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牵连焚书稿地球新义术三变_郑板桥传

变法牵连焚书稿　地球新义术三变_郑板桥传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十一月十九日，廖平父亲奉政公廖复槐卒，丁忧在家。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为奉养母亲，廖平接受了嘉定知府罗以礼的聘请，出任九峰书院主讲，不久即担任山长，期间嘉定府学教授出缺，廖平一度申请做嘉定府学教授，但丁忧在身，朝廷未能允许。到1896年的四年时间，廖平往返于成都尊经书院、井研东林场家、嘉定九峰书院之间。

九峰书院办学历史悠久，是嘉州最有名的书院，书院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创建于凌云山拥翠峰顶，初名九华书院。“嘉定四谏”之一的彭汝实曾称赞它“轮奂之美，比隆学宫”，可惜明末毁于兵火。到了清康熙年间，上川南道巡道张能鳞在高标山新建书院取名高标书院。嘉庆七年（1802年）知府宋鸣琦才募集资金重建书院，“因明旧名曰九峰书院”（《嘉定府志》）。书院办学经费充裕，书院山长聘金、脩金可观，有银近300两。生员膏火费每月1两，这在州府书院中算是比较高的了，省城锦江书院膏火也才1．5两。九峰书院因此吸引了一批优秀教师和学生，如主讲解元李嘉秀，翰林赵熙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十岁时因乡试落第而入学九峰书院，受教于著名学者胡薇元，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离开九峰书院北上京城，光绪十八年中壬辰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为清末民初大儒、四川“五老”之一。

廖平在九峰书院执教之前，书院教学只以四书五经、时文帖括为内容，学风较为沉闷。廖平掌校后从提倡朴学入手，引导俊秀者治经，“方有七八人”始研经学。知府罗以礼很敬重廖平，亲自资助、筹款购书，使得九峰书院有经史小学之类的书可读，风气一开，九峰书院的藏书从廖平开始日渐增多，后竟达万册之巨，是州府书院藏书最多的。学生中有李光珠、黄熔、帅镇华、胡翼、季邦俊等一生都追随廖平。

在襄校尊经书院时，面对日益慵懒散漫、“甚至有聚贿内院，放马讲堂者”的学风，廖平在多次敦促山长整顿无果的情况下，敢于上书学政瞿鸿禨，学政亲自督查，整顿学风，尊经书院“颇有复兴之象”。但廖平也因此而开罪师生，“以此遭忌，谤者亦众”（《与张子宓书》）。廖平自己主讲的课，要求住院学生必须亲自到讲堂领卷，缴卷时必须当面讲说题义及心得、疑义。也就是每个学生的每次作业，廖平都要当面辅导，既给学生一定的压力，促进学生勤学思考，又能给学生指导答疑。廖平还延续张之洞在尊经时的规矩，要求学生每天写读书日记，一月一缴，廖平亲自查阅。(www.guayunfan.com)廖平一边忙于教学，一边通过书信、报纸、书刊学习西学，开始了解吸收西学。大约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廖平甚至接收了第一批到乐山的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Omar Leslie Kilborn，1867～1920）和文焕章（James Endicott，1865～1954）赠送的《新约》（美华书馆，上海1891年版），认真研读，并与中土宗教和孔教进行了比较，说耶稣教义“不惟中土不得其端倪，西人亦仅得其糟泊（泊为粕之误）”。又说：“以方俚记微妙正如以西文译圣经，《论语》于高头讲章中求孔子，与就译书求耶稣，其事相同”，就是说仅从翻译文字中求圣人精神犹如缘木求鱼。这些感悟与他积极学习西学密切相关。

在不断学习西学的同时，廖平更深入总结二变治学得失，修正错漏，将《辟刘编》改订为《古学考》。他在自序中说：“丙戌刊《学考》，求正师友，当时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敬录师友，以不没教谕苦心。倘能再有深造，当将改订……甲午四月。”

