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昌讲学（2）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海昌讲学（2）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46章　海昌讲学（2）

那么，黄宗羲在海昌讲学，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可以从有关资料中找到答案：如查嗣瑮，“少受业于姚江黄宗羲，讲明六经指归及性命之学”《海宁州志稿·查嗣瑮传》。本段内关于黄宗羲海昌讲学内容所引出处，见金林祥《教育家黄宗羲新论》第三章三《海宁学生考》。；陈奕昌，“及梨洲传学吾邑，闻阳明、蕺山宗旨，恍然如饥者之得食，行者之得息，即古文之学，亦从南雷所定”管元耀《海昌观》卷四十七陈元龙《明经补思陈公传》。“从黄宗羲讲学，于图书先天后天之旨多所发明”《海宁州志稿·文苑传》。；陈说，“刘公（刘宗周）没，黄宗羲梨洲传师说以教浙东西，而公复从梨洲游”《方望溪文集》卷十三《礼部尚书陈公神道碑》。；陈谦，“姚江黄先生讲学，谦从之游，研求理窟，发为文章”《海宁州志稿·陈谦传》。；陈熹，因黄宗羲“得蕺山之传”《海宁州志稿·艺文志》。；陈，“游姚江黄宗羲之门，精研理学，并传勾股法”《海宁州志稿·陈传》。；杨中讷，“幼受学于秀水竹垞朱公，长从姚江梨洲黄公游，两公皆深湛经术，先生遂传其学焉”查慎行《敬业堂文集》下《教授承德郎原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撰晚研杨先生墓志铭》。；查慎行，“先生少受业于姚江黄氏，与讲会，然所长最在诗”全祖望《鲒埼亭集编》卷七《翰林院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可知海昌讲院以经学为主，有古文和历算之学，但性理，则是蕺山之学。

以经学为例，黄宗羲第一次在海昌北山讲学，共五讲，第一讲为《易》的《泰卦》，次为《诗》的《七月流火》，再次为《书》的《洪范》，继为《春秋》的《春王正月》，最后为《礼记》的《儒行》。他是以通经致用，以经学所以经世的精神来讲的。这里举前三讲为例。

如首讲《易》的《泰卦》，他说：泰训通，否训塞，只“通塞”二字，足尽古今治乱之故。……是故有天下者，小民祈寒暑雨日闻于上，臣下嘉言罔攸伏，天下气脉自相流通，便是至治之世。若当衰乱之时，忌讳愈深，人情隔碍，……君日骄亢，臣日卑谄，以至于此卑谄与不卑谄，君子小人于此分途，君子自然直言敢谏，小人自然阿谀曲从，故治天下以亲君子远小人为急务。《泰卦》所言，皆是此意。转引自古清美《黄梨洲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古清美所引为丛书善本的《政学合一集》。而康熙刻本的《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上卷《海昌讲学会语》卷一黄宗羲的《泰卦讲义》与此不同，“衰乱之时”，改为“挽近之时”；“君日骄亢，臣日卑谄”，改为“上官骄亢，僚属卑谄”。其所以改动，当为后来出版时有所忌讳之故。“君日骄亢、臣日卑谄”，与《明夷待访录·原臣》所说的“后世骄君自恣”，臣则“跻之仆妾之间”，可以说异曲同工。

第二讲《诗经·豳风》的《七月》。《七月》每篇按季节顺序叙述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和衣、食、住的平常生活。此诗《小序》作者用来说明西周时周公实现王业的艰辛。黄宗羲则一如既往，用古今对比手法，据此以说明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君民关系的不同。他说：是诗也，以家计通国服，以民力为君奉。自后世言之，不过日用之粗事，非人纪之大伦也。而周公直以为王业。……《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君其民而不能协其居者。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海昌讲学会语》黄宗羲《七月流火讲义》。黄宗羲指出：《七月》一诗，表达了周公之时，“君民之间，上下相亲，不啻如家人父子，其君则授民以时，俾之务农桑、治屋室，老幼有养，婚姻以时，饮食裘褐以备”，因此，“其民则厚于公上”。他这一说法，与《明夷待访录·原法》所说三代帝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的“天下之法”，亦即《孟子师说·离娄章》所说的“帝王养万民之法”《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卷四《离娄章》。是一致的。(www.guayunfan.com)

