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开馆的礼遇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明史开馆的礼遇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56章　明史开馆的礼遇

康熙十七年（1678），黄宗羲时年六十九，已至古稀之年。这一年三藩之乱已近尾声，只剩下吴三桂尚在湖南，他在长沙称帝后未几卒，孙吴世璠嗣位。康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乱患未彻底消除时，即实行右文政策，诏征博学鸿儒。他在诏书中说：“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十七年。于是大学士李蔚等推荐七十一人命赴京师。

康熙十八年三月，康熙亲自在体仁阁殿试，参加殿试的增至一百四十三人。取中式一等彭逊遹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等三十人，史称五十鸿博，分别授以编修、检讨各官，开明史馆修明史。修明史的最大困难在于资料缺乏。明代《实录》，独缺天启、崇祯两朝，而且，诚如鸿博之一汤斌所说：“《实录》所记恐有不详。”汤斌《敬陈史法疏》。转引自李晋华《明史纂修考》二《朝野学者之建议》。另一鸿博朱彝尊也说：“矧用《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讵可止据《实录》一书，遂成信史邪？”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二书》转引自李晋华《明史纂修考》二《朝野学者之建议》。当时才定的史馆修史总裁是叶方蔼、张玉书，叶方蔼就上疏指出，过去礼部已行文：“各直省督抚，不论官员士民，有收藏故明书籍者，不拘忌讳，俱送该地方官，量加奖赏。”叶方蔼《请购书籍疏》转引自李晋华《明史纂修考》二《朝野学者之建议》。他还怕藏书者惜书如玉，以一般书籍滥竽充数，要求责成地方官“不独专载故明事迹有禆史事，即如各郡县志书，及明代大臣、名臣、名儒《文集》、《传》、《志》皆修史所必需，务令加意搜罗，以期必得。”而且保证，修史完成后，可以将原书归还收藏者。

当时黄宗羲声名在外，符合“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鸿博条件，且他的《明文案》、《明儒学案》之著，已为人所闻，或一部分已流传于外，藏书丰富。树大招风，他正是明史馆监修、总裁们物色的重点人物。于是，叶方蔼成了黄宗羲一生中与清廷交往的第一位高官。

叶方蔼字子吉，号讱庵，江苏昆山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编修。康熙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历官国子监司业、左庶子、侍讲学士。至康熙十六年，充《孝经衍义》总裁，十七年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经筵讲官，值南书房，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征博学鸿儒时，是阅卷总裁，属康熙帝的亲信大臣。(www.guayunfan.com)

叶方蔼是通过黄宗羲甬上弟子董允瑫与他联系的。董允瑫康熙八年中举后，常至京师参加会试。康熙十五年，清军在甘肃平凉大败响应吴三桂的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军。时董允瑫刚好在京贡试礼部，他写了一首《平平凉颂》长诗，并面呈叶方蔼，叶颇赏识，此诗获得诏付史馆的荣誉待遇见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九十五《董孝廉允瑫》。叶方蔼询问他的师承，才知他是黄宗羲的弟子，黄宗羲早年袖锥讼冤和现今讲学等事叶方蔼早已有所闻。叶方蔼于是在康熙十六年作《四明董在中过访，询知为黄太冲及门，于其南行，赋此奉送，并寄先生》五言长诗，托董允瑫回里带给黄宗羲。在这首长诗的后面，他说：先生富门徒，半作王国宾。斯道已有传，何用嗟沉沦！兴朝亟求贤，侧席心殷殷。安知柴荆外，旦夕无玄纁？北面修盛典，宪乞礼数勤。予亦得挟册，函丈时相亲。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二附：叶方蔼《四明董在中过访，询知为黄太冲及门，于其南行，赋此奉送并寄先生》。此诗《叶文敏公集》卷十二《诗》的诗题作“予久慕浙东黄太冲先生，恨未之见，四明董孝廉过访，询知为太冲门人，于其南行，作此送之，并寄黄先生”。“函丈时相亲”，叶方蔼放下大臣的架子，愿为黄宗羲讲席下的学生，极为谦逊。但说以“玄纁”代替“柴荆”，怂恿他为“兴朝”而出，这就牵涉到黄宗羲“遗民”的底线了。

