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黄家驷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中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黄家驷

陈小元　任　鹿

黄家驷（1906—1984年），江西玉山人，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胸外科专家，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但35岁时即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了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黄家驷聪慧好学，不满足于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竞争激烈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其间，他接受了严格的临床外科正规训练，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35年，他转至国立上海医学院，1937年任主治医师，1939年晋升为外科讲师。

民族的苦难和国家的屈辱伴随着黄家驷的前半生。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黄家驷和同学们激于义愤，冲破协和的禁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行列。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古北口，他参加协和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他勇挑国立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的重任赴无锡筹建伤兵医院。上海沦陷后，他不甘当亡国奴，毅然暂别妻儿，只身随上医内迁昆明、重庆，艰苦办学。

1940年，黄家驷考取清华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奖学金，20个名额中只有他一个医学留学名额。次年，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导师是欧美胸腔外科创始人约翰・亚历山大教授，以开创胸廓成形术治疗肺结核病闻名于世。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地掌握了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后，他在印度转机时将行李丢失，但却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回国后，黄家驷先到重庆参加上海医学院迁沪工作。到上海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不久即开展了肺结核、肺化脓性感染、食管肿瘤和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等胸外科手术，还帮助澄衷疗养院（现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国防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开展胸外科的业务。筚路蓝缕，艰辛创业，黄家驷甘愿守着穷教授的清贫生活。当时不少人劝他联合开业，增加点收入。他笑笑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他利用带回国的手术器械，较早地在国内开展各种类型的肺切除术、食管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心包切除术等；最早在国内行用颈部胃食管吻合术治疗食管癌；并为各地培养了大批胸外科专业人才，建立和发展了胸外科专业队伍，为我国胸心外科事业奠定了基石。

解放后不久，黄家驷被评为民主教授，出席陈毅市长召开的座谈会，被选为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工会主席和上海市医务工会副主席，同时被聘为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出席了全国卫生会议和中华全会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1950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黄家驷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东北前线，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由上医组成的第二大队驻齐齐哈尔陆军第二医院，他们同当地医务人员紧密团结，忘我工作，在半年内施行手术近1000次，其中大手术204次，无一例医疗事故。他们还开展临床教学，为部队培养了内、外、妇、眼、耳鼻喉等8个学科的卫生人才，帮助部队医院建立管理制度，还组织编译了《军阵外科学》。当年年底，黄家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晚宴时他有幸坐在毛主席右侧主宾席。

1952年上海医学院改组，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黄家驷被任命为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他始终坚持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积极开展教育改革，吸取苏联专家有用的科学管理经验，进行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的科研工作，提倡“三基三严”，取得显著的成绩。他一手创建的胸外科亦发展到96张病床，成为提供医疗服务、开展临床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此外，他还总结了对肺结核病施行外科萎陷疗法和切除疗法1376例的经验，组织学术交流，推广提高。他上书卫生部，倡议联合上医、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南洋医院的力量成立上海市胸科医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由于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肺结核病发病率逐渐下降，肺癌病例相对增多，而肺癌早期易被误诊为肺结核或炎症。黄家驷又于1953年著文呼吁重视肺癌早期诊断，并亲自开展气管、支气管外科手术的动物实验研究。50年代后期，他发动全市大协作，组织低温麻醉和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并在国内外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广泛介绍，为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起了指导、支持作用。

1955年，黄家驷应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6年参加制订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7年春卫生部委托他主持编写外科学教科书，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的自编教材。他经过周密筹划，组成6人编写小组，定出编写原则和提纲，分工合作。稿件集中后，他一丝不苟地每章每节进行修正，于第二年冬，先印成讲义在少数医学院试用，并分发各地外科教研室征求意见，召集会议集体讨论。在定稿前，黄家驷仍细心通读，这本全国医学、卫生、儿科、口腔专业的外科学教材于1961年春出版，在全国使用后，获得一致好评。

1958年，黄家驷被调任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家科委医学组副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主任委员。除了全面领导医科院下属的四所医院和10多所研究所外，他与一些专家倡议利用医科院在人才、设备和科研水平上的优势，创办一所高层次的医学院。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任命黄家驷为校长筹建中国医科大学。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干劲，依靠全体教职员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迎来了第一批8年制医学生入学。从师资队伍、设备配备、校园建设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他都亲自主持解决。1963年教学大楼落成，中国医科大学已拥有27个教研室、212名专职教师的规模。黄院长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把老协和办学的好经验基本融会于中国医科大学教育之中，如严格录取，注重学生基础知识培养、自学能力培养和动手能力培养，临床教学设导师制，重视基本功训练等，使今天的协和医科大学成为国内外闻名的一流大学。

黄家驷身居领导岗位，仍坚持不脱离临床实践，每周安排手术和查房。院系调整时，协和医院的胸外科并入阜外医院，他到京后即着手恢复协和医院的胸外科，使之成为科系齐全的综合性教学医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患浮肿病，肝大、失眠、便秘，但仍坚持查房、会诊、教学，常不分昼夜战斗在手术台前。1965年，他在协和医院完成首例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接着又完成高难度的针麻下外侧切口全肺切除术。

粉碎“四人帮”后，黄家驷满怀激情投入医科院和医大的整顿恢复工作，5个研究所从偏僻山区要迁回，已解散的医大要恢复，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古稀之年的黄家驷，为事业献身的勇气和毅力不减当年，他团结同志，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继续为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奋斗。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并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1980年他两次组团赴欧美、日本考察生物医学工程专业。1980年11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宣告成立，他当选为理事长。在他的号召下，学会发展很快。他还主编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亲自主持召开生物力学和血液灌流及人工器官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以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在黄家驷的带领下，一支年轻的生物医学工程科技队伍迅速地成长起来。

黄家驷教授一生热爱祖国，忠于党的医学教育事业。他一生勤奋不息、医德高尚、廉洁俭朴、平易近人、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晚年他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事业，笔耕不辍。1984年，他主编的《外科学》要充实大量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不顾病后体弱，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却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开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完成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美国莱蒙・布鲁尔国际外科学会主席专程送来请著名画家绘制的黄家驷油画肖像。中华医学会追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