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入“大壮”的希望和失望（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交入“大壮”的希望和失望（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51章　交入“大壮”的希望和失望（1）

黄宗羲既未参加三藩之乱，也未对三藩之乱的头头吴三桂之流抱有幻想，但三藩之乱时，他的思想确实燃起了复明的希望。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黄宗羲时年六十四岁，他掐指一算，离胡翰十二运交入“大壮”仅差八九年，看来，离盛世不远了。

当然，黄宗羲对吴三桂没有好感，不过，顺治十年他在所作《留书》内说过：“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其为中国之人也。”当时他所说的“盗贼”，自然是指李自成。吴三桂正是引夷狄入室，使不是“中国之人”统治中国的罪魁祸首，且将中国之人拥立的永历帝，绞杀于云南昆明，可以说是巨憝大恶。但他毕竟还是中国之人，至于吴三桂能否开创“大壮”局面，他是否定的，但只要先能推翻“率禽兽而食人”的夷狄人的统治就行了。

正是在这一年，他将当年作《明夷待访录》时，对《留书》未采入的部分，附于《待访录》之后。他作《留书题辞》说：癸巳（顺治十年）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余弃之。甬上万公择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余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癸丑秋，梨洲老人题。《全集》第十一册《留书·题辞》。癸丑为康熙十二年，《留书》未采入《待访录》的部分，自然以《文质》、《封建》、《史》三篇最具强烈的民族意识，《文质》篇以“夷狄之道”为“缪”；《封建》篇直斥“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失天下于夷狄，属“率禽兽而食人”；《史》篇则明白宣告：“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还说在夷狄统治下，“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这种对清廷统治的激烈用辞，为什么突然附于《明夷待访录》之后，在当时出现，显然与吴三桂叛清有关。

因此，从康熙十三年起，在他的内心里，急切期盼“大壮”盛世的到来，因为推翻夷狄的统治，是实现三代之治的第一步。第二年三月，清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温州总兵祖宏勋在浙南叛清，响应吴三桂，且遣部在浙东沿海扰乱，四明山叛军和群盗满山，黄宗羲不得已再次避地余姚海边第四门，借宿于崇祯时昌古社社员、鲁王监国时期的抗清战友诸九徵（来聘）家中。直至次年山中乱定，才返故居。正在这一年，甬上证人书院结束，第二年，他到海昌讲学。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对三藩之乱表面上不动声色，似乎冷眼旁观，然而内心深处却盼夷狄朝廷早日被推翻，且形诸于笔墨，这在他当时所写的墓志铭和序文里，或明或暗地流露出来。(www.guayunfan.com)

康熙十三年，正是三藩之乱声势最盛的一年，时吴三桂势力迅速扩大至湖南，占领长沙、岳州等重镇，直抵长江。与之呼应，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广西将军孙延龄，襄阳总兵杨来嘉，广西提督马雄，总兵马义，陕西提督王辅臣也相继叛清。在黄宗羲看来，这正是推翻清廷的大好时机。但他内心又很矛盾，因为这些叛清的人，个个都是为虎作伥亡明的重要人物，而其行动，却更像打家劫舍的盗贼。这与他所希冀的“大壮”盛世，差距何啻千里！他想去迎接这黑暗中的一丝疑似的亮光，但又犹豫、踌躇，欲迎而又拒，这种进退失据的心态，在他康熙十三年写的《四明山志序》、《缩斋文集序》和《避地赋》中有所流露。

《四明山志序》，并不是文中的内容，而是文后的署名中表达了他的思想。在这篇序文后，突然出现了他从未使用过的署名：“花朝茭湖鱼澄洞主黄宗羲书”《全集》第二册《四明山志》。“花朝茭湖鱼澄洞主”，是什么意思？古代称农历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茭湖，当指他逃难到余姚第四门，当地盛产茭白。问题是，“鱼澄洞主”这个称呼很怪，是不是过去黄宗羲避地化安山，山中有双瀑，他自称“双瀑院长”，而第四门临海，产鱼，故自称“鱼澄洞主”？“洞主”之称，当年四明山诸山抗清义军首领也称“洞主”，全祖望在《冯侍郎京第》说的“山寨诸洞主”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二《殉难寓公之二·冯侍郎京第》。就是指四明山寨各寨的义军首领。且此文的名称就是《四明山志序》，与四明山有关。但黄宗羲在第四门海边逃难，自顾不暇，又手无缚鸡之力，何能成为“洞主”？不过这一突兀而又奇怪的与他的行事完全不配的名称，是否意味着他初闻三藩起事后某种心理的微妙变化呢？