叶方蔼不仅寄诗与黄宗羲，由于他是经筵讲官，康熙十七年，诏征鸿博，他在为康熙讲经时，面奏征召黄宗羲，获康熙许可，并移文吏部。这时，黄宗羲甬上另一弟子陈锡嘏于康熙十五年中进士后，时任翰林院庶吉士，助叶方蔼修《皇舆表》和《鉴古辑览》黄宗羲《翰林院编修怡庭陈君墓志铭》说：“奉命纂修《皇舆表》、《鉴古辑览》二书，而《皇舆表》总裁以之专任，成书进呈。”《皇舆表》总裁即叶方蔼。他首先获得这一消息，大吃一惊，因为他深知其师对出处的坚持，于是极力劝阻才罢。黄宗羲为此寄信陈锡嘏，表示感谢，信中说：“某于讱庵，未尝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去岁正月，读所赠董在中诗，其间称许过当，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于讱庵哉！夫讱庵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弸艺襮之士而与之，则可以为天下贺矣。无如某仅一愆之细民也，孤负讱庵，此某之所以叹也。”《全集》第十册《与陈介眉庶常书》。

于是，黄宗羲在是年按叶方蔼诗，步韵寄诗叶方蔼，诗的最后表示：（自己）密尔文自娱，无以答戏宾。牧豕海上老，所嗟非隐沦。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圣学将坠地，何以辨朱纁？其责在公等，学优而仕勤。危举天下溺，岂徒门人亲。勿令吾乡校，窃议东海滨。《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二《次叶讱庵太史韵》。按《南历诗历》系其时于康熙十六年当误。因康熙征博学鸿儒在十七年，且黄宗羲《与陈介眉庶常书》明言他与叶方蔼未尝有“尺素之通”，而此文下注“戊午”即康熙十七年。故《次叶讱庵太史韵》当作于《与陈介眉庶常书》之后。“牧豕”，指东汉承宫，年八岁为人牧猪。乡中有塾师，在家为诸生教《春秋》，承宫常过其家，在窗下听经不倦。几年后《春秋》既熟，归家以《春秋》教授诸生。黄宗羲以此典故，表明他不受鸿博之征并非自处隐沦。东汉严光，少时与光武帝同学，光武即位后，变名改姓，隐居不出。后为光武侦知，备车和“玄纁”，遣使聘请才至。黄宗羲此诗表面上看来，仅不愿应叶方蔼之招，受清廷之聘，但诗句是否隐寓苏武牧羊北海，他牧豕东海之意？“玄纁”之“玄”为黑色，而康熙名玄烨；黄宗羲在诗中称“朱纁”，朱为红色，故国的皇帝姓朱。他在诗中是否表示在“斯民方憔悴”和“圣学将坠地”情况下，他仅可如苏武牧羊那样，在东海牧豕听经，甘为朱姓遗民，不受异族皇帝之招？

“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万民仍处在贫病困顿乱世之中，如何才能返回夏殷三代盛世？这应是你们这些大臣的责任。这又是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复三代之盛思想的流露，于是他赠以《待访录》和《明儒学案》的抄本。康熙十七年，汤斌至京师，说“于叶讱老案头的读《待访录》。又说独黄宗羲著述宏富，一代理学之传，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称之为“儒林巨著”，后者当指《明儒学案》。见《全集》第十一册《交友尺牍》十八《汤斌》。《明夷待访录》去掉“明夷”二字，并不是简单的略称，他不可能以如此激烈批判封建专制和隐含华夷之辨的著作公诸于这位康熙宠臣，必然作较大的删节。

除叶方蔼外，康熙十八年秋至京任《明史》监修的徐元文，他正是万斯同和万言到明史馆修史的推荐者，认为黄宗羲既拒鸿博之征，或可礼聘修史，于是康熙十九年，“徐立斋（徐元文）先生以特举遗献事，荐府君与兴化李映碧先生两人。奉旨：‘著该督抚敦请。’府君寓书制府李公之芳，中丞李公本晟，使代以老病疏辞。已又奉特旨：‘凡黄某所有论著及所见闻有资《明史》者，著该地方官抄录来京，宣付史馆。’”《全集》第十一册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按：据黄宗羲孙婿万承勋说，这次特荐的“遗献”共有六位，除黄宗羲、李清外，尚有曹溶、汪懋麟、姜宸英、黄虞稷四人。

