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芳
一
新文学运动是在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现代作家笔下诞生的,现代文学作家的跨文化体验是形成这些具有世界文化视野的文化人格的重要催化剂。正如一位学人说过,凡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外国进步影响的。老舍也不例外,但是老舍独特的性情使得他对英国的跨文化体验格外不同于同一时期赴英国求学的其他现代作家。徐志摩对哲学家罗素崇拜备至,对剑桥大学的导师和英国朋友非常欣赏,自认为写诗和文学的慧心是得力于每周去导师家里陪着抽抽烟,于是慢慢就开窍了;费孝通对英国学术沙龙念念不忘;朱自清在《伦敦杂记》里对房东老太太的叙述也是颇有意味,Hibbs太太举手投足不失大家风范,朱先生称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王佐良先生则对他的母校牛津大学津津乐道,从生活起居到导师、到图书馆,赞美之词溢于言表,这些在老舍笔下是看不到的。
关于老舍和英国的关系,一直是老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人艺导演李六乙认为:“老舍的作品除了具有平民化的特质,还有西方化的一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舍曾经在英国生活过六年,在美国和新加坡分别生活过一年多,那时正是西方文艺思潮非常兴旺发达的一个时期,他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影响,但他的这个人生阶段,在老舍研究中一直是空白。”[1]
学界也已经看到老舍的跨文化体验带来的思维特点。如韩经太、李辉的《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老舍》则说“(老舍)思考的焦点在于怎样使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新世纪文化在历史转变过程中统一起来”[2]。吴小美、魏韶华在《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一书中,将老舍放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反思中考察,系统开掘老舍作为一代文艺伦理型作家的主要代表性思想特征、艺术风貌和价值,开掘他在双向文明批判中与同代文化人的共性及其独特个性,将老舍的小说世界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产物,联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消解与重构。[3]
在英国,初次走出国门的跨文化体验使老舍开阔了视野,建构起中西文化互为参照的跨文化眼光,也就是以欧洲文化为参照来看中国,以中国为参照来看欧洲,从而能够自由地游走于两种文化经验之间。不过老舍青少年时代在传统文化中奠定了基本的立身处世的价值观,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和救世理想,跨文化体验延展、拓宽、深化了这种感时忧国的价值观,使得他看到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性格中落后的一面:以当官为最高的人生理想、麻木、好面子、自卑、国家观念薄弱等弱点。他既能看到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崛起的先进性和现代性,重视法理的工商社会,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很强;同时又能够看到英国社会存在的狭隘、保守和排外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在英国的跨文化体验对其建构民族新文化的理想具有决定性作用,使得老舍的文化批判是双向的,既反对全盘西化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这种建构民族新文化的理想诉求与他的艺术观是一体的两面,融汇到他的如椽大笔之下,炮制出篇篇传世佳作。
他于1924年25岁的青春韶华初出国门,踏上英国时是“使用自己(文化)行李中携带的工具去看”的。中国人要有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当洋奴,是他创作的原始动力之一,也就是说,老舍从走上创作道路的一开始就对艺术创作怀有明确的使命感,即在文艺中发掘并建构中国的新形象,以英国为参照,寻找鸦片战争后积弱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坐标,这也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认知模式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励了老舍的创作欲望:“假若没有五四打乱二千年来的老规矩,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运动送给我一双新眼睛。”“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4]当时英国流行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中国城找写小说、日记和新闻的材料,把中国人写成“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后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5]。老舍看到“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都按这种传说描写中国,通过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小孩、老太太、英国的皇帝,把这些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已经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6]。在此,老舍看到了艺术生产和艺术传播的强大功能,就是生产出一种关于“中国想象”的权力话语,使得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真理化”和“知识化”了。
所以,老舍从一开始进行创作就具有这种自觉——抵抗这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主义话语。
借助塑造英国人的形象,老舍揭示了这种殖民主义观念在英国人意识中非常深厚。伊牧师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他真爱中国,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要不叫英国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再如小马在保罗无理挑衅时奋勇反击,伊太太不能忍受,“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一个中国男孩——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她的属地,她不但自己要骄傲,她也要别的民族承认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倍”。
可见,当时的英国连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都具有这种浓厚的种族优越感和殖民主义意识!这也是老舍一方面感慨于英国人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另一方面又批判老马代表的老中国国民性中内化的半殖民地性格,就是一种苟且、国家观念薄弱的文化自卑心理。
老舍试图借助手中之笔,要“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7],要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8]。既反对西方人的东方观中所包含的西方霸权主义,同时反对“老”民族的“老”分子身上落后的“半殖民地性格”:如《二马》中的老马,愚昧、懒散、卑躬屈膝等等。当英国将军要出兵中国,他也竟然规规矩矩地站起来说:“欢迎英国兵!”老舍借用小马的话说,这是因为“(老马)那一辈的中国人是被外国人打怕了,一听外国人夸奖他们几句,他们觉得非常的光荣,他连一丁点儿国家观念也没有”。
作为老马的参照,马威是代表了老舍理想的新国民:“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在英国的跨文化视野使得作家老舍初步形成这样的文化选择——对中华历史文明怀有坚定信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持以肯定的同时,又希望借鉴英国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工商精神与法理社会,重视科技,拓展了忧患传统与家国情怀,这在他后期的《四世同堂》等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二
从心理结构上,老舍的贫寒家世和母亲的骨气教育,以及父亲死于八国联军“洋兵”枪下的家庭史都奠定了老舍基本的性格和情感模式——好强、自尊、能吃苦、务实、节制。在英国的贫穷教书生活一度使得他在自尊心上大为受挫,使得老舍经历了严重的文化休克体验,但是这并未挫伤老舍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士可以辱,但不可以毁其志。
英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种族优越感和殖民主义心态,以及英国人重视工商的法理社会和公民意识,促使他想要运用文艺提升中国的世界形象,唤醒民众,进行启蒙的文化自觉。这也促成了他至高的艺术理想:“我们必须教世界上从文艺中知道,并且敬重中国的灵魂,也必须把我们心灵发展、提高,到与世界上最高伟明哲的心灵同一水准。”[9]
老舍看到要想优化民族心理,就要让文艺担负起启蒙和救治人心的重责,创造民族的灵魂,从而让世界都敬重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这难道不是对西方人的自大和优越、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做出的最强有力的批判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创作的动力主要就是来源于此!他要画出民族的灵魂,让国人警醒,让西方人赞叹!
