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黄家驷院长

我心中的黄家驷院长

任　鹿

往事如烟。在人生的长河中有些场景会深刻地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永不消逝。

那是1955年秋，我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留校工作的通知。正当我沉浸在大学毕业的喜悦中，没过几天，组织上突然宣布我脱产搞行政工作——当黄家驷副院长的秘书。这意味着我一心想当临床医师的理想将难以实现。秘书工作该怎样做？我能胜任吗？此时的我，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那个年代学校尚没有卫生管理专业，在上医毕业生中脱产搞行政似乎还没有先例。但无条件服从分配是当时每个毕业生的起码要求，更不要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黄家驷副院长是我的老师，讲课精辟，有口皆碑。时任医学院业务副院长，主管教学、医疗、科研。他是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曾担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总队长，率300多位医务人员奔赴前线，抢救伤病员，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他是学生们心目中又红又专的崇拜偶像。

报到那天，我难免有些紧张。他见到我立刻起身相迎，和蔼地双手握住我的手说：“任务很紧，把你调来，你没有思想准备吧！”看到我很拘谨，他又说：“现在学校发展很快，业务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都很重要。……学校需要自己培养的优秀医学生来参加行政工作。”“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们一起为党工作。不要担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寥寥几句话，顿时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打消了我一些担心和顾虑。他告诉我苏联专家即将到校，要我把苏联专家管理工作抓起来，并分担他一些秘书工作。

在往后的日子里，他除了指导我工作，还不断稳定我的情绪，关心我的成长。他告诉我担任行政工作不必完全脱离业务，建议我选一门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的专业。当我决定选择病理解剖学时，他亲自向病理解剖学教研室主任谷镜汧教授打招呼，安排我为半脱产的病理解剖学教师，每周去教研室几个半天，参加教学和解剖工作。

尽管他很忙，还抽空带我去图书馆，教我如何查文献资料，做文献卡片。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学医的特别需要勤奋学习，医学发展很快，不学习就要落后。我们的事业可是人命攸关啊！”直到后来他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一年多后，还没有忘记给我争取名额去京参加该院举办的苏联病理专家“动脉粥样硬化动物模型短训班”。

与黄副院长在一起虽只有短短3年，他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我。黄副院长日理万机。他全面负责医、教、研工作，还兼中山医院院长，定期参加讲课、查房和手术。还有许多社会工作，如筹建上海市胸科医院等。这么多工作怎么忙得过来？我仔细观察，发现他对案头上的“一周工作日程表”十分重视，每格排得满满当当，有的精确到几分钟，一切都井井有条，循序进行。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一个隆冬的深夜，我在办公室看书，黄副院长匆匆从外面赶来，他是来处理公文的。只要他在沪，每天不管多晚都会来办公室检查一遍，当天的事绝不积压到次日，把桌面理得清清爽爽，这是他的办事准则，也是他的工作作风。处理完毕，尽管已很晚，他还留下来与我聊聊。他微笑着说：“我已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我主刀的手术，必须当日立即完成手术记录，了解病人术后情况，并不分昼夜地多次去探视，绝不马虎，这是一名外科医生起码的责任，不然我会睡不好觉的。”他还说：“每晚8—10时是我最愉快、最享受的时光，可以静下心来遨游书海，摆脱喧嚣杂念，看书写文章，有时不知不觉到深夜，一点也不觉得累。”讲这话时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那夜的长谈，使我理解了为什么他整日精力充沛，处事不惊，有条不紊，领略到一位科学家的执著追求和伟大情操。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渐渐养成了爱看书、爱记笔记的习惯。从此我们更缩短了距离，我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并尽力做好他的秘书工作。

我从那晚的长谈还联想了很多：他要我和他一起自学俄文，请俄语老师滕嘉丽每周辅导一次。三个月后他竟译完一篇俄文文献，而且是在出差的旅途中完成的，而我却连看完一篇短文还有困难。他工作和学习的认真、高效真令我佩服。他善于利用点滴时间看书，做文摘卡片，评审学术论文，争分夺秒，硬是挤时间做出许多事情来。后来他主编的几部大型教学参考书，都是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完成的。黄副院长淡泊名利，他遵守在校工作不开业、不在外兼职的承诺。他外出会诊的报酬都悉数上缴组织，从不拿“外快”。就连外宾送的小礼品，他都叫我一一登记造册，悉数上缴。我们同在一个党小组，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准时赶来参加组织生活，以一个新党员的身份向老同志学习。他这么忙，观察事物却很仔细，不知何时他发现我喜爱集邮，过年时特意送我一本集邮册，我珍藏至今。

两个多月后，卫生部邀请的三位苏联专家陆续到沪。他们分别担任院长顾问和系主任顾问。在此以前我们已建起了苏联专家办公室，配备了翻译和打字员，制定了规章制度，做好接待的准备工作。此时陈同生院长刚到任不久，一天，陈院长从隔壁办公室过来与黄副院长商量工作，期间他对着我们提出：“继承和发展那个重要？”我奇怪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原来当时全国正刮起向苏联学习“一面倒”之风。陈院长说：“国家把三位苏联医学教育界的权威请来，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学到手固然重要，但我们是有近30年办学历史的老校，名师荟萃，经验丰富，我们不要拣了一头丢了另一头。”黄副院长对陈院长十分尊重，认为他高屋建瓴提出这个指导思想，对我们做苏联专家工作很有帮助。以后两位院长在每周的顾问会议上，诚恳请苏联专家介绍经验，充分讨论。会后一定要再找人分析论证，对适合校情的才予以采纳，而不是盲目照搬。这样，学校先后采纳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如建立教学研究室、学术委员会、院务委员会，举办学术讨论会，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等。苏联专家提出“青年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工作，学校要为他们发表论文创造条件。”“校内一定要重视舆论宣传工具。”陈院长和黄副院长感到言之有理，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出版了《上医学报》、《上海第一医学院院刊》等。两位院长配合默契、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使苏联专家十分惊讶和赞许。至于教材，两位院长认为学校有雄厚的实力，始终坚持应由教授自编讲义或教科书为主，苏联教材仅作为参考书。后来上面一度硬性规定用苏联的“砖头书”，我校还是顾及另一头，不丢掉上医传统，坚持发教师自编的讲义。在上医，既学习巴甫洛夫、米丘林学说，也开设孟德尔、魏尔啸讲座，坚持了“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学风，这与学校领导的正确掌舵大有关系。不久，卫生部吸纳了我校许多教授主编全国统一教材，人数达国内医学院之冠。

我从一开始对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仰望，到近距离一起工作，平等相处，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有幸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就逢到这样的良师指导，留给我一个个难忘的第一次。他的音容笑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光和热，将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回忆中，永远，永远……

作者任鹿，研究员。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