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谷镜汧

身心俱为医学用　功绩何须后人评——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谷镜汧

李建军　张锡荣

死后，一定将遗体捐赠供解剖教学之用。这是谷镜汧教授在临终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遗愿。

学医犹抱爱国心

谷镜汧，1896年生于浙江余姚，幼年家境贫寒，3岁丧父，兄弟三人全靠寡母抚养。他自幼好学，1917—1922年先后就读于青岛德语专科学校及上海同济医学院。老母为供其读书克勤克俭，备受艰辛；他自己也节衣缩食，发愤求学，曾因劳累过度，患上肺结核。在医科学习期间，正值“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谷镜汧满怀爱国激情，毅然走在运动的前列，被推举为同济医学院学生会代表，向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请愿。

1922—1925年，余姚同乡资助谷镜汧赴德国海岱山大学和柏林大学深造。留学期间，他领悟到欲求中华自强，振兴中国医学，雪除“东亚病夫”耻辱，必须加强基础医学建设，而病理学又为医学各科的基础，于是立志主修病理学，于192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国。

1926年，谷镜汧应聘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任助教。1927年，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创办了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医学院，邀请谷镜汧参加。谷镜汧应聘来到上海吴淞镇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任讲师。由于医学院刚刚创建，各种设备条件都非常欠缺，一切都要亲自动手，从头做起，他边教学，边筹建实验室，培养病理技术人员。经过两三年努力，病理科已初具规模，能胜任教学和为临床开展的病理工作。那时，为做一例尸体解剖，谷镜汧甘心情愿手提竹篮，携带解剖器械，无论寒暑昼夜，步行几十里，由吴淞乘车到市区赶到学校的实习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他甘冒被传染的危险，毅然承担传染病尸体的解剖。解剖时，常吸引许多临床医师和高年级学生来观看，他总是饶有兴趣地边做边讲，强调病理诊断在临床医学上的重要性，仅凭肉眼观察就能识别许多疾病。他还强调病理工作者应结合临床资料做出病理诊断，但又不应受到临床诊断的限制；病理解剖不仅验证临床诊断和治疗，同时也会纠正和补充临床诊断。这不仅能锻炼和丰富病理工作者自身的能力，也会提高临床医师的诊断治疗水平和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乃至提高教学水平。

1931年，谷镜汧受美国罗氏基金赞助赴美国西奈大学病理科进修，著有论文《显微焚化法研究人体心冠状动脉硬化》，并在1932年4月费城举行的美国病理学年会上宣读。在留美期间，他常采掇德国与美国病理学之长，取德国病理学之基础，采美国病理之技术，使他更为博闻多识。

矢志病理拓上医

1932年，谷镜汧正欲加快病理科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爆发，吴淞校舍毁于日军炮火，国难当头，他心如刀割，忧心如焚。他从断壁颓垣、废墟瓦砾中捡起劫余的标本切片和解剖器械，坚持恢复病理学的教学。

1937年上海沦陷后，谷镜汧不愿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时，江西中正医学院因战争迁往昆明，需要病理学教师，向上医借聘，于是他应聘并举家远迁昆明。在昆明，很多工作条件缺乏，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他千方百计争取尸体解剖，制作教学标本，准备教材，为中正医学院迅速开出病理学课程。1939年6月，上医部分师生转抵昆明市，他便兼顾两校的病理学教学。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医被迫于1941年1月离滇迁渝，临时校舍建在重庆歌乐山上。