在东南士子争相传抄《知圣》、《辟刘》之时，廖平已经从古文经学家的驳斥中看到了二变立论的武断。原来群策群力认定刘歆作伪的《周礼》专条中，封建畿数（意为封邦建国的王都所领辖的封土面积）与《王制》不同，而《王制》中关于封国等级不同封建畿数的等差有缺失，单看《周礼》中封建畿数是讲不通的，单看《王制》中的封建畿数也是讲不通的，但是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封建畿数，则《禹贡》、《尚书》、《孟子》都畅通无比。于是廖平作《五等封国说》、《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将二变时斥为刘歆伪作的《周礼》解放出来，还原为真正的古文经，重新加以研习，由此开始了他的经学三变。而此时书斋外风起云涌的社会动荡也深深地刺痛着这位本无意政治的纯粹学者。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国梦想彻底破灭，再次引发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帝国主义加紧了以宗教为据点的文化渗透，中西文化冲突加剧，中国不仅有亡国的危险，更面临灭种的危险。近代中国的危机，正如张之洞所言，是如何“保圣教”、“保华种”、“保国家”的问题。对于像廖平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保圣教”，圣教不保，将亡国灭种。面对来势凶猛的西学冲击，廖平并没有回避，有时甚至也不吝惜赞美之辞。但是，“尊孔扬经”思想在他的骨子里根深蒂固，他推崇和信守不移的仍然是“华夏中心”和“夷夏之辨”。但是，随着中国人对西方世界认识的增加，华夏之外还有其他文明的存在，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学说思想，亦有其自身的特点，传统中国对西方的看法随着接触的增多，需要修正。廖平与其他某些坚持保守立场对西方“深闭固拒”的儒生有所不同，他试图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去理解西方诠释西学。《地球新义》（戊戌前稿）就是廖平通过借助于古代经典、诸子百家文献（除儒家经典外，还包括邹衍、《山海经》、《淮南子》、先秦诸子、星宿分野等）和西方地理、历史知识（如《海国图志》、《出使四国日记》、《采风记》等）所做的努力。

在廖平潜心于用中学诠释西学之时，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以及东南士子中积极宣传维新改良，鼓动开明官吏支持变法。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名震天下，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在京的川人积极响应，1898年正月，状元骆成骧和杨锐等人成立蜀学会，宣传维新改良。维新改良风气渐次遍及西南。尊经同学宋育仁自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亲身考察欧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回国后，被清廷任命为川省商务矿务总办，1897年在重庆创办川省第一份报纸《渝报》，宣扬改良主义思潮。1898年出任尊经书院山长，聘廖平、吴之英为都讲，并在尊经书院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成为成都宣传维新改良的中心。吴之英为《蜀学报》主笔，廖平被聘为总纂，他从经学的立场出发，撰写了多篇文章在蜀学报上发表，如《改文从质说》。文章略论经传文质有二说：一为中国与中国分，如正朔、服色事可循环者，改之以救弊；一为中国与外国分，如西人之礼教、风俗不能与明堂、社树一例。《春秋》非一时救弊之书，所谓改文从质，乃指改今日文弊之中国，以从泰西之质。西人饱暖已极，亦思内向。“中取其形而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中外各有长短弃取，“彼得者虚，我得者实。”转移之机，要在彼此相师耳。（《四益馆杂著》）廖平积极投入到变法图强的宣传行动中，启发民智、制造舆论，使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四川得到广泛传播，同时议论时政、集会结社也蔚然成风，为将来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积淀民众基础。