“师夷长技以制夷”恐怕是晚清后期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老舍在批判欧洲殖民主义和国人内化的半殖民地性格的同时,也对当时欧洲的主流思潮进行了辨析,拿出他所携带的“文化行李”中的工具——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做出自己的判断,比较明确的思想倾向是反对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激进思想,而相对认同英国政治文化中的渐进式社会改良。
这是因为卢梭本人的思想是他所排斥和抵触的。
卢梭是19世纪法国激进主义思想家,他写于18世纪50年代的成名作《论科学和艺术》,论述了“科学与艺术的有害”,他认为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生来自由平等,因此应该以自然的美好来代替“文明”的罪恶。在卢梭那里,理想的社会生活是以永恒的自然和天性为核心,科学与艺术的进步,都会导致风俗败坏,道德沦丧。由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看法,卢梭对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神秘国度——中国儒家文明采取了有保留的批判态度,这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以及稍后的《爱弥儿》《新爱洛依丝》中得到了充分而系统的表述。
一直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形象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构建出正面与反面两种中国形象,即从爱慕中国到仇视中国。欧洲史上关于中国的负面形象,一般是这样的,专制主义、野蛮、非人性等,一方面是由于自清朝闭关锁国以来,中国确实大大落后于西方,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明晰了中华帝国的虚实,昔日对帝国的光环仰慕彻底消失了。随着欧洲推翻封建统治,民主自由、宪政、共和思想的普及,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启蒙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攫取世界市场的矛盾,于是西方的眼光不约而同地投射到了东方。帝国主义掀起了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瓜分狂潮。于是仿佛在与中国的对比中,西方人找到了自身现代性的坐标,中国成为西方的参照物,于是在这种逻辑下,“停滞在过去的东方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或者完全不合理的存在,西方文明征服、消灭它,也就成为合理、正义、必然的行动”[10]。这种言论也一度成为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正义的理由。
卢梭的《新爱洛依丝》中借圣普乐周游世界回到故乡后致友人——多尔贝夫人的第一封信札中说:“越过大洋以后,我在另一个大陆上看到另一种情景。我发现: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文化最高明的民族,却被一小撮强盗所统治。我就近仔细地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不再为他们沦为奴隶而惊奇。他们屡遭攻击,一击即溃,屡次被征服,他们历来是捷足先登者的猎物;此种情况,也许还要延续好多个世纪,我认为,他们命该如此,因为他们连呻吟的勇气都没有。他们文而弱,伪而夸,喋喋不休而言之无物,会耍聪明而无任何才具,文词繁缛而思想贫乏;他们有礼,善颂,机巧,而狡诈,无赖,他们以义务为口头禅,以道德为假面具;所谓人道,不过是请安问好,打躬作揖而已。”[11]
由于对中华文明的隔膜和无知,以及对于一切人类文明的排斥,卢梭借用小说中的人物表达了当时一部分欧洲思想家对于中国的丑化想象。
老舍对卢梭的反对,并不完全是针对卢梭的反中国化想象,而是对于其个人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张:“卢梭的思想态度与成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锋。他并不是单向文艺挑战,而是和社会的一切过不去。他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权,不只是艺术的解放。他的风格给法国文艺创了一个新体,自由、感动、浪漫。他向一切挑战:政治、宗教、法律、习俗都要改革。这样的一个理智的彗星,就引起法国的大革命,同时开始文学的浪漫运动,可谓一举两得。”从中可以看出,老舍对于卢梭的崇尚个人,借用批评浪漫主义而认为其弊端在于“太重自我”“夸大不当”,老舍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持反对意见的:“卢梭的极端自由,是不能不走入返于自然的,但完全返于自然,则个人的自由是充分了,同时人群与兽类的群居有何不同呢?这个充分的自由,其弊端已见于法国的大革命——为争自由使人的兽性毕露,而酿成惨杀主义与恐怖时代。”[12]
从中可以看到极端的个人主义,“浪漫”和“感动”的激情在老舍那里都是贬义词。比如他批评有的文学作品“感情太盛,容易失于肤浅或颓丧,或过度的浪漫”[13]。而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则认为它把道德放在一边,甚至拿淫丑的东西当作美的。而老舍心目中的艺术,应该既“不是哲学与伦理的奴仆”[14],也不是宣传主义的工具,那样艺术就失去了独立性。
在艺术倾向上,老舍强调:“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无论是说什么,他不能把他的人格放在作品外边。”[15]老舍一再强调作家的“人格”,艺术家的可贵在于“他能把自然与人生的秘密赤裸裸地为我们揭示开”。这里看到他强调艺术的启蒙作用,关于社会正义,艺术家“不但是不比别人少一些关切,而是永远站在人类最前面。”“他必会提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从而“让社会才能认识自己,才有社会的自觉”。
这就涉及老舍的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出老舍理性的辨析力和科学态度,我认为这得益于跨文化体验带来的开放视野和中西参照的认知模式。老舍的艺术论有以下几点:
