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起炉灶”从头越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另起炉灶”从头越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伍修权调到外交部，起因于毛泽东关于外交工作要“另起炉灶”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对国民党政府外交机构中的人员概不留用，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政治可靠的干部充实到外交战线。

在外交部的干部中，与伍修权同时任命的还有：王炳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沈端先（即夏衍），亚洲司司长（未到任）；宦乡，西欧非洲司司长；柯柏年，美洲澳洲司司长；董越千，国际司司长；龚澎，情报司司长。当时由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副部长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外，还有李克农和章汉夫，稍后又加上未能赴任的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闻天。由伍修权分管的驻东欧各国的大使，几乎都是他的红军老战友，日后多半成了享誉国内外的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领军人物。

但是，“另起炉灶”也有缺少工作经验的劣势。比如，有位翻译人员，因为不懂外事纪律，未经请示就去外国驻华使馆联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正赶上苏联红军节，按外交礼仪应发电祝贺，分管人员却没有提前准备。伍修权没有辜负周恩来的识人之明、举荐之功，在苏联东欧司司长任上，不但出色完成了随访莫斯科、出使联合国两件大事，而且一切从头越——带领一班人，从奠基铺路做起，尽快成为周恩来所倡导的“文装的人民解放军”。为此，伍修权首先抓对苏联外交经验的学习，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组织学习有关的外交政策、外事知识和外事纪律。他还要求大家把各自主管国的主要节日、纪念日等了解清楚，列出日程表并提前准备好贺电等，交有关部门处理，使工作井然有序。1950年12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后，伍修权还兼管机关党委的工作。他注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使之真正起到对外交工作保驾护航的作用。

伍修权处处以身作则，更加注重自身的学习。成了周恩来外长的助手之后，伍修权对周恩来的忙与勤感触尤深。伍修权通常每天晚上应召去见他，事先须将当晚要汇报和请示的问题准备好，按时到达后就开门见山地讨论并落实各项工作，尽管有些事十分具体繁杂，周恩来的指示却明确、切实。伍修权说：“我每次都想在他那儿多待一会儿，更多地听取他的指示。但是一想到在他的办公室外面，还有许多同志等着同他谈别的问题，我不能过多地占用他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不无遗憾地按时从他那儿告辞出来。……周总理在每一个晚上，像这样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工作交谈，至少有三五批，都是定好人员、题目和时间，依次等候着同他谈话。”[1](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对周恩来的学习效仿，首先表现为努力学习周恩来的为人，严格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办事。在国家首次实行级别工资制度时，为了落实周恩来对外交部干部定级的严格要求，他作为外交部负责此项工作的副部长，带头把自己低定为行政六级，使那些同他资历差不多的人也都愉快地接受了较其他部门偏低的行政级别。伍修权说，那么多战友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我们能活着看到革命成功已经是十分幸运了，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要向组织上讲什么价钱？这种学习效仿，甚至从学其为人拓展到学其为文。伍修权起草或组织起草的各种外交文件，周恩来都仔细审查、动笔修改。每次拿回周恩来批改过的文稿，伍修权总是一字一句地研究学习，看看他是怎样修改的，体会他为什么要这样改，从中学习周恩来的思想和文风。他深有体会地说：“在我国的外交战线上，周总理既是运筹帷幄的主帅，又是全体外交人员的良师和益友。”[2]

伍修权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还有一件事情使他受益匪浅。1953年，周恩来召集外交部的领导讨论发展与亚洲各国的关系问题。他先提出了方针原则，然后让大家发言讨论、各抒己见，伍修权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会后由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根据周恩来所提的原则和大家的发言，归纳整理成文。周恩来作了修改补充后呈报毛泽东，马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批示“照此执行”。这就是1953年最后一天周恩来首次提出、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后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通过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将这五项原则带到各友邻国家和国际活动中，受到各国人士的普遍欢迎与称赞，成为举世公认的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的普遍认同，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通过这件事，伍修权深深感受到周恩来集思广益的领导艺术和民主作风，“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的大智大慧，求同存异、推己及人的大度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