面对风起云涌的维新改良风潮，有着极强政治敏锐力的张之洞深为廖平担心，他知道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维新变法思想是脱胎于廖平的《知圣编》、《辟刘编》，一旦有事，必受牵连。1897年的冬天，张之洞再次托宋育仁代为训诫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系铃解铃，唯在自悟。”并命改订经说条例，不可讲《今古学》及《王制》，并攻驳《周礼》，“如不自改，必将用兵”。廖平苦思良久，回信辩驳，中有：“如不以玉帛相见，而寻干戈，自审近论维新，莫非复古。若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囿于一途？况圣人宏通，万不以此。反复推求，终不知开罪之所由。或以申明《王制》，则有妨《周礼》，不测之威，实原此出。按《周礼》旧题河间毛公，乃由依托。先哲事迹，本属之虚。况六义博士汉初，刘氏所争，但名《逸礼》、《周官》晚出。难以经名。唐宋以来，代遭搏击，非独小子始有异同，使果出无圣，亦无与素王。且郑君据此推说群经，削足适履，文可复按。今以尊郑之故，强人就我，而不许鄙人以经说经，听断斯狱，亦殊未平允……彼虽风疾马良，不辨南北，兼弱攻昧，天命可赌。不知风之见疾，马之见良，正以其识见精明耳，安见有心无所主而能取速？此所谓无信讹传，以伤桃李。因见议兵，愈谋自固。……”（《与宋芸子书》）廖平并没有因为恩师的极力反对而改变初衷，相反，他更积极地和宋育仁、吴之英等人一起宣传维新改良。此时的廖平不仅任龙安府学教授和尊经书院都讲，还应资州知州凤全聘请，做资州艺风书院主讲，兼任华阳潜溪书院主讲。同时为奉养母亲，全家都住到了资州。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四月乙巳（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德宗实录》卷之四百十八）

四月丙午（二十四日，公历六月十二日），“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选派宗室王公、游历各国。亦系开通风气。因时制宜之举。”

四月丁未（二十五日，公历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通达时务人材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

四月庚戌（二十八日，公历六月十六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得旨、康有为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路矿总局、农工商局，提倡开办实业；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澄清吏治；裁撤冗员。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张之洞营救不及，二十八日，杨锐、刘光第和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六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廖平在直隶资州知州凤全的筵席上听到北京政变、康梁逃亡、杨刘被杀的消息，强忍悲恸，回家后俯首伏案，悲不自胜，哭曰：“杨叔峤，刘斐村死于菜市口矣！”很快，廖平弟子施焕就从重庆发来急函，说朝廷缉拿新党，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有为学说始于廖平，请速速焚毁有关书籍，以免牵连受累。于是惶恐之中刚刚写成不久的《地球新义》付之一炬。蜀学会被解散，《蜀学报》也被禁。张之洞也很快以协助办报为名电召廖平到湖北，他怕廖平因康梁杨刘牵连而想把廖平置于自己的保护下，但廖平并没有去武汉避祸。四川对廖平的处理也仅仅只是免掉了他龙安府学教授职务，贬为署理偏远的松潘厅教授。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廖平从府学教授再次降职为射洪县儒学训导，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到安岳主讲来凤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再恢复府学教授职，前往绥定府任职绥定府学教授兼汉章书院主讲。时朝廷经历义和团、八国联军之乱后，被迫改革。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经义，各省设大学、府设中学、州县设小学，廖平建议绥定知府牛瑗，就汉章书院试办绥定府中学堂，聘廖平兼任绥定中学堂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绥定举人、原汉章书院主讲刘行道（字士志）就收集细事向学政吴郁生控告廖平。这之前，嘉定九峰书院学生也以廖平说经过于穿凿，诉之于学政吴郁生。这年冬天学政吴郁生读到了廖平《公羊补证》，加之九峰学生、绥定举人的控告材料，一起以“离经叛道，行检不修”上奏参劾，于是廖平被奉旨革职，交地方官看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回到家乡的廖平，又经历了母亲去世的打击。“廖平事雷宜人亦极孝，愉色婉容先意承志，如恐弗胜。偶闻噫噎则皇恐无措。方挞人时，闻雷太宜人至，未尝不释杖欢笑。”被革职，又丁母忧，妻妾儿孙一大家子人，本来收入不多而又喜购书籍的廖平，经济上陷入困顿。不得已，去往离家十余里地的高洞寺设馆授徒，重又做起了塾师。在高洞寺，廖平收了金硕甫、黄心绶、祝心魁、金庶咸、邵橙波、戴可经、范受全、廖明垒、张敬修、廖叔武等十一人做学生，在讲授经史之余，也辅导策问应试。收入微薄，生活艰辛。

