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雷文约》和陈确墓志铭第四稿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南雷文约》和陈确墓志铭第四稿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66章　《南雷文约》和陈确墓志铭第四稿

黄宗羲在康熙二十七年，将《南雷文案》手削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成《南雷文定》前、后集。此后相继有三集、四集之选刻。临卒前，又手定五集的目录，因卧病在床，又称《病榻集》，选自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卒前之文。他在《文定》四集选定后，又将前面已刻成之文，删节为四卷，称为“文约”。他在与郑梁的信中谈到这件事，他说：弟所刻《文定》，原不欲泛滥，而不能自立。刻者为正，意欲尽删之，但留数十篇，名曰《梨洲文约》，尚有待耳《全集》第十一册吴光《黄宗羲遗著考》（六）《南雷文集考·南雷文约四卷》。信中没有提到写信的日期。“尚有待耳”，说明《文约》尚未选好，或仅选定目录。黄宗羲卒后，郑梁的儿子郑性，在乾隆年间才刻成。他在《南雷文约序》中说：（黄宗羲）其初有《南雷文案》之刻，其继有《吾悔集》、《撰杖集》之刻，有《南雷文定》之刻，有《文定三集》、《四集》之刻。其《五集》未刻而先生殁矣。其已刻者，先生谓俱刻者为正，非尽可传，因自删之，存四卷目，曰《文约》。由此可知，原来黄宗羲将已刻《文定》删为四卷后，定名为“梨洲文约”。后来郑性出版时，改称“南雷文约”。从“其《五集》未刻而先生殁矣”句可知，《文约》应删定于《文定五集》前、《四集》之后。与郑性同时的全祖望，在他所著《南雷黄子大全集序》中也谈及《文定》事，他说：其称《南雷文定》者又四种，而壬申以后曰《病榻集》，亦不预矣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南雷黄子大全集序》。壬申即康熙三十一年，则《病榻集》即《南雷文定五集》所收之文，编写于康熙三十一年，他八十三岁后。而在此之前的《四集》刻于康熙二十七年，以此推定，《文约》之选，当在康熙二十七年之后，三十一年之前。

黄宗羲之孙黄千人在其所作《南雷文定五集识言》一文内，又提供了《文约》之选的大体日期。他说他的祖父“迨笃老支床，复合先后所刻，手加芟改，为《文约》四卷”《全集》第十一册吴光《黄宗羲遗著考》（六）《南雷文集考·南雷文约四卷》。翻开《南雷诗历》，黄宗羲在康熙二十八年秋冬患过一次较重的病，是年有《卧病》一诗，首句即说：“骚屑三秋不自宁，半床明月照零丁。何缘肺气秋涛壮，载尽人间许不平。”《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四《卧病》。看来是年秋发了严重的气管炎。当年冬除夕，他又有《除夕》一诗，开头也说：“病骨支床耐五更，春来山鸟冷同声。”《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四《除夕》。则“笃老支床”，芟删《文定》为《文约》，当在病后稍愈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即他八十一岁时。

在《南雷文约》的四卷中，他收入了删改《陈乾初墓志铭》三稿而成的第四稿。这次删改较大，表现在三处：首先，不是客观地节录陈确原文，而是用自己的话作扼要介绍；其次，介绍的内容也少了，如原来第二段的“仁至义尽，见生人之性之全”说，第三段“气之清浊无关于性善之义”说，全删；第三，第五段，关于“本体”问题，删了“本体二字，不见经传”至“而少而壮而老亦莫非亲生之身，何尝指此为本体”一大段，但也保留了一部分；第四，对陈确为学的评价，删了“其于圣学已见头脑，故深中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张太过，不善会诸儒之意者亦有之”，以及对“仁至义尽见性之全”说的评论。

