评史资料梳理和体系创建两大难题，“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算的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就此而论，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奠基人之一，郭绍虞是当之无愧的。

建国后到去世为止，郭绍虞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仍然致力于文学批评史领域的研究工作。在他和另一位批评史大家朱东润的影响和带动下，复旦大学的文学批评史研究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同南京大学一道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并成南北对峙之势。1955年，他年事已高，但仍笔耕不辍。每天起得很早，梳洗后即进书房工作，午饭后稍作小憩再工作到傍晚。他对许多事是很少过问的，尤其是家事大多是一问三不知，但对古人的油盐酱醋却了如指掌。有人问他：“这样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钻在书本里，你不感到枯燥吗？”他答道：“与古人交友，其乐无穷”。

正是凭着这种“与古人交友”的精神、这种毕生不辍的勤奋，郭绍虞才能在资料整理、论著撰写和人才培养诸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为百年复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参阅陈伯海先生编著《中国文学史学史》有关章节，以及复旦大学中文系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