黄宗羲认为这种三代之法，使君民之间，“上下相亲”，体现了“蔼然真意，在法制礼乐之外”。他在《孟子师说·霸者之民章》，区分了霸道与王道的区别，认为霸者“只在事功上补凑”，虽然“民为法制所缚”，但“无争斗作乱之事”，因此也可以使民“欢虞”（欢乐）。然而王道不同，“王者在心术上感动”，就可以达到如孟子所说的“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皞，则孝弟忠信，相感而化”《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卷七《霸者之民章》。“皞皞”，朱熹在《孟子章句集注》中解释为“广大而自得之貌”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上。意谓心情宽广舒畅，自得其乐。这是一种不受“法制礼乐”束缚的精神境地，而这就是三代王道之法所形成的。

黄宗羲在其《七月流火讲义》中，将这种重民生的三代之治与“后之人主”对比，他说：后之人主，浸失此意，以势力威令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治天下是治天下，民生是民生，两者竟自分途，焉得复有善治乎？也就是说，三代以后的“人主”，不顾民生，不顾人民死活，而一味以威势和刑罚来治天下。不过，这句话在海昌父母官和士绅前当面说，似乎太激烈了，于是在讲解将结尾时，改了稍缓和的口气说：“后世人君，未尝不欲富民，但其欲富民之心，以为此国家经费所出，不得不加之意，而于小民室家仰事俯育之计，漠然置之度外，此念一差，遂至不可收拾。”然而，他仍以如下一段话作结束：三代授田，民养于上者也。后世买田以养上，而又横征暴敛，使民不得自养，呜乎！亦何忍哉！三复《七月》之诗，可为流涕。这段话，较之于七年前《孟子师说》卷六《二十取一章》，又进了一步。七年前说土地所有制改变后，后王向民收赋，“已属不伦”，为何“不伦”？没有说明。这里指出：“后世买田以养上，而又横征暴敛，使民不得自养。”土田为民私有后，后王本不该再向民收赋税来养上，现在不但收赋，且横征暴敛，使民有田后反而不能养活自己，这是何等的“不伦”，也就是说，后王向民收赋，已失去了合理性。

第三讲他讲《尚书·洪范》的“次九曰嚮用五福”，他说：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其心邪，其事恶，纵是目前富贵，正人观之，无异在囹圄粪秽中也；其心正，其事善，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观之，即是福德。……盖祸福者数也，数归于气；善恶者心也，心原于理。理气合一，一本而万殊。福善同源，祸恶相守，若祸福错出无关于善恶，则止有万殊而无一本。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海昌讲学会语》卷一黄宗羲《洪范五皇极讲义》。所谓“五福”，指寿、福、康宁、攸好德、考终命。黄宗羲在这里实是以蕺山之学解释《洪范》的“嚮用五福”。刘宗周《人谱续篇》二《证人要旨》说：“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刘宗周全集》第二册《人谱续篇》二《证人要旨》。这是心正是福，心邪是祸之所本。后面的祸福是数，数归于气，则来源于刘宗周《学言》中的“有气斯有数”之说。刘宗周认为“见得盈天地间，只此阴阳之理，即是吾心之撰。”《刘宗周全集》第一册《论语学案·雍也第六》。又说：“心以气言，而性其条理也。”《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上《复沈石臣进士》。黄宗羲据师说提出“一本而万殊”《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卷三。和“理气是一”《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罗钦顺》。说。因此，祸福属万殊的气，福善属一心之理，“理气合一”，福善同源，则一本而万殊，如果祸福交替错出，与善恶无关，则理气相分，就无所谓“一本”了。黄宗羲通过这样的分析，将《尚书》的“五福”，提高到蕺山哲学高度来考察。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黄宗羲向海昌弟子讲心正，处在患难之中是福；心不正，处在富贵之中是祸，是不是在暗示他们在当今的“衰乱之时”，应以蕺山的证人立身之道处世呢？这是值得研究的。