托古改制、变法图强的努力换来的是戊戌六君子流淌在菜市口的滩滩血泊，泱泱中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亲身经历了国家乱离之苦的廖平开始深深的思考。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士人开始反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图“自强”“求富”，这条道路在君主专制集权政体下是难以实现的。对比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从而实现富强的现实，一部分士人开始倡言废经，要求学习并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廖平写成《知圣续编》，改今古为大小，以《王制》属王伯小统，《周礼》属皇帝大统。于是“经传记载无不贯通”，又以“东南学者，不知六艺广大，统综六合，或于中外古今之故，倡言废经。中士误于歧途，无所依归，徘徊观望，不能自信。此篇之作，所以开中土之智慧，收异域之尊宗”。（自序）

廖平在《皇帝疆域图》的基础上，重新将戊戌焚毁的《地球新义》再做整理。这两部书就是他三变思想成熟的结晶，同时也是廖平经学的分水岭——由通经致用的经学学术研究开始走向超越现实、构建孔经天下天人圆融合发的大同理想世界乌托邦。

道光、咸丰以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文化的侵入，士人对疆域地理的研究也由国内转向世界。中国士人所作的地理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使得士人不能不放弃“天圆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接受地球是圆的、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这些知识。传统的“华夷”关系，“五服”、“九服”的朝贡政治秩序都要重新考虑。廖平也接受了一些西方地理学知识，认识到地理位置上中国只是世界五大洲中其中一洲的一个国家，他在自己仅有的地球知识的基础上，以传统的“五服”、“九服”秩序为架构，竭力从经典中寻找能与当时地球知识相契合的内容，重新构造一个新的中国视角的世界图景。

在《地球新义》中，廖平认为在二千年前，孔子在经典中不仅为中国进行了规划，而且也为世界进行了规划。孔子对中国的规划以《王制》为纲领，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实现；孔子对世界的规划以《周礼》为纲领，在世界交通后即将在全球实现。在中国实现的是“小康”，在全球实现的是“大同”。廖平依据邹衍“大小九州”说以“验小推大”，从《诗》、《易》中寻找孔经“大统”的根据，在承认现实地球疆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对全球疆域进行了重新规划，使实际的地理分布与孔经所言相符合，从而说明孔子的“大统”规划适用于世界交通后的全球。

廖平明确把六经分为两个部分：《春秋》、《书》、《礼》为一部分，《易》、《诗》、《乐》为一部分，分属于“小统”与“大统”。在《八行星绕日说》中，这种思想也有更清楚的阐述，他说：

以方舆言小，莫小于《春秋》，《尚书》次之，《诗》为大，《易》尤大。《易》之言天地阴阳消长，游心六合之外。庄子所谓“乘云御风”即八行星绕日之说也。今合小大，综天人，统古今而一以贯之，在今日固托之空谈，将来必征诸实事。

这段话明确道出了廖平一生的学术规模和宗旨。廖平认为《春秋》、《尚书》、《诗》、《易》所言疆域由小到大，所言时间由短到长，所言空间由六合之内到六合之外。而廖平一生的学术研究也大概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有《今古学考》、《古学考》的“今古学”，而后有《地球新义》、《周礼新义》的小、大学，最后有“四变”以后的“天人学”，“合小大，综天人，统古今”而后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明中西之分，究天人之际，最后在“天人学”的研究中得到解脱。这一学说被人讥讽为荒唐，但廖平并不因知音少而停止对经典的研究探索。他坚信虽然他的论述在当时似乎“托之空谈”，但将来必能征诸实验。他的自信源于他对孔经的彻底尊崇与信仰，既然孔经中有“小统”、“大统”的规划，且“小统”规划已经在中国“小九州”内得到证实，那么“大一统”的“空言”也必然会在“按程而计”的将来得到实现。