他心理的微妙变化，在《缩斋文集序》中就较明显地流露出来了。他为什么要写此《序》？黄宗会卒于康熙二年，是十一年以前的事了，为什么当时不为宗会的这本遗著作序，而要在兵荒马乱中才动笔？我们只要看一看这篇序文的内容，文为心声，就可以了解他内在心理活动，他在《序》的第一段说：“今岁甲寅（康熙十三年），四方兵起，偃息衡门、始发大牛箧，出其所著撰数十束”而成此集。他先说明写这篇序文的时代背景，重点则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其文盖天地之阳气也。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宋之亡也，谢皐羽、方韶卿、龚圣予之文，阳气也，其时遁于黄钟之管，微不能吹纊转鸡羽，未百年而高皇帝为其迅雷。《全集》第十册《缩斋文集序》。所引文，据原刻本，见该文后《校勘记》。黄宗羲分文气有阳气、阴气之别。如黄宗会的文为“天地之阳气”，“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他多次举例，宋灭亡后，有谢皐、方凤等遗民，作阳刚之气的文章，但为重阴所锢，“遁于黄钟之管”，其气微而不能吹绵丝和鸡毛，但未到百年，发而为高皇帝明太祖的迅雷。这句话的含意是宋亡元兴，宋的阳气被夷狄异族的阴气所禁锢，禁锢愈重，则发而愈烈，不到百年，明太祖起兵为其迅雷，终于推翻元朝。黄宗羲在最后说：“今泽望之文，亦阳气也，在重阴之下，其视葭灰不啻千钧之压也，苟未为霹雳列缺，夫宁锢而不出，岂若刘蜕之文塚，腐为墟壤，蒸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黄宗羲明言黄宗会文中的阳气，必然也会如宋亡时谢皐等人之文，为重阴所锢，将来也会奋击而成迅雷，决不会如唐代文人刘蜕所说的文章那样，成为字纸篓里的文稿而腐烂？他认为清代的统治如元代那样，犹如阴气，重重禁锢了阳气，必然爆发为迅雷，也会出现如明太祖那样的人物，出来推翻夷狄的残暴统治，这层意思，在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暗示下，曲折地、隐约地流露出来了。

