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张培刚

我初中毕业后，适年15岁半，就决定以同等学力报考文预科插班生。新创办的武大，富有朝气，校风纯朴，各系大都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主教，在国内名列前茅。我读法学院经济系，师资优秀，阵容很强。

高瞻远瞩教学得法的英文课老师

英文这门课，我在读文预科一年级时，是张恕生老师讲授；张老师体形魁梧特胖(可能是高血压，后来不幸早逝)，发音清正，教课得法，对作文要求严格，是一位好老师；只因要求过严，且批评学生时语中常带讽刺，有些学生不喜欢他。在文预科二年级时，英文课老师是文华大学(后来改名为华中大学)骆思贤先生。骆老师长年在教会大学里工作，英语讲得流利，教课简明清楚。到大学本科时，经济系的基础英语课老师是哲学系胡稼胎教授。胡老师讲英语是一口“伦敦标准音”，引起学生们的浓厚兴趣，也大开眼界(实际是“耳界”)。我们都很顽皮，比如“Which”一词，按“韦氏音标”读法，我们故意译为“晦气”，而现在按伦敦口音(或“国际音标”)读法，又故意译为“围棋”，这里“h”是不发音的。胡老师讲课严肃认真，不但注重作文，而且非常注重英文的修辞学。

英文课的张、骆、胡三位老师，教课认真负责，讲授得法，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使我当时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回忆起来，上面几位老师讲授英语，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大量阅读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短篇文章或传记文学选读，如莫泊桑的“项链”、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弗兰克林的“自传”选读等。第二，反复讲清“语法”中的疑难部分，特别是时态和前置词的各种用法。第三，强调作文和修辞。记得从大学预科到本科一年级的三年内，所上的英文课，几乎都是每两周(至多三周)要写一篇作文。当时同学们被逼得真有点儿“敢怒不敢言”。但后来同学们都认识到这些做法是正确的。

大约10年后，1940年暑期，我在昆明参加清华庚款留美公费考试，英文这重头课，一个上午就只考一篇作文。这时，我内心更加钦佩这几位大学英语老师高瞻远瞩，教学得法了。在大学本科上“基础英语”课时，我读到英国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一篇有名文章，其中有两句我特意译成押韵的中文:“多读使人广博，多写使人准确。”自后我也一直把这两句话作为我的“求学座右铭”。

我终生引为典范的国文课老师

文预科的国文课，主要是鲁济恒老师讲授的。鲁老师当时是湖北省有名的国文老师，我在读省一中时就已闻其名。鲁老师为人和蔼慈祥，两眼虽高度近视，但讲课声音洪亮，神情激昂，诲人不倦。教材以古文为主，亦有白话文章。作文每月一次到两次不等。记得1929年春季入学后不久，第一次作文课题是“论文学之创作与模仿”。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又很重要的题目，一下写了三、四千字。文中谈到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其中的几条我很赞成，但有一条“不模仿古人”，则表示不完全赞成。我写道:“今人有好的，我们固然应该学习和模仿；但古人有好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模仿。”“不能因古而弃善，亦不能因今而扬恶。”不久，发还作业本，鲁老师在班上对我本人大加夸奖，并公开宣布给了95分，是班上最高分。待我打开作文本，只见鲁老师对上面几句文字，用红笔浓圈密点；文章末尾还有一段评语，最后两句是:“文笔如锐利之刀，锋不可犯。”可见我不赞成“不模仿古人”，是完全符合鲁老师的心意的。

谈到大学时期的国文课，我还要特别提到中文系刘赜(博平)教授。博平老师早年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当年武汉大学已经开始形成一个良好的校风和教学惯例，那就是“凡属本科一年级的基础课，不论是为本系学生开的，还是为外系学生开的，都必须派最强或较高水平的老师去讲授”。所以当我到了经济系本科一年级这个大系的班次时，学校特委派刘博平老师讲授国文，仍派程纶副教授讲授数学，又专派生物系台柱之一的何定杰(春桥)教授讲授生物学(当时按学校规定:文法科学生要选读一门理科课程)。博平老师虽然刚来武大不久，学生们却早已经知悉他是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真传弟子，对说文解字、声韵训诂之学，造诣极深。他和后来的黄焯教授一道被学术界公认是章(太炎)黄(季刚)训诂学派的主要继承人。博平老师为人谦和，讲课认真细致，当时为讲《文心雕龙》及其它古籍书刊，旁征博引，字字推敲，引人入胜。博平师又常曰:“吾推寻文字根源，每于一二字用意穷日夜，仍难得其声、义所由之故；泛览文史，辄日尽数卷，宁用力多而畜德少耶?然吾终不以彼易此。”博平师的这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使我终生引为典范，受益良深。