经学三变的思想归纳起来就是，廖平彻底放弃了二变时“古学全部是伪经”的观点，提出了“今小古大”的“大统小统”说，古学从被彻底否定，一下子提高到超越今学、治理全球的崇高地位。他以《王制》、《春秋》为今文，是治中国的小统；以《周礼》、《尚书》为古文，是治理全球的大统；将中西文化一并纳入孔经系统中，以期解决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廖平将政治从疆域和等级划分为皇、帝、王、伯四种，认为今文《王制》、《春秋》是孔子制定的王伯之制，是治理中国的小统。《周礼》、《尚书》是孔子制定的皇帝之制，专为经营地球的大统，也就是为全球制法。在小统大统说的基础上，廖平跳出经学考证推衍的学术套路，开始构建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形态。他结合《礼运》篇中的“小康”、“大同”，提出“以王为小康，以帝为大同”。小康之世，有诸夏夷狄之分，中外不通，各国林立为小九州；大同之世，“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中外交通，全球合一为大九州，孔经天下，“风俗最纯”。由小康演进大同，廖平将他所了解的西方社会由君权到民权到君民共和的社会进化论杂糅董仲舒三统说和刘逢禄公羊三世说，认为由王霸小康演进到皇帝大同，要经过三次三统循环，由战乱至升平再到太平。廖平在《地球新义》卷上说：“历观古史，四夷无不归依圣教，盖圣教由中及外，盈科而进。”通过将孔教推广传播化育泰西是“大同”实现的根本途径。他甚至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都理解为交通中外、方便孔教化育外国的捷径。“咸同以来，外强内弱，然外夷不强，则五州不通，不通则孔教只被腹地，未能波及远人，天于是特使之强，强则能通上邦，闻经义，自悟其穷兵黩武之非，翻然改变，岁事来辟，以成大一统之制，是外国日强，即圣经版图日廓之兆也。”（《地球新义》卷上）也就是说，外国入侵是上天安排他们来中国学习孔经，让他们通过学习孔教，自悟得以感化，从而实现孔经天下的大一统局面。虽然观点惊世骇俗，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按照千年一统算，再过四千年，大同之世就能“按程而计”，“将来之大一统，以中国为皇权居中，统治四方，美为东岳，欧为西岳，奥为南岳，俄为北岳，臣服万国，开拓五州，圣经规模始无遗义。”假以时日，谁又能说绝对没有可能呢？廖平孔经天下的大同理想世界乌托邦已然初具规模，形制呼之欲出。

一变平分今古，是学术研究的根基；二变尊今抑古，确立了“孔经天下”的学理基础；一变二变完全植根于经学典籍的考订推求。而三变的小统大统学说，小康大同，廖平开始杂糅他自己并不熟习的西方社会政治学、地理学知识，以期解构风雨飘摇的传统社会，全然不顾亡国灭种的现实，用三千年前（中国）“已据全球上游之势”的“阿Q精神”，幻想建立一个孔经天下的大同世界。是他对孔经天下强烈的文化自信，还是对经学现实穷途的绝望？但不管怎样，孔经天下的大同世界已然构建，四五六变不过就是借用道、释杂糅天文、中医甚至风水堪舆，添砖加瓦，以致达到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所以，章太炎说，“其后三变杂梵书及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其第三变最可观，以为《周礼》、《王制》，大小异制”。（墓志铭）作为古文家的章氏只沾沾自喜地看到曾经被廖平完全否定的古文《周礼》在第三变中超越今文《王制》成了一统全球的圣经，他没有看到三变当中，廖平超越现实的尊孔梦想。

廖平经学三变的形式与内容都与传统经学已有很大不同，体现了传统经学自我更新的企图。廖平所做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为了说明中国虽然在物质技术层面落后于西方，但中国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上仍然具有西方所不可比肩的优越性。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废经”的呼声中，在“西化”的潮流中，廖平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与对经典的创造性解释而高标独树，瞩目于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