除了删节，也有增加，如过去虽有所暗示，但没有明确点出的《大学辨》一文中关于“《大学》非圣人所著”的内容，而这次稍作解释，且予以评论：其论《大学》，以后来改本，牵合不归于一，并其本文而疑之。……此非创自乾初也。慈湖（杨简）亦谓《大学》非圣经，亦有言《大学》层累，非圣人一贯之学。虽未必皆为定论，然吾人为学工夫自有得力。意见无不偏至，推其悟入，无有不可，奚必抱此龃龉不合者，自窒其灵明乎？二程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复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与废置，相去亦不甚相远也《全集》第十册《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四稿）。本篇凡引用《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四稿之文，不再一一注出。当康熙初年陈确与刘汋、张履祥等辨论《大学》非圣经时，黄宗羲并没有参与，此后仅在康熙五年所作《刘伯绳先生墓志铭》中稍作一提。一直到康熙二十九年他饰巾待尽的暮年，在这篇《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四稿中，他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像刘汋、张履祥那样“断之为难”，也不表态赞成陈确之说，而是中性稍倾向陈确的观点，说《大学》非圣经，“虽未必皆为定论”，但其“为学工夫自有得力”，“奚必抱此龃龉不合者，自窒其灵明者乎？”对陈确此说表示同情。不仅同情，他举二程更定汉儒、朱熹复改二程的已定之说为例，直截指出：“夫更改之与废置，相去亦不甚远也。”则陈确对《大学》为圣经之疑而予以更改，实即否定（废置）程朱将《大学》从《礼记》中提出来，认为是孔氏之遗书，或经为孔子作，传为曾子之意的《四书》之一了。刘宗周在《大学古记约义》的《章句》一节说：“则《大学》一书，多孔、曾之言，而子思述之，亦何疑焉。”《刘宗周全集》第一册《大学古纪约义》。刘宗周不疑程朱之言，而陈确疑之，黄宗羲却说陈确疑而更改之，虽“意见不无偏至，惟其悟入，无有不可”，其更改“与废置，相去亦不甚相远也”，这一说，与其师刘宗周观点大不同了。康熙四年，黄宗羲著《子刘子学言》，还一再引用《大学》，如“《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如心为所存，意为所发，是所发先于所存，岂《大学》知本之旨乎”、“《大学》是一贯血脉”《全集》第一册《子刘子学言》卷一。等等，现在，他似乎也倾向于“废置”《大学》为圣人之言了。郑梁玄孙郑勋曾论黄宗羲学术，说“其兼通九流百家，则又轶出蕺山之藩，窥漳海（黄道周）之室，能不诡于纯儒，所谓杂而不越者”佚名，郑勋著，稿本（残）。黄宗羲学术之广博确超越其师刘宗周，即其理学，在暮年也已轶出蕺山之藩篱，与其师有所不同了。(www.guayunfan.com)

黄宗羲在《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四稿对陈确的主要观点作了简要的概括，如“深痛《乐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过此以往，即属气质”，出于陈确《与刘伯绳书》；“盖人性无不善，于扩充成才后见之”，及《易》“继善成性，皆体道之全功”，皆见于《性解》上；“性之善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见于《气情才辨》；“人欲恰好处即天理”，见于“无欲作圣辨”，加上“《大学》非圣经”说，见于《大学辨》，应该说，虽然简要，但已反映了陈确思想的要点。

需要指出的是，陈确上述观点，基本上不重视先天的本体，强调形而下的后天，因此，他重视的是后天的工夫，如他说：“盖孟子言性必言工夫，而宋儒必欲先求本体，不知非工夫则本体何由见？”《陈确集》下册《别集》卷五《原教》。黄宗羲在《四稿》的概括中，也将陈确学说的这一精神体现出来了，如介绍说“必欲求此本体于父母未生之前，而过此以往，即属气质，则工夫俱无着落”；“《易》‘继善成性’，皆体道之全功，……成之，即《中庸》位育之功”；“然吾人为学工夫，自有得力”等等。