黄宗羲不仅自己，而且通过他的弟子，在海昌宣扬蕺山之学。如在康熙十六年的一次讲会中，许三礼首讲“性命中和、天人合一之旨”，继则黄宗羲讲“中和一理，要在慎独”。是年九月初六第五讲，则由黄宗羲甬上弟子仇兆鳌司讲《中庸》的《天命之性章》。仇兆鳌在讲到“未发之中”和“未发之和”时，列举朱熹、王阳明以及刘宗周有关学说，然后说：但刘先生之说，于本文“未发”二字，都看得有着落。本文但云喜怒哀乐之“未发”，不曾云心之“未发”。本文发时，原主于发于外者言，其未发者，明是有喜怒哀乐之意，而未见于云为耳。……其工夫全有未发上，故谓其旨在慎独，此则慎独工夫正用在未发之际。……此与朱子之说，大不相同。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中卷《海昌同人集讲》仇兆鳌《天命章问疑》。由此可见，师生二人都在会上讲蕺山的慎独宗旨。仇兆鳌所说“慎独工夫正用在未发上”，讲的正是意是心之所存非所发。

黄宗羲既然不满“一儒也，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那么如何改正？他在《留别海昌同学序》中又说：钻研服、郑，函雅故，通古今，将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敛于身心之际，不塞其自然流行之体，则发之为文章，皆载道也；乖之为传注，皆经术也。将见裂之为四者，不自诸子复之而为一乎？《全集》第十册《留别海昌同学序》。“函雅故，通古今”，出于《汉书·叙传下》，他在此句前面加上“钻研服、郑”四字。服即服虔，郑即郑玄，两人都是东汉末年经学家。黄宗羲的意思是说，诸子如果能如服虔、郑玄那样钻研经书，就可以使自己对经籍作雅正的训释，并通古今之变“通古今”，《汉书》原意为通古文与今文经学。然在黄宗羲时代，已无此必要。他在这里当指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这样就能对儒家作出贡献。有了经学作根本，收敛身心，身即气，而气之灵气即是心，收敛身心，不使散漫，则气之理与心之理（性）合一，使心体有条理地、自然地流行于天地之际，由是而发为文章，都是载道之言，转而为传注，都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经学。黄宗羲认为这样可以将裂而为四的儒学，复归于一。

黄宗羲在海昌的弟子，应该多于甬上。许三礼的海昌讲院，参加者“不拘本境、邻邑”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许夫子北山讲学》。据潘耒说，“在讲堂者二百余人”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中卷潘耒《海昌会讲记》。但这二百余人不一定都是诸生，好些是敲钟、打鼓、唱歌、送茶等的职员、童子。姜希辙说“集士大夫诸生而讲之”，这些士大夫，据《北山问答》，讲学提问中有朱岷左、姜西溟、应嗣寅、潘耒、陆冰修、查二南等多人，他们也是饱学之士，与主讲者的问答，属学术交流。剩下来的诸生，才能说是弟子，起码也有一百余人。弟子中也有两类，一为从“邻邑”来的，一为“本境”的。如有一次许三礼讲“圣学问答”，单参加记录的有仇兆鳌、陈锡嘏、范光阳、黄百学（即黄百家），此外，《丁巳问答》（康熙十六年）中尚有万言，至康熙十七年，陈锡嘏子陈汝咸也乡试中举，前来听讲，他们是黄宗羲甬上弟子，属邻邑来的。此外，还有陈锐、俞寅、谈九乾、陈齐永、许汝霖、许用光、戚依、陈曾禧等，他们当也有邻邑的，也有本境的，都自称“受业”，就无法考证了。