强调文艺的独立性。追溯中国古代的文艺成就,老舍主张一定要推陈出新,不能“削足适履地以古断今”。反对盲目地尊崇古人,而不思考、不判断。“古人怎么能够都说得对呢?都说得清楚呢?都能预知后事而预言一切呢?”批评了自秦汉至清末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都是“用死文字”“思想与言语是死定的”,就是“感情也好似划一了——无病呻吟”。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只注重“修辞法”“文章结构”,而忽视“心灵的表现”。而极为推崇清朝末年至今还没有被正统作家承认的作品,认为那些词、戏曲、小说,才是“自由发展的真文艺”。可见,老舍不为正统所蔽,他心目中的优秀文艺作品一定是强调心灵的自由表现的。
强调文艺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是老舍评断文艺思潮的一把尺子。比如他认为复活了希腊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弊端在于迷信那些古代文艺的规则而限制住文学的自由发展,由此而失去了自我,变成了呆板的。老舍显然非常认同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的这段话:“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脱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必须进到那与留心着报章上的批评,算计着稿费之类的全然两样的心境,这才能成真的文艺作品,因为能做到仅被在自己的心里燃烧着的感激和情热所动,像天地创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样程度的自己表现的世界,是只有文艺而已。”[16]
除此之外,老舍还批评孔子以来把文学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论,批判自刘勰《文心雕龙》到韩愈的文以载道论,反对把文学与道德绑在一起;赞同曹丕以著文立言而“不朽”论,认为为了文学的生活是有重要价值的。
强调文艺的节制。在老舍眼里,艺术上的夸大与政治上的激进是一体的。老舍尤其讨厌肤浅的感情,反对“浪漫”,反对只求新奇,只为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与想象,使得文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失去社会责任感。
强调“高尚的主旨与深刻的情感”,是衡量优秀作品的标准,强调文艺要有社会关怀和责任感。他批判了唯美主义过分追求美,而导致滑落到享乐主义中,而与真实的现实人生相距太远了。但丁的《神曲》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老舍在文艺创作论中多次谈及的作品,认为它们是人类文学艺术的巅峰,无意中已经为自己的创作树立了标杆。
综上所述,老舍的英伦跨文化体验使他获得一种中西互为参照的世界意识,使他的政治理想和艺术观对西方学理有所借鉴,这表明他不是一个国粹论者,不会因为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感情,就一味地保守、泥古。他形成了开放的思想与国际视野,能够跳出中国,从世界的趋势来看待中国,比如强调对中西方文艺思潮都应该持有科学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探究,他非常推崇科学的方法,[17]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在写于1930年到1934年间的《文学概论讲义》就实践了这种“以科学方法整理非科学时代的东西”的精神,其中批评传统的中国式思维:“凡事都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求实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段,不求系统。”而导致“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为零”。
总之,赴英的跨文化体验是一个外在的促发经历,它开拓了老舍的思维与视野,但是并未撼动老舍的主体思想与情感,即儒家思想为本位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英伦跨文化体验对于老舍的政治思想和艺术观念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注释】
[1]杨荫:《老舍京味儿暗藏洋腔》,《法制晚报》,2006年12月9日。
[2]韩经太、李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老舍》,《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3]吴小美、魏韶华:《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页。
[5]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9页。
[6]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9页。
[7]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8]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9]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2页。
[11]卢梭:《新爱洛依丝》,李平沤、何三雅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2]老舍:《文学的倾向》,《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13]老舍:《文学的倾向》,《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14]老舍:《文学的倾向》,《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15]老舍:《文学的风格》,《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6]老舍:《文学的倾向》,《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17]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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