那末，为什么黄宗羲在《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二稿和三稿中大量引用陈确著作原文，而在四稿中仅以自己的话作概括介绍呢？这看来有几种原因：首先是黄宗羲删节《文定》为《文约》的初衷，即黄宗羲对郑梁说的刻《文定》时，原不欲泛滥，不是都可以传世的，现在“有意删改后留数十篇”，而陈确墓志铭过去大量引用陈确的原文，而自己文字反而少于陈确原文，使他人文字泛滥，自己观点不突出，所以他改成用自己的语言来概括陈确的思想，并将过去引用陈确的原文，其意义相近处也整段芟除了。翻开黄宗羲文集，其他连篇累牍大量引用他人原文的墓志铭的确没有。

但是，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呢？康熙十八年在明史馆内开始的这场程朱、王刘之争，虽然由于张烈这位始挑衅者在康熙二十四年卒，以及由于康熙下谕“守仁之学，过高有之，未尝与圣学有异同也”的表态表面上似乎结束了，实际上争论仍在朝野继续。

其实，康熙本人有意无意地也参加了这场争论。徐元文在为其师崔蔚林所作的《通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知詹事府詹事崔先生蔚林墓志铭》（以下简称《崔先生蔚林墓志铭》）中，说这位侍讲学士崔蔚林有一次与康熙有过程朱、陆王的讨论。康熙曾命他将其有关经学著作上呈，于是他：退书致知格物说以献。上召入懋勤殿，命讲格知之义。上听毕曰：“然则朱王之说皆非与？”对曰：“臣不敢以为非，但十年来体仁所见如此。”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四徐元文《通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崔先生蔚林墓志铭》。据《崔先生蔚林墓志铭》所说，崔蔚林是直隶大名府长垣县人，平生与北方王学的魏象枢、汤斌为友，而且亲自问学于孙奇逄，“间往苏门，从孙征君钟元（孙奇逄字）游，往复问难，留兼山堂十余日，登啸台、憩安乐窝、欣然有春风舞雩之意”。可以说他是北方王学的一员。而康熙十四岁亲政后，经筵日讲官就是信从程朱之学的熊赐履，虽然康熙当时应尊朱还是尊王，尚未明确表态，但在熊赐履的影响下是倾向程朱的。康熙与崔蔚林君臣之间的这次问答，其实也是程朱、陆王之争。徐元文是崔蔚林的门生，他的《崔先生蔚林墓志铭》，对当时君臣之间的争论说相当模糊、和缓，其实是比较激烈的，这是因为徐元文没有看到康熙的《起居注》。

《康熙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崔蔚林以“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穷吾心之理也”，这显然据王阳明心学立论。他还批评：“朱子解作天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至于《大学》的“诚意”，康熙认为朱熹所解不差，崔蔚林却不顾圣意，表示不同意：“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朱熹与王阳明都解“‘意’为心之所发”，崔蔚林却不以为然，说意是心之“大主宰”《康熙起居注》，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转引自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以后所引《康熙起居注》的出处，不一一注出。“至善无恶”，这却是刘宗周的观点，刘宗周说：“观诚之为义，则益知意为心之主宰。”《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卷十一《问答·答董生心意十问》。又说：“意者，至善之所止也。”《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卷十二《学言》上。而这也是黄宗羲所坚持的。康熙在“意”的问题上批评崔蔚林否定朱、王之说，的确如此，但崔蔚林之说其实是王学修正派之见。

康熙自然不悦，更不甘心自己被驳倒，于是十天之后经过准备，对崔蔚林之说进行反驳，说“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若不用存诚工夫，岂能一蹴而至？”并指出“蔚林所见，与守仁近”《康熙起居注》，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从此，康熙对崔蔚林的态度发生大转变，康熙二十一年，他指责崔蔚林“为人不甚优”，“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崔蔚林自然不安于位，二十三年上疏以病告归，康熙却以“忤旨夺职”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四徐元文《通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崔先生蔚林墓志铭》。来处理，还对近臣说崔蔚林“乃是直隶极恶之人”，要予以惩处《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通过这件事，康熙倾向朱学的态度已十分明显。而他对崔蔚林的指责，后来自然流传于朝野，黄宗羲岂有不知之理。