当日寇侵占大半个中国时，在国内真正能够开展病理检验的院校为数甚少。当时在歌乐山上的上医病理科，却每年都要做大量的活体病理（诊断）和尸体解剖。尸检室只是几间泥土小房，内部设备十分简陋，既无水源，又无电灯，不少尸体解剖就是半夜在油灯下做的。病理科的专职人员也很少，尸检往往得谷镜汧亲自动手，他总是随叫随到，从不推诿。做病理切片少不了纯酒精，当时在内地根本买不到，谷镜汧便设法重新蒸馏废酒精。一次，蒸馏瓶塞不慎被冲掉，酒精溅到炉火上，引起燃烧，火焰扑到他的面部和衣服上。他急中生智，就地一滚，火才得以熄灭，房子虽未毁，他的面部却烧伤了。他的夫人——黄云卿女士很着急，他却安慰说：“前方将士流血牺牲，而我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算不了什么。”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医筹备复校，由谷镜汧主持学校东迁事宜，他于1946年组织职工和家属分批回沪。那时交通困难，长江堵塞，久久不能通航，汽车非常拥挤，车票难买。他为此寝食不安，任劳任怨，四处奔走。经过多方努力，终于雇到8辆公共汽车，供在渝最后一批教工和家属乘坐。沿途跋山涉水，行程几千里，足足走了33天，才到达上海。

1947—1949年，全国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当时他正代理院长职务，深切同情学生，支持学生请马寅初先生来校演说。1949年春，国民党军警逮捕爱国学生之后，他忧心如焚，曾多次前往拘留所探望，并亲自三次向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力保学生出狱。

建国后，谷镜汧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及病理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全国病理学会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结核病防治委员会委员等。

为发展和推动尸体解剖，谷镜汧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社会各阶层宣传开展尸体解剖的重要性，多次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经过他不断的宣传呼吁，取得了各级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在临床医学家的密切配合下，到60年代时，上医病理学教研室的尸检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临床、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病理标本，并建立起种类齐全、规模庞大的病理标本陈列室，也为今天上海市开展支援捐献遗体工作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谷镜汧甚至志愿死后将遗体捐献供尸检之用，表示：“本人理当以身作则，不应活时只能言，而且还要死而能行，所以愿附一纸解剖志愿书于后。”文革时期，他身处逆境，临终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自己的诺言，殷殷嘱咐死后解剖时，仔细观察他的心脏、血管、肾上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

一生品节仰高风

谷镜汧一向重视病理学的教学，几十年来坚持亲自授课。直到晚年，每逢新学年开始，病理学绪论一章，仍由他亲自讲授。他讲课精炼、透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形态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病变与临床表现相结合。他还倡导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临床病理讨论课，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谷镜汧对青年教师关怀体贴，要求严格，耐心指导。不管是本校助教、研究生，还是进修教师，他一向一视同仁，把手带教，亲自带他们做第一例尸体解剖，为他们逐字修改解剖报告。当青年助教、研究生第一次独立外出参加临床病理讨论会时，他总是不辞辛劳，陪同前往，临场指导。谷教授在上医执教40余年，历尽艰辛，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培养和造就了许多才华卓著的病理学专门人才。

谷镜汧还极其重视病理学教材的建设。1950年他编著的《病理学总论》一书，概念清晰，理论透彻，深入浅出，文笔流畅，是一本具有我国特色的病理学参考书。60年代，他组织全教研组编写的《病理解剖学总论》、《病理解剖学各论》和《病理学总论、各论》，是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最受欢迎的教材。

谷镜汧一家在上海的寓所虽比歌乐山上的矮平房要好得多。然而，住房里却没有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什么摆设，十分简朴，但家庭气氛和睦。夫人黄云卿女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善于持家，也帮助丈夫做了许多公务，谷镜汧1950年出版的《病理学总论》就凝聚着她许多的心血。

谷镜汧生活俭朴，烟酒不沾，食不求精，衣不求新。闲暇时，他的生活兴趣比较广泛，听听音乐、京剧，到公园或郊外走走，以调剂身心。他很注意锻炼身体，经常洗冷水浴，气功入静，恢复脑力，很少生病。1963年，在成都全国病理学会上，他虽年届古稀，但作起学术报告来，精力依然充沛。

谷镜汧教授，既是授业解惑的科学大师，又是奠基树梁的创建者。他像夜空闪过的一颗流星，虽然已经陨落多年，但是每当一想到他，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记起那闪烁过的光辉。

（本文节录自《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出版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