当时这些中央大员，风闻黄宗羲在海昌讲学，于是另一位总裁张玉书致书许三礼，“梨洲黄先生著书满家，温纶延召，惠然肯来，是所引领。万一锋车少缓，必求罄发所藏，录送史馆，不独同人之幸，实大典之光也”《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十二《张玉书》。叶方蔼也致书许三礼，说黄宗羲“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书必富，《万历编年》乃其先公笔，而《史概》、《国榷》等书，又皆浙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开此间未有者，录一单奉寄，求老年台令善书胥吏，就梨洲先生家尽数抄写为幸”《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十三《叶方蔼》。

不仅明史馆中的监修和总裁，而且其他部门的大臣也关心这件事。康熙十五年海昌讲学时，人未来而寄来《子曰学而时习章》讲义的许三礼老师魏象枢，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也寄信许三礼：“黄先生学贯天人，诸公物色之者颇众。闻其年高，未敢轻动泉石。”《全集》第十册《与陈介眉庶常书》附记。他也如张玉书、叶方蔼那样，找错了对象，黄宗羲虽常“久留”许三礼的“贵治”，但实际上多数住于余姚黄竹浦故里，他的父母官不是许三礼而是绍兴守。这三位其实违反了康熙的“著该地方官抄录来示”的特旨。不过康熙这一特旨，的确忙坏了浙江巡抚李本晟、浙江藩司李士祯和浙江总督施维翰这些确是黄宗羲父母官的顶头上司，他们各自写信给黄宗羲。李本晟接到叶方蔼书目后，有信给黄宗羲说，他发现“书目所注，多半未见，俟政冗稍暇，或给价购置，或发吏抄誊，再当随宜汇萃，择其佳者献于当宁”。他竟然希望黄宗羲写一部南明史，说：“故明崇祯失御，南方另有支传，未审宜列何例？此又大费推敲，谅先生山居揣摹，必有成局。傥出千秋卓见，以破举世疑城，即勒成一家之书，以补正史所未备，亦安有不可乎？”《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十四《李本晟》。至于李士祯则说：“傥钟情丘壑，不欲溷迹长安，即将素所著撰见闻，录送贵郡太守，缄封以便转呈。”《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十五《李士祯》。李士祯说到做到，即招黄百家至其藩署。“校勘如干册，使胥吏数十人缮写进呈。”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康熙十九年条。当时所抄黄宗羲有关著作和藏书，有《明儒学案》、《明文案》、《汰存录》及其他杂著。黄宗羲孙婿万承勋说，黄宗羲辞至明史馆修史，于是，“命地方有司官就本家录所著《明儒学案》、《明文案》、《汰存录》杂著等书”，见万承勋《冰雪集·哭黄梨洲先生五首》。

康熙帝多次下旨，明史馆监修、总裁，浙江地方三大员，都动了起来，这对一位草野布衣来说，可以说是殊荣有加。与当时拒鸿博之征的顾炎武、吕留良、李颙、费密、魏禧、李文胤等人完全不同，黄宗羲之所以享受如此礼遇，看来应归功于他数十年来长期抄书、购书、担书、藏书、辑书、著书的结果。清廷这些高官们看中的是他续钞堂书城中丰富的藏书和他有关明史著作。

清廷如此高等礼遇，黄宗羲自然感触颇深，他说：“某于诸公，皆未尝一面，而见知如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也。附记于此，以志感激。”《全集》第十册《与陈介眉庶常书》附记。

于是，黄宗羲开始与史馆合作，除遣子百家至省抄书校勘外，康熙十九年，有《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次年，有《移史馆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和《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等书。三书都属“移之史馆，以为《列传》张本也”《全集》第十册《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章格庵名章正宸，熊雨殷名熊汝霖，都是鲁王监国的抗清官员，失败后前者不知所终，后者在福建被南明悍将所害。

黄宗羲在《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中，仍不忘明亡的反思。熊汝霖在唐、鲁争正统时，力主鲁王不能臣服于唐王，议者认为他“分唐分鲁，自开瑕隙”，其识“瘖”。黄宗羲认为时唐王受制于郑芝龙，“公而奉诏，亦岂能转其斗粟，发其一甲乎？徒使江上离心，行间之精神，徒为福京之媚悦耳！”那末，为何不力劝鲁王称帝而不称监国，以系江上人心？议者认为其识“迂”。黄宗羲说：“事之无成，天也。天若假其始愿，焉知即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当阳九之会，帝昰、帝昺何益于运数，监国不称位号，涉川龛暴，力绝而亡，留此无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其视受终如敝蹝也，公之所虑，不亦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