因此，在康熙二十四年后，虽康熙帝下谕王守仁之学“未尝与圣学有异同”，但程朱、王刘之争并未平息。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孙婿万承勋曾经昆山徐乾学处访他，万承勋说：“先生（黄宗羲）适在徐健庵座上，有突如而问道学异同者，先生曰：‘为盗贼有对证、人多不敢为，老道学任人可讲，谁为的证？’吾尝有诗，‘土硃点《四书》，朱陆急异同’。”万承勋说：“世运迁徙，风尚日新，不论团瓦圜圚，以空疏秽鄙之胸肠，而人人说朱说陆，先生实心厌而恶之。”万承勋《冰雪集·哭黄梨洲先生五首》。按“土硃点《四书》，朱陆急异同”句，又见《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补遗·脚气诗》。同年，黄宗羲作《范道源诗序》，抨击“世风不古，今人好议论前人，《四书》才毕，即辨朱陆异同”。他讽刺这种“相诋无有已时”的恶劣风气为：“岂如里妇市儿之骂，以先息为屈乎？”《全集》第十册《范道源诗序》。可知在黄宗羲饰巾待尽的晚年，对王学与蕺山之学的攻击，仍在继续，作为蕺山之学的唯一传人来说，其压力之重，可以想见。

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黄宗羲甬上弟子考中举人和进士，他们至京为官，不自觉地卷入了朝廷内的党争，被视作徐元文兄弟的一派，而与一度曾受康熙重用的明珠一派相对立，时称南党与北党。陈紫芝竟被明珠故意设局毒死。陈夔献虽早在康熙十九年以贡入京，但此后顿挫场屋。康熙二十六年卒于京。黄宗羲作《陈夔献墓志铭》，对他这位原甬上证人书院的创建者和组织者的弟子被排挤表示不满。说陈夔献在京，“顾一二忌者，隔之清途”，且“并其固有之儒官而夺之”。《全集》第十册《陈夔献墓志铭》。康熙二十七年，万言因直笔被外放安徽五河县任县令。二徐也盈则损，康熙二十九年，徐乾学被劾，词连徐元文，徐元文告老回籍。徐乾学则以编书告归。两徐兄弟已失势了，但这是否与崔蔚林为徐元文座主，徐元文为他写墓志铭有关，不得而知。万言后来也在康熙三十年被诬告贪污入死牢。黄宗羲有《寄贞一五百字》诗，说万言被外放后，“余有寓子书，吾道无成亏。但自鸣琴外，慎勿牛刀施”。然而“子恃真锋锷，不肯稍委蛇”，结果“虽非中流楫，亦是囊底锥。世人皆曰杀，盛名不可尸。不能脱钳汰，岂望分雄雌”。黄宗羲感到无奈和悲伤，“怀白在罗网，占爻只涕洟”。《全集》第十一册《全祖望选本南雷诗历》卷五《寄贞一五百字》。

黄宗羲是一位心地细密的人，在上述学术空气和政争形势下，他觉得有必要审视自己过去已刻的文集，于是，在康熙二十九年，他将已刻《南雷文定》，芟改为《南雷文约》，而在芟改中，将《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三稿，删节为四稿。但黄宗羲又是一位择善固执的人，他肩负捍卫蕺山之学的重任，并不因蕺山之学受攻击而退缩。在策略上作必要的调整，不直接引用原文，模糊其辞，以便在与官方支持的程朱一派辩论中，使人难以抓到把柄，又如将三稿中“此宋儒从佛氏脱胎来者”，“宋儒惟误以此为言本体”，“周子无欲之教，不禅而禅”，这种直接抨击“宋儒”的句子，或删或改，将“三稿”的“宋儒”，改为“宋人”。但他又直接提到二程和朱子，不过却说：“二程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复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这并不是在抨击程朱，而是肯定程朱，显然是为了减少批评程朱的锋芒，而又用以为陈确的《大学》非圣经说作辩护。

黄宗羲为陈确写《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四稿，的确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