但黄宗羲并未将吴三桂之流视作“高皇帝”，他在《避地赋》里，先述二十年前多次避地，而后定居于黄竹浦故里，最后说：讵料龙蛇起陆兮，百毒一时而汇；蚍蜉直欲撼大树兮，蜂虿亦结而成队；仆区之法亡兮，桑梓条而无类。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窜于海隅。……游东山之古寺兮，怅亡宋之哭声（自注：宋亡，邑之士人，衰衣聚哭此寺）。历千载而不散兮，悲天运之复丁。东观□□兮，曾中流而击楫；挽坠日于虞渊兮，恨此志之未捷。虽同舟之已尽兮，而老兵退卒或留于灰劫。相与指点残阳之下兮，无异寻梦中之蝶。《全集》第十册《避地赋》。赋中所说的“龙蛇”、“蜂虿”，“龙蛇”显指吴三桂之流，“蜂虿”当指“龙蛇”之下各头目所率的叛军，当时耿精忠部下曾养性率军下温州，攻四明山，扰浙东沿海，所至烧杀抢掠，使桑梓涤荡一空。如果依靠这些盗贼来推翻清廷，犹如蚍蜉撼大树，这是他对三藩之乱的评价。最后一段表达他心情的转折，从三藩之乱，想到宋朝之亡于夷狄，其哭声至今不散，而他又复遭遇宋亡那样的命运。其中□□，可能为“赐姓”，即郑成功，他曾像东晋祖逖那样中流击楫，誓复中原，然而此志未捷。他明言祖逖，也暗指自己过去不也曾远如祖逖、近如郑成功那样，在钱塘江上击楫中流，试图挽前明于虞渊吗？他惆怅，他悲哀，自己属劫后的老兵退卒，在残阳之下，追寻往事，岂非如庄子《齐物论》中的寓言“梦蝶”那样，感到一生虚幻！三藩之乱，他似乎看到复明的一丝希望，现实又使他害怕希望的破灭，他憧憬，留恋，但又踌躇、彷徨，这篇文章反映他当时曲折的心情。但也说明，他在康熙十三年的确在希冀恢复前明，在幻想“大壮”时代的来临。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向在台湾的原永历帝所封的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继承者郑经求援，郑经渡海攻福建，次年克漳、泉两州，自称“永历二十八年”，这给黄宗羲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似乎“高皇帝”那样的人物出来了，乱世终于出了英雄。当郑氏占据台湾时，有人认为不过如徐市、田横之类，黄宗羲深不以为然，他说“某以为不然。自缅甸蒙尘（永历帝在缅甸被俘）以后，中原之统绝矣。而郑氏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他评为：“郑氏不可谓徒然矣。”《全集》第二册《行朝录》卷十一《赐姓始末》。在他看来，郑经自然比吴三桂、耿精忠之类好。此时，西北叛清的王辅臣，尽取陕西、甘肃之地；吴三桂部进攻广东东北，士民纷起响应，黄宗羲认为清朝气数已尽，交入“大壮”是必然了，于是，在康熙十四年五月，他奋笔写了《诸敬槐先生八十寿序》一文，在这篇文中，他借胡致堂之口，重复申述了《明夷待访录》中类似的批判君主专制和以民为本的话：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术也。故世主无养民之心，则天下之贤人君子不为之用，而上之所用者，莫非残民害物之人矣。《全集》十一册《诸敬槐先生八十寿序》。在《明夷待访录》中，他讲这样的话，是指将来交入“大壮”后，如“箕子之见访”，以实行他书中申述的“为治大法”，而现在在这篇《诸敬槐先生八十寿序》中说这样的话，是用来说明在清廷君臣上下“残民害物”的暴虐统治而造成“今日致乱”，失去其统治的合理性。看来乱运将终，清廷不过如燕雀之集，他在这篇《序》文的最后一段说：昔昆山周寿谊生宋景定中，至洪武五年，年百有十岁，躬逢盛世乡饮酒之礼，视元一代之兴亡，不啻如燕雀之集耳。先生生万历二十四年，至今耳目聪明不衰，将所谓周寿谊者，非其人乎！余感先生之德，尚能如王彝作为歌诗以告来世也。周寿谊生于南宋理宗景定中（1262年），到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过了一百十年尚健在，中经“率禽兽而食人”《全集》十一册《留书·封建》。的夷狄统治乱世，尚能亲逢盛世的乡饮酒之礼，有元一代之兴亡，岂非如燕雀之集，热闹几天就散了。这段话仅是引子，他在后面笔锋一转，诸敬槐生在明万历中期，至今康熙十四年（1675年），耳目聪明，岂非也是一位周寿谊式的人物，当也能躬逢清亡（未明白点出，但意思很清楚）后盛世的到来，这不是“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信念的流露吗？可以说，他与其在说诸敬槐，不如在说他自己。当时他年仅六十六岁，比诸敬槐少十四岁，同样耳目聪明，而且筋骨尚健，到处游历，离二十年交入“大壮”仅差六年。从年龄和身体条件来说，他比诸敬槐更有资格做周寿谊式的人物。王彝，字常宗，元末明初人，有《王常宗集》。元亡，洪武初，曾与修元史。黄宗羲自信自己也能如王彝一样，虽都处在夷狄统治之下，却能够以诗歌宣告未来代清而兴的世纪的到来。他似乎很有信心，在这篇文章后面的署名，竟是“前兵部职方司郎中兼监察御史”，明目张胆地将自己在鲁王监国时期的官职亮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