知名女文学家讲法文课

法文从本科一年级学起，共学两年。一年级的法文课是陈登恪教授讲授，从字母、拼音学起，着重语法和造句。陈老师真是一位忠厚长者，穿一身长袍，却口授外国语，在一般人看来，与其说他老是一位洋文教师，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八股中文先生。陈老师对学生和蔼慈祥，教课认真细致，很受学生的敬重。

二年级的法文课是当时知名女文学家，外文系教授袁昌英老师讲授。袁老师是当时武大经济系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教授的夫人。她和当时武大中文系的苏雪林老师、凌叔华女士一起，被称为“珞珈三女杰”。袁老师讲课，精神奕奕，声音洪亮，强调作文，选读法文名篇短文和小说，要求严格，从不含糊；有时袁师还挑学生朗读课文，回答问题。学生喜欢她，但也怀有三分畏惧之意。

记得当时是1931年秋到1932年夏，学校已由武昌东厂口旧校迁往珞珈山新校址，袁师就给我们班上出了一个法文作文题:“珞珈山游记”，真是非常应景。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味，只是要使用的单词很多，难以拿准。我不断地查阅字典，对照法语书刊，几乎花费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才写完这篇短文。这时，我更体会到大哲学家培根所说的“多写使人准确”的深刻含义。

认真负责的德国老师

再谈谈德文课。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我自愿额外选读了第三外语德文。教德文的是一位德国老师格拉塞先生。据说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来到东方的，自后他不愿回德国，就在中国留住下来。他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添了两个女儿，女儿当时只有十几岁，都在读中学。格拉塞先生教书认真负责，讲课用简单德文，很有条理。一般来说，他比较严肃，但有时也很幽默。我总记得他把一堂德语课文编成了一个简单的笑话故事:有一天，老师给学生上课，说是要记住一条规律，凡物逢热就胀大，遇冷就缩小。一个学生连忙站起来，说道:“是的，我懂得了，所以夏天天热，白天长一些；冬天天冷，白天就短一些。”全班同学听后大笑起来；格拉塞先生当时已年逾半百，也和大家一样天真地笑着。

“何胡子老师”的生物学课引人入胜

我在大学本科一年级读的一门课程，是生物学；就经济学而言，这可以说是一门基础课，但也可以说是一门专业知识课。当时按学校规定，凡读经济的学生，除数学必修外，还必须选读一门理科课程: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任选一门。我选了生物学。

前面提到过，当年武汉大学有一个好传统，有关的系都是派最好的或较高水平的老师给外系的学生讲授基础课，生物系派出了知名教授何定杰(春桥)老师为一年级外系学生讲授生物学。何老师当时不过40岁左右，却已蓄起有名的“长髯”，自后在武大学生和同事中，就传开了颇有名气的“何胡子老师”。

何老师讲课，不但条理清楚，而且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我当时对生物学这门课所讲的内容，特别是对遗传与变异，非常感兴趣。比如奥地利神父孟德尔通过对豌豆的著名实验，研究出基因(Gene)的分离规律；又如法国学者拉马克以“用进废退”学说，阐述长颈鹿的进化过程；至于英国大学者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更是令人推崇，启发深思的。

听课笔记里有很多处老师的口头禅

还要着重提到，为我们讲授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的任凯南老师。我记得任师讲课，湖南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讲到激昂处，喜用口头禅“满山跑”，遍地开花结果遍地发展之意。任师讲英国产业革命起源，特别是讲述纺织工业的兴起过程，极为详细，比如讲“飞梭”的发明及其广泛传布应用，就在好几处用“满山跑”口头语。当时我在教室听课做笔记，为了求快以免遗漏，同时也来不及另行措辞，就直接写下很多处的“满山跑”，成为他的这门课笔记的一大特色。

周鲠生校长与“哈佛三剑客”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担任过武大校长的周鲠生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法学专家，他为我们讲授宪法和国际法。在我的记忆中，周先生总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炉，无热气取暖，他老一进教室，首先脱去大衣，再走上讲台，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先生担任武大校长。周校长有孕育栋梁的博大胸怀，爱才、惜才，也善于大胆启用青年人才。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尚未毕业，他到美国，就预先聘我和吴于廑、韩德培三人学成后到武大任教。后来我们三人就被称为“哈佛三剑客”，分别主持经济系、历史系和法律系。后来我代理法学院院长一职，当年我和吴于廑32岁，德培兄长我们2岁。我还邀了一批国外留学生相继回国到武大任教，他们是吴纪先、李崇淮、周新民、刘绪贻、谭崇台、刘涤源、黄仲熊等。前任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曾给董辅礽说过:“那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师资最整齐，最年轻，水平超过南开。”要知道，那时的南开大学不仅设有经济系，还有经济研究所，并有美国耶鲁大学博士何廉、方显廷两位著名教授主持。他们在《大公报》上创办“经济周刊”，按期发表文章，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

（原载《武汉大学报》，2007年9月14日，原文题为《感恩母校　怀念师长》，本书有删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